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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邢:何家栋回忆《刘志丹》
作者:丁邢      时间:2021-09-02   来源:丁东小群微信公号
 

  何家栋先生1923年9月生于河南信阳,2006年10月在北京逝世。他生前在家接受我们采访,谈小说《刘志丹》事件的来龙去脉,以下是采访内容的第一部分。

  邢:现在才知道《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书实际上都是您执笔完成的,当时为什么不署名?

  何:当年写那些东西时,认为是在做着编辑的本职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要署名。我干吗写这些东西?说来话长了。我在学校只念过五年书,抗日战争开始,就跑出来当兵了。我的文化知识,都是从文学作品和其他书本中学来的,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知学力不足。1949年刚解放时,我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是搞经营管理的。比如你父亲(邢野)写的话剧《不上地主当》,就是在我手里印的,由“天下图书公司”出版。报社的工厂本来只印报,我把它改造成也可以印书,就大量承印外活,以增加收入,解决报社的经济困难。《工人日报》接收的是杜聿明的《新生报》。《新生报》有一批原来的留用人员,本来是实行薪金制,因为,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对原留用人员也实行了供给制。但是这种供给制,不管留用人员的家属。不像解放区来的干部,家属也是由国家供给的,孩子还给保姆费,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供给。这样一来,留用人员的家属就没了饭吃。当时我这个工务科的科长遇到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有人因没了饭吃,要上吊。于是我就千方百计地想怎么赚钱,扩大就业,养活这些人。

  解放初,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没有经费。那时穷到什么程度?明天就要出报了,今天夜里12点还没有纸呢!我骑着车到处借纸,或去买《人民日报》的下脚料。人民日报社用的是轮转机,他们的纸损耗量很大,印着印着就断了,我们是平版机,就把他们的断纸拿来裁好,印我们第二天的报纸。有了这些纸的来源,我又找些客户到我们这里来印书,印报、印文件,顺手做点纸张生意,好赚点钱。最大的客户是华北军区,我们把他们全年的任务都包了,一次弄来几百万。这就是为什么说你父亲的书,是经我手印的。接着就自己编书,干起了出版业务。对内,我那个科叫出版营业科;对外,是工人出版社。开始是印些识字课本,不是搞工人扫盲运动嘛。最初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发行,就是我一个人在搞,一天工作15、6个小时、甚至工作20小时。那两年,我好像没有在床上睡过覚,累了就在地板上、板凳上躺下歇一歇。

  邢:1949年前,您做什么工作?

  何:抗战胜利前后,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办报纸,出刊物,搞出版社,归晋察冀军区城工部文委领导。我也就是这个时期学了一点知识。国共和谈时,周扬到了北平军调部,那时我在中外出版社负责出版业务(地点在西长安街,三层楼房已经拆掉,原址就是现在的电报大楼),周扬就把延安出版的《白毛女》、《李有才板话》、《中国通史简编》等,拿来交我翻印。我自己也从解放区报刊上选了一些材料,编了几本书。那时中外出版社有个中共支部,创办人如孟用潜、孙承佩等,都是在北平美国新闻处任职的共产党员。这个出版社承担着两大任务,一是推销翻印解放区出版物,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都各印了一万多册;另一个任务,是为解放区的机关、学校提供国统区的报纸、刊物和图书。国共和谈破裂,军调部解散,叶剑英、周扬撤回延安。中外出版社先是我和其他四位同志被捕,出狱后,出版社又被查封。我回到解放区,到华北联大行政学院学习。后经周扬点名,分配到华北新华书店。以后又分到《新大众报》做助理编辑。从《大公报》、《文汇报》来的名记者,在《新大众报》也只能当个助理编辑。这个报纸是给农民看的,要“大众化”,就是把中央文件改写成农村黑板报那样的豆腐干文章,觉得这些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只会“化大众”,不懂“大众化”,先得练练基本功。天津解放时,我被抽调到天津参加接管,就留在天津军管会新闻处工作。《新大众报》原班人马则进入北平,改为《大众日报》;以后又改为《工人日报》,由华北局转归总工会领导。当时的情况是:从农村来的同志对城市感到非常陌生,从华北联大来的十几个知识分子对经营管理又不熟悉,因为我曾经在北京做过出版工作,熟悉编辑、印刷、发行、全部业务,所以,又把我调到北京的工人日报社。到了工人日报社,我就成了报社工厂的第一任厂长,叫工务科科长兼厂长。

  如前面所说,逐步地出版业务有了发展,经济情况也好转了。这时我又成了工人日报的出版营业科科长,招了两三个人,当校对、跑发行,接外活,还不算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出版机构。赵树理是和我们报社一起进的城,在报社住着,供给也在报社领。我就说,让赵树理当工人出版社的社长吧。出版社的广告就这样写了,也没有人来问,我们也没有到上边什么部门登记。当时组织方面的游击作风可见一斑,赵树理这个第一任社长,竟然是我这个科长任命的。正式打出出版社招牌后,我们出的第一本书是《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二本书是赵树理写的《天下工人是一家》。我那时就是拼命想办法赚钱,好改善报社的经济状况。

  邢:赵树理的小说,最早也是在工人出版社出的?

  何:是啊。像《登记》、《邪不压正》呀,《石不烂赶车》等,都是工人出版社出的。这里有个小插曲。新大众报社长是王春,也是大众化的主将,他的旗下有赵树理、章容、苗培时等人,入城后住在西总布胡同,工人出版社的创办当然得力于他们的扶持。工人日报编辑科长苗培时外号叫“苗大鼓”,常把英雄故事写成鼓词,对推动大众文艺不遗余力。他还把老舍、赵树理推到前台,办了个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编了个刊物《说说唱唱》,还办了个出版说唱通俗文艺的“宝文堂”(出版社),通过货郎担子给农村提供演唱材料。一时名声大噪。作家协会在东总布胡同,虽与西总布胡同这些人比邻而居,双方却是格格不入,西总布胡同认为东总布胡同是“小众化”;东总布胡同认为西总布胡同只会写“一脚落在流平地,一脚落在地流平”,登不了大雅之堂。赵树理还将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写成说唱《石不烂赶车》,苗培时将孔厥、袁静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改成“评书”。赵树理的移植确实别开生面,苗培时的改编,若放到现在,恐怕要打版权官司了。当时没有什么版权观念,一切作品都是“公产”,都是图解政治的宣传品,就像马克思说的,每篇文章都只有广告水平。只要能起到宣传鼓动作用就行了。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的矛盾,在推荐“斯大林文艺奖”作品提名时达到顶点。东总布提丁玲,西总布提赵树理,相持不下,周扬建议双方在作协开会解决分歧,最后将赵树理调到作协,才把问题解决了。赵树理走了,工人日报社长王春正式调任出版社社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工人出版社从《工人日报》独立出来,迁往北新桥骆驼胡同。不久王春病故,苗培时离开《工人日报》,成为专业作家,落户煤炭系统,陆续又创建了煤炭文艺基金会、通俗读物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农民日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朋友们笑他是文化流寇主义。这样的热心人现在很难找到了。

  此时的工人出版社已初具规模,但还是由我支撑门面。我们对东西总布的作家始终一视同仁,既出版说唱、相声、小品、连环画,也出版周立波、草明及其他青年作家的小说和诗歌。

  工人出版社就这样发展了起来,出了很多书,赚了一些钱,买了工厂,盖了大楼。有了点钱,有人就眼热了。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就想借运动把我拿下来了。

  他们知道,我曾用大卡车往王府井银行拉票子,还能不是个大老虎?于是立案审查。他们查了个底朝天,发现我批了个条子,借给一个作家500元钱。这钱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恐怕比现在的5000元还多。可是会计发稿费时,本应该把借出的这笔钱扣下来吧?没有扣!社里派人询问,那个作家说不记得了。可财务上有我的批条。我说,我要贪污,写那个条子干嘛,给人留下把柄?后来上面说,不算你贪污,你把这钱退赔就是了。我就到处借钱,退赔了。

  没有查出一文钱的问题,却查出我私人送给客户一支派克笔。那个同志签字时没有笔,我把我的笔给他使,不好往回要。他们就说我是“行贿”,是“资产阶级经营方式”,批得不亦乐乎。

  我因此得到一个教训,从那以后,再没有批过一次条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终生怕井绳,还是很有记性的。

  经济上不能整倒我,又有人说我来路不清楚。你看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知道,毛主席最担心“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怕坏人混进来。山沟里的人也不理解:你家不缺吃,不缺喝,跑到解放区干什么?动机不纯!你1938年参加抗日,是不是个脱党分子?你在北平被捕,是不是个叛徒?送你参加八路军的人在哪里?是不是你出卖了那个同志?我就成了历史不清的政治可疑分子,这种人,自整风以来,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斗一斗。于是,不但把我罢了官,还把我的党籍给开除了。我被一抹到底了。经济问题搞不清,就搞你的政治问题。

  尔后,全国总工会把文教部端过来,让文教部的部长、副部长,分别做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等。这些人接管了我一个人的工作。算是名正言顺地成立了工人出版社。各处各室也都派了人,就是不给我工作。山沟来的人说,叫这小子起来就没有我们的活路了。他们怕报复。可见我当时多么霸道,因为任务太重,搞强迫命令,得罪不少人。

  我被罢了官,让我到校对科。也不是做校对,也不算是当编务。搞的是标字号,设计版式一类的工作,没有什么名义。我心里当然有气。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的。出版社并没有给我任务,我是自己找上门去的。吴运铎在俄专学俄文,准备出国,我就利用中午间隙,到俄专操场球架下等他,他口述,我记录,回来再整理。这本书一出来,一炮打响,发行了几百万册。出版社赚了一笔钱。这本书,在社会上影响本来很大;但除了韦君宜写了个评介,文艺界不承认它是文艺作品。我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周扬叫《文艺报》关心一下,冯雪峰就请杜鹏程写了鼓吹的文章。紧接着,送我参加八路军的那个同志,从上海找我来了。我带他找到我们社长,让他讲讲我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把我如何参加革命的情况以及如何与我失去联系同我们领导谈了。政治问题算是清楚了,才给我分配了工作。因为写了那本书,因人设事,社里成立了一个文艺组,叫我当副组长(没有组长),就把我挤到文学这条羊肠小路上,以后就搞了一系列的革命回忆录。

  《刘志丹》,是我到文艺组后,提出一系列革命回忆录选题中的一部。这个系列选题中还有《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等等,我列了几十个人。但是刘志丹一直没有找到作者。

  给我分配了工作,但没有给我恢复党籍。那还是1953年,支部组织委员胡令升(胡舒立的妈妈)对我说,1952年整你是错了。处理你的党籍问题时,没有让你到会,不明不白地取消了你的党籍,不合党章规定,你可为此申诉。我说,既然你们查出了是错的,让我申诉什么?你们改正不就行了?支部有人说了:这是处理你的问题,你还摆什么架子,连句软话都不说?结果,我的党籍问题就拖了下来。文艺组升格为文艺编辑室,我还是副主任。不是党员,不能任正职。只要说了软话,对党表示感谢,不但回到党内,还能升级,长工资。可我就没有算清这个帐。

  党籍没有恢复,行政还降了一级。他们又找到一个说法,说我被捕过,有变节行为。我们一块被捕、一块释放的有五、六个人,人家都没有事,偏说我有事。他们也不去调查。直到1955年审干时,我们的支部书记王勉思自己去做调查。从我参加革命到解放,每一个环节都找到了证明人。支部书记后来对我说:“调查结果,调查出了个英雄好汉了!”过去的老战友,都说我“干革命不要命”。连监狱里审我案子的人支部书记都见到了。他们说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是查户口把我查去的。支部通知我说,处理错了。我就要求他们改正。但他们仍然让我写申诉,我还坚持着没有写,希望组织认个错,你说狂妄不狂妄?结果到了1957年就变成了向党进攻,加上我又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受到牵连,就把我打成了右派。王勉思曾为我说话:这个人怎么能是右派呢?就说她右倾,不叫她当支部书记了。到了1970年代末右派改正时,才把党籍恢复了。党委书记王鸿清理档案,从我的档案中清出了一大把告密的小条子,就凭那些东西给我定罪的。这个告密制度可真要人命,不同本人见面,想辩都无法辩。

  《刘志丹》列入选题,一直没有找到作者。1957年,看到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给《星火燎原》写的文章,李建彤也和别人合作写了一本小书《刘志丹在桥山》。他们是刘志丹的亲属,有许多便利条件,就想请他们写书。但这时我已被定为右派,正在写检讨,就由王勉思去向李建彤约稿。王勉思是文艺组编辑,大家称她“政委”。李建彤说她写不了,王勉思说可以合作。最初就由王勉思陪李建彤采访,直到李建彤写出初稿,社里才决定派我去定稿。王勉思把我的情况向李建彤做了介绍,她答应了。按说让一个右派去帮助写作,允许和一个政治上的敌人合作,不容易,但她同意了。这与王勉思去说也有关系,因为勉思对我政治情况非常清楚。

  邢:这也说明,李建彤有政治经验,并不在意您的所谓右派问题。刘志丹受误解和打击,她是有体会的。我看她在1979年出版的《刘志丹》前言中说:“《刘志丹》小说究竟是怎样写出来的呢?1956年以前,工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中就列有《刘志丹》这个选题。他们有个任务,就是出版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们偶然碰到了我,就约我写,我没敢答应。虽然在延安时就听人讲过刘志丹同志的英雄事迹,也积累过一些材料,但是在1956年,我还没有决心去写,题目太大,思想、艺术上都没有准备,怕拿不下来。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着的,是一段极其复杂的斗争历史,即令是写小说,也离不开那些事件。回避了那些事件,就不是刘志丹了。后来,在工人出版社的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才答应了。开始,出版社的一个女同志和我一块跑,找线索,查资料。直到1958年才动笔,同年冬天写出初稿。”

  何:是啊。前半截是王勉思与她合作,写了十几万字的材料。

  邢:我听王勉思说,她没有写什么,只是代表出版社陪同李建彤搞调查采访,为的是出版社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参与写作,提出意见。

  何:勉思谦虚,从不肯张扬。就说是调查吧,我记得下终南山那一部分是她访问王世泰后整理的材料,也比较完整,都采用了。其他人也写过刘志丹一些小故事,看不出刘志丹的形象来。我就提了一个方案:把主要的事情串起来,把次要的人物合并起来。怎么样?他们同意了。我就和李建彤一起列出人物表,定出每章写哪些事;还商量好文字风格:要用口语,句子要短,少用或不用“但是、所以、并且”一类虚詞。根据这些要求,我们把《刘志丹》小说初稿整理出来,有二十多万字左右。当时,我就住在李建彤家,一边商量一边改。她不同意我对人物评价和情节安排的想法,就听她的。她是作者,了解情况,出了问题,人家要找她,当然要尊重她的意见。那些人物虽是假名,又经过合并,但都有原型,当事人一看便知,不敢瞎编。我觉得我还是个称职的编辑。我参加调查的人不多,我那种身份,人家不接待我。比如,我当时住在东总布胡同,对门就住着李运昌,他在黄埔军校时,与刘志丹是同学。李建彤建议我就近去采访他,我就拿着介绍信去了。一进门,不但不接见把我撂到一边,还给出版社打电话抗议:怎么派了个右派来采访首长?他们警惕性可真高。出版社赶快去登门道歉。这个人“文革”时被打倒,和我一样成了牛鬼蛇神,他出门顺着墙根走,头也不敢抬,往年的威严一点也没有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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