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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悦:京西宾馆:见证历史转折
作者:王梦悦      时间:2021-09-07   来源:《党史纵横》
 

京西宾馆正门

  北京京西宾馆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与中华世纪坛、中央电视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隔路相望。

  与其他宾馆相比,京西宾馆算不上富丽堂皇,但它却是北京的一个政治地标,一个“见证历史”的重要地方,具有同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北戴河同等的政治意义。

  作为接待党政军重要会议和活动为主的场所,京西宾馆有“最安全的宾馆”和“会场之冠”的美称。在这里曾经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由此拉开了序幕。

京西宾馆 ,是北京的一个政治地标

  从“八一”大楼到京西宾馆

  1959年初,京西宾馆开始筹建。起初对外称为“八一饭店”,为军队招待所,仅供接待国外军事代表团和军委内部会议,不对外营业。在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设想中,“八一饭店”建成后,它将与军事博物馆、解放军剧院和解放军体育馆形成为一套完整的建筑群。

  “八一饭店”工程于1960年初正式破土动工,到当年年底,施工完成了14层楼的框架结构,1961年初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当装修到第8层以下楼层、地下室和礼堂的内部装修尚未展开时,国家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施工被迫下马。

  时间到了1964年,这一年是实行新的国庆典礼制度的第一个庆典年。10月1日,将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位境外友人应邀来京参加观礼。内、外宾的食宿接待成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面临的一个难题。

  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想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八一饭店”,于是亲临施工现场查看。陪同的军事博物馆馆长贾若瑜介绍说:“这个饭店只要把8层以下的楼层内部装修完成就可以交付使用。”

坐落在京西宾馆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址 (最初的老礼堂)

  周荣鑫看后说:“这不仅解决了今后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人员的居住问题,也解决了军队干部来京的住宿问题,还可以供接待部分外宾使用。”于是立即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指示:“可以继续施工,力争早日完工。”

  1964年1月8日,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组织施工队伍开始进行内部装修,9月初完工。与此同时,开业的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之中。

  1964年5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先后从沈阳、北京等军区和空军、海军等6个兵种,选调干部95人、职工401人参与筹备工作。当初的“八一饭店”仅有西楼和会议楼,总面积58864平方米。时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根据宾馆所在的地理位置,定名为“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带有兰花图案的茶杯

  老帅“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京西宾馆建成后的正常工作仅仅维系了三年,“文革”期间,京西宾馆成为备受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1967年1月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召开。针对江青等人要求军队支持地方群众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言论,叶剑英坚决反对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负有保卫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争来争去,双方僵持不下,江青眼看占不了上风,就节外生枝地打出了攻击萧华的这张牌……叶群也随声附和,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

萧华将军

  叶群此举引发了轩然大波。叶剑英看势头不对,立刻离席,随后聂荣臻也退出了会场。叶剑英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后立即做出指示:“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

  其实,叶群等人的发言事先是有预谋的。这天半夜,军队一些“造反派”知道了当天下午会议的内容,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萧华听到风声,从后门跑到傅钟家,乘车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藏了起来。

  1月20日上午,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见萧华没来,江青故意大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不一会,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去哪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萧华如实讲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徐向前气得拍桌子时,因用力太大,震得茶杯盖子都掉到了地上。

  这时,沉默的叶剑英大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老帅们正气冲天,江青一伙邪不敌正。“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是这样传开的。

叶剑英与周恩来

  受批斗高级干部的“庇护所”

  1967年元旦刚过,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等军区许多负责人遭到揪斗。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有些无路可走的,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叶剑英与周恩来竭尽全力,采取紧急措施抢救和保护了这些将领。于是,京西宾馆就成了干部们的“庇护所”。

  但京西宾馆也很快成了攻击的重点。仅1967年1月就发生了十余起冲击事件。鉴于此,1967年1月26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军队和地方组织不许冲击。”

  然而1月28日,有人不顾中央军委的这一决定,包围了宾馆,致使在宾馆开会的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无法离开宾馆。

  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派了六七百人来抓他,形势紧迫而危险。许世友见此情形,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等人组织起来,将开水壶集中在七楼做成“水雷弹”。他下令让工作人员关闭电梯,只要是“造反派”冲上楼,就准备往下倒开水。

  许世友说:“我革命了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许世友将军

  周恩来怕这样会引起大祸,立即让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和徐向前一同去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做“造反派”的工作,“造反派”这才撤出了京西宾馆。

  这事过后,周恩来对京西宾馆的保卫工作更加上心了。1967年2月,他指示傅崇碧:“京西宾馆从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此外,宾馆接待室还安装了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1967年,中央将部分省市自治区一些靠边站的部队领导集中到京西宾馆保护起来。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住在宾馆6楼,时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揪斗他。

  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21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仗着人多,冲破警戒线,直奔宋任穷的房间,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带走。好在傅崇碧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宋任穷夺了回来。

  周恩来得知后作出了大门口“应该有一个排”、京西宾馆立即修建围墙的指示。京西宾馆的围墙就是那时突击建成的。此后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有两个连,直到“文革”后才逐渐恢复正常。

宋任穷

  启动改组上海市领导班子

  上海是“四人帮”主要成员的发迹地。在“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策划解决上海的领导问题是在京西宾馆启动的。

  1976年10月7日早7点左右,叶剑英的秘书忽然送来一份东海舰队发来的电报,称上海市突击发枪,民兵准备暴动……

  叶剑英即与华国锋商量。华国锋简单地询问了上海民兵的状况及兵力部署后说:“他们一旦闹起来可不好收拾啊!”叶剑英手一摆,胸有成竹地回答:“不怕,有60军和东海舰队呢。”两人决定,立即调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进京开会。

  马天水接到通知后,先后给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打电话请示,均无人接听,他感到有些奇怪……临行时,他嘱咐徐景贤和王秀珍说:“你们在家好好准备,我去北京看看。”

马天水、周纯鳞

  马、周二人到达北京后,被护送住进了京西宾馆。第二天,华国锋和叶剑英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一看王洪文和张春桥没有来,知道情况不妙……华国锋随后向他们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10月10日,徐景贤、王秀珍到京,进入京西宾馆后,发现这里戒备森严,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天夜里,华国锋和叶剑英分别找他们谈话……马、王、徐勉强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叶剑英指示说:“你们可以回上海继续主持工作,有困难提出来,中央帮你们解决。”

  本来,马天水离沪后,王秀珍等人已命令武装部队进入临战状态。10月12日,马、王、徐回到上海后,开会宣布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靠打砸抢起家的陈阿大、黄涛等人顿时炸了锅,大喊着要拼命。徐景贤站起来呵斥道:“真是目光短浅,你们这样只会加重他们的罪行。”

  几天后,党中央向上海派遣了工作组,苏振华指挥东海舰队陆战队,聂凤智指挥第60军解散了上海的所有民兵指挥部并收缴了枪支弹药。

  10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改组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问题兵不血刃地解决了。

粉碎“四人帮”胡派驻上海工作组

  见证“冬去春来”之会

  粉碎“四人帮”后,京西宾馆首先迎来了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36天——始于1978年11月10日,终于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

  中央工作会议围绕着三个议题展开:

  一是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二是商定1980和1981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

  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但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11月12日,陈云提出,中央应该迅速解决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即所谓“61人叛徒集团”一案、彭德怀骨灰安放八宝山、对康生重新审查“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

  发言结束后,陈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负责主持小组讨论会的同志面前说:“看你们这次敢不敢全文照登!”第二天,陈云的发言在大会简报上全文登载,这犹如重磅炸弹在整个会议上引起轰动。

邓小平与陈云

  12月16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不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还明确提出了会议的指导思想。人们从中嗅到了国家将要有重大变化的气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个特殊的剧组走进了京西宾馆,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演出话剧《于无声处》。

  “于无声处听惊雷”是鲁迅于《暗夜》里写下的诗句。“人民不会永远沉默!”话剧最后一句台词犹如一声惊雷,划破暗哑的天空,为随之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抒写了一首宏亮的序曲。

1978年5月, 邓小平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在一起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开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没有选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党政军高级干部,包括不少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就住在京西宾馆,考虑到会议的规模和与会人员的方便与安全等原因,所以选择了京西宾馆。

  回望那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当年给十一届三中全会站岗的警卫连连长和当年在京西宾馆的服务员,分别讲述了一个别样视角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时任北京卫戍区某警卫连连长何训祥清楚地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载有华国锋同志的红旗轿车第一个到达会场。下车后,华国锋径直向电梯走去。紧接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相继进入宾馆三楼会场。

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张丽华当年是京西宾馆会议科服务二组的服务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主要负责给主席台的领导续茶水。作为服务员,张丽华对领导们的专属号杯熟记于心,杯子号码从1排到44,以红漆写在杯把的下面。

  “我记得清清楚楚,邓小平是12号杯,叶剑英是3号杯,李先念是13号杯……虽然我们对号码烂熟于心,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我们十几个服务员还是坐在一块,重新默记了一遍,当时的杯子都是白瓷的,没有花纹,显得朴素大方。”

  在张丽华的眼中,邓小平同志在开会期间爱喝水,那时候规定两小时的会议期间每20分钟续一次水。细心的张丽华发现,每次给邓小平续水的时候他的杯子都不是满的,“他讲话多,喝水自然要多一些。”

  张丽华和叶剑英最为熟悉。虽然张丽华是天津人,但是天生长了一双深陷的大眼睛。叶剑英祖籍广东梅县,看到张丽华南方人标志的深陷眼窝,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广东”。就是这么一个爱开玩笑的叶帅,张丽华却感觉在全会召开期间,他表情和大多数人一样是很严肃的。

  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特别提到了叶剑英,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提出“摆开了讲,免得背后讲”,并对邓小平进行了鼎力支持。在这次会上他还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他进一步提出:“有的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就是思想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如果讲怕,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12月22日,北京迎来冬至,天气异常寒冷。但是这一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却让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暖意融融。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代表们举手表决

  当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中最后一段话指出:

  明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全军指战员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在明年把工作中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应有的成就,将是对建国30周年的最好献礼……

  12月23日,全会公报传遍了千家万户。24日的《解放军报》头版转载了公报全文。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那时的会场,每个代表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啊,记啊。在小组讨论会上,代表们更是畅所欲言,都很踊跃。有的代表发言多了,喝水就多起来了”,张丽华透露,“当时给代表们续水的不同于主席台的大暖瓶,而是大铝壶。”

  会议休息期间,何训祥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与会代表三三两两走出宾馆,结伴在院子里散步。有的边走边讨论,有的边说边用手比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精神焕发,面容里透着兴奋。在张丽华、何训祥看来,他们虽然是为那次会议服务的普通工作人员,但能亲历这种场面却是一生宝贵财富。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中的徘徊局面,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它的深远意义将继续昭示于世。

京西宾馆三层的第一会议室

  如今,京西宾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北京的复兴路上,它就犹如一位慈祥的长者,迎送着各种各样的会议。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地——京西宾馆的第一会议室依旧保留着当年的模样,从椅子到喝茶的玻璃杯样式,会议室的墙上还悬挂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8个大字。在历次翻修中都“修旧如旧”,俨然会议刚刚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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