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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新闻人胡绩伟中传:延安办报和苦恋
作者:钱江      时间:2021-10-08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胡绩伟,1916-2012,新闻人,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1939年11月,23岁的胡绩伟奉调到延安,参与创办《边区群众报》,不久任总编辑,该报逐渐发展成为中共西北局机关报。1946年,胡绩伟兼任延安《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

  1947年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撤出延安,胡绩伟率报社编辑部随西北野战军行动,兼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从1948年元旦起,《边区群众报》改为《群众日报》,仍为西北局机关报。

  本文叙述胡绩伟在延安办报的经历。

  1.到延安办《边区群众报》

  1939年12月,胡绩伟来到延安第一站是中央组织部。

  他递交了中共四川省委的介绍信。这是一张小纸条,卷成一个两三公分长的小纸丸,缝在裤衩裤袋里。

  中组部两位工作人员接过介绍信,看过之后说,他们已经知道胡绩伟要来,已经把他的工作分配到正在筹备的中国青年救国联合会。说来也巧,当时胡耀邦的对外公开身份也是中国青年救国联合会成员,不过那时候胡绩伟还不知道胡耀邦。

  中组部接待人员告诉胡绩伟,青年救国会的党内名称叫中央青委。你现在就到那里去。

  胡绩伟去了,那里走出一位穿着普通军装的中等身材青年军人,他介绍自己说叫“胡乔木”。

  到延安之前,胡绩伟就听说中央青委秘书长胡乔木了。

  胡乔木温文尔雅,慢声细语地和胡绩伟寒暄几句,说早就知道胡绩伟的情况,早就听说要来。中央青委已经研究过了,分配你去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你来了以后先去看看党内文件和毛主席的一些著作,再去看一看已经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

  阅读党内文件和毛泽东著作就是胡绩伟初到延安之后最初两个月的主要生活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城墙

  两个月后的1940年2月,周文也从成都来到了延安,住在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和中共中央驻地杨家岭很近。一天傍晚周文到延河边散步,恰遇毛泽东。

  毛泽东表示欢迎周文到延安来,他对周文在左联时期的工作有所了解,几天以后专门请周文到他的住处谈话。

  周文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部长、常委和党团书记,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左联的工作。

  毛泽东很注意倾听周文的汇报,然后说,他主张周文继续在大众文化方面开辟新的阵地,建议创办一个大众读物社,创办一张通俗化的报纸,编辑一批大众化的通俗小册子,就请周文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

  周文欣然接受,毛泽东立即通知中宣部和中组部为创办大众读物选定社址、筹办经费和调集干部,确定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直接领导这项工作。

  周文接受毛泽东任务的当天下午就来到中央青委找到胡绩伟,介绍他与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希望胡绩伟参加到这项工作中来。两天以后,胡乔木也通知胡绩伟,他的工作转到大众读物社去。

  1940年3月12日,大众读物社正式成立,社长周文,下设一个报纸科,科长赵守一,正式编辑只有胡绩伟一个人。

  赵守一和胡绩伟对上号了。几十年后“文革”浩劫过去,赵守一跟随万里到安徽,担任安徽省委常务书记,开始推进农村改革,胡绩伟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坚定支持万里、赵守一在安徽的改革,这是后话。

  3月25日,《边区群众报》就创刊了,毛泽东题写报名。

  办报是胡绩伟的心愿,他来到延安就怀着希望:“在人民的天下办一份真正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报纸。”

  2.《边区群众报》的初步成功

  《边区群众报》最初是石印的,比油印往前了一步,但是比不上活字铅印,编版尤其麻烦,每篇文章的字数包括标点符号,必须计算得一清二楚,排版时一点差错都不能允许。为了版面美观,还要请来丛书科的画家为稿件配画和制作刊头题花。这些事务最初都是由胡绩伟来做。

  报纸受到读者欢迎,因此到第10期后改为铅印的4开4版的周刊。每期报纸由创刊时的4000多字,增加到八九千字。在当时,陕甘宁边区只有150多万人口,《边区群众报》》发行到了1万多份。胡绩伟判断,当时如果不是纸张供应紧张,发行量还会增加。

  由于《边区群众报》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因此到1941年5月边区中央局改为西北中央局时,《边区群众报》很自然地成为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接着发展成5日刊。主要读者是边区基层干部和中小学教员,以及粗通文字的士兵、农民等。

  随着发行增加,编辑部逐步扩大,到抗战结束时,形成五六十人的编辑队伍。

  《边区群众报》行文口语化,通俗易懂,通常情况下不登党的决议文件全文,不登党的领导人讲话全文,也不登党和政府会议的长篇报道,连一些很重要的长文章也不登。

  并非编辑部不重视这些重要长文,他们的做法是,根据读者对象的接受能力,有的放矢,采取大胆改编的办法,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通俗化改写,来宣传、解释党的文件和工作经验。这样产生的实际效果,往往比照登照转长文章的效果好得多。陕甘宁边区群众中流传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谜底是《边区群众报》,表明了边区读者的喜爱。

  1941年,《边区群众报》举行创刊一周年纪念仪式,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当面问毛泽东:“你最喜欢读什么报?”

  毛泽东很爽快地回答:“《边区群众报》。”

  为了把文章编辑得明白易懂,胡绩伟经常把全体编辑召集到一起审稿修改,在审稿时把每篇稿子慢慢念一遍,征求大家的意见,特别注意听取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意见,看他们是不是一念就懂,一听就明白。报上不时刊登民歌体裁的秧歌剧本等等,受到陕北读者欢迎。

  几年后的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会上,边区政府授予《边区群众报》“特等文教模范”称号。作为报纸的主编,胡绩伟被授予“特等文教模范工作者”称号。副主编金照和文艺编辑,柯兰得了甲等奖。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胡绩伟

  3.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小毛驴”

  延安整风开始后的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周文不但推荐,而且带着胡绩伟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参加了会议。

  会议闭幕那天集体留影时,胡绩伟原想站在后排,周文却把他拉到了前排,同他一起坐在第一排最左边的两个板凳上。这时的胡绩伟26岁。50年后他重新审视这张集体照片,发现毛泽东和朱德坐在第一排中间,李伯钊、草明、陈波儿、塞克等夹杂着坐在这两位领袖边上,他胡绩伟本人坐在第一排边上,矮小瘦弱,像个十六七岁的“小鬼”。

  这是胡经纬第一次面对面地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没有拿讲稿,而是即席发言,手里拿着一些纸,上面是写着大字的提纲,讲得生动活泼,说理精辟,语惊四座,不断引起满堂掌声和笑声。

  胡绩伟听得入神,感到特别亲切,因为领袖讲的一些主要内容正是《边区群众报》早就这样做的。毛泽东讲话中关于“雪中送炭”的号召,更是使胡绩伟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他在讲到文艺工作者时肯定地指出:“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因此延安文化工作者的第一步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这些话都说到胡绩伟心坎里去了。

  在《边区群众报》的办报日子里,胡绩伟不知疲倦地工作,被同时比喻为“小毛炉”,他感到自己就奔走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

  胡绩伟感到,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延安时期正处于飞跃期、高峰期,人们拥护他、称赞他,也有人议论他,批评他,这都是很正常的领袖同人民的关系。

  胡绩伟回忆,对座谈会报告中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干净,工人农民不脏的话,当时颇有议论,他本人也有不同的思考。

  胡绩伟认为,如果这种脏与不脏是比喻革命与不革命、品德高尚与不高尚,那是不很恰当的。农民中有很多革命分子,有舍己救人、一心为公的人,有真诚坦率的人,但总的来说,一般农民是私心较重的,思想是相当保守的,心胸比较狭隘的,这恰恰是脏是不干净;对于知识分子,一般地说也有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的一面。但因为他们有知识,思想就不那么保守,眼光比较看得远,因而易于倾向革命,这也是客观事实。

  拿这点来说知识分子不干净,说农民最干净是站不住脚的。

  胡绩伟很赞同“讲话”中关于“先做学生,后做先生”的论述,就是承认农民的许多地方值得学习,但由于长期贫苦而形成的不卫生习惯是不能学的,还要向他们宣扬讲卫生的道理,劝他们逐渐养成讲卫生的习惯。不能认为他们的脏是好的特性,是值得尊敬,值得学习的。

  胡绩伟回忆说,“讲话”中关于歌颂和暴露都联系到阶级立场的那一部分,不清楚的地方较多,在当时争议也比较大。

  4.涉险经历“抢救运动”

  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延安各个机关对于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散文《野百合花》的批判逐渐展开。《讲话》之后第4天,中央研究院召开大会批判王实味,他的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后来,王实味被不幸错杀,“文革”后平反,恢复名誉。

  延安整风在1942年初起时是和风细雨的,但是逐渐尖锐化,将批判矛头主要指向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和文化人。到1943年4月以后,领导整风学习的总学习委员会(“总学委”)严重夸大敌情,认为边区内已经特务如麻,结果大搞逼供信,划定百分比,要求追查出敌特分子,因此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伤害了革命同志。这就是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

  1943年夏天传来消息,说四川中共地下党都是“红旗党”,已经来到延安的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是特务!胡绩伟的入党介绍人、重庆市委书记韩天石也是“特务”。这时胡绩伟的堂姐胡德辉也已经来到了延安,即被认为是“红旗党”,关在党校里审查。邹凤平忍受不了威胁和侮辱,愤而自杀。

  这时胡绩伟的情况已十分危急。但是,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比较稳重,一再强调《边区群众报》一期也不能停,如果把报社主编都打倒了,谁来办报呢?对抢救运动,他更是强调一定要先弄清事实,再戴帽子。

  西北局派来指导工作的干部秦川对邹凤平也比较了解,不相信四川地下党就是“红旗党”,也不相信胡绩伟会是反革命分子,因此西北局宣传部决定把胡绩伟的问题拖一拖,放到运动后期再来解决。这一拖就拖进了平安,后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地过去了。

  这样一来,胡绩伟仍然是报社抢救运动的领导小组成员。这时报社的副主编金照和谭吐都被打成特务,胡绩伟据理力争说,他和两位副主编朝夕相处工作,他们怎么会是特务呢?但因为金照是从上海来延安的,胡绩伟对他在上海的情况不了解,因此金照依然受到批判和追查甚至殴打。但胡绩伟对谭吐就非常熟悉了,从1938年起,他们就一起在成都办《蜀话》报,胡绩伟是报社的中共支部书记。因此胡绩伟坚持说,如果你们认为谭吐是特务,那么我这个党支部书记也是特务,你们就把我们一起批倒吧。这样终于把谭吐保了下来。

  结果边区群众报社四五十个外来知识分子干部中没有被当作特务来斗争的,只有胡绩伟和谭吐两个人。

  好在“抢救运动”持续尚不足3个月,总学委主任毛泽东出来承担责任,向受了委屈的干部们脱帽道歉,这场运动停了下来。

  1946年3月,《边区群众报》创刊6周年,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祝贺文章中说:“这个报纸是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

  5.胡绩伟的逆理恋爱,甜美与痛苦共生

  用胡绩伟自己的话说,他的爱情是“青梅竹马,从小就萌发起来的”,但却是逆理的恋爱婚姻,充满了痛苦,几罢而不能,最后却是终于月圆,平安到老。

  因为他恋爱的是大他5岁的堂姐胡德辉。

  他和堂姐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从小就如漆似胶,但是进入青年时代,双方都已知道彼此是不能结婚的。这使双方都处在希翼与失望之中,备尝相爱的痛苦与心酸。

  1934年,这年,18岁的胡绩伟已经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胡德辉已经23岁了,在这年秋天应聘到宜昌中学教书。

  临行之前她和胡绩伟在一起分析前程,彼此冷静下来。胡德辉劝堂弟早日找到可爱的女孩儿,胡绩伟也祝堂姐早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结婚。他们就此分手。

  胡德辉到宜昌中学教书不久,结识了那里的男教员黄觉民,很快结婚,并在次年一起去了北平。黄进入大学读书,胡德辉留守家中。1936年,这对夫妇回到成都,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在成都,胡绩伟和堂姐见面时抱头痛哭,埋怨她不该不打招呼就结婚。而胡德辉却劝胡绩伟永远忘记她。

  一开始,胡绩伟倒是将自己的情感降温了,但他很快得知堂姐对自己的婚姻并不满意,这样一来两人之间的恋情又断断续续地维持起来。

  1939年5月,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举办新党员训练班,恰恰选派了胡德辉和胡绩伟一同前往重庆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们的感情被重新点燃。但此后不久,胡德辉怀上了第2个孩子。又过了些日子的当年11月,胡绩伟奉组织之命,离开成都前往延安。临别之夜,两人互道缠绵,但不知命运究竟会把他们引向何方。

  胡绩伟去了延安,和胡德辉一别三年,没想到胡德辉在1942年带着3岁的女儿也来到了延安。原来,胡德辉的丈夫已在抗战爆发时入党,是1940年夏天来到延安的。

  还没有想到,胡德辉一到延安,很快受到怀疑。由于“抢救运动”中中共四川地下党被诬为”红旗党”,胡德辉来延安前曾在成都的国民党省党部当过两个月文书,被怀疑是特务,因此受到关押审查。对她的审查持续一年多,到1944年夏天才结束,分配到离延安几十里外的子长县中学教书。这时,她和丈夫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两人正式离婚了。

  胡德辉离婚在胡绩伟内心产生了十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胡绩伟为堂姐终于摆脱了痛苦的婚姻枷锁而高兴,觉得他们两人的结合有了希望,但是又感到这样的逆旅婚姻是不可行的。

  胡德辉也是这样想的,因此她为胡绩伟介绍了几位对象。胡绩伟身为《边区群众报》的领导,身边的青年知识女性中也有对胡绩伟表示好感的。但是她们都没有引起胡绩伟的感情波澜,他对身边的女性从未动心。

  1944年秋,胡德辉到子长县教书,离开延安有三四十里路。每一两个月都要到延安,看望留在延安保育院的女儿,随后到清凉山来看望胡绩伟。这段时间他们双方约定淡化彼此间的感情。

  6.走上清凉山进入《解放日报》编辑部

  1945年10月25日,《边区群众报》的编制并入解放日报社,胡绩伟仍任《边区群众报》总编辑,兼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分管《解放日报》对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报道。

  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向胡绩伟交代任务说明,这样做是为了一旦在《解放日报》的编辑队伍随同中央向东北迁移时,接收遗留下来的物资,主要是印刷设备;二是学习《解放日报》的办报经验,将来要把《边区群众报》办为对开的日报。三是由胡绩伟兼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把两家报纸的记者队伍和通讯员队伍统一起来,也加强了《解放日报》对陕甘宁边区的宣传。

  对于此前在西北局领导下工作,胡绩伟很满意。认为西北局领导对重大问题的把握比较稳妥。比如说土改,毗邻陕甘宁的晋绥分局一度在政策上犯有“左”的错误,晋绥日报也跟着犯错。而西北局领导善于从实际出发,对某些“左”的倾向进行了纠正。“抢救运动”中,西北局领导比较冷静,对发生的偏向纠正得比较快。

  胡绩伟回忆认为,西北局主要领导人作风正派,无论是书记习仲勋还是宣传部长李卓然,或是组织部长马文瑞都平易近人,《边区群众报》的编辑很容易到他们的办公窑洞去当面请示,西北局宣传部几位经常同报社联系的干部也是常来常往。

  陕甘宁两家大报的编制合并之后,两个报纸的通讯网络也合并了两报记者队伍统一使用,使陕甘宁边区的新闻报道数量大大增加。

  对于胡绩伟来说,视野的广度和认识问题的深度要比之前进了一步。对军事形势和大局面的认识上尤其是这样。

  进入《解放日报》以后,胡绩伟的工作受到西北局和解放日报社的双重领导,他深感无论是博古、陆定一,还是直接领导余光生、艾思奇、范长江,他们的水平都很高,他们出的主意,写的文章和改的稿子都令人钦佩,而且为人和蔼可亲,总是很耐心地听取意见。

  来到《解放日报》胡绩伟也看到了清凉山编辑们的目光敏锐之处。一个突出的事情就发生在他来到清凉山办公前夕,在“三边区”工作的李季写出了叙事长诗《红旗插在死羊沟》,诗稿同时送给当地办的《三边报》和《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编辑一眼就看中了这首长诗,特地找到《边区群众报》负责“三边”稿件的编辑,了解作者情况。

  李季的原稿很长,是一段唱词间隔一段说白排下来的。《解放日报》编辑将说白删去,改成一首完整的长诗,标题也改为《王贵与李香香》,在副刊上连载3天(1946年9月22日至24日)。这首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的长诗,塑造了王贵和李香香两个动人的形象,是影响深远的当代文艺作品。

  对于《边区群众报》没有刊登这首信天游长诗,胡绩伟感到很过意不去。后来李季来到《边区群众报》当编辑,胡绩伟专门向他说了一番道歉的话。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3月13日,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延安,清凉山上也落下了炸弹,这天,《解放日报》在延安出了最后一期报纸,全体人员随同中央机关撤出延安。3月15日疏散到瓦窑堡的编辑部继续出版《解放日报》,报纸由对开两版改为4开两版,到3月27日又出版了13期。

  胡绩伟担任总编辑的《边区群众报》,自1940年创刊,到1947年3月撤出延安,共出版363期,由于在战争状态下,这些报纸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

  3月18日子夜,《边区群众报》全体人员随同西北局机关撤离延安。胡绩伟兼任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他的征战岁月开始了。

  (未完待续)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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