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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钛:中共早期的“职业革命家”是如何炼成的(下)
作者:尹钛      时间:2021-11-18   来源:《知识分子论丛》
 

  四、“革名”时代:职业革命家的化名与自我

  革命者投身革命,首先就“革”掉了自己的姓名,现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即为一显例。但直至共产革命兴起,这种“革名”现象才蔚为潮流,成为革命时代特殊的文化景观之一。曾担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在自述中说,自己上学时取名李彦贤,参加革命后改名何方,“村子里有人一知道就说我把姓给卖了。因为在旧社会,人们把姓看得很重,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所以姓也值钱了。例如一个穷家子弟入赘富家,就得随女家姓,这就算卖了姓,因此被人看不起。这种事只有家境实在贫寒和娶不起媳妇的人才干。但在有了点新思想的知识青年中,当时却兴起参加革命就要改名换姓的潮流。”

何方 《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

  毛泽东子女有李姓和毛姓,而胡耀邦四个子女三个姓,其他众多著名革命家其子女与父母不同姓的事例颇多。我们寻思一下此种现象,就会意识到职业革命者的姓名一事的确与革命潮流、革命文化和革命者的心理状况有某些内在的联系。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职业革命家都有多个不断变换的化名,而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似乎没有产生深入分析的兴趣。

  诚如学者所指出,“名字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心理的,一是文化的。命名者的心理因素如好尚、愿望、期许等,总是特定社会价值取向的反映,说到底,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但职业革命家改名换姓这一现象又并不仅仅是被动“反映”其个体的心理,或时代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它还与其心理世界的构建存在双向关系,故本文尝试将这一现象置入文化背景的转换和心理世界的构建中来理解。

  传统中国人的称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给定,一是自定。前者如姓和名,通常指宗族谱名,甚至没出生就由宗族、父母确定了,或者学名,为学堂登记之正式籍册名字;表字,徇礼法当在二十岁行冠礼时由父母或长辈给定,自此进入成年社会后,仅长辈可称名,同辈则只能称表字,而“指名道姓”、“直呼其名”为大忌。自定部分的情形则丰富得多,如其中的“号”之类别就堪称大观。古人并非无别名或化名,但这种情形比较特殊,通常是俚俗小说作者或艺人才有,即今日之笔名或艺名。

  如前引何方所说,革命者改名换姓为一代潮流,他的解释是,一为隐姓埋名,以防国民党给家里找麻烦,二为“赶时髦”——“列宁、斯大林都改了姓,中国的进步文人大多用的是笔名”。但笔者以为,革命者改名换姓一事之意义要复杂得多。我们应该将“姓名”这一微观文化系统的变化视为时代精神转向的信号灯,就如“卫东”、“东风”之名往往意味着“红旗下的蛋”一样,世纪之交以来,以梓、桐、语、羽、雨、予、馨、忻、心、歆、沁…等取代英、红、灿、芹,以子、轩、然、泽取代伟、刚、强、杰,成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向传统的伪回归姿态的最直观象征,或者说这是“去革命化”进程给革命文化敲上了迟来的棺材钉。而回顾当初,革命者一代改名换姓的潮流背后,实际上也隐含着与传统社会文化构成重大差别的革命文化与心理的兴起,反映着他们的一种文化态度和与传统决裂的心态,包括对以家庭为代表的个人既往环境的背弃,同时,它也是职业革命者这一行当必备的“行头”。具体来说,这股潮流中原本是给定的姓名通常变成了自定姓名,而自定的称谓系统与传统称谓系统有以下重要差别:

  首先,传统的称谓系统是“展示性的”、“表达性的”,而革命者自定的称谓系统中这一因素很少或不重要,其主要特征是“掩饰性”、“遮蔽性”。所谓展示性,是指传统的谱名具有展示家族的传承历史(排行名)、寓意美好品质、承载父母长辈期许等等显在功能,而传统的自定称谓尤其是字号,则具有展示称谓者内心状态、志趣志向的功能,是主动而着意地呈现其自身的精神世界,如“五柳先生”呈现陶渊明的田园闲适心态,“少陵野老”表达着杜甫处野而自怜的哀矜心理。但共产党人则几乎绝无此种刻意宣示、表达自我的文人习气。他们当然通常没有斋、堂、室、楼、阁等雅号,而他们不断更换的化名,则几乎都是掩饰性的——掩饰与其过去环境的联系,切断与家族、家庭的象征以及心理纽带。这往往也意味着掩饰他们真正的内心世界。通常革命者的化名并不具有明显的“述志”或彰显某种价值的功能,即使述志,通常表述着“革命价值观”,不当有个人私念。换言之,在这套自定的命名系统中,姓名的最主要功能是伪饰,如蜥蜴的保护色,装饰和配套其伪托的职业和身份。

  当然,与传统的隔断和隔绝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最初的一批革命者开始可能的确保留着传统文人在自我命名方面的一些旨趣,如毛泽东自署二十八划生,与自号“纵宇一郎”的罗章龙诗词唱和。周恩来等组织的觉悟社中,每个社员都隐去真实姓名,以抓阄确定一个数字为代号,以数字代号谐音为自己命名,从而有周恩来别名“伍豪”(五号)、邓颖超别名“逸豪”(一号)这一典故。这种做法很难说和传统文人的结社雅集有本质区别。

毛泽东以化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

  1921年旅欧勤工俭学的一批青年决定组织少年共产党,而这些人也一致同意党内每个人都须采用一个化名,大家以化名相称,据郑超麟回忆,一些人的化名如下:

  乐生(赵世炎)、红鸿(张伯简)、罗迈(李维汉)、林木(陈延年)、伍豪(周恩来)、雷音(王若飞)、石人(尹宽)、罗热(陈乔年)、爱弥(萧子暲)、R(张崧年)、裸体(汪泽楷)、锄斧(李慰农)、抓掀(任卓宣)、戈般(王凌汉)、觉奴(萧朴生)、丝连(郑超麟)、尹常(熊锐)、其光(熊雄)等等。这些化名,后来都不用了,惟有“罗迈”、“伍豪”两名一直用下来。据说“罗迈”取义于浪漫主义,不知确否?

  此外,还有化名“裸体”、“无名”(吴明)者。这些化名中大多都呈现出一种不言自明的文人趣味,或者个性张扬,或者明显是笔名(无姓),或者与自己的某段情感经历有着浪漫的联系,如郑超麟的丝连就是为着纪念某位外国女友。但很快,随着革命组织的不断训练,这种文人趣味被荡涤一尽,革命者的化名不再具有张扬个性、展示内心的一面,而变得平淡寡味起来。霍布斯鲍姆曾谓:“共产党吸引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完成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党内的生活则可说是极尽反对修辞文采之能事。这或许协助创造了那种乏味至极、简直令人厌烦的文化,而当它由党的出版品刊登出来时,就成为晦涩不堪、令人难以卒读的’报告’……”很自然的,党文化反对修辞和文采的本能,也体现在新的命名规则之中。

  所以,职业革命者自命名的第二个特色恰恰是尽量祛除个性色彩,消除各种明示、暗示与传统价值和高雅韵味具有关联的涵义,同时普遍地简化笔划,取用俗字。有很多革命者为了接近群众而取易写易记之化名,如邓中夏,李立三。传统中国绅士或知识人的名字通常具有文本的经典性和可阐释性,有典籍依据,而新的名字通常去除了此种“陈腐”气息:从邓(先圣)希贤到邓小平,从张泰来到张太雷,从项德隆到项英,从刘渭璜到刘少奇,从傅懋恭到彭真,……这种转变都有迹可循。

  第三,与旧有的名字相比,新的命名通常表现出对家族印记的磨灭。传统社会之所以有“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之类的规范,乃因为社会对个体赋予的“光宗耀祖”、“金榜题名”、“名垂不朽”之类价值都需要通过稳定的姓名系统来承担(所以“冒名”、“冒籍”是禁忌),但职业革命家与传统文化决裂的“断裂点”之一,就体现在他们完全无视此种规范,不仅新的姓名不再具有家族纪念性,甚至都不再具有家族和血缘识别功能。如曾任北大校长的陆平(原名刘志贤,又名卢荻),与曾任哈军工院长的刘居英(又名刘志诚),其实乃亲兄弟,但参加革命后均改名了,从名字再也看不出亲缘联系。黄火青之大哥、五弟、八妹参加革命后全都改了名。又如,曾在文革后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的吴德,本名李春华,一家四兄弟都先后入党参加了革命,三个弟弟本来分别名春富、春信、春旺,吴德这个名字是1937年他去延安之前,黄敬嘲弄他给他起的,他亦玩笑用之,而他小弟春旺后改名换姓为赵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名英雄”意识的出现,更是对传统社会价值的一大颠覆,那意味着姓名系统最基本的价值不再存在,而大多数职业革命者都被训练为甘于做“无名英雄”,甚至在牺牲的时候仍然冠着虚假的姓名,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在历史上留名,更不会在家族系谱和地方志书中留下真假姓名。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在乎既有的社会评价系统对自己的评价。

  第四,传统的姓名系统自带性别识别系统,取名规则的性别差异明显,以女旁、草头字和据植物名命名居多,但革命队伍中女性取化名则常见其去性别色彩,或者呈现中性化色彩,甚至反而刻意起男性名字,如孙维世的母亲任维坤就在延安改名为任锐。当然也有个别男性取名女性化,如何方第一个化名为“何芳”(取天涯何处无芳草之诗意,展现离家出走之心态),萧树烈(萧朝富)取化名为萧楚女,这种命名倒不一定是性倒错的表征,但至少意味着性别差异化称谓系统在此处失效。

  最后,如果说前述分析是尝试揭示革命者之化名所负载的文化心理特征的话,那么,真正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化名对革命者究竟会造成何种心理后果?所谓的认同,在本质上是指确认“我是谁”(who am I),在最表层的意义上这个问题至少要通过姓名来解答。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稳定的姓名称谓意味着稳定的社交网络,而革命者不断改名换姓意味着其社交关系必然不断切换和中断,伴随着居住场所、伪装身份等等的随时转换,他们不可能有与周围正常社会、日常生活和生存环境建立稳固关系的条件,内心的紧张、焦虑和不安全感与他们的化名是伴生而来的。一个缺少稳定的日常社交关系的人通常要通过其他拟制的社交关系来获得心理补偿,而与党组织的交流,如写自传、接受审查、思想谈话等等,可能就正是此种心理补偿机制之一,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党组织对其成员的特殊吸引力和凝聚力。

  《谍影重重》(The Bourne Identity)中的伯恩终生都在追寻自己真正或者最初的姓名,否则其认同(identity)即面临着危机,而早期的职业革命家一生都在不断制造化名,掩盖其最初的姓名,这难道不会产生认同方面的困扰吗?为何职业革命者大多对其亲人“不近人情”?也许可以从这里得到部分解释:为了建立稳固的对新的自我的认同,他们必须尽可能斩断与“过去”的联系,而化名是最好的“脱壳计”和“漂白剂”,帮他们蜕去了过去的联系,漂洗掉了余情杂念,在化名的掩饰和遮挡之下,他们表现为不愿与过去的家庭和亲人建立密切的心理上、情感上的联系,或者说,他们必须尽可能压抑与“过去”建立情感联系的冲动,要通过激烈地与过去决裂,甚至是表示过分的冷淡与冷漠,才能防止现在的自我认同崩溃,压抑(repression)与否定(denial)都是佛洛依德意义上的心理防御机制,化名帮助革命者完成了这一艰难的转变。

电影《谍影重重》(The Bourne Identity)

  职业革命家改名换姓不仅是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同时也是其职业的基本要求,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很多革命者因为被通缉而改名,如薄书存因被阎锡山通缉改名薄一波,彭得华因被赵恒惕通缉而化名彭德怀再入读湖南讲武堂,何坤在大革命失败时为求隐蔽听从毛泽东建议改名为何长工,因为他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

  然而,革命者改名换姓如果不脱离原来的社会关系和环境,就仍是危险的。举例来说,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家中被捕,在捕房登记时,陈独秀用假名“王坦甫”,以为掩护。但是,接着去陈家拜访的国民党名人诸辅成(北洋政府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邵力子被蹲守在那里的暗探逮捕,带到捕房,诸一见到陈独秀就拉着他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这一声“仲甫”喊得陈独秀尴尬癌当场发作,身份当然暴露。诸、邵二人弄清身份后被释放了,陈独秀经马林运动资财也保释出狱,但这桩意外也暴露出革命家在从“业余”转向“职业”阶段时,“隐身”技艺尚不娴熟,或者说社交网络切换还不完全时带来的危险。就如包惠僧所说,“真正的秘密工作还是在以后的白色恐怖中受到敌人的残酷迫害,经受了血的教训才学会的。”这种处境对革命者的心理状况和自我认同必然造成巨大压力,他们不得不时刻将自己的“虚假”身份牢记在心,编经历、对口供成了生存必备经验,甚至成为自然反应。而在一次次的认同“磨洗”和身份“格式化”过程中,那个原来的“自我”就在革命道路上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组织”注入的唯一认同,和“铁的纪律”构成的“超我”。也许,只有在革命终成往事之后,他们才会记起自己最初的名姓。就如张国焘,他后来客死异乡,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墓园中,电脑系统中登记的墓主姓名为Kai-Yin Cheung,即张恺荫,那是他最初的字号。

  对于革命者来说,当他们加入革命组织,有了第一个化名之后,就进入了另一个社会和世界,生命仿佛重新开始。他们进入的将是陌生而异样的“第一个早晨”:

  推开门

  带上最合法的表情

  不要看见别人

  也藏好自己的心

  煤烟沉沉

  再叫我的名字

  我不承认

  五、“信任”转移: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组织的胸膛

  革命者改名换姓,不再承认自己原来的姓名,不仅是为了自保,更主要的用意是保护组织本身的秘密和安全,避免发生塌方式或串联式的破坏。刘少奇论述秘密工作的规定中,第一条就是“每一个党员和干部只应该知道他所必须知道的事情,而不应该知道他所能够知道的事情” ,“并避免同志间不必要的相互认识。”“每个党员,要尽可能保持个人的合法地位,尽可能少使人知道他是党员,尽可能少使党内同志没有必要的知道他的家庭及履历等。”实际上这些规则也是刘少奇这类苏联受训的革命家所牢记的“铁的纪律”之一。众多忆述材料表明,邓小平、张闻天这类革命家和同事从不聊家常。这很可能是在苏联培训的结果,共产国际曾经发文要求,“各支部(指外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成员。——原引者注)应向所有到国际列宁学校和各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学生讲明,他们无权对任何人,除本支部代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各地区书记处负责人外,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无权说明自己在何处出生、曾在何处做事和在何地坐过牢,等等。尤其无权说出地下工作者的情况和党的秘密,总之要特别善于保守秘密。”中国学生一进入苏联的培训学校,就都起了一个俄国名字,用意之一就是掩饰其原来的姓名、真实身份与经历。国内有地下工作者曾经撰写教科书式的工作总结十条,其中第二条是“不得打听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人和事”:

  如不得打听任何上级党组织的组织机构名称,领导人员的姓名(包括党内假名在内)、住址、掩护职业……谈事不谈人,谈人不谈真实姓名及其地址、职业等;只谈党内的代名,不得打听领导自己的上级领导同志的真实姓名、住址、籍贯、掩护职业等;只称党内约好的代名,……不得打听党组织给自己安排的掩护关系是否党员,更不能在掩护关系前暴露自己的党员面目……不得打听过去归自己管过,现在已经不管的下级组织的任何情况,更不能以旧关系去找他们了解情况,讨论党的工作,应该隔离,不再有任何往来,哪怕原是亲属、朋友,也应如此。

  如果严格遵守这类纪律规定,那么可以预计在地下状态的党组织中,职业革命者之间通常也不可能有密切的、真实的人际关系。这种纪律对于组织的生存和效率来说起着在巨型船只中设置隔离舱的类似作用——每个成员与上级成员只保持单线联系(除了集体过组织生活),各分支组织之间没有横向联系,党内即使有密切工作联系的同志之间仍然不会互知根底。如此,一个拥有化名的革命者即使被捕,只要他坚持自己的化名,在当时的户籍管理、社会控制和通讯技术下,政府并不能够确证革命者真实身份,从而无法判断被捕者的重要性,无法确认其过去的“革命事迹”(“罪行”),无法根据其真实身份来“定罪”,同时也很难牵连出其他革命同志。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据薄一波说,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人都不是真名。由此可见革命者化名之普遍,而这一规则对于保护革命者和革命组织的秘密至关重要。一些著名的革命者因为识破化名从而牺牲,如彭湃、恽代英、陈乔年、邓中夏等,但那是因为被叛徒当场指认出来了。

  在这种系统中,成员之间唯一真实的、值得信任的联系纽带就是“组织”,因而“组织关系”对于这些革命者就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重要性了,——没有“组织”的居间保证,虽为同志,亦难互信,而组织的“信物”就是“介绍信”,它是每一个同志“走上革命道路”都必不可少的“身份证”与“通行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规定,“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第九条规定,“凡党员由一地党部转到另一地党部,须在该地党部登记成为该地党员。凡党员在省内转移须得省委员会同意;省外的转移须得中央的同意;但遇有特别情形(如在秘密工作情形之下)得酌量通融。”这些规定严格执行下来,就可确保每个党员时刻紧密地被编制进一张结实而无形的具有充分弹性的巨网之中,成为网中的经纬与结节。

  在很多情况下这“组织关系”的凭据对革命者如此重要,以至于其命运可完全由此取舍异途。1925年底,黄克诚虽已入党,但还不懂得变更环境地点须自带组织关系,当初离开衡阳来广州时,匆匆忙忙卷起行李就走了,到了广州后,碰到衡阳三师同学雷克长,比他们晚来几天,很严肃的批评他说,“你们连组织关系都不带,就跑到广州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现在我把你们的组织关系带来了,已经交给这里的党组织,以后你们可不许这样随便了!”后来担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的徐彬如则没有这么轻松,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因和一些同志不满会议的人事安排,在没有“组织介绍信”的情况下跑到北方与地方党组织联系,搞“非组织活动”,而且不听地方领导人之劝告停止活动,被开除党籍,后费尽力气才恢复党籍,但这中间一段“脱离组织关系”的“党龄”,则在延安的“组织审查”中被取消了。然而,“组织”之“信物”除了“介绍信”之外,有时亦不得不采用“人证”,即“组织上”派人“代表组织”来鉴定和保证。一个特别具有戏剧性的事例是薄一波营救王若飞的经历,生动展示了在“化名系统”中互不相识的革命者建立互信之艰难历程。

  1931年11月王若飞被捕,以化名被关押在太原监狱。1936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去太原工作,临行前,负责同志要求其营救王若飞,薄一波问,若飞同志被捕后用的什么名字?现在押在太原哪个监狱里?但负责同志却不知道。薄一波多方打听后才得知其化名为黄敬斋,而薄一波去见王若飞告知他组织上派他来营救其出狱,现在通过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可以无条件释放他时,因为薄一波王若飞互不认识,王若飞却不能相信薄一波。薄一波说,“若飞同志,你怀疑我是对的。老实说,我原来也没有完全相信你。当我执行党交给我营救你出狱的任务的时候,我也从多方面对你进行了调查,知道你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对你寄予了充分的信任,因此,决心营救你立刻出狱。我已查清了你的一切,你能用什么办法查清我的身份呢?”王若飞沉思了片刻,摇头道:“我没有办法调查你的身份。”“那怎么办呢?”薄一波深感为难地问,“你不相信我;而我又一定要营救你,我们的行动怎么能统一起来呢?”王若飞又沉思踱步片刻,忽然说:“你能不能给我带些党的文件看看呢?”“可以,完全可以!”薄一波一口答应,很快提供了文件,结果临出狱时王若飞又反悔,说还是需要他原来认识的党内同志出面谈才可信。深明党内组织原则的薄一波亦理解此种要求,“看过文件,交换过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意见以后,虽然在政治上彼此有了信任;但是,还不能当作组织证明。他希望对他进行组织的审查和证明。”但王若飞资历极深,实属创党元老一辈,坐牢五年又七个多月,党内人事代谢,与其相熟的同志已寥寥可数,且大多远在它方,身居要职,此时来当场给他作“组织鉴定”,显然不太现实,但最后薄一波还是找到王若飞认识并认可不会是叛徒的柯庆施来监狱接其出狱,才终于完成这一重任。

  也许可以说,党组织是一个奇特的具有家庭温暖感的“陌生人社会”,它是“家庭”,因为它通过共同的革命理想、献身精神、组织生活、同志间的互助关爱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想象”,为其成员提供了家庭感,能让两个陌生人之间迅速建立胜过亲人间的信任。但同时它又是“陌生人社会”,因为它通过严格的组织理念和组织形式,确保党员之间唯有通过“组织”这一“中介”才能建立互信,也即将对其他个人的信任转移到对组织的信任,或者说对他人的信任是建基于对组织的信任之上。所以“相信组织”这一革命时代形成的口头禅,实际上也意味着个人彻底交出对自己命运的掌握,包括人际间的互信。

  正因为同志之间的互信是通过组织居间才成为可能,所以它意味着三个方面的后果。第一,只要组织能确保二者之间是“同志”,那么无论多么陌生的两人之间也可以立刻形成互信,一声“同志”,可以让生活在危险四伏的地下状态的革命者热泪盈眶,激动不已,而在传统或正常社会中这种信任和情感几乎不可能发生。在传统社会中,原本陌生的两人之间坚实互信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日久见人心”),也需要互相交错的人际网络反复验证(所以“杀熟”行为才显得特别反常); 第二,个人一旦失去“组织信任”,成为被组织抛弃的“弃儿”,那么“同志之情”“夫妻之情”等等人际之间的情感纽带往往也会随之绷断、消解、消逝,因为原本二者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同为“组织”中人(甚至“夫妻关系”也是“组织安排”),这也许能部分地解释,为何党内政治斗争中被组织“处理”的“犯错误”者,经常面临着几乎被所有同志包括至亲排斥隔离、冷眼相对的命运。单纯从“人性阴暗”、“人情冷暖”或“趋利避害”这一层面来解释这种现象,将职业革命者的人际关系视为理性计算的利益得失问题,难以有力解释这种情况之普遍程度,也可能忽略了其行为模式的深刻心理根源。三是,在连续不断的各种运动中,组织上要求“划清界限”,这种理论与政策实践,其实质是“组织”在与个人争夺“信任”,就如组织当初吸纳成员时常常要求其与家庭不告而别一样,这正是要通过一个“两难”的考验,来确认其信仰与服从的程度,坚振和收获最终极的信任。上帝也曾要求亚伯拉罕提供特别的献祭。

  随着革命的持续扩展与全面胜利,党组织控制了国家机器,支配着社会组织,深入到群众团体,乃至经济生产等等环节,党的活动方式和其心理文化自然影响甚至复刻到相应领域,此种通过组织确保信任的机制遍布中国所有社会空间,从此,“组织介绍信”、“组织证明”、“关系证明”与“单位盖章”成为中国社会中无可逃避的宿命,维系着“关系”的开启与闭合,几乎是一切对公活动赖以运转的“齿轮”,阻滞和推动着人与体制的互动。正是这套唯有通过“组织关系”才能“取信于人”的机制,以重构社会信任机制的方式,深度参与了重组中国社会的这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关键不仅仅是以“阶级”为枢纽的社会结构的重塑,也是以“组织”为枢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组,在某种程度上它包括了传统社会信任机制的解体和人际间信任水平的极大削弱。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以个人名誉、地位、权力、金钱和其他资源为亲属、熟人作“保”的“保释”、“保证”行为,尚属司空见惯,但在新的信任系统中不再有效,在党内组织审查中,“我以人格担保”这套说辞都变得底气不足甚至可笑起来(现在“组织”本身具有了拟制的“人格”,所以才有“向党交心”的说法),而对党员来说,“以党籍担保”就显得比“以个人人格担保”更加庄重真诚,也成了赌咒发誓和“保证”的最强力度。

  六、“找党”:身份的丢失与重建

  “党籍”能成为“担保品”,这本身就意味着它的意义非比寻常。1968年11月24日,囚禁中的刘少奇在广播中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做出将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病榻上的他“气愤已极,身体突然出现异常反应: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上升到260/130,体温升高到40℃。”这天是他七十岁生日,而十二中全会早已在24天前结束了,他的对手刻意安排在他自然生命结束之前的最后一个生日,让他亲自听到自己政治生命被宣判死刑。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7月29日,秦城监狱中曾任海军司令的李作鹏听到组织来人向他宣布,早在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李作鹏在回忆中痛苦地倾诉:“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我没有掉眼泪,长期坐牢受折磨,我没有掉眼泪,妻离子散,我也没有掉眼泪,可签完字回到监室,心如刀绞,两行热泪早已湿满前襟。现在每当想起被开除党籍,总是伤心落泪。党籍比我生命还宝贵十倍百倍!四十多年为党、为国、为民拼死奋斗,用生命和鲜血得来的无上光荣,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丢掉了,哪能不痛苦!哪能不悲伤!……”这两位阶下囚无论在其他方面有多大差别,但在珍视其党籍这一点上,却有着作为职业革命者的显著共同点。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与组织保持不中断的联系,始终生活在组织的怀抱中,这是共产党最基本的纪律之一。这要求每个党员自入党后他的一生到任何地方都应该“接上”组织关系,“过组织生活”(哪怕是在监狱),否则视为“违反组织纪律”,轻则警告,重则视为自动脱党。但在革命年代,最有可能失去党籍的情形并非被开除,而是因为党组织被破坏、联系人叛变或因为自己被捕而失去与组织的联系。最冤枉的是被捕入狱之后,如果不是由组织营救出来或者在狱中与组织保持联系,那么出得狱来也不被组织信任,需要重新审查其党员资格。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阎锡山愿意放王若飞“无条件出狱”,他自己倒还有那么多的“出狱条件”要讲究。

  职业革命者在革命年代面临的考验之一,就是如何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时候重新找到党组织,否则,到一定期限就自动失去了党籍,以后即使再找到组织也面临着非常严厉的条件才能“重新入党”或“恢复党籍”。因为种种原因失去组织联系但仍心系着党的党员,被称为“离散党员”。

  如何“找党”呢?说来有点不可思议,其中的办法之一就是“碰”——“也就是在大街小巷转悠,遇到了同志,也许就接上了头;碰上敌人,就要被抓、被杀。”而武汉、上海这些通衢都会、人流集散之地,就成为各地流散党员“找党”的最重要码头了。大革命失败后,山西的程子华也失掉了组织关系,于是跑到武汉“找党”,在此碰到太原国民师范时的同学、黄埔四期生贾绍谊,程子华回忆道:“他和我一样,也是来武汉找党。他提议到上海去找党中央,……就和他一起由汉口江汉海关坐船到了上海。我俩住进了英租界的一家旅馆,第二天早上,到饭厅吃饭,恰好碰上也住在这家旅馆的徐向前。他这时已和党中央接上关系,通过他,我和党中央联系上了。”这些“无巧不成书”式的小说似的情节,何以可能呢?因为那时候的上海可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高密度现代城市商业空间,革命与反革命都在这里如浮游生物一样碰撞、离散。

  此处值得探讨的是,为何在那种共产党员的身份本身就意味着被杀被关的危险关头,还有那么多离散党员如此历尽劫难去“找党”呢?对于这一问题,革命者自身和正统的党史几乎都会强调这是因为“坚定的信仰”。但恐怕这并非全部的答案,因为信仰危机的解决方法有很多,“一贯道”也可以声势浩大。当然也可以从功利层面来解释——职业革命者在生存资源上已经离不开党组织,他们几乎没有其他谋生技能;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解释的,中共对其成员形成了“组织覆盖”,为躲避当局的政治镇压而产生路径依赖。这些情况应该并非孤例,但如果说此乃普遍情形,则需要更详细深入的论证。

  这些解释当然都有其合理性,而本文则试图提供一个补充性而非替代性的解释,即从心理因素来认识这一现象,将常见的“找党”行为视为职业革命者解决“身份危机”的“出路”:因为他们的自我已经如此彻底地被党组织重构,他们的生活模式如此深度地被铁的纪律规训,他们的生活空间被党组织如此“无缝衔接”地严密安排,一旦失去组织,他们就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不适感,就如失去了母亲的孤儿一样。对党的心理依赖最鲜明地体现在一个反复出现的比喻中,即将“党”比喻为“母亲”,这是在很多革命者的回忆或自述中都可见到的表述。众所周知,这种情感和心理后来成为很多红色影视作品和歌曲中的经典创作内容。

  七、结语:“初心”两面

  从心理层面来分析革命现象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对于革命者心理特质的研究也不乏引人注目的作品,如勒庞的《革命心理学》、布兰查德的《革命道德》、James Davies,Ted Robert Gurr等人的经典研究。但具体到对中共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研究则并不多见,其中颇受关注的是白鲁恂所著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传记,以及Mazlish将毛泽东的革命人格特质与禁欲主义联系起来。但白鲁恂和Mazlish的这些研究着重于对单个人物的心理做深描式的精神分析,并没有将革命者群体作为分析对象,而用于群体分析的“威权人格”理论向来被用来解释法西斯主义群体,是否适用于左翼共产党人向有怀疑。

白鲁恂( Lucian Pye )

  不过,白鲁恂早年对马来西亚的华人共产党游击队的研究价值却值得再探。在此项研究中他运用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来解释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的社会危机,埃里克森从弗洛伊德那里继承并改造了人格理论,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生物主义倾向(认为人格结构的基础是生物本能),代之以对社会、环境因素的塑造作用的强调,认为人格的形成是自我与文化、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认同危机)发展的结果。 “认同的概念,尤其是埃里克森所创立的认同概念,可以用作理解转型社会民族国家建设的强有力工具”。他也用这套理论和概念研究二战后马来西亚爆发的共产革命,其核心观点是马来西亚在社会变迁中,“很多人正在失去其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认同感,正在不安地寻求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但他们也发现至今为止他们在人格上也不属于新的部分;他们焦虑于归属至未来,但又关心自己搭不上车。”正是这种变迁社会中的不确定感使得共产主义对很多人具有了吸引力。对于那些参加共产主义游击队的华人来说,“首先将他们与其他那些未转向共产主义的亚洲人区别开来的是,一方面,他们看来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较少找到优点和持久的价值,而另一方面他们一般不那么幸运,或者不太能够发现某些其他办法来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当然,这种解释是否成立,以及是否能够运用来解释中国的那些早期共产人的选择,尚值得探讨,但白鲁恂这项研究的方法有一个较明显的缺陷,即他选择的样本(访谈对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是那些被俘、叛变或主动退出了游击队的“前共产党人”,所以是“非典型”的共产党人。本文受此启发,尝试将早期共产党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加以分析,意识到所谓“初心”不仅包括了“信仰”与“理念”的维度(无论是信仰“民族主义”还是“阶级平等”),也包括了“心理”与“情感”的维度,所以试图从心理层面去理解这些“典型的”职业革命者之生命轨迹。

  这些职业革命家的心理具有某些共同的特质(不一定是在“规训”后才形成,也未必是所谓的“威权人格”),他们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经受过心理创伤(遗憾的是,这恰是本文所未探讨的),也许对于他们来说,革命既是拯救民族国家的良药,也是疗治自身伤痕的苦药。但伟大革命的悲剧性并不仅仅在于“播下龙种却收获跳骚”式的变异,或“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这类不能承受之重,还意味着,倘若“革命”最初的确是作为一种被选择的疗救方案,去抚平急剧变迁的严峻时代在个体心灵上划出的伤痕,那最终作为“革命的幸存者”,他们钢铁般的神经上,却还是不免再添上累累伤痕。

  1981年,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王鹤寿受组织安排去会见一位海外华商,也是他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曾出现在谢怀丹日记中、批评谢“家庭观念太重”的秦缦云女士。她曾是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后来成为关向应妻子,被捕后“叛变革命”,还劝降了另一位重要共产党干部盛忠亮(盛岳)。她后来与盛结俪,数十年后辗转移居美国,经商有成。现在她一身盛装靓容过访,有怀旧之情,问询起关向应去世情状。接谈间,她语带同情,轻问满面沧桑的王鹤寿:“这些年来,你受苦了吧?”王鹤寿听得此言,却坦然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在那“坦然一笑”之后,仿佛可以看到一堵巨大心墙,傲然耸立,攻防兼备,——“我们苦不苦,早就和你没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胜利了。”

  然而这胜利,在载入个人心灵史时,又有多少是皮洛士式的胜利(Pyrrhic victory)呢?因为,历史会记得,“党内自己的事”,也未必如此风轻云淡。胡耀邦秘书高勇回忆道:

  2008年4月4日(清明节)我与几位朋友相约凭吊胡耀邦老首长,并看望李昭同志。恰逢王鹤寿的侄女,著名歌唱家也去了。她说:我叔叔去世前有一块心病,他内心非常痛苦,就是在批判耀邦叔叔的生活会上,将耀邦叔叔向他谈的私房话讲了,那是陈云逼他讲的。陈问我叔叔去看胡耀邦时,胡耀邦说了什么?叔叔如实讲了。陈说,你要去生活会上讲。叔叔开始不愿讲。陈说,你不讲,我去讲。叔叔讲后,受到良心责备,非常痛苦,说起来还几次掉了眼泪。

  眼泪不止为一人而流。十四岁参加革命、十五岁加入共青团的胡耀邦,在经历了党内无数次风浪与斗争后,在七十余岁之年,走进这最后一次的“党内生活会”,而他孤身走出会场时,像个孩子一样,坐在台阶上失声痛哭。他对李锐说:“在延安时,同陶铸、王鹤寿关系好,曾被称为‘桃园三结义’”。

  究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切尽在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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