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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万里的担当与亿万农民的温饱
作者:于人      时间:2021-07-15   来源:公众号“蓑翁钓雪”
 

  ——纪念万里委员长逝世六周年

  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先生于2015年7月15日因病离世。官方评价:万里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万里的一生可能有许多功勋,也可能有许多过错。在我看来,其最伟大的功绩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支持农民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从而使亿万农民告别了饥饿,并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

  为纪念万里逝世六周年,本文依据多方面资料及本人调查,力图用最短的篇幅,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一)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民贫困到什么程度?

  很多人都知道,万里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大。但究竟是功还是过,人们的看法未必完全相同,需要用改革开放前后的农业和农村的变化来说明。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凭借多年没有的和平环境和《共同纲领》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政策,农业实现了恢复性发展。1949年——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1.5万吨,超过了民国最高水平的1936年(总产15000万吨),增幅分别为14.34%、8.05%和12.34%,三年共增长44.8%。1953年以后,“合作化运动”步伐加快。虽然文件上说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但由于党的最高领导人念念不忘“使小生产绝种”,不断反右倾、批“小脚女人”,短短几年,全国农民就被迫走上了苏式集体化道路,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到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实现19540.5万吨,虽然比五年前增加了19.2%,但年平均增幅比“恢复时期”下降了11.5个百分点。1958年以后,全国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的自主权被剥夺殆尽,生产积极性每况愈下。在政局稳定、没有战乱、化肥施用量及灌溉面积增加、新技术和新机械广泛推行、国家实施“以农业为基础”和“以粮为纲”政策、基数较低等诸多有利条件下,农业发展速度却非常缓慢。1977年,全国粮食总产28272.5万吨,比20年前增长44.7%。同期人口增长47.5%。人均农产品供应毫无改善。1956年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但直到1982年,全国平均亩产才突破400斤。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家一直实施剥夺农民支持工业和城市消费的政策,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基本没有增长。相关资料显示,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1976年,人均只有63.3元,1978年只有 74.7元。有139万个生产队(占总数的29.5%),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人均分配超过三百元的“明星队”仅占千分之二左右。许多地方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款,不但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反而倒欠“集体”的钱。粮食产量低加上征购任务重,农民口粮普遍不足。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多达7.7亿,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号称“北大仓”的黑龙江地区,粮豆总产(不含薯类)1930年就达到760万吨。1946年全境解放,1955年才达这个水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年平均总产657万吨,“一五”时期(1953——1957年)年平均总产699万吨,只增长6.4%。“二五”时期(1958年——1962年),年平均总产625万吨(1961年只有455万吨),比“一五”时期减少10.6%,比18年前日伪时期的五年(1940年—1944年)平均数629万吨还低。从1963年开始,粮食产量缓慢增长。到1982年,才达到1051万吨,只比30年前(1952年)增长39.1%,递增率不到1%。平均亩产量长期在低位徘徊,甚至由恢复时期的80.8公斤下降到“二五”时期的75.4公斤。1966年以后才基本稳定在100公斤以上。大包干后的1990年,终于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亩产400斤的目标,比预期晚了23年

  农民收入多年没有增加,甚至下降。1952年,全省(当时是黑龙江、松江两省)初级农业社社员从集体获得的收入人均93.8元。“一五”时期(1953——1957年),集体分配人年平均70.06元,比1952年下降25.3%。1958年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此后20多年间,人均分配始终在70——100元左右徘徊。人民公社解体前的1982年,人均分配107.5元,仅比30年前的1952年增长14.6%,剔除物价因素(指数123.50),实际下降7.2%。集体分配之外的家庭收入,没有找到现成的统计数据,从个别调查资料看,“合作化”前,农民家庭副业收入一般占总收入的30%左右。集体化以后,由于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总体上越来越萎缩。据省委财贸部对9个农业社的调查统计,1955年占总收入的13.7%,1956年下降为6.55%。可见,如果加上社员个人家庭副业收入,人民公社时期社员收入下降幅度很大。农民从集体获得的有限收入,还要扣除口粮、秸秆等实物分配款,拿到的现金少得可怜。据老年人回忆,人民公社时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能给部分社员分点现金;三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拿不到一分钱;还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劳动收入低于口粮款,每年都要欠生产队的“三角债”。其中,有个别生产队,劳动日值为负数,即劳动一天,要倒找给生产队几分钱。

  那年代油水少,劳动强度大,农民要吃饱饭,大人小孩平均不能少于600斤皮粮(加工成米不足400斤)。但从1953年到1982年,黑龙江省只有个别年份农民平均口粮达到这个标准。“一五”时期,全省农民平均每年每人留粮262.2公斤,大约占正常需求量的87%。“二五”时期,下降到188.8公斤,大约占正常需求量的63%,基本上糠菜半年粮。此后到1983年,一直在200——260公斤徘徊。三年困难时期,年均只有151公斤。1960年和1969年分别为143和148公斤,不足正常需求量的一半,薄弱生产队就更苦了。

  在前几年进行的百年农村变迁调查过程中,我接触到一百来位解放前出生的老人。有15位受访者对80多年来生活状态进行了比较。其中,9位农民(包括三位生产大队的老支书)异口同声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日子最好,其次是土改后合作化开始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日子最苦,不如解放前;6位离退休干部,作出同样回答的3人,否认这种说法的3人。

  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等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手记《告别饥饿1978》(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向我们展示了山西和陕西革命老区在改革开放以前饥饿和贫困的惨景:山西吕梁地区,在全国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农民的生活却反而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全区13个县,250万人,1976年,粮食总产不到十二亿斤,人均占有粮食只有四百多斤,口粮仅二百来斤,人均分配收入43元。最穷的临县,从1958年到1979年的22年中,人均从集体分得的收入,达到和超过40元的,仅有三年,其余十九年都在40元以下,最低的1976年仅有21.8元,平均一天才六分钱。1974年夏天,这几位记者曾经访问过革命圣地延安。当时,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他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延安地区下属的安塞县王家湾公社王家湾村(当时叫大队),1947年曾接待毛泽东率领的“昆仑纵队”五十八天,三百来人的部队带了一点米和马匹饲草,大部分粮食和蔬菜都是由村民筹集的。当年的村代表主任、时任公社党委委员的高文秀老汉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

  原《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在《抹不掉的记忆》(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版)一书中写道:“我在农村采访,到处都看到农民吃不饱饭的情况,有时我们在下边吃饭也遇到了困难。” 1960年,他作为新华社记者,被抽调到山东省帮助基层整风整社。在省里的大会上,一位领导说:全省人口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减少了500万”。他住的生产队,原有48户人家,不到200口人,当年“斯王”21人,浮肿干瘦的50多人。1977年,安徽省凤阳县新任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临淮关火车站下车时,第一眼看到的是瘦骨嶙峋、满脸菜色的逃荒人群。由新华社名记者穆青采写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中描写道:在兰考车站上,“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

  1997年10月10日,已经离休的万里在接受有关单位、学者、记者的联合访问时说: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二十八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安徽电视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节目中,有一集记述万里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调查时看到,一个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因为没有裤子穿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

  《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一书,回忆了彭德怀在1965年被秘密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之后,在四川攀枝花,亲眼目睹女人穷得没裤子穿的场景。“屋子里有一只土炕,上面有一条破被,几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坐在上面,都用被子盖着自己的下半身。老乡忙过来介绍:“这年纪大的是我的母亲,这中年妇女是我的婆娘,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子是我的大女儿。”老乡告诉彭德怀,全家人只有一条破裤子,平时谁外出谁穿,今天他到地里干活穿了,几个女人就只好都缩在土炕上的破被子里(2008年11月日大洋网-广州日报)。

  2013年第17期《检察风云》杂志中一篇题为《布衣将军缘何震怒》的文章中披露:上世纪60年代,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到甘肃张掖检查时地形时发现山民家的几个妇女都没有裤子穿。

  正因为人民公社不仅没有成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反而使全国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连温饱都谈不上。所以,它才被抛弃,并被分田到户所取代。

  (二)万里在我国农业家庭承包制推行过程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出于生存本能,我国农民对于苏式集体经济,一直在进行抵制。高级社时期,主要是“拉马退社”;大跃进年代,一些地方出现抢粮、“报乱”的激烈行为。一直比较普遍的抗争,则是怠工、偷窃、瞒产及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其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尝试,从1956年春天开始到八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一直没有间断。据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说,1960-1962年,各地陆续发生的包产到户乃至变相分田单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20%-30%左右。

  遗憾的是,1979年以前的多起包产到户风潮,尽管也偶尔得到过高层的许可,但总体上一直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遭到批判、整肃和打压。尽管有些地方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仍在高压之下变换名目,偷偷摸摸地搞不同形式的包产到组、到户甚至变相分田单干,但都没成气候。即使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年内,包产到户也一直遭到非议和阻挠,直到1982年中央1号文件的下达,才得到中央的正式认可,从而在全国得已比较顺利推行。

  这说明,高层对农民和基层的妥协、退让和认可,是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得以走上台面并成为国家政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往远了说,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就一直在替农民说话,主张允许基层进行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的试验,但没有得到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往近了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大幕之所以能够拉开,万里、胡耀邦、邓小平等开明领导人对农民选择权的尊重和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先在地方主政,后来进入中央决策层的万里,则是最善于体察民情并最敢于担当的伟大功臣。“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决不是空穴来风。

  1977年6月,万里被派到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他一到任就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在大别山区农民家里,看到十几岁的姑娘、60来岁的老汉没有裤子穿。他泪流满面,羞愧不已,说“我们对不起农民”。经过反复研究,他主持制定了“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而在当时,高层尚未取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

  1978年,安徽出现百年未遇特大旱灾。9月1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同意每户借三分耕地种麦(史称“借地度荒”)。9月中旬和11月底,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的农民相继搞起“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万里表示明确支持。他说,“包工到组、不联系产量”,还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也不行。“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

  当时的政治环境虽有松动,但左的思想仍占统治地位。所以,包产到户这个遭受多年批判的举措重新出现后,引起上上下下,特别是高层的激烈争论,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总的趋势是打压和限制。就在小岗人包干到户后的一个多月,即1978年12月18日——22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的战略决策,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两大方面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和保障。但是,会议上原则上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在讨论这个草案时,万里建议取消这“两个不许”,并提交了书面材料,但没有被采纳。

  三个月后,即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主基调是否定包产到户。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在会上讲话,明确表示不同意包产到组,更不同意包产到户。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批评包产到组,编者按要求“坚决纠正”。会后,中共中央发出31号文件,明确提出“三个不许”, 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

  万里没有被来自高层的反对声音所吓倒,仍坚持尊重农民,尊重常识,尊重实践。他在省委常委会上明确表示:“我主张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验。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在接听中央一位不赞成家庭承包的领导电话时表示,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秋后再说。在《人民日报》那篇指责“包产到户”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万里来到滁县地区。他明知那篇文章背后大有来头,却有意淡化这篇文章的作用,给基层撑腰打气。他说:“不就是一封读者来信吗?就引起这样的震动?”“你们地委做得对,发了紧急通知,说各种生产责任制一律不要变,要稳下来,究竟哪种办法好,要秋后看结果,要由实践来检验嘛!”“要告诉老百姓,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读者来信,讲的是他个人的看法,我们不要受它的影响,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嘉山县四级干部会上,万里说:“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正确不正确,你自己不知道吗?为什么不看群众,不看实践?”

  1979年5月和12月,万里两次到肥西县山南公社,与基层干部和农民座谈交流。看到了包产到户试验成果后,万里更加坚定了改革信心。当得知凤阳县小岗村搞了更进一步的“大包干”以后,万里于1980年春节前来到了这里。看到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他说,“以前大呼隆可把农民搞苦了,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支持你们”。“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也能批准你们干五年吧!只要能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谁要再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万里去打。”

  1980年1月,万里在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用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话说,这是为已经出生近两年的包产到户这个新生儿“报了户口”。

  1980年2月,万里调离安徽,任国务院副总理。出乎意料的是,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和斗争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更加激烈。

  1980年1月中旬到2月初,中共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出席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来抑制、克服已初露锋芒的包产到户。最高领导人和几位政治局委员再次表示不赞成包产到户。此后,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包产到户。甚至连后来被誉为“农村改革之父”的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也发表文章中说:“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上去”,“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

  在安徽省,万里离任后形势发生了大翻转。从4月初到8月,安徽省委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对家庭联产承包制进行批评指责。在安徽东部邻省的边界上,竖起了“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反对复辟、倒退”的大标语。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在会议上说:“包产到户,在穷的地方效果明显,但不能说成是灵丹妙药,可以说是治穷之一方。如果是灵丹妙药,那马克思就不灵了,社会主义就不灵了。”“如果户比组、比队优越,那社会主义怎么干呢?”“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的正确路线,搞单干,搞资本主义。我们要维护毛主席的旗帜。毛主席晚年有错误,但不能把他老人家正确的东西否定掉了,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走集体化的道路。”

  直到1980年夏秋之间,形势才出现转机。5月31日,实际上已居于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谈话中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责任制。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一个月后,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一位中央领导给时任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写信,提出“困难落后地方可以包产到户”、“生产比较正常的地方原则上不搞包产到户”和允许各类地方“进行实验”的三点意见;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时明确表示:“中央不反对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

  几位高层领导的态度,特别是邓小平的谈话,有力地增加了新政策主张者的砝码。但因为当时邓小平的权威尚未达到一言九鼎的程度,加上他的谈话中还有“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及“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等可以做出不同解释的内容。所以,不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争论还在继续。

  1980年9月中旬,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争论很大,主张包产到户的仍然是少数。会议形成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回应了两方面的意见,对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作出了新规定,即贫困地区可以搞,一般地区不要搞。农口把这个政策叫 “切两刀”。按照国家农委内部估算,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五十元为标准,当时可以包产到户的贫困地区是大约1亿人口。作为主持文件起草的中央领导人,万里对这个文件并不满意。在1981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说:“75号文件有的地方给左的东西撑腰”“早就维持不住了,应该突破”。

  虽然75号文件仅仅是开了一个政策的小口子。但苦“一大二公”久矣的农民和基层干部纷纷冲破束缚,包括一些生产状况较好的生产队也搞起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

  面对农民和基层的步步紧逼,官方仍有不同的声音,反对包产到户的势力仍很强大。1980年9月至12月,《农村工作通讯》相继发表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文章,强调“巩固集体经济”,“原则上不搞包产到户”,“提倡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在全省党代会上说,75号文件的精神实质“是巩固壮大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越缩越小,甚至缩到一家一户”,“是一种倒退。”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西、吉林等省市的主要领导,均有此类看法。

  1981年3月,中央办公厅批转下发了杜润生《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出台了“切三刀”的政策。即:在不同地区实行三种不同类型生产责任制。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中间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发达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落实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人积极推崇和大力倡导“统一经营、联产到劳”。但是,在1981 年夏天农委大规模调查发现,农民普遍反对,基层干部很不适应,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表现出横扫南北、一统天下的强劲势头。10月上旬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时,预计当年包干到户超过50%。而“切三刀”政策设想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限定在20%左右。在年度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各省纷纷反映“切三刀”无法维持。

  期间,万里安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张广友写文章,先发内部刊物,后发《人民日报》。文章指出:“确定责任制形式既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切三刀”。“一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适合哪种形式就采用哪种形式;二是把选择责任制的权力交给群众,尊重群众的自主权,由群众自己决定,不能由领导硬性规定,或搞包办代替,更不应当瞎指挥。”

  1982年1月,万里组织国家农委起草的新文件,作为中央一号文件发出。文件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至此,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来,“双包”被表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99%以上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

  在这长达三年的斗争中,万里很多精彩论述振聋发聩。在安徽省,他说:“现在有的人说我们搞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是‘反对学大寨’,有的甚至写文章公开批我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我们不能受那些闲言碎语的影响,而必须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从我们的现有条件出发,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当前首要的问题是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解放快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说得过去吗?”。“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 “我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如果天堂穿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老百姓去不去呢?”在三中全会明确不许包产到户的情况下,他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包产到户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都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在地委书记座谈会上。他又说,“肥西有的公社包产到户了,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地种上,我说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我们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生活、人民的民主权利放在第一位,这叫不叫政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嘛!”看到省农委的试点情况报告后,万里说:“既然农民有这种要求,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这个办法行不行,要让事实说话!作为农村,就是要让收成说话。”

  到中央后,万里说:“集体优越性和农民积极性如果相矛盾,我要农民的积极性,不要集体的优越性”“我不懂农业,对农业并无成见,我也不知道哪种责任制好。但是,我知道,要搞好农村,最重要的是,领会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利。”他对记者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了解情况吗?我们能管得好吗?所以我提出了个自主权问题。这个问题应当说很大,实质上是如何对待农民问题。”“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他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据说还有一次很有意思的争论。万里反复强调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能够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有的领导反驳说,农民不懂马列主义,领导干部不能不懂马列主义,如果农民拥护什么就干什么,那岂不成了农民的尾巴,那就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尾巴主义。万里的回答是:我就是尾巴主义,而且要努力当好农民的尾巴。

  (三)万里支持的农村改革给我国农民带来了什么?

  家庭经营制给民众和国家带来的好处很多很多,最主要的是在短短几年内,使亿万农民告别了饥饿,解决了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1979年,安徽省肥西县在全县推广小井队包产到户的经验。虽然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全年粮食总产量仍达到3.77亿公斤,比1978年增产13.6%;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肥西县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凤阳县小岗队包干到户后的第一年就创造了奇迹:粮食总产由上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相当于以往5年的总和;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增长17倍。23年来首次向国家出售粮食3万斤,归还贷款800元,集体提留1000多斤粮食和150元公积金。

  1981年,黑龙江省五常县沙河子镇试行大包干。粮食总产由上一年的920万斤增加到1600万斤,增长74%;向国家卖粮470吨,结束了吃返销粮的历史。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收入320万元,户均收入460元。1982在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总产仍达到2064万斤,比上年增29%。全镇向国家卖粮1000吨,比上年增长1倍。

  黑龙江省一度限制基层包产到户,1983年“开闸放水”后,全省97.4%的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包干到户占87.1%。尽管遇到历史上少有的自然灾害,但总播种面积增加了186万亩,粮豆薯总产比上年增加34.7%。1984年,又比上年增加15.7%。

  全国的粮食产量在较高起点上持续增长。1982、1983和1984年,分别比上年增长9.1%、9.2%和5.2%。棉花、油料、糖料、水果、肉类等生产变化更大,比1977年增长70%到200%。长期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短缺问题就此消除。1984年总产40731万吨,人均800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国务院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我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和农民谋生渠道的不断拓宽,使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1984年,人均实现355.3元,比6年前的1978年增长1.66倍,年均递增17.7%。2007年,增加到4140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递增7.1%。1985年,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减少到6.6亿人,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1985年末的78.3%;2000年,贫困人口减少到4.6亿,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9.8%;2012年,贫困人口减少到9899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0.2%。有人说统计数据不可信,但即使去掉30%水分,成就也是改革前不可比拟的。

  黑龙江省家庭承包前的1982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52元(集体分配107.5元),1984年猛增到432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增加66.6%;1990年实现760元,比1982年增长1.15倍;2012年实现8604元,比1982年增长7.87倍。2012年生活消费支出9421元,比1978年(177元)增长6.8倍。农村人均住房,由1978年的7.5平方米增加到2012年的24.8平方米。改革以前,到处都是破旧的草泥房,九十年代末砖瓦化已接近100%,红墙蓝瓦随处可见。

  当然,家庭经营并不是解决所有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灵丹妙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农民负担过重、农业生态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基层干部腐败、形式主义猖獗等问题。2000年,湖北一位乡镇党委书记上书朱镕基总理,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喊。近年来,“乡村衰败”的说法也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

  但是第一,问题再多,与多数农民几十年吃不饱饭甚至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相比,也要小得多。比如贫困问题。有自媒体披露,四川大凉山少数民族地区,仍有些人住着人畜混居的房子,大人小孩基本都不洗脸洗手;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因贫困自杀的悲剧。我相信这是真的,也为此而痛心不已。我们不应该以多数农民温饱已经不成问题而掩盖少数极贫户的生存困难,但也不应该用后者轻率地否定前者。

  第二,有些问题特别是所谓“乡村衰败”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不能只看它的消极面。比如,大批青壮年流向城市,而儿童和老人却不得不留守乡下,确实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却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不但有一些农民已经在城里买房安家,实现了身份的转变,而且对于农村人眼界的开阔,思想的进步,生存渠道的拓宽,某些权利的实现,都有积极意义。

  第三,改革以来“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家庭经营取代“大集体”,而是某些领域的改革不配套,不到位。比如,一度使农民苦不堪言的负担过重问题,表面上是家庭经营后集体实力减弱造成的。但实际上,“大集体”年代国家对“集体”、“集体”对社员的“抽取”更多。1975年,黑龙江省农业税和集体积累占总分配的31.3%,这还不包括粮食低价征购中的剪刀差和某些大工程的劳务(1962年以后,一平二调减少,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又死灰复燃)。家庭承包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级财政没有向农业和乡村倾斜,各种“人民xx人民办”让农民继续承担着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任务。另外,机构臃肿、达标竞赛泛滥、盲目兴办乡村企业、执法部门权力扩张、农民权利缺乏保障等“计划经济”留下的“老病根儿”也使“一群大盖帽共吃一顶破草帽”之类的现象久禁不止。再如,一些地方公益设施建设比较困难,这固然与家庭经营后农民合作意识淡薄有关。但是,为什么在万恶的旧社会,没人强制,很多地方农民的互助合作反倒比较顺利(1947年4月16日《东北日报》曾刊文介绍伪满时期木兰县安乐屯、延寿县永乐屯工价互换、畜力插犋等互助合作的办法),大户人家常常承担修桥补路的义务呢?经多年集体主义教育,农民反倒不愿意合作了呢?恐怕也与合作化以来官家轻视农民自主权形成了逆反心理,官家提倡的东西往往与农民切身利益相悖,基层干部处事不公缺乏号召力,公共设施建设中形式主义泛滥,假合作社过多与真合作社争利等弊端有关。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应区别对待,因事施策。总体上必须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深化市场化取向的配套改革。

  简言之,对现实问题,揭露、批评、反思都是应该的,夸大一些也可以理解。但忘记历史悲剧,无视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的积极变化,鼓噪重走集体化道路则是错误的,甚至是愚蠢的。

  近年来,常常有人说:华西、南街、大寨等集体经济明星村都很富裕,而大包干的典型小岗村却相对落后,这说明集体化道路很有前途。因为这种说法打着“用事实说话”的旗号,颇具迷惑力和煽动力。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只要尊重历史、事实和常识性的逻辑,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答案。任何事物都有特例。19世纪英国人欧文在美国搞的共产主义公社和20世纪十几个国家的苏式共产试验都失败了(尽管可能是暂时的),而以色列的共产主义公社(基布兹)却存在了一百多年(近年正在被新型的合作组织“莫沙夫”所取代)。如果哪个国家的政府(包括以色列)以基布兹为榜样,强行推广之,肯定被人们看成疯子。如果说华西、南街、大寨等明星村的发达在于坚持了集体化道路,那为什么实行同样体制的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搞不好,社员都饿肚子?如果说家庭经营下只能达到温饱而不能致富,为什么这些年有那么多一直分田到户的地方经济发达,村民富裕。比如江苏省永联村、南京市武家嘴村、陕西省东岭村,上海市九星村,等等。为什么近年来华西、南街、大寨等所谓集体明星村都相继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实际上,无论是实行什么样体制的明星村,其发达的主要原因,都是在发展二三产业上捷足先登,都有一批在市场经济大海中善于游泳的能人。如果说有不同,华西、南街、大寨等村还有一个超级政治强人,还能得到政府的特殊扶持。比如前几年贵州塘约村把农民承包田收到村里,建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短短几年,村民人均收入提高到一万元,被某些人吹嘘成“塘约道路”。但有人根据公开资料统计,这个村得到的官方补助高达1.4亿元,如果把这些钱平均分摊到塘约村每一户和每一人,结果是户均 15.19 万元,人均4.12万元。小岗村的相对落后,并不是因为没有重走集体化道路,而是在发展二三产业或特色农业方面没有大的作为。市场经济下,优胜劣汰是正常的。这几年小岗发展得快一些,并不是因为改正了大包干的错误,而是在政府的特殊关照下,上了一些新项目。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大量的文档资料、研究成果和亲历者记忆都高度吻合:我国农民于八十年代告别饥饿、实现温饱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农业包产到户(后演变为大包干,实际上是分田到户)。而大包干政策的实施,不是高层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哪个人恩赐的,而是亿万农民在饱受苏式集体经济之苦,又不可能改变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为了生存,自发探索、试验并进行长期抗争的结果,用已故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教授的话说,是农民“拱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需对任何人感恩戴德。但如果没有从中央到地方某些开明官员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默许和支持,农民的努力很难坚持下来,至少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开明官员,特别是始终如一的邓子恢和力挽狂澜的万里,应该被我们铭记。

  万里先生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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