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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群林:永远的老头儿——怀念池必卿
作者:陈群林      时间:2021-07-13   来源:公众号“新三届”
 

池必卿(1917~2007)在贵州时

  池必卿同志到贵州工作不久,不知谁开的头,我们就叫他老头儿。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省委机关,是个很不合规矩也不那么严肃的称呼,但是,不仅没有人出来批评和制止,而且跟着叫的人越来越多。

  开始是办公厅秘书人员叫,慢慢变成省直机关很多人叫,最后扩大到地、州、市领导人甚至省委一些领导同志也跟着叫。开始是背后叫池老头,后来发展成在非公开场合当面叫他老头儿。对这个亦庄亦谐的称呼,他本人似乎并不在意,既未反感,也无欣然,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

  这件事本身很有意味。叫他老头儿,并不是因为他年纪最大,他到贵州时60岁刚过,省委领导中有好几位比他年长,而此前李葆华主持省委工作时已近70岁,大家也只称“葆华同志”。也不是因为他职务最高,他到贵州时是第二书记,而我们对第一书记马力同志却从未称过老头儿。这些年我总在想,大家愿意叫他老头儿,除了对长者的信服和敬重,应该还包含某种特别的随意和亲热;而敢于当面叫老头儿,正表明了他不计较小事的大度、与同志相处的率性和对晚生下属的宽厚。不知当年熟知的人们,是否这样看?

  老头儿从1978年只身抵达贵阳,到1985年为了避俗借出差不辞而别离去,在贵州工作和生活了8个年头。这段时间,贵州和全国一样,经历了建国以后最重大的历史转折和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他在这场转折和变革中的贡献,刘学洙同志撰文指出,有两件大事“堪称高峰”:一件是摒弃人民公社的旧制度,在全国率先推行以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件是主动自觉地为中青年干部“让位荐贤”。朱厚泽同志说,两件之前还有一件,就是平反贵州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解放和安排各方面的老同志,从而组成了新时期有战斗力的干部队伍。我不揣冒昧,在这三件之前再加一件,即从认识贵州省情人手端正党内思想路线,使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初步形成风气,为其后展开的各项变革准备了思想条件和舆论环境。

  这四件事,每件都是一篇大文章,每件都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充满矛盾甚至戏剧性的演进过程。作为主导这些事情的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历史,所谓“大节”如何,且待世人评说。作为当年旁观和部分参与其事的我,只想重提他当时不经意间说出的一些话。比如,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省内较为浓厚的不实之风,他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贵州三年内不要讲形势大好。”针对外省对贵州大范围包干到户的非议,他在中央会议上严正声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在干部新老交替问题上,他公开批评“扶上马送一程”,说:“扶上马了就不应该再送,否则还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这些话,极具个人色彩,简练得近乎突兀,通俗中充满睿智,拙朴下藏着锋芒,当然还有某种特立独行的倔犟。依我看,这就是池必卿,是作为政治人物的池必卿,是人们当年知道的“池书记”。

  类似上面说到的大事,也许还可列出若干。现在回忆池必卿,也离不开这些话题。为了减少累赘和重复,我这里避重就轻,不说大节说小节,不谈大事谈小事,写写生活中的池老头儿。

  先说吃饭吧。在贵州那几年,不知什么原因,老头儿不吃肉,猪羊牛肉都不吃,吃了就闹肚子。省委食堂的饭菜吃不了,就由老伴徐若冰在家里给他做山西“糊糊饭”,即小米、豆子、红薯等一锅煮,半干不稀就着咸菜、蔬菜吃。徐阿姨也是“三八式”干部,太行山根据地里的女知识分子,解放后第一任山西省大同市政府的女副市长,此时还在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任上。为了照顾老头儿,她只好离职到贵阳来,每天早晨挎着篮子到大南门买菜,设法安排两顿饭。徐阿姨说:“老池这两顿饭可是我的大负担。”,老头儿却说:“我的饭菜质量不很高,但厨师级别却最高。”

池必卿、徐若冰夫妇

  吃“糊糊饭”的书记下乡,可苦了我们随行人员。因为他不吃荤,地县接待时就只做素菜,他觉得可以,我们一帮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受不了。于是抗议加建议,实行“一桌两制”,荤的我们吃,另给他做些素食,常见的是煮一盘韭菜鸡蛋馅饺子或一碗杂合粥。倘若那盘饺子做得好,老头儿会赞不绝口,还要逼我们也尝一尝。我算不知趣的人,尝了仍然说不好吃,老头儿眼一瞪,说:“你个南方人!”

  不下乡在贵阳时,除了极少数的外事活动,老头儿从不吃请。即使省委开会,他也不吃会议伙食,再晚也赶回家吃。这一习惯一直维持到他退休10年后。

  打破老头儿不吃请戒律的是我。记得是1996年“五一”节去看望他,我开始提出请他出去吃饭。我采用“激将法”说:“别看您很早就当大官,在吃的问题上肯定外行,不信您算算,八大菜系您吃过几个?著名餐馆您吃过几家?”他回忆良久,说:“除了国宴,我还吃过晋阳饭庄和鸿宾楼。”家里人都笑,七嘴八舌调侃他“老土”,他摇头苦笑。

  夏天我又去,重提请吃,这回他反问:“你请我,花谁的钱?”我回答:“花公家的钱。”他说:“花公家的钱我不吃。”我解释:“我现在是全国彩票的总头头,一年买卖几十个亿,财务制度规定有接待费。我请外国人吃,请国内领导和各地的人吃,偶尔请您一次有何不可?再说,我还有‘小兄弟’自己开饭店,您不吃‘公家’,咱们可以去吃他们个人!”他“啊”了一声,但依然摇头没答应。

  国庆节我再去,并请徐阿姨出面一起劝,好说歹说,他总算点了头。我们当面说好,元旦后春节前某一天,先去吃粤菜。可元旦刚过,老头儿电话找我说:“你说吃饭的事,不行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中纪委刚发通知,严禁新年春节突击花钱,你没看到吗?”天!面对这样纯而又纯的共产党员,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只好再等。

  直到1997年“五一”前夕,才算开了头,记得是到天伦王朝吃粤菜,服务员端上海皇蟹,他不认识,一再奇怪:“能有这么大的螃蟹?”这之后,隔上几个月,我就去请他一次,先后吃了川菜、淮阳菜、上海菜、湖北菜、烤鸭等,直到他摔坏腿行走不便为止。那几年,他胃口和食量都不错,吃肉闹肚子的毛病也没有了,但每次到餐厅坐下,他都要说:“少点些,别浪费。”

  不吃请之外的另一条戒律是不收礼。在贵州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这条“死规定”,加上那时总体社会风气还好,所以从未有过下面领导给老头儿送礼的传闻。他曾专门向秘书、司机、警卫员和我们几个常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交代,没有他的同意,不准代收任何东西。由此,我又想起一件很有戏剧性的事情。

  那时贵州各地竞相发展白酒,省里每年要评优。德江县那年新出了一种“颐年春”酒,时任县长罗仲享是我在县里工作时的老朋友。这家伙头脑灵活点子多,有天提着酒来找我,半是请求半是命令说:“你一定设法将这两瓶‘颐年春’送给池老头,只要他知道了这个牌子,就算你帮了德江全县人民,也不枉我们兄弟一场。”

  我不懂酒,也不相信他对“颐年春”的吹嘘,更知道代收这两瓶酒去送肯定挨批。事出无奈,只好“蒙混过关”,乘有事上老头儿家的机会,将一瓶“颐年春”悄悄放在了饭桌旁的一个厨架上,对谁也没说。我心里的想法是,由它去吧,总算对德江县有了一个交代。

  没想到,事隔不到一个星期,出了新闻:同样不懂酒、平常也很少喝酒的老头儿居然喝了,而且在省委常委会开始前大加赞扬。他说:“昨天晚饭时,我忽然想喝点酒,喝了一杯,味道真不错!是一瓶德江出的‘颐年春’,老伴儿也不知哪儿来的。你们知道这个牌子吗?”

  就这样,“池书记爱喝颐年春”竟在小范围内传开了,“颐年春”也评上了那年的省优,真是鬼使神差,匪夷所思!对这件事,罗仲享一直颇为得意,前几年他到北京出差,说起来还喜形于色,而我却始终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从不敢向外人言说。现在将“肇事经过”坦白出来,也算还老头儿的一次清白。

  1985年之后,老头儿一直住在北京,间或也有贵州的熟人上家看看,如果送上小礼物,他的规矩照旧,估计着给钱。来人不收,他不高兴,甚至发脾气,家里人劝也没用。

  记得是1995年5月的一天,老头儿突然给我电话,让我到家里去。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忙赶去,问后才知道是贵州驻京办事处“五一”期间看望在京老同志,送了两斤纸袋包装的清明茶。老头儿说:“我打电话让办事处的人来取钱,他们非说不能要,你来帮我办这件事。”

  当时我真有些哭笑不得,只好说:“那您给我2000元,每斤1000元。”老头说:“那么贵?”我说:“您钱多,一定要给,那就给我,我请办事处的人上饭馆吃了它。”他瞪着我问:“什么意思?”我才向他详加说明,无非如今情势不同,您不能再当“桃花源中人”云云。费尽口舌,总算使他释然作罢。

  据家里人说,自那次以后,老头儿有了点“观念更新”的意思,碰到类似的事,不再那么较真了,但心里依旧别扭,每每叹息世风日下。

  老头儿退出现职,是他自愿、主动提出来的,这大家都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是,为了早点退,他还同组织部门扯过皮。他声称自己生于1917年,而中央组织部根据档案记载,说他1918年生,弄得他至今不服。这在许多人希望改小年龄以便在位子上多待几天的年代里,又是一种特立独行。

  至于为什么要退,是如公开报道所说,完全出于责任心和顾全大局,还是也有某种阅尽沧桑的超脱甚至厌倦?他在私下里也从未说过,我不敢妄加猜测。但我从他退休后的生活状态中,还是看到了许多不同于其他老人的地方。

  他不再热心参与政治活动。北京各种退休老人们组织的公益或社会团体中,没有他的名字;相关咨询、论证、座谈之类的会议,也不见他出席;甚至贵州省在京举行的一些活动,也很难请动他参加。逢年过节我去看望,他也基本不谈政治,不谈贵州,只谈生活身体。

  他也不像其他老同志那样到各地走动。除了每年暑期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的北戴河休假,他很少离开北京。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前些年一再邀请他回去看看,他权衡再三,只去了山西、贵州各一次。

  他过去的许多老部下,也一直邀请他出去走走,他都婉言推辞了。我也提出陪他离京玩玩,他犹豫几年,最后点名去石家庄。到了石家庄,他不游风景,不看名胜,去了烈士陵园。在排列整齐的烈士墓碑前,他丢了拐杖,躬身逐一细读碑上文字,前后近一个小时,表情严肃,默然无语。徐阿姨说,战争年代他在井陉、赞皇、获鹿等地工作过,他在寻找当年牺牲的同志和战友!

  他有四个儿子,老大在外地工作,另外三个先后去了美国,小四在那边读完博士,还娶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孩子们反复劝他去美国住住,他始终不为所动。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打牌、下棋、钓鱼都不会,不喝酒,烟也戒了,老两口在家里过着平静而略显单调的生活。

  平常的日子里,他按时作息,坚持散步、打拳、读书、练字。有一段时间,毛笔字写得颇见功力,曾将自己满意的一张条幅送我,上书“无欲则刚”,不知是他的老夫自况,还是对我的叮嘱和期许?

池必卿手书: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再后一段时间,他着手写自己和有关人士的回忆文字。还是过去的老习惯,他自己动手写初稿,让秘书誊清,然后转给我,要我帮助修改。其中比较重要的,记得有他自己的传略,有同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直接交往的回忆文章。每次将文稿给我,他都笑着说:“你还得当秘书长!”

  我同老头儿之间,似乎冥冥中有某种缘分。他到贵州后,我既不是他的专职秘书,也不是省委办公厅的头头,但时隔不久,他就如俗话所说看上了我。开始是让我做一些资料和文字的整理工作,随他下乡下厂搞调研。后来逐步将他个人的文字工作交给我办,誊稿顺稿,文字润色,直到演变为他与上下级之间的个人书信,也由我先拟草稿。我熟悉了他的思维特点和语言文字习惯,他也相信我能够较准确地用文字表达他的意思。我们之间这种单纯文字方面的关系,1981年发生了新的变化。

  起因是1980年贵州大范围包干到户后,农村形势变化迅疾,《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新华社社长穆青先后率记者来采访,老头儿指定我去介绍情况和协调采访事宜。两位“新闻大官”似乎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又知道了我是新闻系毕业生,都向老头儿提出要我,新华社许诺去贵州分社当采编副主任,《人民日报》则让我组建贵州记者站。

  我当时很有些见异思迁,几经犹豫,向省委秘书长宋树功提出了调动请求。树功同志说:“你的事我定不了,我问了池老头儿再答复你。”两天后问了,老头儿说:“年轻人要归队搞专业,按理说应该支持,但我现在文字工作一时离不开他。这样吧,你找个和他差不多的人,就让他走吧!”树功同志转告我这些话后说:“又不是开水瓶,到商店买一个给他就行了。让我找一个和你差不多的,我到哪里去找?你暂时死了心吧!”

  这个答复使我既无办法也不忍心,于是直接找了老头儿“谈判”。我说:“调动的事不再提了,老老实实协助您工作,但有一条要求,就是您调动或退休离开时,也要同意我离开贵州。”老头儿想想说:“可以,我们订这个君子协定。”

  这以后,看得出老头儿对我更信任了。省委的重要文件和讲话,他让我主笔或主持起草;一些不便在公开场合议论的话题,包括对其他人的臧否,他不再回避我;我对他的某些看法和意见有异议,也可以当面提出并同他辩论。直到1983年,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将我提拔为省委副秘书长,那时我才37岁。

  为了说服老同志同意将我们那一批三四十岁的人提拔为厅局级干部,老头儿曾在大会说:“30多岁还嫌年纪太轻,我看有点忘本。就说我自己吧,18岁当县委书记,28岁当地委书记,38岁当省委书记处书记,48岁当大区书记处书记,为什么我们的领导没嫌我们年轻?”

  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老头儿也信守了。1985年初,中央办公厅发函借调我到北京工作,当时老头儿还是书记,但省委日常工作已由朱厚泽主持,厚泽同志不同意我离开。又是事出无奈,我找了老头儿,要求他兑现协定,向厚泽通融。老头儿当面未置可否,但很快替我说了话。厚泽同志对我说:“你找池老头儿告我的状,我只好放你走了。”记得到中办前,我去向老头儿辞行,顺便表达了感谢他出面说话,感谢他几年来赏识和倚重的意思,他却说:“我比你父亲小一岁,我大儿子与你同年,我们,两代人!”

  是的,在后来的年月里,老头儿始终像家里老人一样关注着我。在我顺利的时候,他提醒我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美妙。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向有关人士了解情况,转告我说:“你没问题。”近几年,也许是贪官曝光多,如果有一段时间我未上他家去,他会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口气同我自己的父母一样。

  在我的心里,老头儿早已不只是领导和“恩公”,他处事的果断洒脱,对人的坦诚豁达以及心灵深处的淡泊宽厚,都若父执般影响和陶冶着我。我今年已然花甲,60年来被我称过老头儿的,只有两人,就是我父亲和他。我曾对很多人说,我对池必卿将终生以父礼事之。过去20年里,我努力这样做了。今后的日子里,我还将这样做。

  感谢同样受人尊敬的厚泽同志,发动大家都来写写池必卿。2005年12月30日,我带着厚泽的征稿信,再次去了北京医院。老头儿情况不好,住在重症监护病房,身上插满鼻饲、输液的软管,说话已难以成句。接过厚泽的信,他一行行认真阅读良久,脸上隐约露出笑意。看着他干瘦的躯体和苍白的面容,我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那个高鼻深目、黑发微卷、满身英气的池必卿,老天爷真是太不通人情了!

  离开病房前,我附在他耳边说:“老头儿,我们都在写您,写好了还要汇成一本书。您一定要挺住,清醒着看这本书!”他笑一笑,似乎听懂了。

  我相信,我们永远的老头儿,会挺住的。

池必卿、徐若冰全家福

  补记:

  老头儿果然又挺了近两年。

  就在我拿着厚泽同志的征稿信到北京医院看望他不久,与老头儿相濡以沫60多年的老伴徐若冰去世了。徐阿姨身体一直很好,80多岁的人,行动举止宛若盛年,精神也乐观开朗,曾自诩百岁老人。未想到突发心血管疾病,住进医院,医治无效,2006年1月16日终止了她朝气蓬勃的一生。

  徐阿姨发病、住院、治疗、离世以及后事处理,家里都瞒着老头儿,就连美国回来奔丧的两个儿子到医院探望,也谎称回国休假和公务。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老头儿,既未表示疑问,也未流露痛楚,但儿子们看得出,老头儿心里已经明白,谎言和隐瞒并没有骗过他。

  因为自那时以后,老头儿无言了,无论痛苦或轻松,不满或高兴,他都用简单的动作来表达,不再说一句话,哪怕是一个单字。看着他沉静甚至有点木讷的表情,回想起此前几年间徐阿姨像个尽职的保姆对待孩子般照料他的情景,我可以想象,这个打击对老头儿有多重,他心底的失望和无奈有多大!

  整个2006年,老头儿病情时重时轻,轻时住在家里,重时住进医院,而进入2007年后,他就一直躺在医院了。记得是7月25日,听说情况不好,我约厚泽同志,再次去了北京医院。老头儿住在重症监护室,已上了呼吸机。我们心情都很沉重,上前抚摸老头儿的头、脸和四肢,他已无动于衷。我一时感慨良多,对厚泽说:“想想当年的样子,看看现在的状况,人生真是太可怜了!”厚泽沉吟片刻回答我:“你说的是生命的脆弱,我看到的却是生命的顽强。”

  是的,厚泽是对的,老头儿最后的日子,再次表现了特有的坚韧和顽强。半年多时间里,他被多次报病危,又多次离开死亡线,有两次连医生也感到惊奇。直到2007年11月17日凌晨4点50分,老头儿才平静地离开人世。

  接下来的后事处理,使大家再次面对老头儿独特的灵魂。他生前留有遗嘱,儿子们清理遗物时才发现。遗嘱全文是:

  我死后,丧事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举行一切悼念活动。不搞遗体告别,不要花圈。遗体火化,不留骨灰。不设灵堂,不换新衣,不通知亲友。所有个人财产,均由我老伴徐若冰个人所有并作最后处理,任何人不得干扰和干预。

  池必卿生前留言

  1999年4月15日起草

  2000年5月20日重写

  遗嘱用毛笔书写,不足百字,竟用了9个“不”,可见他对讲求形式排场、追逐浮华奢糜的时风世俗何等深恶痛绝。他希望用最后的行动——哪怕这个行动要由别人完成——表明他磊落的一生。

  老头儿的4个儿子,都是有知识有见识的人,理解自己的父亲。他们将老头儿的遗愿上报中共中央领导,下告得知消息的亲朋。有关部门派人到家里来,他们没提任何要求,反而拒绝了一些常规性的安排,比如在报纸上发消息等。在等待兄弟们从国外赶回来的几天里,家里不见常有的奔走操办,不见宾客盈门。他们自主作出的决定只有两项:一是遗体火化后的骨灰,同徐阿姨的骨灰一起,撒在山西平定县故关长城旁的绿树下。那里是老头儿的故乡,是他们年轻时长期战斗过的地方。2004年,老俩口还从工资中拿出6万元,在那里捐资造了一片林地;二是弟兄们到齐后,在北京医院和老头儿告别,然后直接送火化场。

  那天是11月23日,早晨8点前,我和厚泽同志到了北京医院。来送行的人,除了家属和在北京的亲友,外地只有贵州省、山西省和山西平定县派来的代表,他们并未接到家里或相关部门的通知,还是闻讯赶来了。我们依次走进告别厅,向老头儿鞠躬,看老头儿最后一眼。进门前,我自认心理准备比较充分,因为在老头儿的最后日子里,我多次见过他,对他的离去并不突然。这几年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亲历诀别场面,以为自己会控制住感情,庄重而冷静地与老头儿作最后的告别。但是,我错了。当我走进不大的房间,听到的却是高亢激越的进行曲《在太行山上》,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旋律,像锤子一样敲打着我的心房。对着安祥躺着的从太行山上下来的老人,我弯腰致礼,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涌流下来……

  送老头儿到八宝山火化后,我回到办公室,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一个声音仿佛总在问:“就这样没了?”想到二十几年间同老头儿的交往,我很想宣泄一下,于是,写了《七律·悼池翁》

  一曲太行送逝翁,

  亲朋部属泣声同。

  故关绿树陪忠骨,

  黔岭干人念治功。

  独木桥前花万朵,

  老头身后誉千重。

  二十八裁恩情在,

  吟罢泫然满眼空。

  (本文摘自许明主编《怀念池必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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