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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的路径选择
作者:马勇      时间:2021-07-20   来源:明白知识
 

  各位好,我是马勇。关于李鸿章,在过去这些年,我个人多多少少做过一些相关研究。我做晚清历史的重建,几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少不了对李鸿章的讨论。

  过去这些年,李鸿章资料的发掘进展得非常快。改革开放后不久,安徽教育出版社就组织《李鸿章全集》的重新整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在顾廷龙先生的主持下,很快就出版了原来编订的《李鸿章全集》。但可惜当时只出了一个三卷本,后续没做完。

  后来,安徽人民出版社策划了《李鸿章全集》,这个全集应该是李鸿章1901年去世之后,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作品集。当然,李鸿章去世不久,吴汝纶就编过《李文忠公全集》。再后来,在国家清史委员会的支持下出版了《李鸿章全集》,我们对李鸿章的了解就变得更加方便了。

  1、鸟瞰:李鸿章形象的变迁

  今天,我们觉得李鸿章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物,在推动中国进步。我们现在给他辩护的时候会说,「卖国条约」你最好别签,你让别人签,干嘛让自己的名声受损呢?

  但三十年前,在我读书的时代,李鸿章的形象非常负面,人们对李鸿章的看法比较保守,觉得他基本没有做过一件正当的事情。

  这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本身的调整和学术界的工作,有关李鸿章的研究有很大改变。今天我们再讨论李鸿章,相对来讲,可能就比较平和,不会像过去在革命史叙事的语境下,把他贬得一无是处。

  我自己做研究的时候,每过一段时间我就去读一读《清史稿》里的李鸿章传记。到目前为止,我感觉还是李鸿章同时代人的评价比较公允。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读一读《清史稿》中的李鸿章传记。

  我们回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去讨论李鸿章和现代中国的路径选择,可能就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

  讲「李鸿章与现代中国的路径选择」这个主题,我想表达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和李鸿章共处一个时代,都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一个大时代。

  其实,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从李鸿章和李鸿章之前的那段时间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处在这个大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近代中国的路径选择。当中国真正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之后,我们关心的问题可能就不是这些,而会转变成其他问题。

  在大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李鸿章可能对这个转折起到了很正面的作用。我想简单地按照李鸿章所处历史脉络中的几个大的时段,简单讲一下我的思考。

  2、「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知道,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在近代中国,李鸿章最早登场是因为什么?

  因为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变化。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受到了严重打击,清政府凭借已有的架构无法平息太平天国。

  清政府的军队——八旗一开始也是英勇善战,出来打天下的。但到了太平天国出现的时候,清朝已有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解决太平天国的叛乱。太平天国从金田开始,一路势如破竹,打到现在的南京。当时,它就定都金陵,改名天京。

  太平天国在南京定都,前后持续了14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值得一提的一个政权。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将领,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中兴大臣,他们因为平定太平天国,脱颖而出。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时的军队,并不是清政府既有的军队——因为八旗发挥不了功能。这时候,清政府提出什么方案呢?让这些有功名的人回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回到自己能够发挥影响的地方去组建军队。

  就这样,曾国藩、李鸿章创办了湘军和淮军。湘军和淮军是我们现代军队的前身和起源。这时候,曾国藩和李鸿章算在历史舞台上登场了。

  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被平定。李鸿章因为算是有功劳,就做了江苏的巡抚,而曾国藩则做了两江总督。

  等到太平天国被平定,英法联军结束在中国的活动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的变化。太平天国的平定,英法联军的结束,意味着中国真正踏上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第一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近代中国几次战争的性质,《南京条约》的鸦片战争、《北京条约》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马关条约》的甲午战争、《辛丑条约》的义和团战争。我们去看这些战争和条约,都可以看到它们的焦点都是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上。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英法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要结束此前的局部开放状态,他们想要更大范围地开放。这一点,我们在过去是很难理解的。

  有了贸易摩擦的经历,今天再回望近代中国,从马戛尔尼开始的中西之间的摩擦,诉诸于战争,最后落实到一个更开放的方案,我们可能很容易理解一些问题。

  近代中国未有之大变局,即李鸿章讲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中国能不能从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当中走出来。

  中国在没有接触外部世界之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国家。当然,这个农业文明在西方人来之前,自己本身也在缓慢变化。但这个缓慢的变化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东西,而不是彻底改变农业文明的形态。

  比如说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生活的繁荣。我们看北宋时期的商品经济,看南宋,看临安,看兖州,看苏州,你都能够体会到,这已经不是原来单纯的农业文明形态。但是,靠那些东西仍然很难成长到近代资本主义体制。

  明代中晚期开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到中国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原因就在于大航海的出现、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的发生,它们把中国卷入到一个全球网络中去了。这种全球贸易网络,中国是没有办法脱离的,而且中国也没有必要脱离。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从明代中晚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发生质的变化。

  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研究,各位可能都看得很多。黄仁宇研究16世纪中国新经济形态的发生,特别是白银的出现。白银的利用到了张居正改革时,中国向近代国家转型也就是呼之欲出的事。

  在这之后,如果不发生明清易代的调整,如果明代中晚期继续之前的发展,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和农业文明不一样的新的社会形态发生。

  我们去读明代晚期的市民文学,去读明代晚期的小说笔记,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市民生活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达,都预示着中国在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变。但是,明清易代使它发生了推迟。不过,明清易代仍然没有阻挡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

  从明代初年开始,这个贸易往来渐渐从自由贸易的形态,转化为由国家管制的形态,即明清两朝的中国政府渐渐对贸易实行管制和垄断。

  我们看到,明代之前,元朝也好,两宋也好,对外贸易是自由形态,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家都可以做贸易。外国商人可以到中国来,中国商人可以到外国去,大家处在一个自由状态。自由状态的贸易,导致的结果是平衡;而管制状态的贸易,导致的结果是失衡。

  这种管制贸易状态的失衡,就是贸易顺差的大量积累。我们从《白银资本》这本书可以看到,500年的对外贸易交往,使中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结余。18世纪中国的繁荣,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不过,它的真金白银是真实的。中外贸易在管制贸易状态下,导致一方贸易顺差。这会导致一个结果:贸易失衡使人民并不能分享贸易繁荣的好处。

  一直到乾隆晚期,到了1793年,英国使团到中国来,这个失衡都没有打破。当时,他们要求开放更多的贸易区域,清政府不接受。过了23年,也就是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使团来,仍然请求扩大贸易额度,请求中国在广东一口通商的状况下增加更大、更多的贸易点。

  广东一口通商时,造成中英双方的贸易成本达到40%。广东一家独大,两边通吃,买方吃卖方的,使贸易成本增加。自由竞争状态下,如果有两个以上的竞争者,竞争就能使成本降下来。

  这些年来出版了很多粤海关档案和中英贸易交往档案(从民国时期开始,已经出版了很多这些资料)。从这些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要求扩大几个通商口岸。但是中国出于贸易结余的考虑——自由贸易状态下,可能政府的积累就不会这么多(但这会使收入质量会更高)。

  1816年,中国仍然没有接受。到了1836年,过了20多年的时间,中国和英国不得不发生战争,战争的结局导致了「五口通商」。当然,五个通商口岸实际运行的只有四个,广州从原来的一口通商一下子变为不通商。

  到了1850年代,太平天国兴起时,按照约定进行修约的时候,中国和西方国家又出现了紧张。这个紧张其实是来自于1858年通过的一场谈判——1858年,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基本上落实了当时西方开放长江流域,在北部中国开放口岸的要求。

  但是,当时的咸丰皇帝朝令夕改。他在谈判当中,今天说这个我可以接受,明天说不接受。1860年中国和英法之间的战争,摩擦不断升级,这与咸丰皇帝有直接关系。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对咸丰皇帝的性格已经解剖得非常清楚了。

  在这之后,中国和英国、法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和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和美国签订了《北京条约》。这时候,中国已经同意了西方国家扩大开放的要求,开放长江口岸,同时在长江以北,开放了北方三口——天津、牛庄、登州。

  这三口的开放,意味着整个中国其实对外部都开放了。这种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比如今的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度要高得多。

  相对来说,外国资本在一个开放的口岸中,中国的政治权力是干预不了的。它在这儿可以做生意,特别是通商口岸多了之后,更接近于产地,像长江流域接近于茶叶产地,贸易成本也随之降低,资本一定要讲究利润的最大化。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1860年《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3、平定太平天国

  此时,中国内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太平天国。

  在革命史的叙事当中,我们说太平天国的出现是因为有压迫就有反抗。但我们从一个王朝的视角来看的话,农民有反抗,统治者不得不镇压。

  我们不能说曾国藩好到让我们必须要否定洪秀全,也不能说洪秀全好到我们一定要把曾国藩说成坏人,这都不对。因为叙事立场都不一样。

  在清政府解决了外患的时候,太平天国占据了中国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税收除了贸易之外,主要来自东南地区,而这个地区完全被太平天国控制。

  我们今天读胡适的《四十自述》,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他们都在研究当中提到了太平天国给中国东南经济所带来的破坏。

  可是,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为什么拖了十几年之久?

  因为在当时的南京——当年叫金陵的那个地方和我们今天的地理形势有很大差别——金陵水面太大,湘军、淮军无法进去。

  再者,洪秀全又和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走了一个相反的路径。洪秀全进了金陵之后,就再没出来过。他可以派其他的将领、军队,到处去作战,带粮食物资进来。

  因此,《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在这个时候要想平定太平天国,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进金陵的问题。

  这时候需要什么?需要水师。

  当时,俄国公使提出,从俄国派一万水师,把太平天国拿下。但因为那时,英国和俄国有点矛盾,英国公使就跟恭亲王讲,最好别用俄国水师。因为按照国际法,按照万国公法,俄国拿下太平天国之后,他可以暂时不给清政府。日本的北方四岛就是这样,拿了之后,可以暂时不给你。

  在这种状态下,英国公使的动议使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个政治性的大调整。英国公使说,如果你们自己生产洋枪、洋炮和战舰,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所以,清政府开始组建我们后来的第一支海军,而这相当于恭亲王完全委托给英国人操办,英国的李泰国是我们最早的海关总税务司。

  后来,我们花了钱却没要英国训练的海军,没要的原因是李泰国给海军规定:只能听我的,不能听中国皇帝的。中国皇帝可以跟我说,我再命令你们。当时,曾国藩、李鸿章、恭亲王等人认为,我们出钱,但不能命令军队,这是不合理的。于是就把这个海军给废了。

  中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独立走向自己的军事工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早走向洋务运动,走向近代工业化,真的不是顶层设计,不是朝廷说我们应该这样做,而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实际处境是这个样子,不得不做。它和面对黑船舰队之后的日本的顶层自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被动地,被逼着一步步走。

  当然,水师启动之后就成了一种利益,特别是既得利益。如果成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平定太平天国,那么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水师建设就应该停止了。中国为什么要建水师呢?只要建炮台就行了,建什么水师呢?中国又没想征伐别人,因为我们一贯的原则就是近海防卫。但这时候有了利益集团的牵扯,水师海军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继续建设。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南洋海军、北洋海军、广东水师都在这时候开始建立,它歪打正着地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

  我们研究者也注意到,中国工业化起步于1860年代,并不是来自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而是来自于地方督府。但在客观效果上,它确实启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4、什么才是真正的工业化?

  1860年时,我们的主人公李鸿章还不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他那时仅仅是一个江苏巡抚,接续了曾国藩在两江所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在金陵制造局、江南造船厂。

  李鸿章真正在洋务上发挥功能,应该是天津教案以后。

  1870年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因为这个事件离开直隶,改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被调到直隶,做直隶总督,接续崇厚之前在直隶开辟的一些洋务。

  我们后来不太研究崇厚。但在1860年到1870年期间,他其实在天津推动实业发展。李鸿章后来在天津推动的工业化设施和军事工业,都是在崇厚的基础上进行的。

  而在1870到80年代,特别是李鸿章主导直隶发展的过程中,轮船招商局的建设、电报局的建设、矿产资源的开采,煤矿的开辟,都逐渐开始了。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李鸿章慢慢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巨变:要从农业文明中走出,构建中国自己的工业文明。当然,这是李鸿章的先见之明,当时只有他看到了这一点。

  不过,李鸿章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理解得太狭隘了。他理解的工业化,可能仅仅是工厂,他没有理解工业化所导致的工业化社会,也就是中国人的社会组织方式、伦理价值观念,能不能从农业文明当中走出来,能不能构建中国工业文明的伦理价值原则、社会组织管理方式。

  我个人认为,李鸿章那一代人在1870到1880年代,大概都没看到。

  所以,我们读史料时才会读到几个很孤独的思考者的先见,比如我们读马建忠的资料,还有郑观应、郭嵩焘、严复在1870、1880年代的讨论,那都是很另类的讨论。

  他们的讨论在今天看来,是一种真知灼见,但在当时的主流政治精英当中,大概是不予考虑的。所以,从比较的眼光来看,我们会看到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的局限性。

  5、1880年代,中国遇到什么问题?

  李鸿章的主要业绩不在1870年代之前,而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

  1880年代,中国的国力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了相当的恢复。

  1880年代,应该是李鸿章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这时发生了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冲突。这个冲突,在此之前和李鸿章的关联度还不是很大,因为之前主要是军机首席恭亲王在主导。

  面对法国在越南的逼近,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其实当时的中国是没有方向感的。

  实事求是地讲,越南、缅甸这几个周边国家,很长时间都是中国的属国,包括泰国、柬埔寨、琉球、越南,它们都是中国的属国。属国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不是明清两朝才存在的。

  周朝的藩国,其实就是属国。周天子不就是一个万邦之主吗?齐国、鲁国的背后有一个周天子,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是周朝政治架构下的产物,它们并不是和周朝并列的政权。

  这种属国架构,到了明清两朝发展到极致状态。比如明朝初年的琉球,我们今天看史料看得很明白,在洪武年间,琉球就归附于明朝,成为明朝的属国。

  朝贡贸易、属国贸易、中藩贸易体制都是什么呢?都是政治利益大于经济利益。中央王朝作为一个大国和这些小国家,只要大家保持一个友好关系,钱就不是问题。

  明朝是一个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王朝当中,它的疆域面积最小,和元朝比,和清朝比,它是最小的。但它这个属国架构往后发展,到了清朝,特别是乾隆年间,发展得很大。今天统计下来,大概达到四十几个属国的规模。

  中国的属国体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对一个大问题:16世纪之后,殖民主义东来,中国传统的属国体制应该怎么应对?

  从1870年代开始,我们周边的属国就纷纷崛起,比如琉球在187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到了1879年,琉球脱离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琉球也向中国呼吁过,你能不能帮我说说话,我不离开中国,我还是不想跟日本。

  中国讲属国自主,你和日本谈,我也帮不了忙,琉球的脱离是这样一种情况。

  而后来法国人开始对南部越南进行殖民时,中国觉得不能容忍这种扩张,就发生了1884年的中法冲突。

  中法冲突前半场时,中国觉得我可以打过你,结果我们看到,恭亲王主政时打不过法国,在战场上打得一塌糊涂。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怎么办?当然,这里面的转变很复杂。在这样一种调整当中,恭亲王出局了,清政府最核心的班子在1884年发生了调整。

  李鸿章在这次调整当中,使自己的权重大幅增加。从1884年起,他就主管了清帝国的对外关系。我们知道,他没有去做总理衙门大臣,但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在这个时间段取代了原来的两广总督,代表清政府对外打交道。

  在中法战争当中,李鸿章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外部世界对他的认知开始加大。我们也可以看到,李鸿章的外交原则就是尽量妥协,这也是过去的革命史叙事当中对李鸿章最大的批评。

  6、李鸿章的意识缺陷

  李鸿章在处理中法关系的时候,所采取的就是妥协原则。当然,李鸿章的妥协有一个基本的界限,就是不能损害大清帝国的威严。所以,我们看到,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协议当中,李鸿章后来也很自豪:我们让越南独立了,越南也没在名义上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李鸿章最自豪的一点就是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赔钱。法国一度要赔偿,中国并没有给。这件事情算是李鸿章进行外交处理的一次技术性胜利,但也潜伏着后来发生的问题——十年之后的中日战争。

  过了十年,中国和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又发生摩擦,这和中法在越南问题上的摩擦性质差不多。中国为了朝鲜,和日本开打。

  这次开打,李鸿章在朝鲜的布局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要打出帝国的尊严来」。

  看李鸿章资料的时候,我模拟了中法战争的布局和李鸿章1894年在朝鲜的布局,很明显可以感觉到,李鸿章是希望在朝鲜打一次很漂亮的局部战役,打胜了之后撤退,让朝鲜独立。

  甲午战争的结局也是朝鲜独立,名义上并没有让朝鲜成为日本的属国。这时候帝国的尊严比胜利还要重要得多。所以,你可以看到李鸿章在外交处理上,他一贯的原则大概就是妥协维持尊严,解决内部问题。

  这些年革命史的叙事中,对洋务运动的畸形发展一直持批评态度,批评洋务运动没有注意社会的变化,没有注意新的行政架构和政治架构的变化。这是洋务运动的根本性缺陷。

  就这点而言,李鸿章当然负直接责任,洋务没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变化。

  而且,就像李鸿章在1896年出访时面对外国记者所说的那样,中国没有进行像样的改革。经济增长了,社会结构没有随之增长、调整。

  比如,中文报纸在1870年代初期就开始出现。但是,李鸿章在1896年对外国记者讲,中国有报纸,没新闻。你查遍报纸,找不到你想看的新闻,都是主编大人的废话。

  这应该怪谁呢?李鸿章怪那些主编大人。

  其实,他应该怪清朝本身的体制。作为一个可以影响中国政局的大臣,没有这种改革,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说成绩归他了,责任就不归他。

  这样看来,李鸿章在近代中国的路径选择当中,有很大缺陷。

  我个人觉得,他对世界的认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取向,李鸿章其实并没有真正明朗的思路。尽管他的部下,他的幕僚当中有相当清醒认识的人,像马建忠这样的人就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但是,李鸿章可能并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

  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最后十年,在决定其历史地位上是最重要的。他此前做江苏巡抚,在甲午战争之前在直隶管事,都是一般性的洋务发展。

  在这十年当中,他也仅仅遇到一次中法战争,真正决定他历史地位的,是1894年到1901年这六、七年的时间。

  今天我先说到这儿,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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