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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55年前的今天,傅雷夫妇自杀真相
作者:叶永烈      时间:2021-09-03   来源:新三届公号
 

  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诸多傅雷亲友。我继续进行采访,着手写关于傅雷的报告文学。

  这篇报告文学,题为《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

  之后,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要作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家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我采访了她。

  她回忆说:“傅先生是好人。有几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我不去,他就发脾气。我看病回来,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儿住在浦东。有时我去看女儿,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有几次我把饭煮烂了,觉得真过意不去,赶紧向傅先生打招呼,他并没有生我的气,高高兴兴吃烂饭。还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我赶紧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地说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没有责怪我……”

  她说起了傅雷的为人:“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头于书房写作。来了客人,占了时间,他当天晚上就多工作一会儿,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有时候,我到书房里擦玻璃窗,他连头也不抬,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自己工作。他的脾气非常直爽,见到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开销’。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我在傅家工作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傅太太发过脾气,她整天笑嘻嘻的……”

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傅雷夫妇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认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夫妇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周菊娣,又访问了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

  那天上午八时半,周菊娣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

  当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

  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

  周菊娣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

  周菊娣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

  周菊娣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

  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聪、傅敏(1939年)

  后来,当周菊娣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周菊娣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

  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

  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

  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注: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据左安民说,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不敢正眼看,可能记错)。

  长宁分局治保科经志明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当时,除了把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

  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处理。

  傅雷死的时候,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东西,上面写着给谁。我没有动过。后来,舅舅来了,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舅舅是老干部,那时候靠边了。

  我听保姆说,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没见傅雷夫妇起床,就在门外边喊傅先生。里面没有答应。她这才推门,一看,吓坏了,赶紧把门关上。她当时没有走进去看。一方面她有点害怕;另一方面傅雷有规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随便进他的卧室的。

  我进去的时候,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那时候,傅雷夫人挂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

  傅雷卧室的门,如果开了一点点,只能看到傅雷夫人——窗的左边。窗的右面是看不到的。

1955年傅雷夫妇陪同来访的波兰文化代表团官员埃娃夫

  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户中有二百多户被抄家。

  一开始,遇上抄家,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著名影星祝希娟(电影《红色娘子军》女主角)也住在那地段。当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赶去了。一问,他们没有证明,我就不许他们抄。他们骂我是“老保”。我说,要执行《十六条》。他们说,《十六条》之外,还有第十七条哩,跟我吵。尽管当时我对运动也认识不清,但是,我们做公安工作的,总还是按照制度办事。没有抄家证明的,就是不给抄。

  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会上越来越乱,我也顾不上。

  傅雷家,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没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我才知道。

  那时候,自杀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当时,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不是重要的案件,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

傅雷与夫人朱梅馨、儿子傅聪在书房(傅聪从波兰回国时留影)

  我是在1958年开始当这一地段的户籍警,1968年7月21日离开。那时候公检法搞“清队”,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有一个本子,曾把我管的地段哪一家什么时候被抄家,什么单位来抄的,负责人是谁,都记下来。还有各单位来抄家时交给我的证明、抄家物资的收条,我都收集起来,有一大堆。很可惜,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这些东西都丢了。

  我管那个地段十年,傅雷家我常去的。傅雷待人很客气的。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看不起我这个民警。一开始,我管那个地段,他成了右派。我总喊他“傅先生”。第一次去,问了他家几口人之类的。慢慢的,我们熟悉了,正好遇上傅聪出走。我常常上他家,他们都很和气,和我聊天,有什么说什么。他那样悲惨地死去,很可惜的。

  应当说,左安民的这些回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回忆,纠正了保姆当时在神经过分紧张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觉。

  又据保姆回忆,1966年9月3日下午四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被抬上了车,说是送往万国殡仪馆。

  保姆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

傅雷遗书复印件

  其实,傅雷夫妇的遗体并没有直接送往万国殡仪馆,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

  据上海公安部门告诉我,傅雷因属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这事,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说尸体送火葬场,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

  查阅档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

  根据档案以及户籍警的回忆,我在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杀的真实情况:

  经过多方查询,1985年7月,我终于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案卷。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有关傅雷的尸体检验证明书复印件

  案别:上吊自杀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分局××科。

  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其中有案情报告、验尸报告、《周菊娣陈述笔录》、傅雷和朱梅馥遗书、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

  案情报告一开头,就非常清楚地写明了死者的身份:

  傅雷男五十八岁,上海南汇人,作家。

  朱梅馥(傅雷之妻)女五十三岁,上海南汇人,家务。

  发现(非病死亡)1966年9月3日。

  报告1966年9月3日。

  验尸1966年9月3日。

  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

傅雷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的阳台上(1964年)

  傅雷夫妇有两个儿子。当时,长子傅聪客居英国伦敦,次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在傅雷夫妇身边,唯有保姆周菊娣。周阿姨是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人。案卷中的《周菊娣陈述笔录》,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件。现全文抄录于下:

  陈述人姓名周菊娣

  性别女

  年龄四十五

  籍贯镇海

  职业佣工

  文化程度小学二年

  陈述时间1966年9月3日上午

  问:你怎么发现他们自杀的?

  答:平时我每天早晨起来后,买菜,打扫书房,洗洗东西。他们夫妇俩一般在八点多起来,我再进宿舍(指卧室——引者注)打扫。今天上午到八点半未听见他们夫妇俩起身的声音。

  我到上午九点三刻左右仍未听到他们起身动静,我就静静(系“轻轻”之误——引者注)开开他们房门一看,床上无人,我将房门再开开一点一看,朱梅馥睡在地上。我立即到××路××小组支玉奇处报告,由支玉奇打电话报告派出(所)。

  问:昨晚他们夫妇俩晚饭吃了没有?讲些什么?

  答:他们夫妇俩均吃过晚饭。在八点左右我事情做好后到书房内去,他们夫妇俩均在。傅在写东西,朱在房间内。我也在房内坐下,三人一起。约九点不到,朱梅馥叫我早点去休息。

  在吃晚饭时,朱梅馥说,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问:他们(家)有哪些单位来搜(指抄家——引者注)?什么时后(候)来的?

  答:在8月30日下午,有区房管局来搜,到七点半左右离开,到楼上宋家去。

  在当晚十一点多,由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来搜,一直搜到9月2日中午一点不到才离开,他们夫妇俩这几天均没有睡过。

  问:平时你听到他们讲过什么话?

傅雷夫妇

  答:在上星期二(即8月23日——引者注)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后,他们夫妇俩整理一些旧画、小古东(董)。在星期三(即8月24日——引者注)晚,傅雷在书房内讲:“音乐学院可能要来扎(砸),要扎(砸)让他们扎(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其他什么话我未听到。

  问:最近家中有什么人来过?

  答:有一医生×××,工商联××。8月28日,朱的姑母来。其他人没有。

  依靠档案查清傅雷夫妇之死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此我更注意依靠档案,发挥档案的作用。

  我在1986年第二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表的《傅雷之死》,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并选入《历史在这里沉思》等书。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表妹,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只是改了标题——《傅聪之父傅雷之死》,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日本译成日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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