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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王明与新民主主义
作者:王也扬      时间:2021-09-30   来源:《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
 

  王明在晚年著作《中共50年》[1]中,集中攻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指其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2]他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立“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王明注:“即同资产阶级共同领导”)[3]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4]这样“便把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推向遥远的未来”,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翻版。[5]在共产党的语汇里,这可谓是右得不能再右的错误。然而当年在延安的路线之争中,王明对新民主主义的批评却是“太左”,认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便不好,而要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关系弄好”[6]。1941年皖南事变后,共产国际针对中共的不妥协态度,发来措辞严厉的质询电,王明趁机在书记处会上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7],这引发了毛王之间的斗争升级。那么,王明与新民主主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今天的研究,有必要拨开云雾,厘清历史的本来。

新民主主义的两个特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8],“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9]毛泽东的这一思想链条可以溯至三年前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时中共所作出的承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10]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说:“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很明显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11]一年多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提法改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了不显得突兀,他补充说明了一句:“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新民主主义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是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前提条件,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和出发点建构的思想理论框架。其二,它又有自己的内涵,这种内涵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即已蓄蕴,至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公开树立旗帜,又至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最终完成了表述。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及中共表示接受三民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而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内涵,新民主主义也就无所谓一个“新”字。[12]

  那么,新民主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中共不同于国民党的独立自主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领导权与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在《论新阶段》中,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不久,中共自身实力有限,毛泽东的说法比较含蓄,他承认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蒋委员长是“伟大的领袖”[13];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与领导权,则以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和“坚持党的独立性”[14]来体现。在六届六中全会当时没有公开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否定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他特别强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中国“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 [15]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论新阶段》申明“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阶段”,这与“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没有冲突,“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16]

  1940年初,中共武装力量发展到近50万人,其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也搞得有声有色,国民党对日正面作战则折兵失地、损失惨重;两党关系在中共拒绝与国民党合并,后者秘订“限制异党”方针后也走了下坡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正式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新民主主义,其时虽然还说到了三民主义,但已经是冠以“新”字的“新三民主义”而非“旧三民主义”了。新民主主义的核心即中共要“领导或参加领导”国家,因为“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新民主主义论》列专节说明中国革命是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公开阐述了列宁的革命“两步走”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17]

  抗战结束前夕,1945年4月,遭遇豫湘桂战役大败、主力退至西南一隅的国民党军人数减至150万左右,“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毛泽东语)[18],中共则有了90余万正规军、200多万民兵,根据地人口达到一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迎接胜利”的气势溢于言表。他把《新民主主义论》所言中共“领导或参加领导”国家的务虚之辞,变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具体政治要求,并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19]这已然是中共自己的一套建国方略。

  引人注目的是,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表述,毛泽东的语气似乎不很着急。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20]毛泽东的这种态度,是王明后来所指责的“把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推向遥远的未来”吗?非也。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讲到,这么做恰恰同王明所代表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是有区别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21]

  毛泽东“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方针的确定,意义非同一般。党史专家胡绳认为,这是中共能够“把中间势力拉过来”,进而孤立和打败国民党,取得1949年胜利的关键一招。“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应当说,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22]而毛泽东能出此招,又是他对列宁主义的革命“两步走”策略[23]琢磨到炉火纯青,运用至得心应手的表现。

  果然,在战后国共争天下的斗争中,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转变。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24]这也印证了胡绳的话:“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25]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毛泽东已秘告党内,在蒋介石打倒以后,我们将要在政治上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并“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长时间容许他们存在,“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26]

王明为新民主主义做铺垫

  新民主主义的提出既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前提条件,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铺垫。在这方面,曾经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是参与了顶层设计的。

  1925年,刚刚加入中共的王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俄文和列宁主义课程成绩优异[27],获得重用,两年后即随联共中央代表团回中国“指导工作”,这期间他在中共理论刊物《向导》上发表文章《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说中国革命有两个前途:资本主义前途和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两个前途都有实现的可能,决定它们命运的只有那〔哪〕个阶级取得中国革命领导这一问题。”[28]王明很快便在中共党内成为继瞿秋白之后阐述列宁主义理论的高产作家,且可以看出他对“无产阶级领导权与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一列宁主义基本命题的理解,比瞿秋白更有些深度。这就是说,后来成为新民主主义核心内涵的东西,王明是较早阐述者之一,而此时在湖南基层工作的毛泽东则连列宁的书都见不到,其对列宁主义理论,包括“两步走”策略较为深入的认识,还要在五六年之后。[29]

  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两年后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扩军备战,咄咄逼人。苏联腹背感到了德日威胁,斯大林随即调整国家战略。他既要在欧亚新一轮地缘争夺中获利,又要预防苏联两面受敌。自列宁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立走出俄国革命道路以来,联共(布)一直视欧洲社会民主党为叛徒,而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成了反法西斯斗士,苏联还要把他们当敌人吗?东方中国的东北三省,往昔日俄为了争夺曾大打出手,如今悉入日本军阀囊袋。面对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日本能无觊觎之心吗?1928年张学良欲收回中东铁路,莫斯科指示中共“武装保卫苏联”,可是中共正遭国民党屠杀,力量不足,苏联只能亲自出兵打败张学良及其背后的蒋介石。那么现在是继续与蒋介石对抗,还是转而对付更严重的威胁——日本呢?作为大战略家的斯大林不难做出抉择。

  1932年,王明凭借聪明勤奋与逢迎上司,进一步受到苏联信任,以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身份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其时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国际领导,而国内同志陷于反围剿鏖战之中,原来与苏联驻沪总领事馆保持关系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又屡遭破坏,党与“远方”[30]的联络变得越来越困难直至完全断绝。历史就是这样使年轻的王明成为最接近党的上级领导机关,乃至参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顶层设计的人物。顶层设计的总设计师当然是斯大林。与列宁一样,他始终看重实力与实利原则,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亲疏与是非。

  次年,中国共青团驻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被派回国,他后来回忆说:

  正式通知我动身的时候,我去找王明,因为这时他是代表团团长……他把我领到走廊角落上同我谈:他说你要回去,好。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交待给你,回去后转告党中央。就是现在我们在战略上需要有个大的转变。我们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打了好几年了,现在看来,他们消灭不了我们,而我们的力量目前也消灭不了他们,因为他们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长期这样打下去,就会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他们已经占领了东三省,现在正在逐步侵占华北。很明显,这样打下去对中国人民不利。所以现在要改变一下策略,就是要同国民党妥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我们坚持要打倒国民党,而蒋介石就说:他们本来是想抗战的,只是因为共产党在后面打他们,他们腾不出手去打日本。这样,对中国人民不利,而且很多的人也不能够理解和踊跃支持我们。所以应该从战略上作个大的转变,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我问他:“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如果蒋介石要领导我们,要我们服从他的指挥,怎么办?”

  “这个,我们要采取让步的政策。我们组织爱国统一战线,是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的人士,这样才能壮大我们的声势,逼着蒋介石不能不同意抗战。”

  我听了以后,觉得这个主张很对,是个很大胆的战略上的转变,就说:“你是不是打电报去,或者用文件寄到国内去?”

  “我们共产国际的联络局很不健全,常拖的时间很长,而且往往传达的不够全面,或不够清楚,所以还是专人口头传达比较好。”

  “这个意见我是接受的;不过,我不清楚,这是你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呢?这一点我应该知道,并应该向党中央说个清楚。”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31]

  从苏维埃革命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王明等中共人士来说,最大的思想障碍是联合蒋介石,这不仅因为1927年以来的血海深仇,还因为眼前蒋氏剿共的屠刀并未放下。但斯大林的指示非常明确:日本军国主义者只考虑实力,只有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包括南京军队时,才能给日本侵略者以反击。[32]否则阻止“帝国主义反苏战争”,把中国变成“武装保卫所有国家劳动人民的祖国——苏联而进行的国际革命斗争的总战线上的一个最前沿的阵地”[33]便是空话!于是王明不断克服自身及国内同志的迟疑和反复,为贯彻共产国际“联蒋”抗日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3年10月,王明与康生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告诫说:“‘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因此“非常迫切的需要广大的非常灵活的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随信还附去王明等草拟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等要求,该纲领后来由宋庆龄、何香凝等一千七百多位国内知名人士签名发表,形成不小的社会舆论。[34]

  1934年下半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筹划在法国办一份拟名为《救国报》的周刊,王明通过作家胡兰畦邀请国内爱国报人胡秋原访苏,希望胡也参加周刊的编辑。这项工作很快得到了落实。该刊在莫斯科编辑制版,送巴黎印刷发行,再大量寄往中国。1935年6月,王明主持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起草。在对文件草案的讨论中,王明主张中共可以有三个条件的让步,即:(1)为了真正达成停止内战,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2)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中国苏维埃政府改名为地方民主政权;(3)为组成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军。[35]《告同胞书》得到斯大林的批准,于8月1日发表,随后在巴黎《救国报》刊载,产生巨大影响。

  同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标志苏联正式将其国际战略由对外输出苏维埃革命转变为倡导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王明在会上发言说:

  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完全负责地公开声明,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们,一切愿意保国卫民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圣神事业的党派和团体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压迫的民族(蒙、回、韩、傣、苗、黎等等)的兄弟们,中国共产党竭诚欢迎你们与苏维埃政府一起参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同时,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完全负责公开地声明:一切愿意手拿武器去救国的军队,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战争的官兵和将领们,中国共产党竭诚欢迎你们与中国红军以及东三省、热河、北方各地反日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一块去参加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此外,我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在全世界的舆论面前,正式宣称: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愿意根据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来与中国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地方军政机关、各名流、各政治家,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的问题,不管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与其他党派、团体和个人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在今天大家都应当一致对外。

  二、中国红军决计首先参加这种抗日联军,以便与一切军队手携手地在前线上为抗日救国而战。只要任何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只要任何军队真正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不管这些军队是否与红军进行过战争,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立刻与他们联络一起去实行抗日救国。[36]

  当时国内的中共党组织“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党中央及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危困状态,电台毁坏,关山重重,没有手段和渠道向外界发声。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声明连同在法国巴黎发表的“八一宣言”,可谓掷地有声。国民党方面很快有了反应,蒋介石指派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与王明接谈,由此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

  1936年7月,王明发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又名《新中国论》)的文章[37],阐述了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之后的建国新主张。后来他对这一建国新主张做了解释,说:“中国共产党所提的这一民主共和国的性质,虽不能不有别于过去历史时期中由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所形成的欧美某些国家的旧式的民主共和国,但它还绝不是苏维埃式的或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它将是而且一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胜利过程中产生的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是一切参加对日抗战到底的各种力量所共有的民主共和国。”[38]又说:“为了争取抗战胜利计,必须认真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坚持抗战,而且给人民以民权自由,相当地改良人民生活),必须实行孙总理遗教‘唤起民众’,必须巩固和扩大全民族团结,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党派之合作”。[39]应该说,王明的这些观点,在政策表述的层面,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没有什么冲突,倒是可见在中共“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命题上,王明开其端,毛泽东绪其后。

毛王分歧究何在

  那么,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分歧[40]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在当时,毛王之间的分歧并不在理论方面。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接见准备回国的王明等人时曾有明确指示:“在中国党的代表大会(即筹备中的中共七大——引者注)上,不宜进行理论上的争论。理论问题应该〔放到〕较晚时期,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斯大林还说:“与过去相比,现在很少有机会谈论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要知道,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在发展!)”“现在最主要的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不是没收土地。”“过去是没收一切,现在是什么都不没收。”[41]

  斯大林的这次谈话,使王明更加明白了他的意图:“现在最主要的是战争”,而不是革命。什么没收地主土地,什么“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统统给我放到一边去!中共的当务之急,是与有抗战实力的蒋介石国民党搞好关系,共同打日本,拖住日本,以实际行动“武装保卫苏联”。而要与蒋介石国民党搞好关系共同抗日,就要向它让步,接受他的领导和指挥。这和当年搞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斯大林的思路是相同的。那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共没有实力,只有把中共和国民党合为一体,才能够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大运动,以拱卫苏联。但后来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招致失败,斯大林遭联共党内托洛茨基派攻击,才把事败的责任推给了中共时任总书记陈独秀。[42]如今托洛茨基派已被清除,斯大林定于一尊,靠“绝对忠诚”领袖起家的王明必须“无条件百分之百”[43]贯彻莫斯科的指令,没有其他选择。

  于是王明急抵延安,立即传达上级精神,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做《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说:“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达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民之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关于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报告说:“虽然还没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国家军队,但是,中国军队正向这个方向前进,且已开始有了初步的基础,这一点对于抗战及抗战前途有极重要的意义。”王明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44]

  据张国焘回忆,“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45]转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终于表达了对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口号的不同意见,他说:“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46]但王明要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作战,打较有规模的运动战而非山地游击战的主张,在中共高级将领中仍有市场。王明对毛泽东清算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中央历史旧账的做法也认为与己无关,不做自我批评。及至皖南事变发生,中共决定对蒋介石取“尖锐对抗的政策”[47]。共产国际则来电对国共关系恶化表达不满,特别是来电提问在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共准备采取怎样的方针“保证中国人民最大限度地支持苏联”,“排除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的现有摩擦?”[48]联系到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曾婉拒“远方”要求八路军出击日军以牵制日本。这时王明来了精神,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

  胡乔木回忆说,1941年10月7日,“毛主席偕同稼祥、弼时,找王明谈话。没想到王明不仅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他主张反帝、反封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摩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认为,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49]

  第二天,10月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又把他的观点做了系统说明,他说:“中国革命过去各时期都是反帝反封建的,但有一个是主要的。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又说:“中国革命的政权是各阶级联合的政权,目前需要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地主各阶级联合的政权,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论说到经济政策中,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目前政权是各阶级联合专政,但有各种形式,今天的政府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我认为新民主主义论许多问题都是对的,但有上面的缺点。”[50]

  我们知道,“反帝反封建”乃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革命理论的要义,列宁的论述强调二者之间的统一,本不存在所谓“含混并举”的问题;而把“一个是主要的”来对待,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需要。新民主主义论并没有否定这种策略。说“没收地主的土地”也指将来非为现在。至于所谓“大资产阶级”的提法,只是中共自己的一种策略性区分,也不涉及列宁主义理论问题。可见王明那时指责新民主主义论“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所说非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是否符合列宁主义,其强调的还是回国前斯大林对他的交待:“现在最主要的是战争”而不是革命。在莫斯科时喜欢夸大上报中共实力的王明更是急于要以积极的军事行动“武装保卫苏联”[51]。为此必须同国民党搞好关系,打出自己的旗帜号召群众,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会“吓着了蒋介石”。毛泽东则看透了王明那一套是“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52]后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总结与王明的分歧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指王明——引者注)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53]这就把问题说得相当清楚了。

  多年之后,王明在《中共50年》一书中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抨击,则完全调转了枪口,即从当年指新民主主义论“太左”变成了谴责其是右的代表作[54]。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须看时代背景的不同。《中共50年》成书于上世纪70年代,其时中苏两党已经闹掰,互指对方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王明也与毛泽东彻底决裂。[55]其次要看自联共(布)历史上即形成的,中共也深受影响的党内斗争的习惯方式:欲置对手于死地,必指其为右而不是“左”。因为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右是立场问题,是站到敌人一边的问题,而“左”则是认识问题,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王明既然指控毛泽东是“叛徒”[56],就必须说他是背叛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

  为此,王明还捏造了一段历史,说毛泽东主张长期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拒绝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是在刘少奇1953年初从莫斯科回到北京转达了苏共领导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一意见之后,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这一问题作了决议之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57]

  真实的历史是:1948年9月,蒋介石国民党败局已定,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即考虑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纳入议题,他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58]而当时斯大林给中共的建议却是要稳一点,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怎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59]新中国成立三年后,毛泽东觉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已到。1952年8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陈云等前往莫斯科,寻求苏联对中国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支持。鉴于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斯大林对毛泽东过去的不听招呼有所释疑,苏联方面答应启动援助。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嫌中方的步子太大,经济发展指标定得太高。10月,参会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向斯大林报告中共打算在10到15年内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60],斯大林的意见仍是“不要急于建立农业合作化和开展集体化”。[61]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只听进去了斯大林的另一条意见,即制订一部宪法以利对敌斗争。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出台,里面就包括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至此,中共与民主党派于五年前签订的以新民主主义为建国基础的《共同纲领》被取代。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又经过一系列力排众议的反右倾,到1956年,原计划15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跑步”实现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把列宁主义思想运用于中国的杰作。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实施了列宁的革命“两步走”策略,把握住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而且牢牢记着列宁的教导,在胜利到来之际,“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62]。王明在早期也曾介绍、宣传过列宁主义思想,并为新民主主义的落地做了铺垫,其后来与毛泽东发生分歧,攻击新民主主义,其实并非理论之争。因此有必要把历史的真相说清楚。

此文已发表于《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

Wang Ming and New Democracy

Wang Yeyang

(Abstract)

  Mao Zedong 's New Democracy is an exemplary case of applying Leninist thought to China. Mao combined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Lenin's strategy on a "two-step" revolution. He well grasped the issue of proletarian leadership and non-capitalist future, kept in mind Lenin's teaching, and, upon the Victory, did "immediately make the transition from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socialist revolution". Wang Ming, in his early years, also introduced and expounded New Democracy, and his work prepared for the arrival of the theory in China. Later, in his dispute with Mao, Wang attacked New Democracy, but that was not a theoretical debate. This historical fact should be presented truthfully.

  注释:

  [1] 该书原名《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莫斯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75年俄文版。1981年北京:现代史料出版社据俄文翻译为中文内部出版,书名改为《中共5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再版。

  [2] 王明:《中共5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第100页。

  [3] 在《新民主主义论》最初发表的文本中,有“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提法,见《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1月15日。后来的《毛泽东选集》4卷本文本中,“或参加领导”的字样被删去。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5] 王明:《中共5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6]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88页。

  [7] 参见《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1页。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0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6—632页。

  [12] 参见拙文《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3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9—641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0、546—547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6—627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94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1057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21]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100页。

  [22]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23]列宁“两步走”策略的表述,见其《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这段话在列宁原著中为黑体字)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6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

  [25]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26] 《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

  [27] 据说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后来还曾夸奖王明为“列宁通”。参见郭德宏主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页。

  [28] 《向导》198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5集,第173页。

  [29] 据彭德怀回忆,大约1933年10月,“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即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引者注),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见《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30] “远方”是其时中共党内对莫斯科的代称。

  [31]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转引自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255页。

  [3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注释5”。

  [3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初稿》(193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页。

  [34]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253页。

  [35]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3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37] 此文当时刊载于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5期合刊;俄文版第14期;英文版第44期和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第55、56期。

  [38] 王明:《挽救时局的关键》(1937年12月27日),《解放》第30期。

  [39] 王明:《抗战胜利的唯一保证》(1940年7月5日),《解放》第111期。

  [40] 关于毛泽东与王明权力之争,本文不拟论述。

  [4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5页。

  [42] 俄国历史学家潘佐夫在联共(布)档案中发现1925年5月斯大林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周年庆典上的讲话原稿,斯大林说:“共产党人应该把民族联合战线政策转变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政策。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联盟应该采取一个单一政党的形式,就像国民党那样。”斯大林所谓“单一政党形式”,即共产国际指令中共加入国民党实行的“党内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失败后,斯大林原讲话稿中的“就像国民党那样”几个字被抹去。参见亚历山大·潘佐夫著《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427页。

  [43] 王明:《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261页。

  [44] 王明的报告提纲,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8—895页。王明所谓“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语,据说在一个更详细的该报告记录稿上。参见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51页。

  [4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540页。

  [47]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4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231页。

  [4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200页。

  [50] 转引自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89页。

  [51] 斯大林对王明的指示中还说:“既然八路军没有炮兵,他的战术就不应该是正面进攻,而应该是迷惑敌人,诱敌深入,从后方袭击敌人。应该炸毁日军的交通线、铁路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可是王明不懂军事,他回国传达斯大林指示时也似乎忽略了关于八路军应该打游击战的内容。对此,后来去过莫斯科的王稼祥和任弼时于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揭露并批评了王明。参见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90页。

  [52] 参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264页。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是一针见血地批评王明说:“共产国际是他的祖宗……这个王明路线才不是什么王明路线,才不是什么中国产物,这是外国产物。” 参见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2页。

  [53]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54] 书中抨击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见本文开头。王明还作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改,前途迷雾存。”见《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莫斯科:苏联进步出版社1979年版,第139页。此诗的写作时间应与《中共50年》一致,而在《诗歌选集》中则署1939年底,显然是后补的。

  [55] 1956年中共八大仍选在苏联治病的王明为中央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王明秘书被撤职,国内不再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其在北京的住宅也被抄。1969年,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说“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56] 见本文第1页“注1”。

  [57] 王明:《中共5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38页。

  [58]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59] 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60] 这个过渡计划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即经过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该计划被概括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并在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得到批准。参见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7页。

  [61]参见亚历山大·潘佐夫著《毛泽东传》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95页。

  [62]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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