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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民:“百花”往事
作者:陈益民      时间:2021-09-03   来源:《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3期
 

  百花文艺出版社,在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近10年崛起,10年多被裁撤。而短短那么些年,“百花”却确立了自身特色,以散文为号召,以独特的图书开本和装帧设计名世。“百花”社长林呐富于创新,“百花”编辑充满活力。但开罪于“四人帮”,迭遭打压。十年沉寂,犹为书界怀念;改革开放,终盼来此后浴火重生。

  本文系回忆自“百花”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百花”的那些人、那些事。它们构成了中国出版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周扬说:“‘百花’厉害啊!”

  说起“百花”,出版界都知道,那是指百花文艺出版社。

  改革开放前,以出版文学作品为主的出版社不多,主要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等。可见天津的百花社在全国文艺类出版社中,也算是老资格了。

  然而,与“人民文学”“中青”“上海文艺”三社比,“百花”又是后来者。它成立于1958年,而另三社都成立于1950年代初。正因为如此,“百花”最初成立时,编辑出去约稿,都是自称百花社是刚成立的小社,希望人家支持云云。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小社”却很快在出版界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其一,编辑富于闯劲,广泛联络作者,并对作者充满温情。

  当时“百花”的编辑敢想敢干,尤其上海、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知名作家众多,“百花”编辑南下北上,常去这些地方组稿,广泛联系作家,毫不怵头。董延梅那时三十岁左右,与另一位年轻编辑柯玉生第一次出去约稿,就直闯大家郭沫若先生住处,被郭的秘书拦下,恰遇郭沫若先生出来,她们便大胆上前表达来意,以真诚和热情,居然赢得了郭沫若先生的同意,郭遂将他的《洪波曲》书稿交给了百花社出版。这真让两位年轻编辑大喜过望。

出版社的年轻人(右起站立者第三人为董延梅)

  年轻编辑如此富于朝气,令人惊叹。而“百花”的锋芒尚不止此,业务骨干们的文化底蕴,更让百花社得以迈出一个个坚实脚步。据记载,林呐既重视对新编辑的培养,又注重发挥骨干编辑人员的作用。包括徐柏容、任希儒、曾秀苍、诸有莹、周艾文、李克明、崔兴仁、陈玉刚、文秉勋、赵克明、陈景春、顾传菁等等在内的一批业务骨干,为百花社编辑队伍的打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新兴的百花社从建社伊始就有了很高的编辑出版水准。

  与名家建立了联系,还要努力维持良好的关系。此后百花社与郭沫若先生就多有往来,“百花文艺出版社”与“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名题词,就是那个时期请郭先生题写的。百花社还与其他许多知名作家建立了联系,如茅盾、孙犁、巴金、老舍、冰心、碧野、王西彦、周而复、梁斌……从而保证了百花社文学类图书的高水准、高品质。

  百花社不仅高度关注知名作家,也注意发现与培养年轻作者。后来大红大紫的浩然,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还只是一个文学青年,百花社前后约了他好几部书稿。出版短篇小说集《珍珠》时,浩然回忆:

  “书稿处理得相当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编辑部就回信告诉我:终审完毕,没有什么具体修改意见。作者若愿意做些文字润色工作,可利用画家插图作画的这个空隙时间;愿来天津,出版社可以提供食宿条件。完全是商量的语气,却包含着对一个文学新人的关心照顾。”

  当年为了改稿子,浩然来到天津,住在锦州道6号属于出版社的那座旧楼的地下室。地下室存放了社里许多书,环境逼仄,却令浩然难忘,他住了好些日子,不仅改了书稿,还顺带另创作了两篇新作。浩然说,那是一个“难忘的、愉快的、有成绩的暑期”。

  为真心实意让作者满意,“百花”付出了许多努力。冰心《樱花赞》出版后,她觉得封面底色不太理想,百花社便在出第二版时换了封面;冰心说还想要一部分精装书赠送日本友人,出版社也专为她印制了一批。田间的《天山诗抄》、陈大远的《大风集》等,作者希望同时有一部分线装本,出版社竟然也慨然应允,为之去做。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为了画好插图,竟然在社内让所有美术编辑都来创作,然后进行展示、评选,选择最满意的插图。

  对于重点书稿,百花社尤其舍得下功夫。梁斌的《播火记》是小说《红旗谱》的第二部。《红旗谱》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反响很大。《播火记》被百花社争取到后,在出版形式上可谓下足了功夫。50年代后期,国家已规定图书出版一律横排,梁斌作为老一代文化人,内心喜欢竖排文字的书。社长林呐就一口答应,专门为此书又印了竖排的版本。而且,该书还出版了平装、精装、特精装等不同层次的版本,使这部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适应了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收藏。可见为把书做好,让作者满意、读者满意,出版社真把暖心的事做到了家。

《播火记》责任编辑主要是李克明。小说编辑室主任诸有莹与编辑白岩也做了一些编校工作

  其二,百花的书,精致可人。

  百花社从建社之初,就确定了以散文为主的出书方向(此方向一直坚持至今),并且要求内容多样、形式新颖。据统计,百花社当年的图书开本,包括普通32开、大32开、长32开、方32开、小32开、新32开,乃至有所谓25开、36开,等等,花样繁多。仅以1964年为例,出书37种,而特殊开本占了21种之多。开本一多,费纸就多,而百花社更在意作者和读者的感受,在形式上尽量满足市场多样的渴求。

  不仅开本独特,封面设计和内文插图也十分讲究。百花社本身的美术编辑设计水平就很高,而出版社并不满足于此,还时常聘请社外名家帮着设计。张光宇、李骆公、黄胄、华君武、陈半丁、邵宇、黄永玉、米谷、俞沙丁、叶洛、乐小英等,都是美术界名角,他们或为百花社画过插图,或设计过封面,或被请来百花社传授经验。因此百花的书在开本独特之外,装帧设计上也十分抢眼,令人瞩目。而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当时许多散文名家因之也喜欢将书稿交给“百花”。

  那时百花社出版的名家名作,包括冰心《樱花赞》、巴金《倾吐不尽的感情》、碧野《月亮湖》、陈淼《春雨集》、孙犁《白洋淀之曲》、杜宣《五月鹃》、王西彦《唱赞歌的时代》、任大星《野妹子》、陈伯吹《礼花》……内容丰富多彩,又有别致的开本、清新的封面、疏朗的版式、简洁的插图,一时风靡那时的出版界,引得各家出版社纷纷模仿,而广大读者也热情追捧。不少读者对此印象深刻。姜德明在《辛苦了,家乡人》一文中说:

  “我同‘百花’真正结缘是在它开始出版小开本散文丛书的时候。我可不小看它那特殊的开本,在那强调‘舆论一律’、连穿衣服都清一色的年代里,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开本,不正是在出版界吹起的一曲清豪的‘反调’吗?”

  赵丽宏在《我和“百花”的缘分》一文中,也有类似的回忆:

  “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喜欢散文,到书店里总要看看书架上有什么新的散文集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的那套散文集是我最喜欢的。不知是什么道理,那些与众不同的小开本竟然使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亲切感,仿佛这套散文集就是为我这样的学生写的。”

  “百花”名编徐柏容主持了一套描写外国风情的小丛书,包括陈大远《北欧行诗话》、韩北屏《非洲夜会》、远千里《古巴速写》、闻捷、袁鹰《非洲的火炬》……他说要学习1930年代晨光书局的装帧风格,要摹仿苏联爱伦堡《暴风雨》一书的插图特点。于是那套外国风情丛书设计得非常清雅,封面带着现代艺术气息,融合了写实与抽象两种格调,加之开本独特,一时倾倒了无数读者和出版者。当时出版社年出书量不多,徐柏容便提出那种独特的开本和设计,只用于那一套书,不让别的书重复这种风格,使之保持在书界独特的地位。于是那套书,成了别开生面的一股清风,令人久久难忘。

带有现代艺术设计风格的图书封面

  而这种重视开本和装帧之风,也引起了出版界的震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任社长叶至善说:“因为‘百花’出书慎重,装帧好,有人讲,有了书稿,一是交‘百花’,二是上海,三是北京。”说明当年百花社的书在装帧设计上是引领风气之先的,也激发了兄弟出版社在这方面的跟进。巴金当时曾说:“你们‘百花’注意装帧设计,由你们激起了(装帧设计的)竞赛。”

  正因为“百花”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让书界瞩目,广泛吸引了读者和作者,在海内外均产生了影响。百花社建社的前八年,约出版400多种书,就有30多种参加了国际展览,并有数种还被译成外文输出海外。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曾情不自禁地赞叹:“‘百花’厉害啊!”文化部部长茅盾甚至夸赞:“‘百花’开二十世纪之风!”

当年“百花”图书清雅的封面设计,60年后的今天犹不觉得过时

  二、“百花”掌门人的待人之道

  百花社的迅速崛起,得益于它有好的掌门人——林呐。林呐既善于独立思考,又重视博采众长,百花社在书界迅速脱颖而出,与他的出版理念密切相关。

  他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老革命,曾先后担任冀中军区六分区《火焰报》社社长、冀中军区《前线报》社通讯股长、华北《解放军报》编委,是位资深的编辑、记者。1949年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以后,担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他思想活跃,见识深远,有胆识,有魄力,在百花社筚路蓝缕、刚刚建立之初,就拟订了百花社未来的长远发展目标。百花社后来几十年以散文、短篇小说为主打版块,实肇基于林呐社长时期。

  林呐很注意利用和发挥各方人才的优长,广结各方实力作家。百花社成立之前,林呐充分调动积极因素,让大家出谋划策。资深出版人、当时的编辑部副主任徐柏容,与编辑曾秀苍专门起草了《关于文艺书籍编辑丛书、扩大组稿工作的初步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四点:1.力争出版国内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2.出书系统化,邀请著名作家、学者主编几套丛书;3.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彰显地方文化特色;4.装帧设计要完美,印刷要精致,形成独特的风格。他们的建议被林呐所采纳。该“初步意见”中有要从全国“收罗一流作家力作”之语,后来事实上确实“收罗”了许多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而且,当时的做法,一是不只是等作者有了作品后才去“收罗”,而是未雨绸缪,提前“下网”,与作家长期交友;二是不只是瞄准当下活跃的主流作家,也同时去发现尚未成名而有潜力的年轻作家,甚至于旧时代的著名文学“遗老”,亦予关注。

  百花建社之初,曾在报纸上登载了办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立足地方,面向全国;为读者服务,为作家服务。像“为作家服务”的提法,在当时就十分特别,而林呐正是照此去做的。在“百花”成立前夕,他就让徐柏容起草了致国内知名作家报告“百花”成立并请其支持的信函,随后就分寄给了国内众多名作家,其中包括田汉、阳翰笙、刘白羽、严文井、老舍、巴金、王西彦……信中说,“百花”是稚嫩的幼苗,希望得到各位名家扶持,助其成长。信函得到不少作家响应。而支持是相互的。有些作家当时在别处处境堪忧,“百花”就挺身而出,勇于担当,为他们出书发声。

  周扬作为主管文学艺术创作的领导,1960年针对现实情况,曾说:“在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上,我们反对武断,反对压服,反对粗暴批评,而主张经过充分的讨论来明辨是非,逐步达到正确的结论。”然而现实依旧,尤以上海的姚文元在当时的文学评论中最为粗暴。1962年,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作了发言,批评某些人在文坛上“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骂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像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不指名地指责了“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即姚文元之流。姚文元为此怀恨在心,随后不久,即借“拔白旗”之风,搞起了“巴金作品讨论”,在数种报刊上对巴金进行围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春桥还说了这样的狠话:“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然而,林呐却让编辑与巴金联系,表示百花社愿意为他出书。编辑徐柏容在致巴金信中,还因迟迟未见巴金书稿寄到而有“忽忽若有所失焉”之语。当时为出好巴金的《倾吐不尽的感情》一书,林呐嘱咐编辑,要保持与巴金的联系,充分听取他的意见。1963年9月,该书顺利在百花社出版。

社长林呐

  还有作家王西彦,是抗战时期与方纪结识的老友。方纪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时,将他推荐给林呐。“反右”时,王西彦所在单位给百花社来函,称王西彦“实质上是不戴帽的右派”,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也说过不可以出版王西彦的书。而林呐却让百花社一连为他出版了若干种书:《唱赞歌的时代》(1958年)、《从播种到收获》(1960年)、《在漫长的路上》(1963年)。1965年,王西彦被姚文元扣帽子,批判为“资产阶级在文艺上的代理人”,“要同党的革命文艺方针唱对台戏”,而百花社却还在计划出版他的理论杂文集《第一块基石》。清样都已排好,终因上海方面施压,以组织名义通知出版社:不能出版他的书,已出版的书不得重印,正发排的书要终止出版。政治风云趋紧,百花社才抱憾停了下来。王西彦为此一直对百花社的付出心存感激。

  由此两例,即可看出林呐社长在政治高压下仍保持着非凡的担当,也可以看出百花社所具有的不寻常的斗争精神。

  林呐社长还听取同样视野开阔的方纪局长的意见,将目光放得更远,不局限于当时的热门作家。

  周作人身份特殊,世人避之犹不及,林呐却主张不因人废文。早在百花社成立之前,林呐就已经让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作人翻译的《乌克兰民间故事》《阿拉伯民间故事》《希腊神话故事》等。1959年,他又派编辑与周作人联系,将他的《草叶集》《绍兴儿歌集》等稿子拿回。前者是周氏1949年后发表的散文小品集,交稿后在出版还是不出版问题上,社里几经周折,争论很大。1960年6月曾告诉周作人不出版了;1962年6月改书名为《木片集》,又决定出版。审校都已完毕,只待印刷,终因当时的政治形势高压,认为作者身份特殊,其作品又尽写些民风民俗、草木虫鱼之类,与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毫无关联,最终该书的出版胎死腹中。周作人在1963年4月10日日记中曾这样感叹:“已两次付排,而终不能出版,亦奇缘也。”困难重重,一些正常的书在当年无法正常出版,而林呐为此所做出的努力,仍令人敬佩。

  还有宫白羽,这位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他在民国年间发表的《十二金钱镖》,成为中国早期武侠小说的扛鼎力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武侠小说因为不合时宜,已不吃香。而林呐却聘宫白羽为社外特约编辑,不用坐班,每月给予一定的薪酬。他还鼓励宫白羽继续给香港报纸写武侠小说连载。或许,林呐内心有这样的安排吧:等政治形势转变了,有了适合出版武侠小说的风尚时,或可将宫白羽的新作结集出版。只是这种预想最终消弭在长久动荡的政治浪潮中。而想想二三十年后梁羽生、金庸等作家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又风行起来,则不能不让人感佩当年林呐内心所具有的深意。

  那时曾做“特约编辑”的还有王汶。她熟练掌握俄文、英文、日文,深得叶圣陶、周建人、戈宝权等赞赏。林呐也聘她为社外特约俄文编辑。她后来曾翻译《气球上的五星期》《罪与罚》《俄国作家童话选》等等,可见有相当的语言文学功力。此举也反映出林呐吸取各方人才为我所用的治社方针。

  三、“百花”遭撤销

  天津人民出版社内部原设有两个编辑部,1958年将其中的第二编辑部组建成百花文艺出版社,而领导班子仍是原来的,行政和印刷部门也是原来的,说明这只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的状态。百花社成立后,主要出版文艺类书,由社长林呐负责其业务;天津人民社则主要出版社科类书,业务由党总支书记孙五川负责。

  随着“文革”爆发,林呐、孙五川“靠边站”,正常的出版业务受到冲击。1967年2月,百花社被撤销,百花社编辑人员又归入天津人民社第二编辑部,后又改称文艺组。

  百花社被撤销原因,主要是受“四人帮”打压。“四人帮”污蔑百花社的领导与中央和地方的走资派“沆瀣一气”,走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反动路线”,而且在文学领域构筑了“津沪黑网”。

“文革”大批判中攻击百花社为“黑店”

  1968年2月21日,“四人帮”在京接见天津的造反派代表时说:“以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相当的一个黑网。”而百花社就被认为是这个黑网中的一个黑据点。“四人帮”之所以对百花社咬牙切齿,重要原因是上海是“四人帮”的老巢,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把那儿的文学艺术界整得花落满地,零落尘泥。而偏偏许多在上海遭批判的作家,却顺利地在天津的百花社出版作品,这能不让张、姚恼怒吗?姚文元说:“上海有一些最坏的书是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而天津有些大毒草是在上海出版的。反正都是一丘之貉。”甚至还有百花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是出版界的“三家村”之说。“四人帮”如此定调,百花社也就在劫难逃了。

  百花社被撤销,社里有编辑私下开玩笑说:要怪当年董延梅,组稿一下就去找郭沫若,怎么不去找姚文元呢?而戏言话锋一转,他们又道是,即使当年真找了姚文元,姚氏那火药味十足、打棍扣帽的文风,百花社也绝不会给他出集子的。

  “四人帮”四面出击,宣称从中宣部,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到天津的出版社,构成了上下一条黑线。应当承认,从出版观念来说,当时的百花社社长林呐确实与上级各层级宣传部门领导有共同的志趣。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局长方纪,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与林呐都曾是冀中干部,是抗战时期的老同事、老战友,也都曾做过编辑。还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桦,也是抗战时做过宣传工作的老干部。他们彼此熟悉,关系密切,尤其是志同道合。因而在出版方向上,诸人投缘。“百花”社名,就是由白桦提出、经王亢之确定下来的。远千里则明确划定了河北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读物,而百花社出版文艺精品为主。他们共同为百花社的发展确定了方向。而他们的许多努力,又得到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的肯定。他们与当时的中宣部有着相同的文艺思路。

  按后来批判王亢之的说法,“王亢之长期执行的是旧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的文化、文艺修正主义路线”。百花社主张政治第一、质量第一;主张继承遗产、洋为中用;主张搞“全民文艺”,百花齐放;主张为读者服务、为作家服务。这一切均与周扬的主张合拍。如周扬说过,“只要政治方向的一致性而不要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只许一花独放,不要百花齐放,这是非常有害的”。对于“过去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要“批判地继承和综合”。“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反对了修正主义,又反对了教条主义;既保证了文学艺术的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又保证了文学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既引导作家、艺术家同工农群众结合,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又给与作家、艺术家以充分机会来发挥他们的艺术独创性”。由此可见,百花社确实执行了中宣部的文艺路线,而这根本就谈不上是“文艺黑线”,而应当说是正确的文艺路线,是与“四人帮”宣扬的一套相对立的路线。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文革”风暴即将到来的序曲,“山雨欲来风满楼”。最初北京所有报纸均不转载此文,《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甚至质问《文汇报》发表此文背景何在?吴晗当时很紧张,觉得此文大有来头,而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则认为不管什么来头不来头,只问真理如何!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彭真还在编者按中说:要就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进行辩论”。作为北京市委一级的领导尚且不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也就不难理解,作为基层出版社的编辑,对姚文元此文的背景就更一无所知了。

  “百花”人对于上海姚文元之流在文艺路线问题上乱挥“棍子”、乱扣“帽子”的行径,非常憎恶。编辑周艾文、曾秀苍在60年代初读到姚文元若干打棍子、扣帽子的文章,就十分反感,认为简单粗暴,曾秀苍还想写文章与之“商榷”。而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出笼后,更令他们气愤。于是1966年1月,周艾文署笔名“周雅”,给《文汇报》寄去一文,反驳姚文元的文章,斥其说为奇谈怪论。姚文元文章中总以“我们”的口气,大肆挥棒,周艾文讥道,完全是“硬拉‘多数’撑腰”,他代表不了“我们”。该文发出前,交社长林呐、副社长张恒看过,得到他们的默许。《文汇报》以读者来信方式刊出。其后,他们几位却为此遭受了批判,周艾文还被诬为“反革命小爬虫”。虽说他们颇显书生意气,似乎不谙政治风云的险恶,但从他们身上,却可以看到当年百花社编辑内蕴的风骨与情怀。(曾秀苍还曾大胆写信,为被打倒的彭德怀鸣冤,其气节更是令人慨叹。)

百花社的编辑们(左一为周艾文,后排左一为曾秀苍)

  “文革”开始后,在“四人帮”的干预下,百花社连遭批判,直至被撤销。当时批判的“罪名”很多,例如关于一花独放还是百花齐放问题,关于人性、人道问题,关于描写中间人物问题,关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关于文艺为谁服务问题,等等。百花社被“四人帮”污为“黑店”,出版的许多好作品被诬为“毒草”。例如汉水的长篇小说《勇往直前》,描写大学生活,极富青春气息,却被攻击为鼓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洪汛涛《望夫石》,1959年曾作国庆献礼书,却被诬为充满低级趣味,宣扬爱情至上和阶级调和的“大毒草”;陈伯吹的《礼花》被说成是“通过小虫小鸟、猫狗神仙,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和平主义、阶级调和,妄图对少年儿童实行和平演变”;王彦西《唱赞歌的时代》,被污蔑为“和三面红旗唱反调”,反党反社会主义;任大星的《大街上的恐龙》,被歪曲成是“诬蔑新中国的诞生是‘恐龙’作怪;大跃进是头脑发热,温度太高了”,云云。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四、失落的“百花”

  “百花”撤销,编辑人员回归天津人民社,依然做文艺类图书的出版。但在“文革”前期几年,出版秩序一片混乱,出版社主要只是做从中央大出版社租型的书,同时也搞一些报刊上的政治文论摘编,而文艺类作品的出版基本停止。

  严重的书荒,极大地阻碍了广大群众的阅读需求。到1971年,国家不得不出台政策,开始清理审查书库中存留的“文革”前的书籍,挑出没有政治问题的图书重新上市,并重印一批市场急需、审查合格的图书。天津市、区图书馆(组)图书联合审查小组于1971年5月编印的《图书开放试行目录》第1期164种中国文学作品中,天津人民社和百花社的图书仅列入6种,都属于库存书。仅这几种,还都存在须涂改之处。修改方式有几种:或撕去,或用笔涂抹,或用白纸条贴盖,还有贴白纸条后又在上面加上修改之字。如《革命青春的赞歌——记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一书,需要涂去“修养”二字;用纸条贴盖“《李双双》”,并在纸上改写成“革命电影”。(因当时刘少奇《修养》一书、电影《李双双》,犹戴着“毒草”的罪名。)可见极左路线还在严重阻碍着文艺图书的面世。

  还有一些百花社过去出版的书,内容很不错,却因当时报刊上发表了批判文章,归于所谓“毒草”行列,不能翻身(以下括号中为发表批判文章的报刊),诸如孙犁《铁木前传》(《天津日报》1968年1月17日)、王西彦《在漫长的路上》(《天津日报》1968年5月15日)、汉水《勇往直前》(《南方日报》1968年5月24日)、梁斌《播火记》(《河北日报》1970年1月21日)、任朴《三条石》(《天津日报》1970年10月28日),等等。

  1972年以后,本版文艺类图书的出版才逐渐复苏,但迎合政治形势的作品多,可圈可点的高水平文学艺术之作少。那一时期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大致如下(因百花社未恢复,当时出书署天津人民社之名):

  浩然已名满天下,本社继续为他出短篇小说集,先后出版了《春歌集》(1973)《七月槐花香》(1973)《欢乐的海》(1974)《百花川》(1976)。其中《百花川》因带有过多“文革”阶级斗争色彩,“文革”后受到批判。虽然出版社为此受到牵连,但1980年代当浩然的《男婚女嫁》一书要加急出版时,百花社依然出手相助,及时为他出版,令浩然十分感动。

  《桐柏英雄》,长篇小说,1972年11月出版,部队作家创作,描写解放战争时期失散亲人重逢的故事,是当时思想性、艺术性较好的作品。责编是文艺组的郭逸尘。该书在“文革”后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小花》,1979年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日后成为影坛巨星的唐国强、陈冲、刘晓庆,正是在这部剧中作为主要演员首度亮相的。

  《深山明珠》《春满青藏线》《驼铃千里》,1975年出版的散文小册子,而书的雅致开本,给那个沉闷的书界带来了一缕春风。编辑谢大光回忆:1973年以后,“靠边站”多年的林呐恢复了工作,负责文艺组等部门的业务(还不是领导班子成员),就又惦着找回“文革”前的“百花”图书特色。那时“无论编辑,还是读者,都在怀念‘百花’,怀念林呐主持开创的‘百花’风格”。但当时造纸厂已不生产那种小开本的纸,“又不可能为三本书单独造一批纸。林呐沉得住气,……就是不签这个字”。最后出版科不得已,就“用普通开本的纸,裁上两刀,裁成‘小开本’的规格,再上机。用这个法子有个缺陷,浪费纸。‘就这样吧!’林呐一语定夺”。而后来这三本书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书界纷传:“老‘百花’又回来了。”

令人怀念的老“百花”部分不同开本的书

  《小靳庄诗歌选》,是“文革”后期“四人帮”的帮派作品。它的出版,不是本社主动迎合“四人帮”,而是由上往下强行压下来的政治任务。1974年,江青称赞小靳庄,说“这是我的点”,要宣传小靳庄的赛诗活动。“四人帮”埋怨天津的出版社对此事冷淡,说如果天津不出版小靳庄诗集,就让北京的教育出版社去出。因而天津人民社不得不派出文艺组的编辑前往小靳庄收集、整理和修改那儿的农民诗歌,很快将其出版。首印30万册,后来又加印30万册。1976年,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四人帮”的督促下,又出版了续集,印10万册。但随着“四人帮”倒台,这两种书从书店下架,大量未销售的书被销毁。

  大型文学丛刊《今朝》,于1975年5月推出,至1976年5月,出版了4期。后因“文革”结束,没有继续出下去。“文革”以来文学创作匮乏,缺少文学杂志,而人民群众渴望文学阅读。于是上海出版了大型文学丛刊《朝霞》,为“文革”服务,是政治性的文学刊物。天津受此启发,也创办《今朝》,思想主旨与《朝霞》相似。不过,抛开其中的政治因素不论,它对于当时文学创作的复苏,倒是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文革”后期出版的几种书

  另外还出版了一些迎合当时政治形势的长篇小说。《火焰》,是描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影射小说,1976年7月出版,“四人帮”垮台后受到批判。《草原新牧民》,1973年出版,描写知青扎根边疆的故事,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均曾有过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的愿望。《草原轻骑》,1974年出版,写草原的文艺工作者,题材较新颖。

  “文革”结束后,各方呼唤“百花”归来。1979年8月,百花社恢复,林呐重新担任社长。此后40年来,经几任社长的努力,经全体“百花”人的共同奋斗,百花社建社初期确定的“办一流出版社”的方针,得到了全面落实。他们创办的《散文》《小说月报》《小说家》期刊,历经三四十年,至今依然活跃于文坛;设立了全国性的文学大奖“百花文学奖”,至今已评了十八届;出版了规模大、影响深的“百花散文书系”,出版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小说,在读者、作者中有口皆碑;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出版社……

  百花社,迎来了它的最好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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