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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何匡与人民日报理论版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钱江      时间:2021-09-27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微信公众号
 

  在“文革”之后开启民智的理论风云中,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刊登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日新华社全文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现实及历史影响,促进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否定个人崇拜,否定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这场大讨论是胡耀邦发动和掀起的,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是为了解决中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而掀起并推向深入的。

  走在这场大讨论前列的,有一个胡耀邦引领的积极而勇敢地进行着理论探索的群体,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多次参加胡耀邦组织的理论研讨,一起和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研究宣传选题。

20世纪60年代的何匡(1915-1999)

  1、何匡的经历

  何匡,(1915-1999)原名李发华,李君达,1915年10月出生于四川达县普通人家,7岁上学,在原籍达县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高中毕业后于1934年在重庆川江服务管理处当检察员,同年又到重庆乡村建设学校继续学习。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投笔从戎,1938年先后在长沙和南昌开办的防空学校探照灯大队学习,很快担任分队长。

  在探照灯大队学习不久,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何匡于1938年8月奔赴延安抗大,编入当年第5期,结业后进入18集团军总部参谋训练班学习参谋业务。1940年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任侦察参谋,后任冀鲁豫二纵队教育干事秘书。1941年,他回到抗大俄文队学习,结业后担任军委俄文学校和军委的俄文翻译教员。

  抗战胜利,何匡进入东北,1947年任大连公安局翻译,1948年到哈尔滨担任东北军区司令部翻译股长,1949年任东北局翻译局副局长。

  新中国成立后,何匡到北京,于1954年任马列著作编译局主任,中央俄文编译局科长、处长、办公室主任,行政级别10级。

  1958年何匡任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1961年调入人民日报社任理论部副主任,次年任主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何匡承担了许多重要的俄文理论著作翻译,他主持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读本成为干部必读书,他还担任当时来华的苏联专家讲课时的口语翻译。何匡参加了《列宁全集》的翻译定稿工作,他勤奋学习,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培养了简练明确的文字风格。

  文革开始后,何匡受到冲击,停止职务,后来到河南叶县五七干校劳动,对“左”错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九一三事件”后他回到北京,支持和贯彻周恩来总理主持日常工作期间对“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批判,后来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打击,称人民日报有“一股邪气、一股力量。”何匡就是其中受到“四人帮”打击的人。

  2、何匡的理论勇气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当月,何匡重新担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从1977年初任职到1982年。任职之时,他已经61岁了,依然焕发出高昂的工作热情,表现出坚强的理论勇气。

  他顶住来自某些领导的各种压力,组织撰写了一批重要理论文章,推动了当时蓬勃开展起来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启蒙思潮。

  1977年,何匡参与主持撰写文章,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当时主管宣传的领导人认为,这篇文章是毛主席看过的,不能批判。何匡组织编辑查对第一次发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六个要点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原稿,结果证明这篇文章是由康生、陈伯达、姚文元等商量起草定稿的,其中“全面专政”的提法,就是他们的主意。最后,由何匡组织延安时代的老战友王惠德(1980年后任中宣部副部长)执笔写出长篇文章《一个专卖假药的反革命骗子——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看张春桥怎样篡改马克思主义》,以整版篇幅、分5个方面批判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论”,刊登在1977年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经过何匡修改定稿。

  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是胡耀邦来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很快着手修订“党史定本”引发的。要向学员开设党史课程,就有一个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党史的问题。

  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的讲话指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以哪个人的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胡耀邦经常召集理论研究者讨论问题听取意见,何匡和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几位资深编辑也来到中央党校,参加过这些讨论。何匡成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重要参加者。考察历史渊源,胡耀邦于1937年8月从抗大第二期结业后留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一年后担任一大队政委。当年在抗大,何匡是知道胡耀邦的。

  何匡担任理论部主任期间,沙英、李玉田、汪子嵩担任副主任。与何匡一起工作,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的汪子嵩忆及当年指出,1978年初,何匡提出,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真理的标准?任何理论都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

中年时期的汪子嵩(1921-2018)

  何匡多次参加胡耀邦主持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选题讨论。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文章比较强调严密和系统性有所不同的是,何匡提倡撰写短小的理论短评来触及、或提出比较尖锐的理论问题。这可能是他参加胡耀邦处的理论研讨会议,根据不同分工而强调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央党校办了《理论动态》,何匡任职期间,人民日报理论部主办并上送活页内参性质的《理论参考》。

  何匡提出“真理标准”这个命题,在理论部编辑中是有争论的。有的编辑觉得不大能理解,于是开展了讨论。讨论之后大家的思想比较趋向一致,决定要写一批文章加以论述。(汪子嵩《何匡与人民日报理论版》,见《百年潮》杂志2000年第1期)

  何匡选定当时理论部的一位编辑张德成起草一篇短文章,讨论真理的标准。张德成出生在1930年前后,这时约50岁,从红旗杂志社调入,有写作能力。他写出的短文最后由何匡修改定稿,标题是《标准只有一个》,署名“张成”,刊登在1978年3月26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上。这是中央主要报刊上最早提出实践标准问题的理论探索文章。

  这篇文章启首第一句话就是:“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和探讨,才得到的。”

  这篇文章共七八百字,最后一句是对首句的呼应:“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

  这篇文章很短(何匡一直提倡写短小理论文章),刊登在理论版上,又是署名文章,不像以“评论员”名义刊登在头版,并由新华社转发全国的著名文稿那样有影响,。《标准只有一个》发表后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部分表示赞成这个观点,多数是仍有疑义提出问题,希望继续得到解析。

  张成的文章没有将“实践标准”突出表现在标题上,是明显的不足。他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没有继续写下去,他本人在1979调离了人民日报。

  在何匡主持下,《人民日报》理论部积极地参加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在版面上组织和刊发了许多文章,推进了这场大讨论。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密切合作,形成强大的宣传力量,对于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并非一帆风顺。1979年,理论部在《理论参考》刊登一篇文章《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判》,提出经济调整中应注重消费品生产,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纠正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倾向。胡耀邦读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党校理论研究室写了一篇《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供报纸发表,在报上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但是这场讨论没有开展起来,何匡对此感到惋惜。

  何匡具有坚持理论思考的勇气,对来自上面的种种批评压力,总是据理力争,他的探索真理的勇气,也使终结了“文革”之后的《人民日报》理论版生气勃勃。

  3.何匡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

  何匡是1979年初中共中央主持的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他在1979年1月23日的小组会上发言,继续阐述了对张春桥“全面专政”思想的批判,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他说,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的讨论,引起这样大的反响和关心,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实践和本本,哪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

  何匡批判“两个凡是”观点说,“实际上他们坚持的标准是本本,现在‘凡是派’搬教条,连毛泽东看过、画过圈的东西也搬来了。”有人“不准点名批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理由是什么呢?说是因为张、姚的文章是中央看过的、领袖看过的。“凡是毛主席看过的文件、文章都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离开了实践检验真理标准。他在发言中批评吴冷西,认为他对批判张春桥“全面专政”思想的阻挠,是受到了“两个凡是”的影响。

  何匡说,纠正了左的错误倾向,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是现在的党中央,这一功绩是千秋万代不能磨灭的。”

  4.何匡留存于世的一篇短文

  何匡留下的署名文稿很少。怀着对“拨乱反正”激荡理论风云的深厚情感,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了《放言录》一书,42万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何匡写了《序》,全文如下:

  这部集子,辑录了《人民日报》理论版1977年至1984年的短篇文章,共215篇。

  人们通常以为,报纸发表的文章,特别是短篇,大抵是过眼烟云,明日黄花,没有什么保留的价值。确然,报端文章收集成册,广为发行,以备不时阅读的,实不多见。

  但是这部文集足有称道者。

  《人民日报》理论版,在“四人帮”破灭后的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时代里,发表了不少有巨大影响的长篇理论文章。可是经常受重视、经常受称道的是它发表的短篇。

  我从头至尾读完了这部集子,它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印象,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即从思想理论的侧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脉搏的跳动,其阐述的思想理论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抵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这些短篇有三个特点。

  一、凡所论列,皆系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思想理论问题,言之有物,无书卷气,无教条味,无八股调,透露出这些作者确实有志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撰写文章。二、注重分析,注重说理,给人以清新之感,一扫“大批判”之余毒,一扫“必须”“应当”之官气。三、作者各有其文字风格,无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之流弊。

  是以乐为之序

  何匡

《放言录——人民日报理论版短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2021年9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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