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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斯文扫地”的路翎
作者:叶永烈      时间:2021-08-04   来源:《历史的绝响:名人书信背后的如烟往事》天地出版社2020年7月
 

  1986年10月,《文汇月刊》发表了巴金的《怀念胡风》。巴金的可贵在于讲真话。他除了回忆自己与胡风的友谊,也以歉疚的心情谈及了在“反胡风”运动中,曾违心地写了三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他也以同样歉疚的心情,谈及了他对胡风挚友路翎的批判:“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上的战役》作为枪靶……”

  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作者,便是路翎。

  在《怀念胡风》一文末尾,巴金写了对路翎的深切怀念:

  我还要在这里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认识他,只是在首届文代会上见过几面。他当时年轻,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可惜不曾给他机会让他的笔发出更多的光彩。我当初评《洼地上的战役》并无伤害作者的心思,可是运动一升级,我的文章也升了级。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只听说他丧失了精力和健康。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样向后代人交代?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者就没有毛病?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

  路翎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他的近况又究竟如何?

  青年作家居然也会老的。

  路翎的名字,一直跟“新秀”“青年作家”之类闪耀着青春华光的美称紧紧相连。他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祖父的职业》时,才17岁;他发表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时,只有19岁;他出版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年仅21岁,引起文坛注目……当他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遭到密集性批判时,他的大名仍然不断出现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上——他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号“骨干分子”时,也不过32岁。

  此后,他的名字被历史所湮没。“青年作家路翎”之类的话从报刊上永远消失了。

  经过长时间的缄默,他终于在阳光普照文坛之际,悄然归队了。

  1986年6月,我在北京一幢居民楼里,访问了路翎。他已垂垂老矣,一头皓发,讲话也口齿不清。虽然他还只是一个“年轻”的老头,62岁而已,却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更为苍老。逆境的磨难,已经抹去这位当年的“青年作家”一切青春的光彩。

  他慢慢地讲述着,我才从他含混的声音中听清他的意思。他的思维显得有点迟钝。

  “你还在写作?”

  “还在写——写长篇小说!”

  哦,他的笔,一点儿也没有老,仍富有活力。他告诉我,这几年写了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野鸭洼》和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江南春雨》,现正在修改之中。

  “《野鸭洼》写的是扫地工的生活……”

  “你怎么写起扫地工的呢?”

  “说来话长……”

  芳草地,多么动听的地名。其实,那只是北京日坛附近普普通通的一片居民区。

  严冬,凌晨3点。天乌黑乌黑的,寒剑一般的北风吹光了所有的车、马、人、狗。死一般的寂静,唯有号叫着的风声。

  小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瘦弱的男人摇摇晃晃,拿着一把竹扫帚走出来。他在寒风中颤抖着,在颤抖中唰唰唰地扫过胡同的一寸寸地面。在依稀的灯光下,唯有身后的黑影与他做伴。

  他每天要扫好几条胡同,每条胡同几百米,一直要扫到日近中午,才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回到低矮平房中的家。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而他,一年365天——连春节也不得歇息,日日在风刀霜剑下生活。

  他,当年堂堂的“文学新星”,如今却以扫地糊口。

  那是在1975年6月,他因“反革命罪”整整被囚禁了20年之后,获释回家。他仍是被管制分子,生活无着落。妻子余明英在街道工厂里工作,每月只有28元工资。他不名一文,骨瘦如柴,在家休息了几个月,体力才算增强了一点儿。他终于得到了工作——用握笔的手去拿扫帚柄,从此扫了3年多。他像个机器人似的,每天扫着,扫着,低着头,从不与人说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扫,扫,扫。他在苦闷中缄默着。

  最使他苦恼的是,他的工资不是由居委会发给,而是由他自己挨门挨户向居民索取——每到月底,一户收一毛钱。

  叩东家门,敲西家窗,仅仅是为了收一毛钱。有的上班,有的外出,为了收一毛钱,有时要跑三四趟。每月,要敲开150多家的门,从老人、娃娃和年轻人手中接过一张张的一毛票子,这才汇成他的工资——15元!

  这,这就是路翎——千千万万读者所熟悉的作家!

  他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徐嗣兴”三个字,那是他的本名,而路翎则是他的笔名。

  1923年1月23日,他生于南京。他在杭州读小学和初中。后来,日寇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他被迫东奔西颠,到汉口,到重庆。

  艰难的生活使他的思想早熟,16岁的时候,他便开始投稿。就在他向文坛迈出第一步之际,他结识了胡风。从此,胡风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成为胡风最忠诚的学生,追随胡风一辈子。

  路翎曾写及他初识胡风的情景:

  我在1939年向胡风编的《七月》杂志投稿而认识了胡风同志。他来信告诉我,我投寄的小说可用,我便写信问他可不可以去看他。他回信约了时间,我便在他住的房子前徘徊着等那时间——早晨9时——的到来,去到了一栋房子的楼上。那地点是重庆两路口转弯的地方,和我那时住得很近。

  他的房间里光线很暗。除了床铺以外,只有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和一个洗脸架,显得有些空旷。他已经起床了,潦草地洗了一下脸,便招待我坐下来。他说他昨夜做事睡得迟。我后来知道,他是喜欢夜间做事的……我那时是一个孤独的、谋求着我的生活之路的青年。

  从这时起,我和老师胡风的友谊经过了近半个世纪……

  那天见面时,他对我说,小说看过了,还是可以的,有些新颖,并问我的家庭、籍贯等。

  后来几天我又继续到他那里去过,像一般处于孤独状况、探索着人生道路的青年在著名人物面前坐得很久一样,我坐得很久,观察着著名人物、著名文艺批评家胡风的动作和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我觉得他是诚恳而认真的……

  那次见面,成为路翎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从此,胡风成为他文学生涯的导师。他的《饥饿的郭素娥》,经胡风之手,在桂林出版了。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也是由胡风主办的“希望社”出版的……

  1953年,胡风搬进新居北京太平街的房子,夫人梅志和孩子们也来了。

  路翎说:“我到他那里去得很多,有时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和他谈我写的小说,看他的反应,也进行思考……我们的友谊很深厚了,坐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和老师,是一个诚恳、耿直、爱好思索和有着深刻的文化修养的人。”

  1955年1月,胡风和路翎同时挨批判。不过,那时他俩各自受批,并没有“联系”起来批判:《文艺报》第一、二期合刊附册全文发表了胡风30万言的《意见书》,供批判用。同时,《文艺报》发表文章,批判路翎在1954年第3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路翎不服,在《文艺报》上发表了4万字的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他和胡风仅仅以为,他们要打一场笔墨官司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四个月后,形势会那样急转直下。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标题《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使读者为之一惊。

  编者按的口气是咄咄逼人的,称胡风“领导”着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按语点了路翎的大名,说道:“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

  政治气温骤降。

  像排炮似的,《路翎的反革命的小说创作》《反革命的路翎》《反革命分子路翎的两面手法》……猛烈地朝路翎轰击。

  批判的调门,越唱越高。

  6月里的一天,被隔离在戏剧家协会的路翎正在“反省”,突然,几个陌生人出现在他面前,铁着面孔冷冷地宣布:“你被捕了!”

  没有逮捕证。他,被押上汽车,送入了拘留所。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

  他跟妻子余明英是在1944年结婚的。当时,她是中央通讯社的报务员。他们接连有了三个孩子。

  当他锒铛入狱时,大女儿徐绍羽10岁,二女儿徐朗8岁,三女儿徐玫4岁!

  他走了。头戴吓人的帽子,手戴冰凉的铁铐,一去杳无消息,生死莫知。

  起初,剧协每月还发给他的家属70元生活费。后来减半——35元。到了“文革”,削减为零,全家靠余明英28元菲薄的工资支撑着,苦熬着……

  他呢?投入监狱之中,干过各式各样的杂活:种菜、种高粱、挑肥,在延庆农场,他干着苦活、重活:搬泥坯、烧砖瓦。

  穿着黑色的囚衣,“0683”这个囚号代替了他的名字。夜,十几个人肚皮贴着脊梁骨,拥挤在小小的地铺上。

  50双塑料凉鞋装入一只纸箱,包装,搬运。那是在塑料鞋厂干的活儿。最糟糕的是,厂里三班倒,轮到夜班,白天休想睡个安稳觉——牢房里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

  最大的享受,是用每月3元5角钱的生活费买几包劣质香烟抽。烟能解闷,他愿生活在烟雾之中,愿四周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1年,2年,3年,10年……时光在孤苦寂寞中流逝。他以“反革命罪”入狱,却一直未见宣判。展望前途,渺茫叵测,望不见何时可获自由身。

  强烈的精神刺激,过度的郁闷,长时间地呆呆出神,漫漫寒夜,梦魂无处归宿,他终于精神错乱,几度被送入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院)治疗。

  白发,过早地爬上了双鬓;皱纹,过深地刻在前额。他在狱中受折磨,妻女在狱外受煎熬。

  18年过去,直到1973年,才宣判:他,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期限最长的有期徒刑!好在18 年已经过去,只剩下2年刑期了。

  不料宣判之后,日子反而过得更慢了——不论是他,不论是妻(这时妻才知道他还活在人间),日日盼,夜夜盼,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终于盼到了刑满的日子——1975年6月。

  妻早就给他去信,告诉他:在获释的那天,她会一大早出发,坐郊区头班公共汽车,赶往延庆监狱接他回家。

  到了那一天,她真的摸黑出发了,真的坐上了驶往延庆的头班车。她多么想早一点儿见到久别的丈夫。然而,等到她赶到监狱,却不见丈夫的身影。他,一大早就被押上一辆大卡车,走了!

  那辆解放牌卡车载着他和他的行李,跟头班公共汽车照面而过。还没到芳草地,就把他撂下了——司机忙着干别的事去了,不屑于把释放的劳改犯送到家。

  可怜他瘦骨嶙峋,扛不动两个行李。他只得把一个包背起来,吃力地挪动二十几步,回过头来再搬另一个包。

  唉,那个司机开了个不小的玩笑,累得他喘不过气来。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一个拉板车的老头儿打量了一下他——他一身黑囚衣,一个光脑袋,一望而知是个劳改犯。老头儿一声没吭,把他的两个行李卷放上车,拉到他的家门口。

  大女儿用惊异的目光望着陌生的他,半晌,才含泪大喊一声:“爸爸——”

  二女儿、三女儿都到内蒙古插队去了。大女儿在贫苦之中患了肺病,总算留在了北京,在一所小学当代课教师,每三个月订一次合同——每一次都有被解聘的危险。二女儿也传染上了肺病,却不得不下乡……

  他坐在总共只有12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妻才回来了。

  患难夫妻泪眼相对,脸上挂着淡淡的苦笑——总算团聚了!

  她看他,老喽!

  他看她,瘦啦!

  都有一肚子的愁肠,一腔的悲愤,细细叙,慢慢说……

  “斯文扫地”,向来是含贬义的成语。然而,从那以后,他也“斯文扫地”——“斯文”人“扫地”啦!

  终于盼来了粉碎“四人帮”。“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了。接着,错划的“右派”也改正了。

  然而,胡风错案不见动静。

  直到1980年,胡风才得到平反。他的错案也终于随之平反。他恢复了名誉,放下扫帚柄,又拿起了笔杆。

  他与胡风久别重逢,这时的胡风,“年龄是很老了,讲话和动作都不方便了”。路翎怀着满腔深情,这样谈及胡风:“他患了癌症,进医院了,这是没办法医治的病,只好将病情瞒着他。我去医院探视,他没有说很多的话,我也默默地坐着。去医院几次,大半静静地坐着。他在逝世前曾问到我的《财主的儿女们》印出了没有,他向我先要两本书看看。我拿去了样书。我便想起我最初投稿的《七月》《希望》和‘希望社’,我便想起几十年来的历程……”

  就在他平反之后,1981年他第一次参加戏剧工作代表团到外地参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多年含辛茹苦的妻随他一起出访,她过度地兴奋,使血压猛然升高,瘫倒在山东德州。

  可谓“乐极生悲”!那么多年苦难的生活没有累倒她,她却在幸福的晚年刚刚拉开序幕之际倒下了……

  老两口相依为命,从此很少外出。他在家写作,在家照料着妻,两个小女儿也终于回到北京。

  他的新居70多平方米,家具只简单的几件,反而显得空旷,他无心于环境的布置。他吞服着镇静药“冬眠灵”,强求神经的平静。他的一生里,25年(四分之一世纪)销蚀在无谓的冤屈之中。他不能不在晚年抓紧时间写小说,写坎坷人生之路的回忆,留诸后人——愿后生后世平安,莫再“冤”“假”“错”,愿给青年作家、文学新秀的成长以宽松的环境。

  1987年,我在《人才天地》杂志发表了关于路翎的报告文学。3月3日,我致函路翎——

  路翎老师:

  去年赴京采访,承您和师母热情接待,非常感谢。

  关于您的报告文学《斯文扫地》已发表,现寄上。不当之处,请指正。

  最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您的新作,很高兴。

  问师母好!

  祝

  文安

  叶永烈

  1987.3.3

  1994年3月,我收到印着黑字的“路翎同志治丧办公室”(北京东四八条52号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信封,拆开之后从讣告中得知,路翎于1994年2月12日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我深切怀念这位富有才华而又命运坎坷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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