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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鸿胜:发愤图强 艰辛求索——杨小凯的“北漂”时光
作者:郁鸿胜      时间:2021-07-08   来源:學人Scholar
 

先后进入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光远投身其中。1976年前后,从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间来来回回,政治风云动荡。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开始拨乱反正,有不少新观点和提法,比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按劳分配等讨论。

  1978年3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科学的春天》讲话后,各类学会、研究会如春暖花开,纷纷亮相。很多研究会、学会自发而起,而非通过行政方式组织。当时国家科委恢复一年多,于光远担任副主任,负责联系中国科协。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推行自然辩证法研究,提出建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是在1978年11月,发起成立两个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我通过借调方式到了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做一些资料整理工作。

《光明日报》在1978年12月17日对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管理现代会研究会成立的报道

  这时候,杨小凯还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做外文校对工作。他在1979年3月写给李南央(李锐女儿)的信里面,表达了想考社科院研究生的愿望,还让李南央帮他打听招生消息。我最早认识杨小凯是通过他的论文,大概是在1979年4、5月份。我借调到研究会后,每天去收发室拿两趟信件,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寄给研究会的很厚的信件,打开一看是篇论文。别人一般用稿纸誊写,但这篇用的白纸,内容与控制论相关,作者名字叫杨小凯。

于光远给李锐、李南央的回信(李南央提供)

  这篇论文后来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一页一页啃。因为我没上过大学,数学底子又不好,水平非常有限。虽然看不懂这篇文章,我还想去钻研。到了大概6月,有一天我在于光远家里一边吃午饭一边聊天,他问我技术经济研究会的事情多不多,准备给我找个小伙伴。又从包里拿出一封信,大概两页纸。他说,我给你找的小伙伴叫杨小凯。

  这封信是李南央写的。李南央后来在名为《于光远的一件小事》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这是李锐让她写的,大意是向于光远说明杨小凯的遭遇,并希望得到于光远的帮助。李锐和杨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是老交情,都是湖南老乡,在革命年代就熟识。于光远后来在回复李锐的信中,也提到准备让杨小凯到研究会工作,用科协名义发函去杨小凯工作单位借调。另外,到第二年研究生招考的时候,将会推荐杨小凯报考社科院研究生。

  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与杨小凯见面的情景,那是1979年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概早上八点多。办公室来了一个小青年,穿着中山装,瘦瘦的,个子不高,看起来很老成。他第一眼看到我,就打招呼说,你是小郁吧?这时我也反应过来,问他,你是小凯吧?这样大家就算正式认识了。当时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在三里河国家科委大楼里办公,管理也非常严格。小凯报到后,我领着他去办通行证,带着他到处逛,介绍哪里是食堂,哪里可以买饭票等。

  于光远给李锐的信里也提到,需要杨小凯自己解决住宿。杨小凯住在东城区,他的姑父邱纯甫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杨小凯就住在姑父家里,住宿条件应该不错,每天骑着一辆28式自行车上下班。小凯性格非常温和,脾气从小就磨掉了,为人也很大方。记得有一次,天气突然变冷,我穿得比较单薄,小凯就把绒线背心脱下来给我穿。他也非常节约,大冬天骑着自行车,还戴着一副破手套。在监狱的时候,他家里给他寄一些东西,比如巧克力、咖啡之类,他很愿意去分享。后来有些人回忆,杨小凯的理论和思想,没有这么广泛的传播,可能也和他的性格偏内敛,很多时候不去宣扬自己的思想有关。

杨小凯、郁鸿胜等参与发行的报纸——《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通信》

  当时在研究会,管理工作做得多,研究工作做得少。研究会当时出了一份报纸叫《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通信》,我管发行,主要是抄地址,每次有上千个信封的地址要抄。小凯刚来的时候,和我一样,也是写信封。当时没有打印机,需要大家用钢笔一份一份写下来。因为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立以后,在全国30多个省市有分会,还有一些部委分会,超过四五十个,平时我们要和这些分会联络。整天办公室就像门诊,很难静下来做研究。不过,杨小凯还是留了些时间和专业学者交流。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这个平台,杨小凯建立了学术界的人脉。他掌握了很多前沿信息,经常主动打电话向一些学者请教。从杨小凯的一些书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

  那时我一门心思想考研。我没读过大学,直接报考研究生,压力很大。当时,我在北师大学习高等数学,上完课以后回来做作业,小凯经常教我数学。有时候学习紧张,小凯就不回姑父家睡觉。办公楼上面的床位,我和小凯晚上轮流睡。我先在上半夜睡到一两点,小凯就看书学习。等我起来后,小凯下半夜接着睡,睡到早上六七点。这样的学习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有时候吃饭,小凯带了饭碗,我没有带,等他吃完,我洗一洗就用他的。有时候他在楼上学习,我吃完饭,就把自己的饭碗洗洗,给他带饭过去。

  他有时会讲在监狱学习的经历。看守不让他安心学数学,有时候他顶了几句,看守就把数学教材抄走几天,甚至当场撕烂,英语书也是如此。所以为了防备书被抄走,他就把每个单词、每个演算过程都记在心里。他说,只要把这些内容刻在心里,就不会忘了。樊眏川的一本高等数学,从头到尾他都翻烂了,熟记于心。所以杨小凯的数学功底非常好,英语单词记忆能力也很强,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出狱后可以做英文校对工作。一个人如果有小凯这样的学习心态,那是不得了的。

政治经济学考零分

  1980年,社科院成立了几个新所,比如马列所、技术经济研究所等,都没有什么新鲜血液。那一年,恢复高考后的本科生还没有毕业,老同志还散落在各个单位。想要研究所发挥功能,只能两条腿走路,一是招研究生,二是去社会上招聘研究人员,将一些具备一定研究经验和职称的人员调到社科院来。

1979年12月9日《光明日报》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简章

  小凯和我都报考研究生,报的都是技术经济研究所。当时报考研究生,要政审通过才能参加考试。结果政审出来,小凯没有通过。小凯平反这件事情很麻烦,解决需要一个时间周期。所以,他只能报考研究人员。可是,小凯考试的时候,政治经济学的分数却很不理想。

  按照李南央的回忆,后来小凯把考零分的事情告诉了李锐和她。他答题的内容,并不完全是老师看不懂而打零分,而是和标准答案差别太大,小凯用了自己的方法和模型来解释,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在里面。这件事是后来批试卷的老师和我说的,他们内部也反复讨论过。这样的事,我也做过。读初中的时候,政治经济学考试问什么叫剩余价值。我除了答剩余价值之外,还答了绝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平均剩余价值等。结果反而减了分数,老师认为你不按标准答题,有些卖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什么可以发挥的,以书为纲,书上标准答案,你一背就行了。当时的环境下,这种考试肯定不可能给太多自由发挥空间。所以对小凯来说,参加传统考试很不合算。当时我们手里天天拿着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在背,他不看也不背,他的兴趣并不在此。

  因为没能录取,小凯只能以借调名义继续工作。这时候,小凯觉得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就有离开的想法。武汉大学的刘鹰刚好在社科院进修,她向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推荐了小凯,后来小凯就去了武大。

合作完成第一本西方经济学译著

  我和杨小凯合译过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经济控制论导论》。大概是在1979年11月,时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理事的乌家培来国家科委开会。会议结束后,他向我们提到,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要访华,社科院想出一本书,作为克莱因访华的一个礼物。杨小凯就和乌家培商量翻译《经济控制论导论》。接下这个工作后,小凯对我说,他来负责翻译,我主要承担类似前言、后记的翻译以及一些辅助工作。小凯连续开夜车翻译,三天的时间就睡了几个小时,元旦假期也没休息。那时候真是惜时如命。国家科委每周六都组织在人民大会堂看电影,一摞一摞的电影票放在桌上,可以随便拿,但我和小凯从来不去。

  这本书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的第一本译著,在1981年出版。以前有些书,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学,可能以灰皮书的形式出版,不对外公开发行,仅限于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阅读。这本书还可能是小凯唯一翻译的一本书,后来都是自己写书,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初步》等。杨小凯的数学功底好,对数理经济学、“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有不少研究。“三论”在80年代特别火,杨小凯写给于光远的信里,就讨论到金观涛的论文,他是“三论”的代表人物。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对“三论”非常重视,由钱学森建立了系统工程。小凯的思想和常人不一样,他没有在科班学过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不受框框的限制,缺点就是观点会被领导或者专家看作“异类”,因为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

杨小凯、郁鸿胜合译的《经济控制论导论》

  小凯说,他在监狱里养成了用数学思维思考问题。他举了个例子,用铅笔在桌上画了一个圆,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一个圆。他说不对,如果你用微分的视角,可以把它无限细分,就成了一条条直线。这种思维非常特别。后来小凯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看待社会经济事务,都非常独到。他试图用数学模型、思维以及框架体系来解释很多问题。所以小凯做经济研究,数学方法用得特别多。小凯既懂理论、又懂模型,还愿意和实践结合,所以他的研究非常深刻。但他不是纯粹陷入模型,对现实也非常关注,数学模型只是技术手段,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提升到宏观层面。

杨小凯致信于光远讨论学术问题的信件(黎振宇藏)

为改革开放理论界输送青苗

  那时,北京思想学术界非常活跃,特别是不少年轻人开始初露头角,比如杜润生领导的农发组、改革四君子等。杨小凯在北京期间,和北京的学术新秀交流比较多,但整体来说,那时他主要在学习方法,还没有进入改革序列。1978、1979年,改革思想还没有完全呈现。一大批年轻人主要在学习,而不是创新。当时思想大讨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主要还是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和老一辈经济学家,年轻人还不具备这种导向性。年轻人真正开始走上舞台,是在1980年以后。

  技术经济研究会接触的都是老教授、老同志,他们在“文革”前散落到各个部门。研究会主要是把这些经验丰富、研究能力比较强,在各专业领域领先的专家聚集起来。他们主要在提建设性建议,而且领域仅限于技术经济,不像其他人会涉及改革开放各领域。于光远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当时很活跃,参与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按劳分配的讨论等。而技术经济研究会,主要是整理教科书、建立学科,加强管理学科的系统教育。不同学会的功能不一样,有些研究会主要是影响社会,影响高层领导的思想,有些学会则是建设学科,帮助大学培养青年人。

  现在大家回忆小凯,对他在武汉工作,到美国求学,在澳大利亚教书的经历说得很多,但在北京的那段历史讲的人很少。实际上,小凯的学术生涯起点,就是那三年的“北漂”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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