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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钦白:150年前俄国那场“上山下乡运动”
作者:曹钦白      时间:2021-10-19   来源:公众号” 新三届3“
 

  1970年代,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处于方兴未艾时期。

  而绝大数人不知道的是,直到那时在精神领域,仍属于中国共产党精神导师和理论渊源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前身之一的“民粹党人”,早在100年前的1873——1882年间,就发起过一场范围广大、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到民间去”的运动。

  这场运动与百年后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形式上相似,都是到农村去;在精神和目标上也有某些相似,前者是帮助农民、发动农民,以跨越式地实现俄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则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但仍然有极少数精英知识青年,敏锐地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时为知青,上时间九十年代以后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的尤西林在他的《自我小传》中就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氛围使理想主义深入骨髓。六六届高中毕业时(我)即志愿放弃高考、申请赴陕南黎坪务农,1968年赴秦岭山区插队,三次放弃招工与上学,以俄国民粹主义与青年毛泽东为榜样,沉浸于劳苦磨炼与社会底层贫苦农民交往。”①

  研究和介绍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对拓宽读者视野,在更广更深的时空范围内,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前后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彼得大帝开启俄国改革的闸门

  俄国领土广袤,横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虽然其四分之三领土在亚洲,但直到今天,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是位于这个大陆的欧洲部分,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俄罗斯现政府也一直强调它是欧洲的一部分。

  十七世纪以降,欧陆国家在英国、荷兰之后纷纷兴起。同西欧国家相比,俄国仿佛处于中世纪。1689年彼得大帝即位并掌握了实权后开启了俄国改革的闸门。

  1697至1698年间,彼得以一个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身份,率领了一个250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到西欧旅行考察。期间,他为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当了一个时期的船长,还在英国造船厂工作过,在普鲁士学过射击。他走访学校、博物馆、军火库,甚至还参加了英国议会的一届会议。

  这次身体力行的考察,使彼得大帝看到了俄国的差距,回国之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宗教、外交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彼得还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在南部与土耳其交战,给俄国开辟了通往黑海之路。在西北部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交战,给俄国提供了波罗的海的一个出口,并打开了“瞭望欧洲的窗口”。在北部与瑞典交战获胜,在涅瓦河两岸,即在征服瑞典所获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圣彼得堡(后来的列宁格勒)。并在1712年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向西北的圣彼得堡。从此,圣彼得堡成了俄国与西欧交往的主要地点。

  改革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俄国建立了正规的陆军和海军,一跃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农业俄国实现了工业化的跃进。出现了第一张报纸,开办了第一批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有了第一个博物馆和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有了第一批的公众剧院和第一批公园,彼得大帝还下达了设立科学院的第一道诏令……俄国从欧洲的穷乡僻壤“登上了世界光荣的舞台”。

  二、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赫尔岑的村社社会主义

  国门开启,西风东渐。以法国为主的欧洲早期启蒙思想在俄国传播生根,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他们成为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彼得一世派出年轻贵族到欧洲学习,并邀请外籍专家、教师到俄国就职。十八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推行”开明专制”,启蒙思想在俄国传播。这为俄国知识分子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阶层,则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②1812年卫国战争对法国的胜利,使许多贵族军官走出国门,亲眼看到了欧洲的文明。他们深切感到俄国的蒙昧落后和专制压抑。这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成十二月党人,讨论祖国的命运、传播先进的思想、抨击腐朽的制度。1825年他们毅然起义,要求实行立宪,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起义失败了,但他们“从绞架的高处惊醒了新一代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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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中叶,平民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构成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主要力量。开始在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引导他们团结和前行的思想旗帜是村社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赫尔岑率先提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并加以补充。他们成为民粹主义理论的奠基人。③

  服膺这一构想的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了后来被称为民粹派的群体。④他们主导了俄国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

  在展开对这一运动的描述前,有必要对村社制度和赫尔岑关于村社社会主义的构想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村社(全称“农村公社”,又称“公社”“米尔”)曾是俄罗斯农村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村社制度并不是俄国的独创和独有,但在欧洲,没有那个国家像俄国那样,村社制度覆盖全国并且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俄国村社制度是中世纪后自发形成的,并在19世纪中叶前的农村长期占据主体地位。村社是由生活在同一区域、共同拥有土地的一个或几个村落的农民为着共同利益,结成的自治的社会联盟。其基础是土地共有制,生活在村社中的农民协作生产,共同开展宗教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并建立法庭、维持村社治安和社会秩序,对外共同承担国家税收、自卫安全,农民从出生到死亡都是村社的成员,一生在村社中度过。

  村社的土地依据惯例在成员中定期平均分配,好地、坏地平均分摊,各成员家庭按照所占有的份地比例承担相应的赋役。村社分为村级和乡级两级,其中乡级村社在1649年农民完全农奴化后不再存在。

  村社管理分为两个层面,“立法”层面由村内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长老会议”制度,成为村社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准则的制定者。日常生产生活管理层面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会,由各户家长组成。村长经村社大会决定或选举产生,执行政府行政当局的意志。村社平等是同等级成员间的平均主义,村社文化是一种权威崇拜的共同体文化,强调爱护集体,多数人利益高于少数人及个人的利益。按照与村庄的关系,村社通常分为三类,一类是与村庄重合的普通村社、通常在500人以内;另一类是几个村庄结合为一体的组合式村社;还有一类是一个村庄分为几个村社的分离式村社。农民与村社的关系是成员对共同体的依附关系,它与现代社会中,建立在独立自主个体基础上的、自愿联合的合作社有着本质的区别。⑤

  赫尔岑出生于贵族家庭,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大学毕业后,他被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流放。后携家到欧洲,成了政治流亡者。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对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失望,转而寄希望于日益高涨的俄国农民斗争,认为俄国可以在保留宗法制的情况下通过村社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传播到国内,为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

  赫尔岑认为村社制度的存在使俄国具有了天然的共产主义倾向。因为村社的土地共同占有制和定期重分不仅防止了农业无产阶级的形成,还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原则。而劳动组合作为村社集体主义向外延伸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天然地、本能地联系在一起的最好证明。因此,俄国人民比西方无产者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

  但是,要构筑社会主义大厦只有村社这个基础远远不够。他说:“没有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帮助,斯拉夫各民族永远不可能聚集起力量并从宗法的共产主义过渡到自觉的社会主义。”赫尔岑将村社社会主义作为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钥匙,说它是一种既能适应俄国国情又能为俄国人民凭本能理解的理论,它将会吸引人民投身到革命行动中。赫尔岑向具有革命情绪的俄国知识分子呼吁,要了解人民的心态,不要向人民宣传费尔巴哈和巴贝夫,而是要向人民宣传他们能够理解的“土地的宗教”,即“村社社会主义”。

  赫尔岑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是西方思想精华与俄国村社传统的结合,内涵丰富而新颖,与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没有把社会主义想象为“最终”完成人类社会进步的制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取代现存的剥削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在经历了它的所有阶段后,”必将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赫尔岑力主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最终用意是早日使人民免受剥削、压制之苦,早日实现个人自由。

  这一理论传回俄国时,正是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的青年革命者对议会民主、自由主义信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诚意不再抱有幻想。赫尔岑的理论引导他们走出了迷惘,成为村社社会主义忠实的信徒。

  赫尔岑主张以温和的、不流血的方式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这会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同时确保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则主张以激进的、毫不妥协的、甚至“举起斧头”的暴力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为此不惜牺牲个人及其自由。因此,在他们二人共同奠定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民粹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稳定的团体,在其随后的发展上也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

  1861年俄国沙皇自上而下地进行农奴制改革,贵族以割地形式把部分村社土地攫为己有,农民需为得到另一半土地缴纳赎金,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奴制改革与其说是农奴得到了自由,不如说是地主得到了自由。农民不但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且原来的温情世界被打破,贫富分化快速加大,农民在失望中掀起了抵制改革和争取土地与自由的斗争。⑥

  1862年7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青年革命者在群龙无首之际,求助于赫尔岑,希望他能给予实际的领导。赫尔岑给予他们的,是采取温和的、不流血的革命方式的教诲,这让青年革命者不满。他们对处于压迫下的俄国劳动人民抱有深深的同情。这种感情让他们无法从容不迫地等待,他们恨不得一个早上就创造出一个天堂来。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拉赫美托夫⑦榜样力量的鼓舞下,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为动员农民准备革命,开始大规模地“到民间去”。⑧

  三、“到民间去”,推动俄国跨越实现社会主义

  1873年末,民粹派发起了大规模的到民间去运动。数以干计的革命民粹派分子,穿上农民式样的服装,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喀山等城市出发,奔赴伏尔加河、顿河流域、乌克兰和乌拉尔地区的广大农村。民粹派认为这些地区受过农民起义的战斗洗礼,有革命斗争传统,群众易于发动。宣传者努力模仿农民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农民讲解革命道理。1874年夏天,运动达到高潮,迅速发展到37个省。在伏尔加河流域,来自彼得堡、莫斯科的革命者,得到当地青年学生的支持,运动开展得更为广泛。

  民粹派用各种办法同农民接近,同他们一起干活,给他们做木工、修鞋、看病,很快取得大多数农民的信任。革命者向农民揭露农奴制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灾难,说明沙皇是俄国最大的剥削者,是专制统治的总代表,农民要获得真正解放,必须举行暴动,打倒农奴主,推翻专制制度,夺取地主土地。

  然而,“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民粹派的活动属于“剃头担子一头热”。这些人去农村之后,他们的热情被一瓢瓢冷水浇灭了。他们向农民讲解沙皇是罪恶的,反动的,应该起来推翻沙皇,这些话吓坏了俄国的农民。很多人在农民的检举下被捕。因为在农民心中,沙皇是好人,只不过是身边的大臣比较坏。1874年底,沙皇政府加强了对民粹派运动的镇压,逮捕了大批民粹派革命家,在“上层黑暗,下层愚昧”的夹击下,“到民间去”运动以失败告终。⑨

  运动失败后,民粹派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应解决农民当前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这就是土地和自由。提出用“土地与自由”作为制定新的行动纲领的出发点。1876年底,志同道合者建立了新的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社”。

  土地与自由派总结了到民间去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的宣传活动效果有限,应当鼓动农民暴动,把宣传与这些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于是,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到民间去运动”。

  他们改变了原来分散的、游击式的宣传方式,在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地区建立固定宣传点,启发农民觉悟,发动农民暴动。他们以教师、医生、文书等身份,通过免费给农民看病,教识字等方式接近农民。革命者生活简朴,同地主、官吏形成了鲜明对照,获得了农民信任。

  土地与自由派把农村当做主要阵地,同时也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开展活动,参加工人集会,游行和罢工。1876年12月6日,土地与自由派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广场组织了一次有200名工人参加的示威。彼得堡矿业学院学生、20岁的普列汉诺夫发表了热情的演说,宣布“参加这次集会的人,同那些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俄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团结一致的,他们准备再接再厉地继续进行业已开始的斗争。”但是,示威群众被驱散。许多示威者被监禁、流放和罚做苦役。

  四、民粹派的分裂和不同的选择

  “到民间去运动”彻底失败了。面对沙皇政府的镇压,民粹派进一步分裂。

  在土地与自由社内部,对斗争策略问题产生了明显分歧。一部分人主张继续在农村搞宣传,发动农民举行暴动;一部分人则主张把主要力量转向直接同政府作斗争,矛头对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惩治政府中的罪大恶极者。

  分歧难以弥和。1879年8月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组织:“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

  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土地平分派,按照土地与自由社原来的原则,把农村作为活动的阵地,但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激进的政治斗争中去,旧的纲领无法实施,土地平分社没过多久就瓦解了。普列汉诺夫等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脱离了民粹主义,于1883年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⑩

  1879年8月一部分民粹派在彼得堡成立了民意党。其《纲领》宣称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要改变现行不合理的制度,唯一的方法就是“暴力变革”。

  民意党一位叫薇拉·妃格念尔的成员的经历颇具代表性,值得一记。

  她出生于破落贵族家庭,成年后辗转赴瑞士学医。在那里,她读到了大量民粹派的文献与书刊,使她认识到,靠手术刀与药品不可能挽救一个帝国,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以建立新的政府。1876年,她放弃学业,回国参加“到民间去” 活动。薇拉和她的同志们穿上农民的衣服,学着说农民的话,过农民的生活,向农民传播知识。看到农民生产技术落后,他们就找来新的生产技术书籍传授给他们;看到农民缺钱用,他们就省吃俭用,用自己的钱组织消费合作社,帮农民解困。一些激进分子更是组建暴力组织,想搞“农村包围城市”。但是,终因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第二次“到民间去运动”还是失败了。

  面对沙皇的高压,薇拉们认为,再继续呆在农村“已经没有意义和无法忍受了”。要改变社会,就要斩除这种罪恶的制度,首要的就是杀掉沙皇。

  薇拉·妃格念尔参加了主张“暴力变革”的民意党。1881年,她作为民意党暗杀小组领导,在彼得堡将沙皇二世炸死。审判后,她被关在席吕塞尔堡要塞22年。她写了《狱中二十年》,记录了她的牢狱生活和为理想奋斗的经历。1927年巴金曾发愿要把薇拉·妃格念尔的《回忆录》译成中文。他写下这样的读后感:“实在这部书像火一样点燃了巴金的献身的热望,鼓舞了巴金的崇高的感情。巴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巴金觉得在这样女人的面前,巴金实在是太渺小了。”

  暗杀沙皇的成功并没有引起人民起义,推翻专制制度的理想未能实现,反而使革命者遭到了残酷镇压。民意党的领袖人物及主要活动家被捕、被杀,党的组织被严重破坏。

  1886年底,民意党革命家、列宁的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在彼得堡组织一批大学生,继续进行恐怖活动。1887年3月1日,他们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遂,亚伊•乌里扬诺夫等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民意党恐怖派纲领》,其中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胜利,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产生的阶级关系的必然结果。恐怖派的纲领比以前的民粹派纲领前进了一步,说明作者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亚伊•乌里扬诺夫被判处死刑。

  民意党的活动失败后,民粹派运动及其影响渐渐减弱。一部分人情绪消沉,丧失斗志。而自由主义民粹派日趋活跃,从八十年代末起,逐渐取代革命民粹派居于主导地位,一直活动到九十年代。

  自由主义民粹派主张同沙皇政府妥协。号召知识分子从事“文化主义”的工作,“做小事情”等,幻想在保存现存社会基础的条件下改善农民的状况。普列汉诺夫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种种谬论,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九十年代,列宁写了《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等文章,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扫清了道路。⑫

  五、民粹派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面对西欧工业革命的成功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后发国家及其知识分子都陷入了变革带来的汹汹冲击之中。

  这时,俄国民粹派已经经历了几次裂变,其中的一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最终通过城市暴动夺取了政权;其他的各支也衍生出种种理论,并进行着不断的实践,有的至今还活跃在国际思想政治舞台上;有的则湮灭在历史文献之中。

  其时,对于东亚各国正在上下求索,寻找民族独立,国家再造途径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如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等通过侨居国、留学国以及国内的一些新闻媒体接触到了民粹派的种种理论和作为,开始效仿民意党发动起义、暗杀统治阶层官员的行动。自1906年起,中国同盟会联合地方会党,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等。

  辛亥革命前,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为止,由同盟会各个前身和同盟会组织成员付诸行动的暗杀,共50多起。光复会的暗杀行动中,最著名的是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同盟会“暗杀时代”中最为悲壮的事例,当推吴樾勇炸五大臣和彭家珍功成弹丸。以及1910年汪精卫等到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等。⑬

  1912年7月15日,尚在苦苦奋斗中的列宁,对刚取得辛亥革命胜利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的一篇演说发表了评论《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具体内容不做述评,只摘录其中一句,以证明列宁认为民粹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独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⑭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也受到了民粹派的影响,不过其时正处于热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关注苏联社会主义成功的他,更赞赏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1919年2月,他在《晨报》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指出中国是农业国家,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国民全体未解放,青年有责任去开发他们;中国农村的黑暗达到极点,农村教育十分落后,农民愚暗无文化,要变黑暗农村为光明农村,青年大有作为;随着民主政治发展,要在中国推行民主选举,也需要青年去帮助农民;与其在城市漂泊游荡、消磨青春,不如去农村与农民作伴侣,寻找安身立命之地。“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⑮

  莫里斯•迈斯纳于1960年代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文中将《青年与农村》与俄国民粹主义作了关联分析。他认为,重视农村、把农民当做革命主要力量的思想倾向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来源则是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使得中国的共产革命一方面与经济决定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在对于知识分子/政党与群众关系的认知上,也不同于列宁主义关于政党作为先锋队应该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灌输到群众中去的论述。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初期最重要的人物,李大钊最早在《青年与农村》中展现了这种民粹主义倾向,并影响到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走向。⑯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思潮奔涌而来,各种政治力量也纷纷登上政治社会舞台,“到民间去”运动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群体和政治派别将理想付之实践的“知行合一”的选择。钱理群先生说,从五四到建国迄今的一个世纪中,中国出现过五代人持续不断的下乡运动。

  第一次是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和新村运动。前者不再赘述;后者是日本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九州建立一个乌托邦新村,实行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村民共同过一种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的新生活。传播到在国内后,得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许多青年学生的响应,在北京组织了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也是新村运动的热心者,亲自起草了建设新村的计划书。

  第二次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方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发动了“苏维埃运动”,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另一种是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农村大力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据有关统计,1934 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六百多个,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一千余处。这些实验都因抗日战争爆发,实验区为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告终。

  第三次是抗战时期,在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从城市涌向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为以后的夺取政权与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40 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村变革、建设的成功,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新中国。

  第四次是建国以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行动。这中间,既有派遣和分配去的,也不乏如董家耕、邢燕子等主动要求去的。

  第五次则是“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关于这一次,有太多的文献,就不展开了。⑰只需要强调一点,它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自诩“精英”的一次反动。

  无须再说,这五次下乡运动,其主体和目的地虽然都是知识分子和农村。但每一次,其主体的角色和运动的主题、目的都是有所不同的。

  最后,不能不说的是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 拉赫美托夫等,他们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意志,为理想不惜“卧薪尝胆”“睡钉床”的精神,感染了中国千千万万热血青年。除过本文开篇提到的尤西林以外,这里再补充一个例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西安市第一中学高六六级一位叫刘安的同学,立志向邢燕子、董家耕学习,上山下乡,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为此,他每天穿草鞋,担沙袋奔走于家与学校之间。1968年,在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之前,就组织了70多名同学到农村插队,创建了一个“知青乌托邦”。对此他有一个“夫子自道”:“到农村去,不仅仅是可以给国家减轻一些负担,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有可能像毛泽东1919年在岳麓山下设计构建共产主义新村,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那样,将我们多年的准备——我在1966年6月填写‘大学志愿表’时就明确填了‘上山下乡’——变为现实,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办共产主义大学,建设亦工亦农亦学亦商的共产主义新村社的现实。”⑱

  要之,民粹派作为一个精英阶层,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潮流⑲,往前看,它有着西欧启蒙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谱系;往后看,它传播到中国以后,又与墨子、王阳明的心学等国学传统有所融合。在俄国,其思想的主体——村社社会主义,有着空想和不接地气的成分,所以未能取得成功。但它将知识分子看作是社会精英,自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担当,则鼓舞了充满理想和血气方刚的一代代知识分子投身于为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理想愿景的奋斗之中,同时,它结合本国实际制定的目标,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⑳,实现社会发展阶段超越的认知,也启迪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率先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同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受到了启迪,以马克思基本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形式,在中国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夺取了政权。

  民粹派“到民间去”(下乡去)的主张,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手段,更具有普适性,是实现理想目标不能绕过的方法。所以,它得到了不同国度各种党派、社会团体不约而同的青睐和践行,是顺理成章的。

  今天,“到民间去”,仍然是政府治理和社会建设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必由之路。但将它作为运动,其主体、主题、对象、形式等,则有值得反省和研究的必要。今天,到民间去,作为运动,在中国或许已经不再,但作为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实现某种理念的形式,仍然存在,并且永远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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