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文革中自杀的女..
·杨奎松:马、恩..
·吕端大事不糊涂..
·曾彦修:微觉此..
·张爱萍文革挨整..
·顾保孜:彭德怀..
·于继增:邓小平..
·章剑锋:“文革..
·尹家民:受困于..
 
 
·钱钢:从唐山大..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背景参考 >> 背景分析
汉尊文:顾准:“我就是不服!”
作者:      时间:2021-10-26   来源:汉尊
 

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

01

  顾准才智之高,一百年也未必能再出一个。

  他父亲陈文纬原居苏州,后随兄长到上海做棉花生意,娶了苏州一对顾姓姐妹。1915年7月,顾准出生,身为二房长子,他随外祖家姓顾。

  兄长死后,父亲不善经营,顾准在黄炎培办的学校勉强读了两年,家里就再也拿不出钱来。校长见他聪慧,觉得十分可惜,就推荐他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也算是一号传奇人物。他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期一身纨绔习气,30岁前整日厮混于赌场,幡然醒悟后,发奋读书,竟拿到了哈佛的博士。回国后,创办会计事务所,影响力极大。

  到了事务所,顾准先是端茶倒水,再是做些商标登记、公司注册的杂事,由此渐渐熟悉了会计事务。有一次事务所开会,顾准忍不住插嘴。主办会计非但不恼,还对潘序伦说:“顾准这个小学徒,很有造诣。”

  潘序伦心想,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过打打杂,能有什么见解。他不大相信,便叫来顾准:“你把你的看法讲一遍。”顾准讲完,潘序伦心头一惊,天下竟有这般早慧的奇才?

  不久后,会计夜校的讲台上,有了一个年仅16岁、初中也没毕业的新讲师。学生一看,怎么是个孩子?随即起哄将顾准轰出了教室。

  潘序伦对早慧的顾准十分器重,对他说:“你不用怕,明天我陪你去。”第二天,亲自陪顾准上台。学生们老老实实听完课,都服了。

潘序伦和顾准

  潘序伦果然没看走眼,顾准的才气是惊人的。没多久,他就编写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17岁时,与潘序伦合著《政府会计》。19岁时,他跑遍上海所有银行,看账本、借单,写出专著《银行会计》,后成为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学大学通用教材。

  这个初中未毕业的19岁少年,当时是上海滩高级白领,在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等几所高校兼任会计讲师和教授。版税、授课费、工资加起来,足足有300大洋。

  放到今天,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挣到这么高的薪酬,接下来,恐怕会不断地被欲望驱使,赚更多钱,讲更大的排场。然而,20岁的顾准,却选择放弃一切,去过“革命生活”。

  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这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意识到:“国力孱弱,一个人的富足远远不够,当务之急,是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对他的革命热情,潘序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在地下组织和事务所之间游走。很快,事态就脱离了掌控。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爱徒提交辞呈,一心要去革命根据地。

  潘序伦听了,如遭五雷轰顶,心中万分痛苦。在他的计划里,顾准是事务所的接班人。现在他才明白,一间会计事务所,早已装不下顾准胸中的激荡。

02

  在顾准身上,与才气相伴的,是傲气。

  顾准聪明,聪明到令人嫉妒乃至嫉恨。当会计时,他能一边跟人聊天,一边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当局长,能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一边摘记发言。

  见过他的人都惊叹:“顾准有三个大脑!”无论是讲课、做会计还是革命工作,他的能力都远超常人。

  与此同时,他也就有些不服管,乃至恃才傲物。在会计事务所时,他常常跟潘序伦拍桌子,潘爱惜他的才华,从来不予厉色。地下党时期,胡乔木曾是顾准的上级,看人眼光颇为老辣。

  1936年,徐雪寒被派与顾准直接联系,胡乔木便提醒:“你同顾准语言时要小心,这个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负。他会权衡你的斤两。要是你没有程度,他会看不起你的。”

  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急需懂经济、懂城市管理的高级专业人才任职。不久后,沪上出了三个名声最响的干部:第一是市长陈毅,第二是公安局长杨帆,第三就是有“布告局长”之称的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

  当时的上海,1万2千家工厂,事务极其庞杂,顾准需要迅速稳定各类财税制度。他干劲冲天,精力过人,每天四处调研,听人家做一场报告,一边听,能一边写出68张报告。

  调研结束,还要发布各种公文,不停地解释财税政策,因此成了上海发布公告最多的局长。随着一张张公告发布,很快,顾准就稳定了上海的局势。

  当时,上海的公交公司、自来水公司、轮渡公司、煤气公司,四大公司全部亏本。为了提高管理,顾准提出“经济核算”。然而到了年底,中央要求“民主评议”,那是解放区的老办法,让行业来评定税收数目。

  顾准的办法,则是让专业稽查人员进行查账计征,他便从会计事务所找来会计师,做特约查账员。在顾准看来,所谓“民主评议”,本质就是摊派,而在上级看来,资产阶级的账目不可信。由此产生了冲突。

  随后,中央一再申斥顾准,要他恢复“民评”。不服用的他却一再坚持自己的方法,还在辩论中以极为激烈的方式回击。

  我的确抵制了。

  我认为我抵制得对,绝对没有什么错误。

  ——顾准自述(文革时期)

  顾准是骄傲的,是不懂“变通”的,是不肯轻易投降的。幸好,在陈毅的支持下,他的政策得以继续执行。1952年3月税收统计,上海入库税收比1950年增长了10倍,是中央的三分之一。时至今日,中国税务还在他建立的大框架下。

  可是树大招风,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从少年天才到传奇局长,他太傲气。

  目中无人、狂妄自大,太不服管教…

  不久后,顾准的人生,迎来了巨变。

03

  没有任何征兆,1952年2月29日晚,顾准被列为“三反”斗争中的“大老虎”,当即撤职。

  随后,《解放日报》在头版公布了顾准撤职的缘由:“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这对顾准的刺激是非常大的。他闭门在家写检查,那些天,他心绪烦乱,意志消沉,夜里常常失眠,听着外面马路上车声归于沉寂又逐渐起来,慢慢地天又亮了。具体的撤职原因,没人告诉他,检查都不知从何写起,他本想写“民评”的事,却有人上门对他说:“你不要写这个。”

  他的内心,得到的只有悲挫与激愤。

  这之前,他的确做过不少组织上看来“过分”的事。1951年,中财部有意调他进京任预算司长,陈毅曾问他意见,他表示愿意留在上海工作下去,同事们就此打趣他何时“入阁”,他回答说:“入了阁,就成为盆景,长不成乔木。”这话传出去,别人都觉得他太狂妄了。

  更早的时候,在中共东路特委当宣传部长,最高负责人谭震林在《东进报》上发文,论国际形势。顾准拿起来一看,文章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因资源枯竭造成的经济恐慌,跟和平时期因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恐慌混为一谈。没经过谭的同意,他就把文章删改了。

  事后,才上任两个月的他被撤职,东路特委还针对他开了斗争会。作为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顾准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与人打交道,情商低,认死理,又耿又倔,争辩时也容易言语尖刻。加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三反”时期,上海指标有上千人,不打你打谁?

  不听话,不服管教,有独立见解?那怎么行?

  顾准到底还是不服,他要求复查,结果被驳回,答复只有短短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04

  被撤职后,顾准开始读书了。

  他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该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便找来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3年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学上。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人又极其聪明,很快就从数理逻辑中得到喜悦,以至于沉醉其中,患上急性肺炎。

  顾准又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当时正是中央党校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少,但足够引发顾准的思考。从此,他养成了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这让他比同时代人,走得更深更远。

  而在内心深处,顾准还是觉得委屈和痛苦。在日记中,他一度反思过自己的不足,为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甚至觉得自己不该再做什么坚持。

  这5年,简直是在检讨中过日子,一次接上一次。工作毛病之多,认识简单幼稚之外,主要是乱说乱动,一触即跳。

  惭愧之外,也很觉得缺乏信心。看来此后还是安居北京的好,再也不敢逞什么英雄了。

  ——顾准日记

  那时,中国计划经济已经全面推行4年。顾准看出其中弊端,觉得这套经济理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在一次党校会议上,顾准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说了两句,在场领导马上抬手道:“这个题目,就不必讨论了吧。”

  顾准没有再说,他很清楚,再研究下去,又要出问题。他常在日记中劝自己,想开一些,人嘛,难得糊涂,稀里糊涂过,图个安稳不好吗?

  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顾准日记

  明哲保身,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在《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中,骆玉明曾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年代的集体名誉。”

  此言何意?在时代的洪流朝所有人席卷而来时,大部分都只能充当沙子,被波浪卷走,图个安稳的日子去过活。顾准,当然也曾这样想过,毕竟英雄不是一天站立起来的。但最终,他还是选择越过那条红线,选择不被带走。

  1957年,顾准发表文章,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当时,举国上下加快推进计划经济体制。顾准却在文中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此文一出,引起轩然大波:你顾准这是明目张胆和中央政策作对?

  同年7月,为修建大坝,苏联专家前来黑龙江考察。中科院令顾准等人陪同,期间,顾准多次与苏联专家发生争执。一位同行的黑龙江干部十分不满,一个报告打到北京。

  上面的人一看:顾准你这是“反苏”!

  墙倒众人推,各种检举材料交了上去…

  但事实证明,顾准的思考是对的。当初被视为“毒草”的《试论》中的观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今天早已成为常识。在离世20年后,顾准也被誉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但那时给顾准的,是一顶“右派”的帽子。

05

  1958年4月,顾准被开除党籍。在家“闭门思过”时,妻子汪璧对他不离不弃,起居生活精心照料。孩子们不知大人的忧愁,顾准却对妻子说:“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

  他在日记中写道:应该允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不做“海燕”式的英雄和模范,但必须让他们拥有做普通人应得的各种权利。

  他胸中理想的火焰,从未熄灭。

  火不灭,他的脾气也不变。1958年,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农村劳改。下放干部响应毛泽东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和“技术革命”,他站在一旁冷嘲热讽:“什么土法炼钢铁?一场蛮干!”

  他管不住自己的嘴,总忍不住拆穿真相。在他看来,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做的事。

  1959年深秋,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商城劳动。在那里,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为了饱腹,他开始偷东西吃。饥饿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摧残,更大的是精神上的冲击。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欲念所苦,前几天,曾出现过一些衰弱与卑微之感,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东西吃,我偷东西吃…

  ——顾准《商城日记》

  顾准的身体和精神,当时饱受摧残。但他并不将这份痛苦视为个人的痛苦,他觉得整个国家都在支付着沉重的代价。而自己所能做也必须去做的,是点亮一盏灯,照亮前方的道路。

06

  1960年,顾准回京。一年后,“右派”帽子被摘掉。重回科学经济院后,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每天超过10个小时伏案工作,阅读各种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期刊和资料,还有当代西方学术最前沿的著作。

  他想尽快找出答案。

  然而,就在不久后,他又惹上了麻烦。因察觉出当时采用的苏联会计制度弊端重重,多地调查后,他写成《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当时,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一见到他就警告说:“谁要是在根本上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谁就得准备戴上右派的帽子。”

  顾准听了,说:“我不怕再戴一次帽子。”

  1962年年底,经济问题专家召开讨论会。那场会议,因历史问题,顾准本“没资格”参加,偏偏那天他被请去了。会上,顾准和杨发生了激烈争论。他明知道要付出代价,还是坚持说真话。

  1964年,经济所所长孙冶方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并和特约研究员张闻天一道被康生罗织成“张孙反党联盟”。因平日里与孙冶方相交甚深、常一起切磋学问的顾准,顾准被认为是孙反动思想的“启蒙者”和“黑智囊”。

  此时,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因和清华、北大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的学生社团,被定性为“大学生反党集团”。

  顾准又被认定为集团的幕后人物。

  就这样,一天夜里,顾准被人从家中带走。这次的罪名更加严重,极右。他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右”的人。

  9月,他的幼子在学校里,被摘掉了红领巾。

07

  再次划右,对顾准的打击是巨大的。

  因为这一次,伤害波及到了他的家人。

  丈夫被带走后,家中留存着一大摞“探索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稿,妻子汪璧误以为是见不得人的“黑材料”,将其沤烂后扔进抽水马桶。解放前夕,为应付国民党追查,汪璧也曾急中生智,将红色宣传品及时销毁。汪璧如法炮制,毁掉的却是顾准多年的心血与理论成果。

  这时,汪璧精神上已濒临崩溃。早年丈夫被划为右派,她心头还存留希望,此时此刻,却完全不知道明天会是何种境况。

  1966年春节,顾准从下放劳改的农村返家过节时,妻子汪璧对他说:“我们离婚吧。”

  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

  ——顾准日记

  多年来,四面八方受敌,妻子是顾准唯一可以倾诉的人。他被撤职时,汪璧每周都给他准备一本小说,亲自读给他听。他苦闷时,她就劝他读书。被送到商城劳改时,顾准郁郁寡欢,接到妻子的一封信,话虽平淡,却能令他大半夜哭出声来。生活上最困难时,妻子还让他用自己的钱拿去买书,用自己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

  离婚时,汪璧说:“一旦摘了帽子,还可以复婚,现在是为了保护儿女的安全。”

  顾准痴痴地望着破镜重圆之日。他每周给妻子写信,汪璧每信必看,但从来不回。

  但顾准实在是太想家人了。1967年,他偷偷跑回家,一进屋,看见妻子满口牙脱落,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汪璧一见他,厉声大叫:“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

  冬天,顾准写信说要回家取衣服。一到家,发现衣物都放在门外。家门紧闭,敲门无人应声。他只好把粮票从门下塞进去。

  一个月后,家里终于来了一封信,里面装着一纸声明:与顾准断绝父子关系!

  约定“生不相见,死不相别”。声明最后,是四个孩子的签名。

  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顾准日记

  1969年,顾准预感到妻子出事,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只求求你们告诉我。”

  然后他才知道,妻子已经死了。

  “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原来,当初帮顾准处理文稿时,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她最终被检举,落下罪名。重压下,汪璧喝下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死状极惨。她的遗书里,只有一句话:帮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听到死讯后,顾准在《息县日记》中写道:

  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顾准曾说:“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后来,顾准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泪流满面地看完后,他淡淡地讲了四个字:“哀而不怨。”

  他对妻子的哀思,从来未曾断绝。后来下放干校,他向张纯音借布票,并在日记中写道:

  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

  他想悼念亡妻。可在那个政治环境下,穿不得孝服,戴不得黑纱,于是他想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此寄托哀思。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对弟子吴敬琏说:“我这一辈子,只爱过她一个人。”

08

  妻子的死,并没有令顾准沉沦。

  他开始了自己忧愤满怀的十年计划,把一切精力都倾注在了寻求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虽然家破人亡、孑然一身,身体也被病痛折磨,但始终没有阻止顾准思想上的探索。

  一如朱学勤所言:“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每天早上,他揣着两个冷馒头到北京图书馆读书,看遍历史、宗教、经济、政治各类的参考书籍,追索人类文明的脚印,为的就是找出一条后人可以走的道路。

  学者刘瑜分析恐惧如何对人性进行摧残时说:“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最好的情况是沉默;最坏的情况,这种服从可以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迫害。”

  “文革”后期,政治气氛已经松弛下来,可许多知识分子忙着做家具、打沙发,以过小日子为人生寄托。经历那样一个时代后,很多人活下来,已属不易,而顾准,还能在漫漫长夜中,保持思想的深度。

  他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平反之后,这些文章逐渐重见天日,其中闪耀的思想之光,令所有学者都深深折服。大家对这个全靠自学而又通古博今的思考者,都投去了景仰的目光。

  这目光不仅是学术上的,更大程度,是精神上的。在一个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时代,旁人忙于保全自我,顾准却还想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所以,九十年代,余世存到舒芜先生家聊天,舒芜感叹说:

  文革革掉文化,大家都是人格矮化的政治难民,很少有人活出了自己,但有一个叫顾准的人了不起。他在最黑暗的年代能够反思革命、理想主义,是一个圣徒。

  后来,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外国学者问:“在六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这个问题显然存有挑衅意味,只见一位老学者起身作答:“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学者李慎之也感佩道:

  初中国文教科书上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

  这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震颤难已。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09

  那时,顾准受到的折磨比常人更多。但顾准傲就傲在他不但有傲气,还有一身傲骨。

  “文革”初期,红卫兵勒令他交代罪行。其他人小心翼翼把写好的材料贴到布告栏上。唯独顾准,在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读史”。

  贴完后,造反派将他痛打一顿,责问为何要这么写。他说:“因为最近什么都没干,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对母亲讲:“打、砸、抢、抄家,这些将来都得写进历史。我倒要看看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

  ——吴敬琏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指出过顾准的个性:“每到复盘的时候,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顾有一本《圣经》,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书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参谋答不上来。

  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没有读过《圣经》,那就根本读不懂列宁。”

  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顾,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这就是顾准。

  ——楼肇明

  顾准的这些傲,总让他像个赢家。

  此外,那时为了自我保全,很多人不得不出卖别人。但顾准后来遇到一位老友时,言语铿锵地说:“我手上没有沾过别人的血!”

  浩劫刚刚开始时,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对方听罢,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终于打不下去了。

  在顾准看来,除了对真理的真要固执,对做人的真,也要固执。为了捍卫人格上的真,他不畏强权,吃了不少苦头,甚至以死抗争。

  这一身傲骨,敲起来是铮铮的响。

10

  一身傲骨的顾准,在临死之前,还是签了“认罪书”,“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离开人世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1974年,顾准因肺癌晚期病危。临终前,他迫切盼望能见到儿女们。

  11月15日,顾准立下遗嘱。

  为完成顾准的心愿,弟弟陈敏之多方苦劝、做工作,却无一人来病榻前看他。

  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找顾准谈话,对方拿出一张认错书:“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马上完成‘摘帽’手续。”

  顾准说什么都不肯签字:“我本来就没有错。”

  对方劝:“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了。”

  听到这句话后,顾准伸出颤抖的手,在认错书上签了字,当场流下眼泪。

  他对骆耕漠、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

孙建平油画

  早在11月9日时,弟弟陈敏之曾写下长信给顾准儿女,顾准在信中加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11月15日的遗嘱中,最后一句是:

  祝福我的孩子们。

  可最终,子女一个都没有来。

  弥留之际,顾准告诉吴敬琏:“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12月3日,顾准离开人世,年仅59岁。

  多年后,吴敬琏成为了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至今,他还记得那天的情景: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

  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

  我在回家的路上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

  他走了,但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他拆掉肋骨,点燃了火把

  在顾去世十年后,儿女们才看到他的日记和通信。大女儿痛苦地写道:“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

  陈敏之流着泪说:“这是两代人的悲剧。”

加入收藏夹】【关闭
 
 

   
 
汉尊文:顾准:“我就是不服!”
刘道玉:珞珈诗派的形成
李辉:唱反调的赵树理
龙城千骑:1974年,周恩来下令密...
张曼菱:邓稼先与杨振宁:千里共...
祝华新:才气纵横老报人——李仁...
马国川:告别科尔奈,告别一个时...
 

[getpllist]17[/getpllist]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271466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