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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东:1983年:新中国首批十八博士集体“加冕”
作者:董少东      时间:2021-07-09   来源:2013年10月22日《北京日报》
 

  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多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

  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

  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

  博士“十八罗汉”

  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

  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

  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

  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

  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

  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

  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

  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

  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

  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

  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

  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

  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

  “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

  “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

  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

  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

  恢复研究生

  1977年,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

  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

  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

  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一锤定音。

  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

  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

  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

  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

  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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