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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邢:高锴回忆中科院往事
作者:丁邢      时间:2021-08-27   来源:公众号“ 丁东小群”
 

  2012年11月26日,我们采访高锴先生,他回忆了1978年到1982年在中科院政策研究室工作时的一些往事。高先生对我们说:

  粉碎“四人帮”后,我在路上碰到王汉斌,他穿着满身油腻的工作服。我说:汉斌,你又可以大展身手了。他在文革中落难以后,被安排到北京市一个小建筑公司当革委会第八副主任,管食堂和幼儿园。王汉斌曾是北平地下党(南系)学委书记。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写了《告北平市民书》,文采出众,被彭真发现,调往北京市委任政治秘书、政策研究室主任。那次我们见面没多久,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有人向王汉斌推荐了我,我于1978年3月调到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要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

  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兼生化所所长王应睐是生物化学方面的权威,学部委员。他最得意的一位门生派往美国留学,却不让她的爱人一起去,理由是夫妻同去,不就可能溜了嘛?那时候大使馆有规定,参赞以上的人可以带老婆,其他人不可以。外交部的一些夫妻,一个派到欧洲,另一个就派到非洲,故意让人家分开。王应睐说:年轻夫妻不在一块,你可以,我也可以,但有些人不行,这是生理需要。王应睐还说,我这位门生在国外和外国人睡了觉,她男人也是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谅解了她。可是科学院让她马上回来。她的科研题目没几天就成功了,却让她停止科研工作。这个女的一看非要她回来不可,显然要批斗她,就不回来了。王应睐为此火透了。他认为,应该允许科研人员夫妇一起去,这是人性。他和我说了这件事,我写了一份《王应睐同志对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意见》。送给院领导参阅。方毅看了,批示:要研究。胡克实批:值得重视。但也有领导说,太过分了。后来这个材料成为解决夫妻可以一起同时出国工作的一个例证。

  冯德培是生理生物专家,当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后,仍兼任上海生理生物所所长。上海市委为了加强科研工作,给这个所配备了一名原是工厂劳模的女党委书记。这位书记,管人事,把冯德培的秘书调走了。她说,副院长是部级干部,秘书政治上要强,这个秘书不合适。冯德培说:怎么把我的秘书调走了?我的秘书是科学秘书啊!这个女党委书记工作认真,每天坐在门口检查人家上下班,认为科研人员太自由主义了。她不懂科学。生物实验研究,机器一开,连着三天都不能离开。冯德培说,我了解她是好人,热心人,实在是谈不拢。是不是我有思想立场问题?他说得很含蓄,我也写了材料报院领导,把这位书记换了。冯德培特地找到院政策研究室领导说,你们帮助我说了我不便说的话,解决了我一大苦恼。

  黄昆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是邓小平点名调中国科院领导半导体所的。1980年调来时,家住中关村,骑一辆破旧自行车到城里上班,看门的以为他是杂工,不让他进楼去。他穿得朴素极了,早年留学英国,妻子是英国人,家里还生煤球炉子。他是燕京毕业的,把我当小老弟,有一次对我说:“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时,我们夫妻俩都完全相信,认为领高工资是资产阶级行为,因此我把大部分工资都交了党费,只剩下100元维持一家四口生活。”他就是这样过了好几年,后来所党委书记下了“禁令”,限制他交钱。

  卢嘉锡是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1981年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民主选举的院长,也是科学院历史上唯一一次民主选举的院长。他很有个性,一上任就提出要兼党组书记:为什么别人当院长能兼党组书记,我不能?我入党20来年了,如果我不兼党组书记,人事上我管不了。科学院是管人的,是管人脑子的。人都管不了,我还做什么?后来卢嘉锡院长兼了党组书记。他的思路和别人的不一样。例如当时有种说法:谁想当官,就不让他当官;谁想出国,就不让他出国。但卢嘉锡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不想出国学先进科学,就不是好的科学工作者。科学是世界的。不了解世界先进科学,怎么赶超?没有雄心大志,没有信心,是不会有大的成就的。如果有科研人员主动要求做某项科研的带头人,这不很好吗?科研人员想出国考察,是正当的。他还说:“1979年开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报告称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我很高兴。但接见外宾时,又说我们是worker,实在不合适。Worker在外国科研院所里是指打卫生的工人。科学家是推动世界前进的主力,不附属于工人阶级。”

  李昌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他在中国科学院是副院长,他比较主观,工作上不太顺利。他在清华大学念到物理系三年级,可以和外国专家们谈粒子、中子什么的。他很会写文章,所有的报告都是自己起草,对秘书起草不满意。他对马列主义也有研究。1980年,他在院部召开的会议上当着党组书记的面公开说,我最近去德国访问,亲眼目睹许多工人家庭住着很高级的房子。如果我住上这种房子,你们的大字报就该糊满了。他们普通工人生活水平这么高,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论说,恐怕是不能成立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的一些理论需要研究思考。

  李昌很俭朴,他带我们到中关村搞调查,每天中午只带一个小饭盒。里面就一些海带、豆芽、白菜。我说,你的饭太俭省了。他说,这是老保姆做的。文革中他和夫人冯兰瑞都被抓起来,小儿子靠保姆带大。他说,现在她已经老了,我们把她养起来。不让她做事,她不干。她做的饭,我不能不吃。我还发现他对宴席毫无兴趣。往往坐下来吃几口,不等主菜上桌,就起身走了。衣服邋遢,布鞋磨烂了,裤子常忘记记裤扣。他最热心的事是讨论问题。在中关村调研,有时一天说话不下6个小时,累得回家时靠在汽车后座上喘气。

  胡克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心干部。一次开会他看我打哈欠,问讯知道我住爱人在《中国青年报》的宿舍,两家合住一套,休息不好。他说,“我想想办法。”过两天他给《中国青年报》管行政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让直接交给他。那位同志收到原团中央书记的亲笔信,出乎意外,惊喜万分,很快帮我们调了一套两间的宿舍。

  有一次,他让我们帮助人事部门把留苏生的档案清理一下。1950年代派往苏联留学的学生,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后来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当年他们留苏,由于苏联战后女多男少,很多“娜达莎”围着中国留学生转,举止也亲密。每当留苏生取得某项成绩,这些女孩子(当助手、助理或助教)往往高兴得抱一下或亲一下,这在俄罗斯是很普遍的,但让我驻苏使馆的人看到了,往往在档案中写上某某与苏联女性有暧昧关系,作风怎么怎么样,影响了对他们的使用。胡克实说,人事干部,往往出身苦,山沟里长大,代代红,政治品质好,但文化低,见识窄,特别对有海外关系的人,对华侨,对大城市长大的干部有一种片面认识,认为他们“关系复杂”,“思想复杂”,这种认识糟害了不少人才。

  尼克松访华以后,有十六位科研人员从国外回来定居科学院,其中十二位家在台湾。后来又批准回来定居的二十九人中,有二十三人是从台湾去国外留学,家还在台湾,且多是国民党子弟。那时干部群众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很多,认为回国科技人员越多,我们越麻烦。我们写了材料,方毅有个批示:“应重视回国工作的同志才对,工作分配、生活条件应给予适当照顾,请克实同志切实抓一下。”

  方毅那时是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科委主任,科学院院长,身兼五个重要职务,还抽空学外语呢。一天开会,讨论起草一个文件,方毅拿来《华盛顿邮报》,用英语念了其中一段,有四五百字。念完后问:你们看了吗?这跟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很有关系。方毅只上过初中,文革以后,他到科学院工作,每个礼拜天请生物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帮他补习英语。尽管念得不流畅,但能学到这个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中央领导人这样好学,使我敬佩。

  我在中科院的时候,主要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但是,我在“肃反”、“反右”中遭受的不公正批判以及遗留问题也没有落实,还留在我档案中,每次运动来了还要翻腾出来重新审查。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也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要求澄清。1980年,北京市委政策落实办把我找去,把从我档案中清理出来的40多页不实材料当场销毁。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材料应该留着,这是那个荒谬时代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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