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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兹:忆前《经济日报》时期的人和事
作者:赵兹      时间:2021-11-08   来源:《中国民商》杂志2021年11期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40多年过去了,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前《经济日报》时期的人和事已近成昨日黄花,但一张张新闻纸上的白纸黑字还尚留人间。正是那些老 一辈媒体人开创性的工作,以及其后年青一代的持续奋斗,为中国经济新闻史谱写出日新月异的新篇章。

  《经济日报》前身叫《财贸战线》和《中国财贸报》,因此,可称那段时期为前《经济日报》时期。我 1978 年进报社,恰经历过那段时期,到 2009 年退休,在报社工作了 30 个年头。

  今天的《经济日报》报头下有两个序号,后面带括弧的总序号始自《财贸战线》创刊号,其间又经《中国财贸报》,最后才到《经济日报》并延续至今。

  “文革”后首张新报纸

  1978 年夏季,“文革”后第一张新报纸面世,名为《财贸战线》,取自原中央财贸政治部一份内部刊物的 名字。这是为配合当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简称双学会议,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 常工作的李先念、主管财贸工作的姚依林提议而办的。

  社址暂设在东单米市大街上的北方旅馆,这是座三层小楼,与北京协和医院毗邻,如今已被拆掉了。办报初期的条件颇为窘迫,只有分别在二层和三层的四个小房间,同事们真是“济济一堂”。

  连基本的办公桌椅都不够使用,全是从当时的外贸部借来的,有时甚至要趴在床边写稿改稿;日常办公用品需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去领;只有圆珠笔、削笔刀等 文具是在附近商店买的;午餐要去附近金鱼胡同里的东安市场搭伙;阅读有关资料、文件多到双学会议筹备 处去借,好在筹备处也设在这座小楼里。

  但在北方旅馆门前一字排开的三辆上海牌小汽车,当时挺神气。一辆是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借 来的,另两辆是花了 6.2 万元,报社自己买的。

  当时印刷业还处于铅与火的年代,和现在的排版印刷方式有着天壤之别。报纸需用铅字排版印刷, 我在总编室做夜班编辑时,常去车间和师傅们一起工 作。穿梭在一排排的铅字盒之间,才知道铅字是需要倒置着捡排的,不同的字体根据大小分别编有号码, 一个 5 号铅字的直径连半个小拇指粗细都不到。我起初不明白,一个排版车间里怎么可能会满足所有需 用的铅字,后来才知道,案子旁坐着的一位师傅,他会随时把缺少的铅字迅速雕刻出来。

  这可是个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捡字师傅一边看着手里的稿子,另一只手将对应的铅字捡放到夹在指间 的小木匣里,一篇文章捡完后,再交由拼版师傅,用铅字拼成报纸版面大小的铅版,并用线绳从四周将整个铅板捆紧,上面的铅字也都是反的,直到打成大样和 最后印成报纸才是正的。在寻捡铅字和拼版过程中, 切不可将木匣里的铅字和铅板碰散,否则,又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再来,甚至会耽误出报时间。

  报社那时没有印刷厂,曾先后借用《体育报》和 《解放军报》的排印设备,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到这两家报社去上班。而如今,报社的印刷厂在国内各新闻单位中已率先走进了光与电的时代,先进的激光照排技术和从德国引进的高速印刷设备,不仅能满足自用,还可承揽其他数十家报刊的印制业务。

  1978 年 7 月 4 日,全国财贸大会在人大会堂开 幕,同日《财贸战线》也与全国 1200 万财贸职工见面。当天的《人民日报》一版以“《财贸战线》报在京创刊” 为题进行了详尽报道,称之为“文革”后我国最早的一张经济类报纸。

  其实,这张报纸与其说是新报纸,不如说是被恢 复的老报纸。因为筹办这张报纸的,大都是“文革”中被停刊的《大公报》老报人。他们对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大公报》情有独钟,曾多次要求恢复《大公报》的出版,却始终未获批准。

  李先念曾对《财贸战线》负责人常芝青和李光诒 等说,你们过去都是办大报的,现在让你们来办小报, 委屈你们了。

  而目前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过去只是老《大 公报》的一个分支。“文革”中《大公报》被关了门,而在境外的香港《大公报》却一直出版至今,许多人都不 大清楚这段历史的沿革,即便是香港《大公报》的高层。

  2002 年在纪念《大公报》创刊 100 周年时,我恰在香港工作,曾向时任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和 筹备报庆的《大公报》驻美记者张少威,介绍过我从老《大公报》人那里所了解到的老《大公报》,《大公报》那时和我同在香港轩尼诗道一座大楼里上班。

  九号院

  1981 年元月,《财贸战线》更名为《中国财贸报》。此时,国务院财贸小组由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迁往中 南海办公,报社就由北方旅馆搬到财贸小组在原九号 院的用房。

  1983 年 1 月 1 日,《中国财贸报》又更名为《经济日报》。报社搬到王府井大街 277 号原《人民日报》旧 址,1949 年前,这里曾是《华北日报》和中央社北京分 社的办公地点。

  但报社的办公条件并未得到多大改善,办公室仍 不够用,有一些部门,如总编室夜班等就迁至宣武区 的回民中学内。用 1993 年 10 月新调到报社任副总 编辑的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余焕春的话说:这里的 工作条件确实很差,在全国新闻界、报界恐怕也是不 多的。

  1996 年,报社全部搬到了今天的白纸坊东街 2 号,才最终解决了办公用房问题。

  这里位于北京南城,据 1936 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介绍:当时“白纸坊一代商号有 20 余家,居民十 之五六以手工制纸为生活者,平市所售之豆儿纸,多 为白纸坊手工业品。”好了,昔日豆儿纸如今变成了新 闻纸,报社所在地为原北京塑料六厂的厂址。

  说到几个社址,不能不提及西黄城根南街九号 院。这里曾是明、清时代的王府,由六七个规模不等 的四合院组成。明末李自成进京之初,并没有直接入 住紫禁城,而是先住进了这里。

  报社搬到九号院时,北面三个较大的院落,据说 分别住着华国锋、姚依林和张劲夫。有次,我星期天临 时有事到报社,无意中透过远处两座房屋的间隙,看到过正在院中散步的华国锋。2008 年 8 月 20 日,这位曾担任过中共最高职务的领导人就是在这里以 87 岁高龄辞世的。

  与报社同在这里办公的还有中央书记处农村政 策研究室和国家进出口委。当时农研室的主任是杜润生,从 1982 至 1986 年,每年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 几个一号文件都出自于此。杜老在这所大院里培养和推出一批在改革开放中大显身手的青年才俊,影响 一直延续至今。

  我与时任农研室副主任的翁永曦相识,他当时好 像是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有时在资料室见到, 感到他总是十分忙碌。后来,他带职去了安徽凤阳兼任县委书记,那里曾掀起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再后来,又听说他离开官场,下海经商去了。

  2008 年春节期间,在原云南省副省长李新华的 邀集下,我和翁永曦又得以相见,大家聊得十分尽兴。之后,他发给我一篇他的新作,纵论天下大事,依旧是高屋建瓴、挥斥方遒。

  2015 年 10 月 10 日,《北京青年报》在“杜润生 病逝享年 102 岁曾主持起草 5 个一号文件”为题的 报道中写到:“记者来到九号院时,发现大门紧闭,大门 右侧的牌匾上赫然写着‘礼王府’三个字,并标有北京 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经济日报》海外中心副 主任兼港台部主任赵兹曾回忆道,1981 年 1 月,《经 济日报》的前身《财贸战线》更名为《中国财贸报》,由北方旅馆搬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在九号院的用房。报社搬到九号院时,北面三个较大的院落,据说分别住 着……”

  在进出口委工作的何玉舟是我老高中同学,午休 时,我们常在院子里一起打排球,后来他调到商务部任 信息化司副司长。2012 年秋天,在商务部原台港澳司 司长王晖的联系下,我和何玉舟 30 多年后又见面了,大 家边用餐边聊天,都对在九号院的工作经历印象深刻。

  九号院的大门口和各院落之间都设有岗哨,由于报社常有访客,时有年轻同事为接待来访者和警卫发 生口角。新闻单位和国家机关同处办公,确不方便。

  《财贸战线》报头这四个字,在 13 次的试刊期间, 由当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所 写,正式出版后改用华国锋所书;改名《中国财贸报》后,采用的是报社美术编辑侯白君所写的隶书体;《经济日报》创刊时报头的四个字,则是民主遴选出来的。

  当时在会议室挂满了社会各界选送来的报头提字,最后决定采用韩绍玉的作品,不仅报社同仁赞之, 社会评价也好。韩本人属业余作者,也是我的朋友,至今我书房的墙上,还挂有他书写的“赵兹兄大雅正之” 的李白“赠汪伦”诗句。可惜他后患癌症过世,住院时, 我还和报社的老同事毛铭三、王秋和一起去看望过他。

  1984 年 10 月 1 日,《经济日报》开始使用邓小平新题写的报头,并沿用至今。

  老报人

  《财贸战线》期间,编辑部人少事繁,同事间交往 密切,和今天报社里上千人的工作状况迥然不同。

  报社主要负责人是常芝青,文革前他先后任《大公报》和《光明日报》总编辑,还是 1940 年创刊的《晋绥日报》创办人之一。1948 年 4 月,毛泽东在会见 他和报社编辑人员时的谈话,即毛选中的那篇著名的 “对晋绥日报编辑部的谈话”。毛泽东当时对他的评价 是:看来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

  常老身材瘦小,待人和蔼。我至今还记得刚到报 社时他和我的谈话,大意是,报社的 20 多人中,几乎 都是老同志,你是年轻人,要努力工作。言语尽管不 多,那口浓重的山西口音令我印象深刻。

  老同事刘翠华也对我谈起,1979 年进报社头一天 时对常芝青的印象。她报到后不一会儿,人事部门通知她去见社领导,走进办公室,里面有两张桌子,靠前的是一张大桌子,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后面 一张小桌子,坐着一个瘦老头儿。刘翠华径直走到大桌子前,恭敬地说:“社长,我是某某某……”中年人则亲切勉励了她一番。等她退出后才得知,其实社领导是后面那个瘦老头儿,与她谈话的则是办公室的薛子英。她这才想起,刚进报社在上楼拐角处,似乎见到个瘦老头儿正坐在台阶上休息。原来,常芝青患肺气肿, 上楼走不了几步,就需要坐下来休息一下。

  我还听常芝青的秘书周慕文说,常老病重住院期间,一次要给朋友写信,小周从报社送来墨水和信封, 却被常老退回。常芝青说,我写的是私人信件,你到我家去取墨水和信封吧。小周还说,常老在报社使用 的信封都是以旧翻新后再用的。

  很可惜,常芝青于 1985 年 8 月在北京病逝,终 年 74 岁。为更多的了解常老的情况,2008 年 4 月 的一天,我约常芝青的儿子常大林在一起谈谈他的父亲。他告诉我,常老逝世时,华国锋、万里、李先念、 姚依林、宋任穷、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邓力群、朱 穆之、胡绩伟、穆青等或送了花圈或到八宝山参加遗 体告别。他还说,常老在《财贸战线》和《中国财贸报》 的职务,直到离休时,一直被称为“报社主要负责人” 和“第一把手”,却始终没有被正式任命职务,也没有 明确什么级别,可是,这位在1934 年就参加革命的 老新闻工作者,完全不在乎这些,他除了工作,还是 工作,直到干不动了。

  当年在《财贸战线》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原《大公报》副总编辑李光诒。他是 1938 年的老地下党,解放前,是白区很有名气的记者,曾被国民党政府关押。1949 年,他利用报人身份及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为 天津的和平解放做出过重要贡献。解放军首任空军 司令员、平津战役的前线指挥刘亚楼将军曾这样评价说:“平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我从香港回京工作后,李光诒早已从报社离休多 年。我和与我差不多同时进报社,后又同在港台部工 作的张聚商议,请她约李光诒出来吃饭,我们想和已年近 9 旬的老领导聚聚。张聚和李光诒都住在报社在虎坊桥的福州馆宿舍,可之后却好久都没有回音, 当时又是大夏天,我想那就等等吧。

  谁知,后来发生的事告诉我,要做的事必须抓紧去做,否则世事难料,会叫你后悔一辈子的。

  2007 年 9 月 18 日,我在报社附近碰到原同在对外部工作,已退休的老同事诸静华。好久没见面的 老大姐,一句寒暄都没有,就径直问我为什么没有去 李光诒的葬礼,并说有好几个老同事都问到我为何缺 席。我顿时一愣:光诒去世了?我怎么在报社一点消 息都没听到啊!

  回家后,我马上给张聚打电话,才知她也是在光 诒葬礼的头天晚上才得到消息的。我提到原先准备 请光诒吃饭的事,张聚对我说,可以告慰的是,她早已把我们的邀请告诉了光诒,老人家当时看上去身体很 好,他在表示谢意后,还说等天气稍凉快些再聚吧,因此,张聚就没有及时告知我。但这一等,竟成永诀。

  当时《财贸战线》的主要负责人是常芝青和李光诒,而后《中国财贸报》的社长刘海波则是从国务院财贸小组调来的。

  报社初期,我在工作中接触较多的还有庄怡、卢 贸千、王浩天、高汾、毛铭三、董松泉、刘树烈、谢牧、杨零沧、史济舟、方诚浩、谭鹏、高永毅、高永仁、陶存、李 敏、黄文夫、王秋和等一批老同志。

  我刚到报社时在理论部作编辑,庄怡和卢贸千是我的直接领导,老庄为人爽快,与理论界的各方人士都十分熟悉,为报社组织了大批高质量的文章。老卢则性格内敛,工作严谨细致,理论功底颇深,两位是我入门的老师。王浩天后来作了《经济日报》副总编,曾是我在文艺部工作时的主任,他喜诗词,尤擅体育题材,著有《王浩天诗词集》,我曾荣幸获赠一册。高汾是老《大公报》的名记者,在重庆白区工作时,常被周恩来提及。老一辈的文化艺术界名人,如夏衍、华君武、黄苗子、郁风、王蒙等都是她的朋友,她也曾多次带我和这些前辈相识,向他们约稿,而毛铭三当时就 已经是京城报界知名的漫画家了。

  改革先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是拨乱反正、 万象更新的年代。社会上经常有领导和专家出国考 察回来的报告会,地点多在中南海小礼堂、首都剧场和红塔礼堂等。我曾去听过时任经委主任袁宝华、农业部部长何康等的出访报告,刚刚从“文革”阴霾中走出来的听众,如饥似渴地拿着小本子边听边记录,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理论界更是十分活跃,报社为此开辟各种专栏, 组织专题报道,还特别约请一些专家,从理论和实践 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论述经济改革中的系列重大问 题。报社在开辟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专 栏中,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并被《人民日报》和 一些理论刊物转载,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指导了当时的经济工作。一时间,《财贸战线》在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方面走在社会前沿,实际上在经济领域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先声。

  记得于光远那篇争议很大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就首先刊登在《财贸战线》上,随着社会各界的纷纷参与,推动了对文章的讨论向纵深发展,使人们弄清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科学含义,即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建设 的根本指导思想。

  还有一次,庄怡要我去国家计委取一篇稿子,是时任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一些设想》。该文认为现行经济体制有三大弊病,一是管得过多过死;二是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影响经济正常运转;三是企业没 有自主权,因而没有积极性,只好等靠要。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给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按经济规律组 织经济”“更多的主要采取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些观点,今天看起来已不足为奇,但当时显得十分尖锐,有人称为“火气太大了”,可《财贸战线》照登不误。

  报社还十分关注民生问题,1980 年底,时任总编室 主任刘树烈把方成浩、董毓林和我找到一起,说打算在 头版开辟一个《市场漫笔》专栏,针对当时计划经济致使市场短缺,造成群众生活不便的现象进行专题采访。

  我们经过大量一线的采访调查,梳理出一长串题目,多是些普通民众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记得仅由我写的文章就有“北京冬储大白菜供应办法说明 了什么?”这是针对当时北京轻易改变供应大白菜办 法,造成居民购菜困难和苦乐不均现象而写的;“妈妈们的烦恼——北京儿童用品为什么经常脱销 ”是针对生活在北京的妈妈们,常常为买不到合适的儿童用品 发愁这一现象而写的;“为什么国产女表这样难买?” 是针对当时我国手表生产布局和品种分类不科学而 写的;“不要盲目发展微型汽车”和“农村老汽车亟待 更新”,则是针对当时汽车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而写的。

  当时国内旅游事业开展不久,记得首任旅游局局长卢绪章从国外考察回来后,曾亲口对我说过,你们也要对国内旅游景点多做些了解。因此,我们对一些著名景点如八达岭长城、颐和园等在管理体制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研。

  1980 年 9 月 26 日,《财贸战线》一版刊登了我的采访报道:“游园的烦恼”,同文还配发了编者按、照片和“游览颐和园令人扫兴”的读者来信。当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就播发了这篇报道。由于当时电视机还不普及,每天早上 6 点 30 分的这档节目是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途径,因此,社会反响很大,北京大学和国家旅游局为此组织了座谈会,北京市有关单位还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落实报道中提出的各种问题。

  报纸创刊当年,发行量就达到 80 多万份,第二年由四开小报改为对开大报,发行量猛增至近百万份, 且在报界中率先恢复刊登广告。第一份外商广告是 我一个朋友在德国巴伐利亚银行北京办事处做首代后做的,他很喜欢看我们的报纸。

  在我们当时交往和组稿的理论界作者中,有一大批是在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如于光远、 薛暮桥、马洪、汪道涵、高尚全、王梦奎、廖季立、杨培新、黄达、季崇威、张卓元、周叔莲、吴明瑜、赵海宽、李成勋、方生、高放、徐景安、王家福、邬沧萍等。当时,除电话联系外,有时还需到一些作者单位,或是家中去谈稿和取稿,我当时去的最多的地方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经济所、财贸所、法学所等。

  我记得,于光远待人十分热情,他当时住在史家胡同 8 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房间中央立着一 块小黑板,上面还有于老用粉笔写的算术题,他告诉我,平时想到什么,他就会在上面信手写下。2002 年秋季,我在香港的工作单位和清华大学台研所在北京钓鱼台联合举办海峡两岸民营企业研讨会,我当时是主持人,于是也请了于老与会,那次,我还和他聊起了 对小黑板的印象。

  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和女婿李钧都是我聊得来的朋友,我们还是江苏无锡老乡。小和是报社评论部 副主任,还在报上辟有她个人署名的专栏。薛老 2006 年逝世一周年时,小和送我一本纪念她父亲的文集, 书名是《百年沧桑一代宗师》,内有朱镕基、曾培炎、马凯等的回忆文章。

  吴敬琏原助理柳红在其《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介绍了已过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总干事季崇威,他是位在对外开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官员和学者。柳红在书中提到 “受季崇威栽培和提携的青年很多,有些是面对面的, 有些是背对背的。《经济日报》编辑赵兹就曾收到季 崇威的信,推荐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研究人员的江小涓的稿子。”江小涓后从社科院调到国务院研究室任副 主任和国务院副秘书长,2018 年又到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院长。

  至今我还保留有季崇威 1996 年 1 月 14 日的一 封信,信中写道:“赵兹同志:你好,谢谢你帮助拙著书评的发表。现在又有拜托你帮忙的事,即我主编的 《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经济合作前景》已经出版,人民日报原理论部副主任蒋映光同志写了书评,盼能在《经济日报》发表。再一次表示感谢,祝新年好”。

  我记得他提到的“拙著”是指“论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和政策”,而这本新书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书的书名都是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题写的。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40 多年过去了,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前《经济日报》时期的人和事已近成昨日黄花,但一张张新闻纸上的白纸黑字还尚留人间。正是那些老一辈媒体人开创性的工作,以及其后年轻一代的持续奋斗,为中国经济新闻史谱写出日新月异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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