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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辛亥百年反思:百年锐于千载
作者:章开沅      时间:2021-10-11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说的那段话:“18世纪之末,19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世纪不能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

《民报发刊词》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19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子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使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也并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孙中山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功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五族共和”的阐析。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1949年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1920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的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分出,纠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三民主义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含﹐我们理应给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人民,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并且期望以俄国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才能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距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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