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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敏岐:向阳湖纪事
作者:许敏岐      时间:2021-10-12   来源:《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
 

  侯金镜之死

  文化大革命前,虽然同在中国作家协会,我知道金镜是作协党组成员,主持《文艺报》实际工作的副主编,但对我这个《诗刊》的普通编辑,他却只是个“面熟”。作协几个刊物的负责人中,金镜是个真正“坐镇”的人物,大多数上下班时间,文联大楼人流纷沓的楼梯上,都能看到他,春秋穿一件风雨衣,冬天穿一件黑呢大衣,脚步“蹭蹭蹭”地,上下楼都相当有劲。有时在楼道相遇,我尊敬地叫他一声“金镜同志”,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如此而已。

  1965年秋天,作协一批干部要去京郊的顺义县搞“四清”。下去之前,在东总布胡同22号开了个会,由先期在曲阜搞过“四清”的同志介绍经验。金镜参加了在曲阜的“四清”,那天讲话的有他。他讲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并细致地讲了他对一个村干部的认识过程。他说得很慢,抽着烟,仿佛在一边思索一边讲。金镜讲完了,会场静得没有一点声响,只见一双双陷入沉思的眼睛。

  我参加了在顺义的“四清”。运动还没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工作队匆匆撤出。回到机关,几个刊物都停了。作协所有的领导干部,全都成了“黑帮”,金镜也未能幸免。那时的北京,汹涌着一股令人憎恶的狂涛,文联大楼首当其冲。大楼的后院,临时搭起一个台子,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里,每天都要搞好多场“黑帮”示众。时时都有身着军上装,手提皮带环的的红卫兵旋风般的闯入,对“黑帮”一顿毒打,呼啸一声,扬长而去。作协的领导干部,被集中在不为人知的顶银胡同,暂时还没有被这股狂涛吞没。

  但这股狂涛,还是很快到来了。

  一天开完大会,留下侯金镜和冯牧打扫会场。他俩一边打扫,一边指着林彪的画像骂“凶神恶煞”,“小丑”,还说了些不满文化大革命的话。不知这些话怎么传到了音乐学院红卫兵那里,他们冲进顶银胡同,对侯金镜和冯牧拳脚交加。这次冲击之后,根据《公安六条》金镜和冯牧就成了“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林彪的“一号命令”下,1969年秋天,和许多被“砸烂”的文艺单位一样,作家协会连窝儿端到咸宁的文化部干校。几千人一下涌到,没有房子,只好住老乡家。侯金镜、张光年、杨志一和我四人,住进了程家湾一间原来装柴草的房。这间柴房又暗又潮湿,大白天都得点灯。夜里则老鼠成群,整夜闹得人睡不好觉。

  所谓的向阳湖,原名关阳湖,是斧头湖一个角。这是一片荒湖沼泽地区,气候十分恶劣。9月底10月初,湖上的茭草闪白,柴山上的橡树发红。11月,第一场霜之后,稻田里的小水洼就结薄薄的冰。12月,低垂在荒湖上的云,被呜呜的风拧成雪片,纷纷扬扬,荒湖、堤埝、柴山、小村,一眨眼全都白蒙蒙的。雪一把把从窗口撒进来,阴湿的柴房成了个冰窖。春天则是雨季,不紧不慢的雨,滴滴嗒嗒,一下就是一个月,甚至40天,什么东西都长了一层绿霉。干校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有时早上起床,天还黑洞洞的,漫天雨声中,披着马灯的光晕,后面的人看见前面的人雨中模糊的背影,就一个跟上一个出工了。晚上回来,往往天已漆黑,记不清一天中摔了多少跤,只感到骨头像散了架,浑身上下,没有一根纱是干的。

  金镜的处境,比我们困难得多。那段时间,他极少说话。他买了一只马灯和一个小马札,出工之前或收工之后,他常坐在马札上,深度的眼镜对着马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一天深夜,呜呜的风声把我冻醒,发现金镜的床头还闪着灯光。马灯的灯芯拧得极小,他坐在暗影里,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烟头的火星一明一灭。似乎想清了什么,他伸出冻出无数小血口的手指,把马灯拧亮,拿起夹在小本里的笔,但凝思一阵,又把笔夹进小本,一个字也没有写。此刻的金镜在想什么呢?他若一尊雕像,隐在马灯的暗影里,脚下的烟头撒了一地。看得出来,他表面平静的胸中,是一个汹涌的大海。

  就在那时,我患了肝炎。我们住的村子,离连队食堂所在地的鲁家湾有两里多路,晴天路好,也要走十多分钟。春天正是阴雨季节,路上烂泥有一尺来深,走不出几步,脚就被糊住,不甩掉休想再前进一步。肝区胀痛得厉害,又怕传染别人,这两里多路,就成我一生最大的畏途。金镜提出要为我带饭。我说:“你身体也不好,再说,我这病传染人。”金镜说:“不要紧,我这样年纪,肝老,不会传染的。”说着,他蹬上雨靴穿上雨衣,拿上我的饭盒,拉开门,斜着身子,一头钻进雨里。过了一个来小时,先听见糊满胶泥的雨靴的沉重声,接着门一开,一阵冷雨把他卷了进来。“怎么回来得这么快!你没有吃?”我不安地问。“我,吃过了。”他用冻得发僵的手指,吃力地解开还在向下滴水的雨衣,再从贴胸的棉袄里,把饭盒掏出来,说:“赶,赶快吃,还,还是热的。”我接过热呼呼的饭盒,望着金镜冻得发青的脸,眼里噙着泪花。

  和金镜接触多了,才发现他不仅爱讲话,而且很会讲话。有时高兴了,他就讲抗日战争时他在阜平的山沟里吃黑豆,睡白草,讲他和肖也牧一些很有趣的事。他讲话语调慢,稍有点口吃,但相当形象,相当风趣,别人都笑了,他自己一点都不笑。

  尽管压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沉重帽子,但金镜没有停止他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思。1971年春的一天,军宣队宣布放“大礼拜”。那是久雨之后的一个难得的晴天。金晃晃的阳光下,全是忙碌的人们。有的洗积攒了多日的衣服,有的晒长了霉的被褥,有的理长得可以梳成小辫的头发。等吃完饭(“大礼拜”一天开两顿饭),三三五五,有的去甘棠,有的走窑嘴,劲头更大的,则远征咸宁或汀泗桥去了。那时连队已住进向阳山自己盖的营房,营房的右边是柴山,左边是一冲水田,田壁上,开着一簇簇淡紫色的小花,老乡们叫它“米泡花”。金镜蹲在田埂上,和一个插着犁的老乡聊天。不一会儿他回来了,眉头皱成个大疙瘩。我知道他此刻的心情。这里的老乡真苦,种了山又种田,种了田又种湖。最远的湖田,来回要走二三十里,上工都带着饭,湖上没有一棵躲雨的树,而荒湖的雨说来就来,老乡们就蹲在雨里吃,碗里一多半都是雨水。金镜端条矮凳,坐在我的小屋前,狠狠抽了几口烟,说:“不过,总的说来,这里比山东曲阜强,那里人们干了一年,吃的是白薯面糊糊,还只能是个半饱。”看着他的神情,我又想起他那“折腾”的名言来。多么深刻的思索啊!老百姓辛辛苦苦积攒下的那点国力,一次又一次被运动折腾个精光,都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被那些马列主义的骗子骗得晕头转向,那么后来,特别是到了干校,通过各种运动和清查,整了老的整中的,整了中的整小的,才恍然大悟,你并不是什么走资派,你并不是什么保守派,我也不是造反派,而所谓的“叛徒”,“反革命”,纯属一些人的“革命需要”。这种情况下,年轻和年长的,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种关心和爱护,有时真到了“相濡以沫”的程度。大家心里都有一句话:熬下去,活下来,既然是戏,总会有演完的时候。

  但是金镜没有能熬过来。

  金镜原来和陈白尘在湖里放鸭子,1971年夏天,又调到了蔬菜班。一般说来,蔬菜班的菜地就在营房附近,上下工时间也比放鸭子正规,活儿应该轻一些。但偏偏那年夏天天旱,地一天不浇,菜就蔫了,菜班的活儿就成为最重的了。湖区的气温高达40几度,金镜的血压又一直很高,连续20天的挑水,又黑又瘦的身子,好像被烤焦了的炭。傍晚收工了,他坐在宿舍门口的小凳上,地上放一碗粥,连喝粥的力气也没有了。他的眼光暗淡下去,焦裂的唇边没有了声音。我向他投去同情和问候的眼光,他只是对我苦笑了一下。

  8月上旬的一天傍晚,闷得像蒸笼一般的湖区,忽然有了一丝风。他光着脊梁,只穿条裤衩,坐在营房前的小树下,旁边仍然放着一碗粥。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就这么一回事!”接着,指着头上沙沙发响的小树说:“今晚可以睡个凉快觉了。”

  从患肝炎后,我身体一直不太好,连里安排我和另外一个人值夜班。那天我值的是9点到下夜两点的班。大约11点多钟,和金镜住同屋的李从周来叫我:“老许,快去看侯金镜怎么啦!”我跟小李跑去,撩开蚊帐,只见金镜的头从枕上滑下来,歪在一边,发出很响的鼾声,我怎么叫,他也不应。我马上去大队医务室把孟仞千叫来,孟仞千诊断为脑溢血。不一会,食堂的方向闪着黄黄的车灯,接着出现了干校那辆破“华沙”,从“华沙”里下来一个干校医院的女医生,除带来一只氧气瓶,任何抢救的手段都没有。

  军宣队一直没有露面,但好多人都起来了,静静地围在小屋的外面。金镜的夫人胡海珠和岳母胡姥姥,坐在金镜对面的床上,默无一语的眼里,有的是悲愤和坚强。作为副连长的李季也起来了,他要我去叫起食堂的大师傅老宋。老宋捅开火,煮了十来碗挂面,我端给海珠,端给胡姥姥,端给医生,面凉了,谁都没动筷子。

  下夜两点,我交了班,又在金镜的小屋外站了好久。寂静里,接上氧气瓶后,金镜捯气的声音,小屋外听得很清楚。当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自己的小屋时,我心里在默念:明天一早醒来,定能听到金镜病情好转的消息。

  第二天一睁眼,金灿灿的阳光满屋都是。我翻身爬起,直奔第一排金镜住的小屋。屋里静悄悄的,仿佛昨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蚊帐撩起来了。照金镜历来的习惯,床上干干净净。几件洗过的背心和短裤,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枕边。草帽挂在壁上。马灯放在床头。都下大湖去了,营房里看不见什么人。我又跑去厨房,宋师傅正在做饭。我问他,沉默了半天,他才说:“侯金镜,去武汉——火葬场了。”我不愿相信,又奔回金镜住过的小屋。望着壁间的草帽,床头的马灯,涌上一阵裂心的痛楚:金镜确实离我们远去了!

  金镜是头上压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心身受着非人的折磨而死去的。他的去世,人们很悲痛,但不敢表露。直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这种感情才爆发出来:金镜,你这嫉恶如仇的勇士,你不应该死,你是比我们更有理由要活下来,看幕落之后,那群奸佞的下场的呀!

  云梦泽畔郭小川

  在有些人的眼里,中国作家协会不仅是砸烂的单位,而且还应该扫地出门,1969年秋天,就连窝儿端到了在咸宁的文化部干校。小川先小留北京,到年底,也和冰心、张天翼一起到了咸宁。

  因为镶牙和看病,1970年夏,小川去了武汉。解放初他就在武汉工作,这次去,是老战士旧地重游,但是,横跨大江的武汉三镇,竟连他一个栖身的铺位都没有。几经交涉,才以干校在咸宁这一理由,住进设在武昌的咸宁地区招待所。不久我因看病去武汉,也住在咸宁地区招待所里。

  我初去的时候,与他住同屋子的一个人,文革前,曾多次奉康生之命,去全国各地“访书”。那个人拿着明末遗民张煌言的《张苍水集》,说“无产阶级司令部”很重视这本书,并让他注释,意在炫耀他和康生的关系。小川很头疼,可又躲不开。一次我推门进去,那人又在说这本书,见我进来,小川的神情,真像看见救火车一样,对我说:“你来和他谈谈吧,对古的东西,我的确没有研究。”那神情,除急于解脱外,还有一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憎恶。

  招待所的后面,就是蛇山。晚饭后,我们有时沿着山间小路,攀上蛇山山顶。极目望去,烟囱、红楼、厂房、船舶,紧紧贴在被落日染成血红的天幕上,空气仿佛也烧着了,烈焰腾腾。伫立山头,我们常是默无一语。

  更多的时候,我们沿着覆着法国梧桐的街道,一直走到武昌桥头才折回。我们说话很少,只感到气压太低,胸口像压着沉沉的石板,只听沙沙的落叶,在追逐我们的脚步。

  “回《人民日报》的事有信吗?”我终于忍不住问他。

  “回去?问题看来比原来复杂。再说,就是回去了,工作怎么做?”低着头走了一阵,他抬起头,轻轻舒了一口气,说:“其它都可以不管,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武汉是长江上三大火炉之一,而7月又是这个火炉最炎热的日子,正如小川诗里写的“风是热风,浪是热浪”,住的屋里,桌子板凳,一摸都烫手。除看病和修牙,小川都在写他的诗。多次我看见汗水从他肘上流下来,把桌子的稿纸都浸湿了。一天他忽然停了笔,说要横渡一次长江。自1964年患肝炎以来,他的肝一直不太好,而横渡长江的那天,他又感冒了,正在发烧。面对洪水季节的长江,惊涛万叠,风浪滔滔,我很为他耽心,但他不顾我的劝阻,在8个工人的陪同下——带了一只排球作救生圈——挥臂击浪,飞渡而去,游了20多里,才在对岸上了岸。

  横渡之后,诗写成了,就是后来江青叫“问题很大”的《万里长江横渡》。这伙人是敏锐的,在这首诗里,触到了令他们心惊胆战的东西:一柄锋利的长剑,一个真正在风口浪尖上锤炼出来的战士的性格。

  小川回到咸宁干校,这种性格依然如故。所谓的向阳湖实际是斧头湖的一个小角,为八百里云梦的一部份。屈原“行吟泽畔”的“泽”,应包括这一带。这里气候恶劣,劳动极重,生活艰苦,且毒蛇出没。小川身体不好,却泥里水里和大家滚在一起。他还是五连的插秧快手之一。不同的是大家累了一天,胡乱吃点东西,倒头便睡,小川却总要拧亮马灯,看一阵子书,或在小本上记些什么。

  在五连,不知谁先叫他“郭知识”,以后就叫开了。这个绰号有两层意思,一是谐音,知事,即县太爷,不到20岁,他就当了河北丰宁县的县长。二是他知识渊博,常给大家做些读书心得之类的报告。干校开知识分子会,大家都推他。在当时,作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几乎就是“罪恶”,但他挎着一只小挎包,欣然前往。

  小川坚持读书,坚持写东西,大家主要是佩服,但也有些不解。作家协会已经砸烂,江青说了,不仅作协的干部不要,连桌椅板凳也不要,写东西还有什么用?再说,过去的“罪行”,不就是写东西吗?小川为什么那么固执,还硬要往里面钻?

  小川在这方面确实是很固执的。在心底,他从没有放下自己的笔。一天收工时,大队先走了,我和他走在后面。从湖里的工棚到山上的营房,有十好几里路。盛夏的荒湖,杂草丛丛,工棚隐隐,水鸟闪闪。他慢慢停下步,指着远处问我:“你看,那人是不是×××?”小川说的是人文社的一个老干部。顺着他指的方向,只见一个赤膊、短裤、戴草帽的人,正用系着红布的长竿,赶匆忙回棚的鸭群。太远,看不清,但从体形和动作看,有些像。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了他。他脸上泛起一种思索的神情,沉吟似地说了一句“又是一个野老。”当时没在意这句话,他逝世后,读到“原无野老泪,常有少年狂。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流言真笑料,豪气自文章。何时还北国,把酒论长江”这首五律时,才猛然省悟,沉吟“野老”之间,诗的火花,已在他的心头闪耀。

  为自己的固执,小川不断付出沉重的代价。1971年纪念“七一”,五连出墙报,用三分之一的版面,发表了小川的《长江边上五七路》。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第一次发表作品。大家很喜欢这首诗,文艺小分队去各大队演出时,还作为朗诵节目。干校很快进行干预,说《长江边上五七路》反映出小川想回北京的阴暗心理,根据是诗里有这样一句:“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脏——这整个机体的中心枢纽,直通着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街头。”军宣队要各大队进行批判,并责令小川本人检查。小川拒绝检查。各大队不仅不批判,原来没有读过这首诗的人,到五连的驻地,把《长江边上五七路》抄在本子上带走了。大家感到可笑,更感到气愤,仅仅出现了“北京街头”,就判定为“阴暗心理”,实在太不讲理了。现在一切都理解了,原来对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江青一伙早就制定了既定方针:不许郭小川回北京,不许郭小川回《人民日报》,不许郭小川发表作品,即使在墙报上发表也不行。后来事态的发展一一证实了这点。

  1972年夏天,周总理打破江青的阻挠,对中央文化部的运动进行了干预。总理指示,在干校十二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回北京,能工作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先养病。所有十二级以上的干都陆续回到了北京,但“四人帮”抗拒总理的指示,独独扣下了郭小川!

  秋天了,阴云低垂,雁阵横空,芦花乱飞。当年屈原行吟的泽畔,投下小川苍茫的身影。

  黑皮大张

  草尖上闪着几颗星子。我和黑皮大张坐在小船上,听远远近近的风声,看浓浓淡淡的暗影,心里老在嘀咕:是不是有牛闯进了瓜地?

  草丛中,时小时大,有悉悉索索的声响。一颗流星忽地划过小河,河面闪出一道水波的弧光。

  “他妈的,有蛇!”大张大喝一声,在船头猛地站起。小船在剧烈晃动。我抓起一把桨,照弧光劈了下去,“啪”地一响,从头到脚,溅了我和大张一身水花。

  流星消失在天的尽头,小河上的光影也熄灭了,一切又沉入浓浓淡淡的黑暗。那悉悉索索的声响,在草丛中越去越远,最后也听不见了。

  大张又在船头坐下来,继续他刚才的谈话。

  “他妈的,”大张说:“有一个作家协会,还有一个说家协会,那些群众要派去火葬场的人,我看都合格。”

  “作家协会的职业病是神经病,说家协会有没有职业病?”我问。

  “怎么没有?甲亢——不然能那么没完没了的呱呱!”

  “佐佐木蹲子算不算?”

  “怎么不算?那真能把死人给你说得活过来……”

  在五连,黑皮大张是个有名的人物。

  他原是肖劲光的警卫员,文革前复员到作家协会,在收发室管些收收发发,文革中,作家协会被“砸烂”,他和其他工勤人员一起,也下到了向阳湖。

  他是山东人,两米多的个儿,若半截铁塔。他出公差去咸宁城里,不论干什么,后面总跟着一大群孩子,闹闹嚷嚷,把他当稀罕物件看。

  他形若铁塔,却没有吃鳝鱼的胆量。一次经不住人们的怂恿,他在碗里扒拉半天,终于吃了两块,但放下碗,回到房间,心里就不踏实。有人恶作剧,说那鳝鱼正像蛇,在他的胃里钻,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比划蛇在胃里钻的样子,话声还没落,大张“哇”地一声,吐了个倒肚翻肠。

  70年春天,五连在大湖里清理排水沟。沟里的泥很深,“五七战士”们要站在沟里,把泥挖起来,倒扣在沟的两边。和干其它活儿一样,大张是绝对主力。他正在挖,忽觉脚下踩着了什么活物。大张把铁锨顺着脚边插下去,脚猛地一松,锨猛地一举一翻,把那块“泥”扣在沟边,那倒扣着的“泥”竟然爬动起来

  ——原来,那是一只两三斤重的鳖!

  大张不吃鳖,但他也不把鳖给人。收工回到营房,他把鳖养在自己的铁桶里。上工之前,下工之后他常坐在小马札上,把桶里的鳖看上半天。一天他从大湖回来,发现桶倒了,水泼了一地,鳖也不见了。大张的脸阴了好几天嘴里直嘀咕:“是哪个馋派干的缺德事!”

  大张是冤枉人了。那压着石头的桶,是鳖在里面折腾时,自己倒了的,鳖也乘机跑了。后来在营房左边堆稻草的棚里,发现了这只鳖,但已是一只空壳,看来鳖的生存能力,远不如龟。这间堆稻草的棚子,离大张住的小屋,不到30米,但隔着两排营房,不知是怎么爬过去的。

  作协下放向阳湖的人中,工勤人员是最先回到北京的。行前,连里为他们开了个欢送晚会,我还写了一首欢送他们的小诗,写大张的,有这么一段:

  战鼓声声起向阳,

  大会武,你战士最爱风和浪。

  常谈起你带病下河打桥桩,

  雷电下屹立着你的铁脊梁。

  至今红旗飘飘过桥头,

  犹似你亲切的大手在迎战友。

  三年,泥汗一身茧两手,

  怀念你呀,向阳岁月的一头开荒牛。

  诗不好,还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感情还是真实的。

  1999,秋,于桂林绿窗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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