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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新闻人胡绩伟早年:报海沉浮前奏曲
作者:钱江      时间:2021-10-08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胡绩伟,1916-2012,著名新闻人、报业编辑、政论家

  胡绩伟(1916.8——2012. 9),当代知名新闻编辑、政论家,晚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原名胡德恕,少年时代在四川家乡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影响下,由一名数学爱好者转而积极投身进步报业活动,进而参加革命,1937年12月成为中共党员。

  成都办报数年后的1939年11月,胡绩伟奉调到延安,参与创办《边区群众报》,不久任主编,该报逐渐发展成为中共西北局机关报。1946年,胡绩伟兼任延安《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

  1947年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撤出延安,胡绩伟率报社编辑部随西北野战军行动,兼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从1948年元旦起,《边区群众报》改为《群众日报》,仍为西北局机关报。

  本文叙述了少年和青年胡绩伟在故乡四川的经历。

  1. 出身于渐渐衰落的大家庭

  1916年9月15日,胡绩伟出生在四川威远县界牌场一个小学教师家庭。但是他的父亲胡良田在儿子降生后一年就因病去世了。胡绩伟晚年叙述自己的生日:这天是农历八月十八,“正好是钱塘江大潮的日子。这好像是一个征兆,预示着我的一生总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狂涛怒浪中翻腾不息,永无宁日。”

  后来他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一生只干了这一行,就是报纸的编辑工作,从20岁到68岁可以算是一个报人的一生。”

  父亲去世后,胡绩伟随母亲生活在祖父胡福全的大家庭里。祖父子承父业,开茶馆为生。幼年的胡绩伟对祖父的茶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茶馆在界牌镇十字街口,有六七十平方米的面积,柜台货架上放满了各种糖食和小点心。童年的胡绩伟深得祖父喜爱,吃饭时有时会把一些肉食放到胡绩伟的碗里,这在当年并不是可以轻易得到的。

  因经营得法,祖父算得上是界牌镇的富裕人家。但是进入胡绩伟少年时祖父去世,这个胡氏人家的境地变得困难起来。

  胡绩伟的叔祖父胡素民和大伯父胡驭垓(辛亥革命烈士)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早期成员,积极参加推翻清朝帝制的革命活动。他们两位的家中藏书甚多,子女们都爱好读书,深深地影响了幼年的胡绩伟。

  胡绩伟的初小是在家乡界牌镇读的,他天生读书勤奋,在班级里考试总是稳居前三名。他的记忆力尤其好,总能将老师教的古文背得滚瓜烂熟。他后来回忆说,死记硬背这些古文,虽然枯燥无味,又不全懂,但仍有一些好处,就是记得了一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和天下为公的治国安邦之道。

  胡继伟10岁那年,从界牌镇上的初小毕业,到自流井也就是现在的四川自贡读高小。两年高小毕业后,考入了著名的培德中学。

  进入中学以后,他完全被数学迷住了,尤其是代数和几何最使他入迷,当时的家境,即使胡继伟没有那么多纸张来做演算和画图,他常常一个人蹲在地上,用瓦片和树枝在地上演算,全神贯注,根本不理会身边人来人往。

  他觉得,自己会沿着数学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1955年胡绩伟(右)在朝鲜访问

  由于家境渐渐衰败,只读了一年初中的胡绩伟不能在自贡继续上学了。他来到川西的雅安,以出色成绩考上了川南师范学校。在这里读书可以享受到公费助学金,当能完成学业。

  来到雅安的胡绩伟仍然沉浸在数学王国里,但是阅读范围有所扩大,课外读物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逐渐转向鲁迅、郭沫若和蒋光慈的新小说。鲁迅的小说不如郭沫若的小说好懂,但是对于这个社会的苦难和不平的呐喊,引起了他的共鸣。

  在雅安读书前后两个学期,母亲终于说动了二舅,答应资助胡绩伟回到自流井(自贡)继续初中学业。他回到母校,读初三。

  就在这年9月开学以后,发生了举国震惊的“9•18”和“12▪8”事件,日本侵略者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又向上海进攻。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汹涌的浪潮也卷到了自流井,胡绩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和同学一起到街头公园,特别是到茶馆等人多的地方去演讲。胡绩伟个子矮,就站在凳子上演说。

  第2年,也就是1932年,由于继续得到二伯父资助,胡绩伟到成都报考高中,顺利地考取了著名的华西中学,这是一所教会中学。

  他仍然专攻数学,谢绝了教师和同学要他加入教会的劝告。

  这时的胡绩伟已经有了极强的自尊心,对二伯父不那么情愿供他到成都上学心有芥蒂。他曾有的一年雅安师范学校的经历也鼓励了他,于是他在华西中学读了一年高中后,考入四川省立师范学校,打算以数学作为人生目标,毕业以后当一名中学数学教师,奉养母亲。

  尽管他考入师范学校后生了一场大病,休养了一段时间,却没有影响到他对于数学的专研,他用两年的时间把大学里三年的数学课都学完了。

  两年后1935年,在几位好朋友的支持下,他决定“买”一张高中文凭提前报考大学。

  在当时的成都,买卖文凭比较常见,用20块钱大致就可以买到。但是胡绩伟拿不出这笔钱来,几个好朋友帮他凑足了20元钱,结果买到一张主人叫“胡绩伟”的文凭,原来也姓胡。

  这位从自流井走来的热爱数学的青年,凭着这张“胡绩伟”高中毕业文凭,顺利地考入了华西大学数学系。“胡绩伟”这个名字从此伴随了他3/4的人生,后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胡德恕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报人胡绩伟曾在同学故旧中打听这位卖文凭的“胡绩伟”究竟是谁?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2.由数学爱好者转而投身新闻报业

  华西大学是一座教会大学,胡绩伟于1935年考入华西大学数学系。当时的志向是希望大学毕业后当一名数学教师,奉养母亲。谁知入学不久在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在抗日救亡思想影响下,他觉得现在的人生当务之急是抵抗日本侵略,救中国。

  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胡绩伟和朋友们讨论,现在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是把谋求个人出路放在第一位,还是把谋求国家民族出路放在第一位?究竟是钻研数学将来当好一个数学教师,还是投身政治,做一个救国救民也救自己的政治活动分子?他慢慢地倾向于后一个主张,过去七八年来对数学的痴情,在胡绩伟心目中有如积蓄已久的坚冰,在突然降临的一场春雨后,迅速融化了。

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胡绩伟和邓拓夫人丁一岚在福州邓拓故居

  1936年4月,他做出一项决定,放弃在华西大学数学系就读资格,重新报考大学,他顺利地考入了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这预示胡绩伟将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对于告别数学王国进入革命天地,胡绩伟带有无限的眷恋。他在晚年回忆时还指出,由于学生年代过于沉浸在数学公式中,他的文史书籍读得少了,诗词背诵少了,导致此后为文多平铺直叙,少了联想和引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进入四川大学开学不久,他认识了理学院学生韩天石和王广义,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当时韩天石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被北大校方开除后来到了四川大学继续求学。在韩天石带领下,胡绩伟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

  1936年10月,胡绩伟参与组织和领导了成都“民先会”(中共外围组织),在中共党员车耀先领导下出版周刊《大声周刊》,开始接触新闻工作。《大声》创办时发行1500份,半个月后的第3期就发行到5000多份,在当年的成都是一个不小的发行量了。

  但是办到第13期,《大声》被当局查封了,罪名是“消息言论不正确”。这个编辑部的年轻人再接再厉,在《大声》停刊之后20天,又以《大生》的新名字登记出版。新的《大生》周刊出了5期就被查封,罪名是:“更名出版后,言论更为荒谬。”

  《大生》被禁没有多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组成编辑部的几个青年人立即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图存社”,出版《图存》周刊,几个年轻人各写一篇宣言供创刊号选用。结果,胡绩伟写的文稿《以血肉的抗战答复敌人的侵略》被选上了,由此增添了他从事新闻报业的信念。

  1937年12月,中共在成都恢复党的组织,21岁的胡绩伟由韩天石介绍加入中共,并成为成都抗日救亡团体“星芒社”骨干,参与创办《星芒报》——一张8开4版的三日刊,主要读者对象是中小学教员、店员和粗通文字的劳动者。其时文艺界正在提倡通俗化、大众化,新闻界则提倡创办“老百姓报刊”。《星芒报》加入了这一行列。从这时起,胡绩伟不再在川大继续上课,他成为一个职业报人,也是一个职业革命者了。

  《星芒报》的文章短小,常以四川人“摆龙门阵”的方式抨击社会丑恶现象。胡绩伟主持的言论栏目曾以《校长与军长》为题,调侃国民党当局:“有人看见某校长亲自出马,捣毁星芒报和战时出版社,便问校长与军长有何区别? 夫子曰:军长主战,校长主降:校长击内,军长击外:军长抗日,校长反俄。马占山曰;幸好校长不是军长,否则,祠堂街已踏为平地。”言锋直指“校长”——蒋介石。

  胡绩伟喜欢到茶馆坐坐,倾听街言巷议,从中寻找言论题材。当时成都的报纸一般发行一两千份,《星芒报》很快发行到1万多份,有时接近2万份,在成都颇有影响。由此可见推翻帝制进入民国,报禁既开,民智相随,亦显示出胡绩伟作为新闻报人的禀赋。

  从1936~1939年,胡绩伟参与主办《活路旬刊》、《大声周刊》、《星芒报》、《蜀话报》等,屡次遭到查封,又不断创刊。

  在这期间为了生存,胡绩伟到《四川日报》当夜班编辑。当时的川报也是中共活动的一个据点,总编辑杜桴生是地下党员、成都市委书记。

  川报编辑室旁边有一个小屋,里面放了4张小床。胡绩伟下了夜班不愿意马上回《星芒报》编辑部去的话,可以在这间小屋里过夜。川报社的背后正是川剧剧场,每天上午10:00开早场,锣鼓齐鸣。声音震耳。因此一般在《四川日报》》做夜班的人都不愿意下班后在这里过夜。但胡继伟却可以任凭隔壁敲锣打鼓,照样呼呼大睡,等到上午10:00大戏开场他才起来。后来胡绩伟回忆,当时那种吵吵闹闹的茶馆和戏场氛围练就了他抗声音干扰的本领,后来他长年累月熬上夜班却能够时时集中精力,就在那时打下了基础。

  在办报、查封,再办报,再查封的拉锯中,胡绩伟逐渐形成了幽默泼辣的办报和言论风格,他希望报刊成为读者了解国内外大事的工具,也成为读者的耳目喉舌。

  1939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在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开办党员训练班。成都党组织选派两人前往参加,被选中的是胡绩伟和他的堂姐胡德辉。

  他们结伴来到重庆是5月5日,正是日本飞机对重庆连续两天大轰炸的次日,目睹了日军飞机大轰炸造成的人间地狱般的惨状。

  来到指定接头地点,那个房屋已经被日军飞机炸塌,却有一个联络员在残存门洞里等待,胡绩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随后他们来到红岩嘴大有农场参加培训。

  这次训练班,来自川四川各地选派的中共党员约有三四十人,讲课的是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何凯丰、邓颖超等人,历时一个月。讲课使胡绩伟产生了要去延安的强烈愿望。

  机会不久就来了,胡绩伟此前认识的中共党员、著名作家周文将去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担任负责人。他听说文协要办一张通俗的大众文化报纸,就推荐身在成都的胡绩伟来主持。周文的推荐得到批准,中共成都党组织即通知胡绩伟前往延安。

  胡绩伟于1939年11月离开成都去延安,先到中央青年委员会(中央青委)学习。当年12月20日,胡绩伟到达延安,在中央青委走出一位青年军人来接待他,自我介绍“胡乔木”。

  胡乔木和胡绩伟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起伏交往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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