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文革中自杀的女..
·杨奎松:马、恩..
·吕端大事不糊涂..
·曾彦修:微觉此..
·张爱萍文革挨整..
·顾保孜:彭德怀..
·于继增:邓小平..
·章剑锋:“文革..
·尹家民:受困于..
 
 
·钱钢:从唐山大..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背景参考 >> 背景分析
米鹤都:55年前的今天, “八一八”的历史印记
作者:米鹤都      时间:2021-08-18   来源:《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
 

1966年8月18日,佩戴红卫兵袖章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01

  初夏风波

  1966年5月,北京接连发生了三件大事,使得一年来沉闷的局势混沌初开。

  一是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

  第二件大事是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

  恰恰在这个时候,红卫兵应运而生,就成为了5月间的第三件大事。

  (此章有删节——小号编者)

1966年5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圆明园举帜造反

  02

  “金猴”出世

  在当时的北京,各中学、尤其是各重点中学普遍存在着两大矛盾,一是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学生要求在学校中贯彻阶级路线,表示对“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学校”的不满。按照陈小鲁的解读,这个贯彻阶级路线和随后公然亮出来的血统论,是有实际利益在内的。那就是谁来上大学?谁来掌握未来的社会资源?以什么为取舍标准?二是面对注入式教育的不满,要求改革教育制度。

  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从1964年7月开始就出现了“战火”。一些以干部子弟为首的学生曾就学校里有没有阶级斗争、要不要贯彻阶级路线,和学校领导就展开了辩论。1965年,在结合“做怎样的接班人”的讨论,进行学生干部改选试点。双方又出现了争执,预65(1)班的选举等于被学生操办了。其他一些班级也互相取经。这种“大民主”在共产党的传统中属于放弃领导权的右倾,为此该班的班主任受到批评。校方也更为不满。

  1966年5月10号。校长做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预65(1)班的卜大华、骆小海等有意见,希望找校长或分团委书记谈谈,并到清华大学党委反映了附中的问题。自从1957年那个夏季之后,罕见这种以下犯上的小团体活动,在政工干部的惯性思维里,这不是反党又是什么?校团委负责人顾函芬在与这些学生谈话时就说:你们不要老提意见嘛,你们知道1957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学生今天提意见,明天提意见,最后就成了右派。

  于是,清华附中党支部决定全面反击。之后的一个晚自习时间,校领导在广播中对全校讲话,点了预65(1)班的名。但他们面临的这些对手,显然不是1957年的“软柿子”了。一是他们过于年轻,还只是些中学生,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二是他们大都有一个校方惹不起的革命家庭;三是他们的所有活动都拉着毛主席阶级斗争理论的这张虎皮,投鼠而忌器。鉴于这么几点,关键是校方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撑腰,却有些混乱不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政治传言。因此有点优柔不决。反倒是很多同学都跑到预65(1)班看他们的小字报了解情况。清华附中的烽火便从预65(1)班开始,迅速扩展为全校的大讨论。

  5月20日,预64(2)班的学生王铭、张晓宾介入到这场“斗争”中来,他们起草了一份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材料,把与校领导的矛盾称为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写道:“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进一步深入下去,这个革命一定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去,特别是要落实到彻底改造知识分子这个关键问题上去。我们目前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4]

清华附中红卫兵部分发起人,左起宋柏林、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邝桃生、袁东平、卜大华、阎阳生

  5月3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邝桃生、骆小海、卜大华、王慧成、张晓宾、王铭也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清华附中存在的问题。这封信洋洋万言,列举了学校党支部的20种“错误”:1、阻挠毛泽东著作的学习;2、说“清华附中没有阶级斗争”;3、大力宣传“政治要落实业务”的谬论;4、大树“业务好、政治差”的标兵和榜样;5、不搞并且阻挠“突出政治大讨论”;6、不抓阶级教育;7、突出方法论,冲淡人的思想革命化;8、对政治思想有严重问题的学生不做工作;9、根本不抓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10、政治事故,百出不穷;11、没有政治思想工作,一些学生腐化变质;12、阻挠《海瑞罢官》的讨论;13、阶级路线的右倾倾向;14、团发展工作的错误方向;15、教学改革脱离无产阶级政治;16、业务学习压倒政治;17、一支封资凯的教师队伍;18、学校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和错误方法;19、学校培养人的方向是贾桂;20、大搞形式主义,大搞浪费。[5]

  这和1965年发生的“四、六、八学潮”[6]有类似之处,但是这一次的大背景截然不同了。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发动在即,彭真垮台的文件尽管尚未正式传达,但学校领导已经感觉到不太对头了。另一方面,学生们的斗志比“四、六、八学潮”更勇,势头更猛,而且串联的范围也更广泛。

  学生和校领导的矛盾在不断升级。5月下旬,校方看到软的一手收效不大而加强了压制的力度。校长正式宣布: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就是反对学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校领导亲自到卜大华等人的家里与家长谈话,并将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等人的学籍卡片调到了校长室。同时,规定不许串联聚会,每日晚自习后要立刻回宿舍,外出者晚9时前必须回校。同时,校方组织了校卫队,晚上看守宿舍不许任何人出入,如临大敌。

  这种做法显然更加激怒了这些青年人。他们从心底认为自己是“天然的接班人”、“百分之百的革命左派”,而校方“居然让那帮出身坏的学生当校卫队,这不是要专无产阶级的政吗”?

  5月29日下午,据卜大华等人确认,能够肯定那天出席会议的有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承志、张晓宾、陶正、高洪旭。参加者可能还有王慧成、申克美、郝秀芳三人。碰头之后,大家感到情况严峻,认为如果学校真的宣布自己为反党分子就不好办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大家团结起来抗争。卜大华提议,全校所有持相同观点的同学共用一个笔名,每天都写一张大字报。一来可保护自己,二来可迷惑校方,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革命阵营”的团结一致。这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红卫兵”命名者张承志

  03

  红卫兵三字的由来

  5月29日的集会上,卜大华建议大家集体使用张承志在班里写小字报时用过的笔名——“红卫兵”。

  关于红卫兵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以下几个比较权威的说法:

  张承志曾写道:“清华附中党支部领导了全校对‘三家村’的批判。作为共青团员的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抱着像红军长征、奋起抗战那样严肃而神圣的心情投入了这场运动。班里的运动形式是在教室里贴小字报,凡是共青团员都要负责联系一至两名要求入团的同学,我和我负责联系的周向明一起,组成了一个小组。我在我们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征得周向明的同意,我用红铅笔把自己发明的这个名字写在小字报的末尾,并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这种小字报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满街的大字报是不一样的。这只不过是按老师的要求制作对教室的一种漂亮的装饰。在中国的学校里,过去就有在教室里以墙报形式贴出学习成绩和国家政策的习惯,所以,我最初以‘红卫兵’署名的小字报,不是以后红卫兵式的东西,也不意味着‘造反’。这种小字报当时一共写了三篇,末尾照例都用红铅笔仔细画上了骑士图案,写着‘红卫兵’三个字。‘卫’字用的是简体字。在班里这种装饰美观的小字报,大部分都相当醒目。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小字报上的‘红卫兵’这个署名,竟引起了预65(1)班,还有其他班的几个人的注意,这几个人后来成为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7]

  骆小海在《宋柏林日记》一书序言中说:“1966年5月28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高64(2)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红卫士’被采纳,并改为‘红卫兵’。次日,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5月29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宋柏林日记》1966年6月3日这天的日记中提到了“红卫士”这个名称。

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战斗宣言:《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卜大华认为:当时我建议高二、高三几个班的人采取一些协调行动,可以有更大的力量。我看到张承志他们写小字报时用了“红卫兵”这个名字,我觉得不错,就建议,以后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名字。大家也都同意了,一拍即合。小海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用“红卫士”的名称,这种说法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也可能别的班,有什么人用过这个名称,但我们肯定没有统一使用过这个名称。因为使用红卫兵这个名称是我提议的嘛!

  6月2日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第一张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问世,卜大华等征集了大约100多位志同道合者在上面签名。大字报节录如下: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着刻骨的仇恨。在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脚踢开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权威”,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决战。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不准资产阶级在任何领域中负隅顽抗!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誓死跟着党中央,誓死跟着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8]

  这份可以称作是“红卫兵宣言”的大字报拉开了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大幕。

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04

  “八一八”和绿军装

  “八一八”指的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这个动员大会是毛泽东决定要开的。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个日子也就被永久地留在了历史上。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起因是8月16日工人体育馆开大会,外地来的师生很多,大家都要求见中央首长。当晚,中央领导研究决定在18日召开一个百万人的大会。当汇报给毛泽东之后,他坚持要参加这个大会,于是有了后面的一切。

  关于“八一八”,先澄清几个细节。一是关于毛主席着军装的由来;二是红卫兵上天安门是怎么回事;三是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前前后后。本文将目前能看到的一些资料和重要当事人的不同说法尽可能地罗列出来,以供读者参考。

  关于毛泽东穿军装一事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当毛主席决定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就提出了要穿军装。于是,有关部门给毛泽东赶制了一套军装。[9]这是官方修的正史,参照的是没有公开的文献资料,应当是靠谱的。

  也有文章记载:在8月17日夜里,毛泽东叫警卫战士到中央警卫团管理处去要了一套崭新的军衣,或者从中央警卫团的某个干部那里借了一套军衣。[10]

  借此说明一下当时的军装。在1965年7月宣布取消了军衔制之后,解放军改换为65式军装。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去掉了军官制服上用于固定件肩章的孔和带,二是改黄色为国防绿。正式换装自1966年春开始,下发国防绿的夏装取代之前的黄色军装。按照部队规定,军人只能保留两套夏装、两套冬装,下发军装时是要交旧来换新。而且正式着装时,夏装和冬装一般不可混穿。也就是说,现役军人在1966年夏天只能是保有一套黄军装和一套国防绿的新军装。到1967年夏,有些部队到1968年,才完成全部改为绿军装,1966-1968年解放军的着装是黄绿混穿。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

  因此,直到红卫兵运动后期的1967年至1968年,才可能有少量的红卫兵或者青年学生有国防绿的军装可以穿着炫耀。这一时期红卫兵们的时髦着装是黄色的旧军装。

  另外,在中国,仿制军装(包括布匹染色)是严格禁止的,市场可以流行的所谓“假军装”都是色差很大的绿色。因此,1966年到1967年,红卫兵们的着装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国防绿。这需要给影视导演们普及一下历史知识,因为众多文艺作品中的红卫兵外在形象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

  “八一八”和其后几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身着国防绿的新军衣,当然并非心血来潮之举。这是建国后,他在公开场合第一次着军装,或许也是唯一的。其意义在于告示天下,特别是他的“对手”们,他不仅可以畅游长江,还可以像战争年代那样指挥千军万马。

  当时,一些有军职的领导人,到了天安门才知晓毛穿了军装。大家在心里琢磨之余,赶紧向领袖看齐。如林彪原来是穿了灰色的中山装,马上让人给他送来了军装。“于是,有的高级干部是回去换了衣服再来的,有的则是打电话让家里人送来在城楼的屏风后面换上的。”[11]

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

  05

  红卫兵上天安门

  这一天,毛泽东非常兴奋,一反清晨就寝的老习惯,在凌晨第一个来到天安门,还到了观礼台。那天他精神很好,要和红卫兵小将见面。但是到了金水桥附近,就被红卫兵包围了,走不动了,于是他席地而坐。后来,在警卫人员的劝说下才回到天安门上。

  据卜大华回忆,毛泽东回到天安门之后,北京卫戍区一位姓白的副政委,找到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和北大附中的彭小蒙说:刚才主席出来,要到群众中间去,但是很不方便。于是,主席改变了主意,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所以跟你们两个人商量一下,每个学校上去多少人?卜大华和彭小蒙确定了各个学校人数,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少数学校各40人,其他学校多由10人到30人不等。白副政委和他们确定了集合时间,提出上天安门的人政治上一定要可靠,所有人家里不许有任何问题。红卫兵们到了天安门上,周恩来宣布了一条纪律。他说:等会儿主席要来和大家见面,但有一条纪律,不要和主席握手。主席的手已经握肿了,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不要和主席握手。[12]

  彭小蒙的回忆有所不同,她告诉笔者:“八一八”红卫兵上天安门,是雍文涛主持安排的。雍要彭小蒙推荐学校,每个学校派20人。彭小蒙推荐了四中、师大女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师院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每校20人左右,总数有400人参加。其中有个细节,彭小蒙当时还特意推荐了31中,因为该校红卫兵当初坚决支持她们反工作组。结果31中被人错写成13中,31中的红卫兵反而没有人能登上天安门。[13]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还有戴红领巾的初中生)。毛的左边是清华附中学生卜大华、刘沛

  关于请红卫兵上天安门,还见到一些说法:

  1、据师大女附中郑中伟回忆:“8月18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给我们送票来了。并强调说其中有一张‘红请柬’,一定要我亲自拿着去参加。……‘那张红票硬是让宋彬彬给抢走了’。没有了票,我当然也就没有能上到主席台。结果,是宋彬彬上了主席台,并代替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14]这一说法认为红卫兵上天安门事先已经确定。

  2、据师大女附中校文革主任刘进回忆:“大约7点多,听到广播通知,让各校按名额去天安门前集合,女附中的名额是40个。作为学校的领队,我对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从各班挑40人带队过去吧。’”

  3、据宋彬彬回忆:“先说是怎么选人的。高三4班王亚力说,是我告诉她由她在班里挑人,选的都是个头儿比较高的。因为高中的学生都比较高嘛,最后上去的主要是高中生。应该选40个人,临出发时点名,多出来一个,第41个就没让上去,当时她就哭了。”[15]

  4、2006年《炎黄春秋》里有篇文章提到一句,说是中央警卫局领导看到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领导的脸色都很阴沉,气氛不大好,才临时决定让一帮中学生到城楼上去。

  5、张民回忆:由于游行队伍行进速度过慢,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建议把观礼台上的红卫兵代表请上天安门,由毛泽东接见后再由他们去指挥红卫兵尽快通过天安门广场。得到周恩来和毛泽东同意后,有500多名红卫兵登上天安门。[16]

  这些说法,读者可以自行鉴别一下。

 06

  毛主席戴红袖章

  八一八那天,除了彭小蒙极具战斗性的檄文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件事。

  宋彬彬回忆这段经历时谈到:

  “八一八”的时候,学生什么也不知道,高兴得蹦啊跳的,气氛非常热烈。胆子大的学生就开始给那些领导人戴红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箍儿,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看到别人都上去献了袖章,我身后一个男生(空军大院子弟、师院附中初三学生)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过。我问谢富治,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小艾也说她要去献红领巾。谢问她是谁,我说了她父亲的名字,他就让我俩过去了。

  那时,能见到毛主席大家都激动得不得了,我也觉得很荣幸。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当时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就是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平常我也听说过,毛主席爱开玩笑,很会拿名字开玩笑,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并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含义。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

宋彬彬为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

  对于宋彬彬的这段回顾,笔者采访了当时在场的师院附中常砢。他对这件事的回顾和宋彬彬的基本吻合。

  常砢说:我那时候上初三,已经一米八多了,就参加了学校的保卫队。1966年8月17号那天下午,然后听说有个政治任务,北京市要召开什么大会,然后让学校的保卫队也去维持秩序。大概就是每个班去几个人,初三以上的大概去了有百十号人吧。我们就去了中山公园,晚上在中山公园儿的那个饭馆吃了一顿饭。夜里我们就睡在那个中山堂附近,有人睡屋子里面,有人搬两把椅子睡在外边。

  凌晨三点左右,我们就集合到天安门前去站岗了。那次,我们班去的人比较多,都到观礼台最西头的公共厕所那里。告诉我们:今天游行时,你们在这儿堵着,凡是走过去的人,不能让他们再返回来。我们在西头的时候,天还没亮,听到金水桥那边人声鼎沸啊,但是不知道有什么事。因为让我们在西头待着,谁也没有往天安门那边跑。后来听说是毛主席到了金水桥。

  等到天亮了,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头儿叫张铁军,他过来说:常砢,你现在赶快到金水桥那边儿去集合。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以为是有什么新任务。我就跑过去,大概一共有三四十个人,然后集合排队,因为我个子高啊,所以我排在第一。整队后,我们就从天安门中间儿的那个门洞进去,然后左转,这才说要上天安门。我们一下子就觉得这次捞着了,高兴坏了。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

  我上了天安门之后呢,没走几步迎面儿就碰见我爸了[17]。我爸见了我一愣,说:哎,你怎么也上天安门了?我说:我们学校红卫兵让我上来的。我们当时都带了个红袖章,就是个红箍儿,上面也没字。然后,我赶快把袖章摘下来给我爸戴上了,我还怕他给了别人,还说,你回家得还给我啊。在天安门上,好多红卫兵也看到了自己的父母,也把自己的袖章给了他们。

  这时,我想应该给毛主席也戴上袖章。虽然说当时红卫兵的境况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总觉得红卫兵这个政治符号还没有立住。所以我想,如果要是给主席也带上个红卫兵袖章呢,咱红卫兵就戳住了。可我已经没有袖章了,而且我们学校的袖章也没字,只是在红箍上别着一个八一的五角星军徽。

  我这时就在琢磨,找谁的袖章给主席戴呢?恰好就看见了一个戴眼镜的瘦高的姑娘,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就上去跟她说:我看你这袖章挺好的,上面还有自己印的三个黑字——红卫兵,把你的袖章给我吧。她说:给你干嘛?我说:我拿你的袖章给主席戴。她就把袖章摘下来给我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宋彬彬。

  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高一的同学,叫史力。他当时也跟另外一个女孩要了一个袖章,后来听说那女孩是张爱萍的女儿张小安。然后我们俩拿着袖章就走过去了。

1966年8月18日,林彪叶群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

  天安门城楼上有一排汉白玉的栏杆,要下几级台阶才能到在广场上看到的那个白色铁栏杆前面。这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是站在下面那道白色铁栏杆前面。就在我要下台阶的时候,左右出来两个便衣的警卫人员,一下就把我们拦住了。他们问:你过去干什么?我说:给毛主席带袖章。他们说:首长正在讲话,等会儿首长讲完话你再过去。其实当时哪有首长讲话,是彭小蒙在讲话。我们在那说了半天,就是不让过去。没办法,我们就回去了。

  我心想,等讲完话,首长说散会,你上哪儿再去找主席啊?那时候也不知道那次主席还到天安门东边转转,西边转转的。按照惯例,一散会主席就找不着了。于是,我回去再见到宋彬彬,我告诉她:没送过去。她说:那这么办?我说:咱们还去,我们过去警卫肯定拦我们,他拦我们时,你们就从后边过去。我这时就把袖章还给宋彬彬了。

  然后我们几个又过去了,那两个警卫看到我又来了,就乐呵呵地说:跟你说了,首长讲完话你再过去。他意思是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我说:不行,我就得现在过去。我就假装往下冲,他就拦我。他一拦我,我就把他胳膊抓住了。宋彬彬这时就从我身后过去了。他想抓宋彬彬,我就抓着他的手,宋彬彬就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宋彬彬回来跟我说,戴上了!我们都非常高兴。

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

  那时候我也不认识宋彬彬,等《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发表后才知道。但是她并不知道我是谁。直到前些年,我见到宋彬彬的时候,我还跟她说,八一八在天安门上,是我跟你要的袖章,后来我还拿出照片来给她看。她对我根本没印象了。她说:哎呀,这些事儿我都忘了。[18]

  关于给毛主席戴袖章的报道,按照宋彬彬的追忆,过程如下:

  当天下午,《光明日报》一位男记者到学校来采访我,他问毛接见我的情况,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再多也没有了。他让我写下来,我不写,说就这么两句话有什么好写的。……可是没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当时我看到那篇文章非常生气,对班里同学说,别说宋要武,现在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想要了。后来我一直想找到那个记者,希望他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先后找过相关的人,都说那个时候不实行实名制,不知道谁写的。[19]

  这篇以“宋要武”署名的文章在1966年8月20日发表。无论该文章有多少失实之处,但这个魔鬼的细节给其崇拜者的感召力绝不可以等闲视之。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不断地挥动军帽向红卫兵致意

  07

  波澜所及

  毛泽东那天兴致极高,不停地向广场上的百万青年挥手致意,频频与红卫兵们合影。

  这一天,林彪在讲话中公开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20]此刻,林彪的“破四旧”还是个笼统的概念,但很快便被红卫兵们落实到具体对象上面了。林彪讲话是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亲自审阅的,而且由毛泽东提出让林彪在大会上读的。这和毛泽东穿军装同样寓意深远,表示军队的立场。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这件事情的本身,对青少年热情的激荡,怎样形容都不过分。有人回忆: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总理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每根神经都在纤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流,我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地昏死过去。[21]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都会理解,这种描写并非完全夸张。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表明了他对红卫兵运动坚定不移的支持。从此,红卫兵在社会上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上帝的宠儿,被中央文革捧为“我们的小太阳”,“巴黎公社的子孙”。各个学校普遍建立起红卫兵的组织,并有了很大发展。红卫兵不再是少数学生的秘密结社,而成为自发的、有“战斗力”的青年学生的群众性组织。北京呈现出一派“轰轰烈烈”的景象。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的3个月当中,先后八次共接见了1200万人次的红卫兵。在领袖的支持下,红卫兵冲破了樊篱而进入了“红八月”,如同一股决堤的洪水般扑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使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动。

  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也打开了。得到毛泽东呵护和支持的红卫兵们,其发自肺腑的感恩之情已经难以用他们贫乏的语言来表达了。他们恨不能用扒开自己胸膛的办法来显示自己对精神领袖的那一片赤诚之心,他们以其幼稚低下的想象力所及的一切办法来表达这种崇拜,于是他们自身的狂热又把现代迷信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是从这时起,红卫兵变成了毛泽东的“金箍棒”,指向哪里打向哪里,成为了掀起大动乱的工具。

  红卫兵们对造反的理解和认识,显然与毛泽东“文革”初期发动群众的战略设想相吻合。他曾讲过,他早就想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最初,他寄希望于通过传统的媒体扇风点火,来发动群众、发动文化大革命。但是他遭遇到中央一线领导的集体抵制,如北大党委一布置,聂元梓等人立刻成了过街老鼠。即使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为传播之后,干部阶层依旧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群众依旧在观望、在掂量利害。只有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们,特别是中学生主动跳了出来,来“保卫毛主席”。

  那个年代,流传着两句名言:一句是林彪的“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另一句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能、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22]

  这两句话,不仅心相通,认知也一致,就是从上到下都希望把这个国家彻底地“折腾”一番。红卫兵运动正好迎合了毛泽东的这种需要,也来得正是时候。他看到了一个以青年学生为开路先锋的机遇,于是有了史上的“八一八”。于是乎,借助红卫兵来发动群众便成为毛泽东战

  08

  红卫兵运动的节日

  后来,有些人把“八一八”称为红卫兵运动的节日,也算恰当。无论如何,它确实不应被遗忘,有些独特之处还是值得人们研究的。

  它开创了以青少年为独立政治力量,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冲击社会的先河。而且为了彻底发动群众的政治目的,觉得乱得还不够,所以不惜姑息纵容,甚至煽动支持这些青少年的法外私刑。这使得文化大革命从其开端,就充满了与文化完全背离的暴力和血腥。

  更要命的是,青少年(其大多数尚未成年)作为社会的一个层面,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未来,教育呵护他们对一个民族的正常繁衍影响深远。而这代青少年却被率先裹挟到他们根本不应介入的政治运动中,在利用和被利用之间还成为了暴力的工具,其自身也成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革命试验品。这是一个民族要么进天堂、要么下地狱的选择,世界之林难以找到可以相提并论的疯狂。其后果甚至不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完全看清的。

  这批初期的红卫兵,尽管他们是现代迷信的首批信徒,而在领袖眼中,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NOTHING。因为这些红卫兵的父母,恰恰是领袖将要清洗的对象。过去革命年代的运动,党组织都是通过首先发动起一些“非传统良民”的“勇敢分子”,使他们先站出来,通常以暴力行为来发动或裹挟多数群众,从湖南农民运动到土改运动等概莫能外。农村的二流子和城市的无业游民就是这种“勇敢分子”的主体,他们有些经过改造后来成为了“革命战士”,但是其多数由于本性使然而在运动后期被抛弃。没想到的是,这种成熟的革命套路在文革中被革命领袖演化到自己后代的身上,作为革命之子的红卫兵反而成为了“勇敢分子”而始乱终弃。所以,他们很快就进入到“小将们要犯错误”的阶段,其自身也从“当然的接班人”很快沦为“可教育好的子女”。

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周恩来、陈毅与红卫兵纠察队员合影

  “八一八”的前前后后,形成了所谓红八月的“高潮”。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似乎改变了许多许多。全世界都目睹了红卫兵运动的所作所为,这一代人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被永久定格在1966年8月。

  这期间,诞生了一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这幅号称“鬼见愁”的对联,把这一代人撕裂成为两大阵营,甚至几个板块,成为造成他们感情严重分裂的鸿沟,甚至至今不能完全弥合。

  这期间,红卫兵以“要武嘛”为旗号,出现了“破四旧”“抄家”、随意打死人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些曾经学雷锋在街头做好事的孩子,一夜之间成为了凶犯。他们把皮带抡向了朝夕相处的同学,把练刺杀的木枪捅向了昔日授业的师长,他们上街剪女人的头发,他们入室烧主人的文物。甚至出现一些以打人、折磨人取乐的暴虐之徒,还美名其曰“红色恐怖万岁”!

“西纠”佩戴的袖章

  这期间,各种媒体鼎力叫好,支持并引导着青少年们向着邪恶急奔;专政机器对草菅人命不仅沉默而且纵容,或许从开始就是他们所策划实施并提供着各种名单和便利;一些群众围观,甚至起哄叫好;沉默的多数人依然以惯性的冷漠泰然处之。

  这期间,成立红卫兵变成了“党的一个政策”,[23]于是红卫兵组织遍地开花。而且随着大串联的兴起,红卫兵异地炮轰各地党委成为常态。当群众看到这些孩子们无法无天的行为受到鼓励时,成年人也已经蠢蠢欲动了。

  随后,群众真正被发动起来了,成年人进入战场,红卫兵短暂的“使命”就结束了。就为了换取这个以乱制敌的效果,青少年一代的心灵被涂炭,道德底线被冲垮,他们再也回不到“八一八”以前的那个自我。

1967年,报纸纪念“八一八”一周年

  注释:

  [1][2][3]略

  [4]米鹤都编撰:卜大华口述史《我所知道的红卫兵》,《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中国书局,2011年。

  [5]同上

  [6]“四六八学潮”指1965年“四清”运动中,北京西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部分高级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所发起的一次学潮。这些学生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为:一是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二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三是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某种意义上,“四六八学潮”可以被视为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

  [7]《红卫兵时代》日文版,第39-40页,日本岩波新书1992年版。

  [8]红卫兵战校(清华附中)红卫兵:《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大字报选编》,1966年9月。

  [9]参见金冲及:《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6页。

  [10]张民:《周恩来和“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等。

  [11]同上。

  [12]米鹤都编撰:卜大华口述史《我所知道的红卫兵》,《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中国书局,2011年。

  [13]笔者与彭小蒙谈话记录稿。

  [14]《红卫兵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3页。

  [15]以上见《记忆》,第47期,2010年4月28日。

  [16]张民:《周恩来和“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43页。

  [17]常砢之父为常乾坤,中将,时任空军副司令。

  [18]2021年2月16日常砢访谈录音稿。

  [19]载《记忆》第47期,2010年4月28日。一点感慨:《光明日报》这么一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这么多年了居然就没有一个知情的编辑或记者能说出真相,况且这还不是什么重大命案或政治案件,没多大风险可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你真让人失望。

  [20]所谓“破四旧”的说法,源于《十六条》,其中明确规定了“破四旧”、“立四新”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标。

  [21]安文江:“我不忏悔”,《历史在这里沉思》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

  [22]骆小海执笔、清华附中红卫兵署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载红卫兵战校(清华附中)红卫兵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大字报选编》,1966年9月。

  [23]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辩论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1日。

加入收藏夹】【关闭
 
 

   
 
米鹤都:55年前的今天, “八一八...
金冲及: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
柯尚哲:三线铁路与毛泽东时代后...
赵修义:青年一代应该为什么而活...
张翼星:“百家争鸣”的一次可贵...
伊耆:深圳四十年:不该遗忘的“...
汪兆骞 : ​“人民艺术家”...
 

[getpllist]17[/getpllist]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271466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