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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红旗渠:回望历史的虔敬和沉重
作者:祝华新      时间:2021-07-08   来源:党报旧闻
 

  红旗渠所在的河南,既出了最好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也出了因渎职被判刑的地委书记路宪文、“错误严重得很”的省委书记吴芝圃。我们的父辈在局促的环境中,筚路蓝缕改善民生,在岁月深处留下豪迈苍凉的一抹光亮。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带领党员同志重温入党誓词。展览馆有一处红旗渠建设复原场景,只见崖顶用粗绳吊下一个人,手拿铁橇,两脚悬在半空,踢来荡去,把峭壁上多年风化或被炮崩落的险石一块一块地撬下来,脚下是看不见底的万丈深渊,观者为之捏把汗。这不是布展设计师的夸张,当年确有其人,他就是红旗渠工程除险队长任羊成。

  我们的父辈,就是在局促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中,筚路蓝缕开采出大庆油田,建成南京长江大桥,研制出“两弹一星”,努力改善民生,提升国家实力地位,在岁月深处留下豪迈苍凉的一抹光亮。

  人民日报最早报道红旗渠的,是老记者宋琤,1965年12月8日头版头条发表《记河南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重新安排河山的斗争》。红旗渠在三年饥荒的1960年2月动工,用了近十年时间,林县(今林州)整整一代农民男女,没有任何现代施工器械,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加上一些最原始的工具,在万仞壁立、千峰如削的太行山上,斩断1250个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建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龚金星、任胜利《红旗渠,不朽的精神丰碑》,2015年4月4日人民日报)

  据估算,红旗渠的土石工程量,如果垒筑成一道高3米、宽2米的城墙,可以从哈尔滨一直砌到广州!

安东尼奥尼眼中的林县

  在“文化大革命”的闭关锁国中,意大利纪录片大师安东尼奥尼被破例获准进入中国大陆拍摄纪录片《中国》,给今人留下了林县当年某些真实的情景。《中国》的解说词完全是一个外来的西方人的视角:

  “这是林县

  这个省份的贫穷一目了然

  家和工具是唯一的私有财产

  其他的东西都属于国家

  村长向衣着破烂的妇女及老人示意

  让他们藏起来

  这些中国人

  从没见过一个西方人

  他们走到门口,既惊讶

  又害羞和好奇

  想多看我们几眼的愿望如此强烈

  他们虽然害怕但相当礼貌

  他们担心走开会冒犯我们

  所以他们在镜头前能熬就熬

  常常僵硬如石,一动不动

  在我们闯入这个山区小村的

  所有时间中我们看到了众多

  神色惊奇的脸

  但他们从未表现出敌意”

  安东尼奥尼不是一个猎奇的游客,善于用镜头思考。他从林县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中,发现了中国人的生存之道:

  “在中国几乎感觉不到感情和痛苦

  它们被隐藏在俭朴和含蓄的后面。”

  安东尼奥尼意识到,新中国摆脱了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后,通过修建红旗渠这样的努力,正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公正:

  “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节衣缩食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它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自然相融,人际关系的温和,用坚韧的创造力在这个常常是相当贫瘠的土地上简单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对苦难的忍耐和伟大的献身

  红旗渠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下,由贫穷、闭塞、俭朴、内敛、“僵硬如石”甚至看似愚昧的农民修建。老百姓表现出对苦难超乎寻常的忍耐力、承受力和伟大的献身精神。

  几万名男女青年社员组成的修渠大军,背着干粮和行李,扛着铁锤和大镐,奔赴百里以外的施工工地。父子相随,夫妻相伴。工地附近村庄小,民房少,民工便靠山沿渠搭草棚、挖窑洞,甚至住在石缝里。秋天阴雨连绵,草棚、帐篷漏雨,民工们便卷起铺盖,大家背靠背顶着雨布入睡。

  红旗渠工程的咽喉地段在青年洞。坚硬如钢的石英砂石,一锤下去,只能留下一个斑点。震得双手麻木,胳膊酸痛,挖山日进度硬是从0.3米提高到2.8米。当时正值全国性的饥荒,根据人均摄入卡路里计算,饥荒的严重程度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震惊全球的非洲大饥荒。320名经过挑选的精壮农民,每天只有6两粮食供应,只好去河里捞水草、捋树叶,煮一煮,拌上点粮食,就成了美味佳肴。(《要有压不垮的拼搏精神》,201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经过17个月的奋斗,终于从陡峭如切的悬崖绝壁上凿通了一条宽5米、高6.2米、长616米的输水洞。青年突击队员在太行石壁上写下传诵全国的名言:“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为了后辈不受苦,我们就得先受苦。”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对这样的口号无感,然而在当时,这样的宣示却意味着向人类极限挑战的劳作,对大自然的以死抗争,是当年一代人的青春悸动。

  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共有189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写在红旗渠》,1994年1月28日人民日报)。

  水利技术员吴祖太,高个子、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中专毕业后放弃城市生活,主动要求来林县参加山区建设。红旗渠的第一张设计图,就是他三番五次爬崖攀壁勘测设计出来的。妻子薄慧贞为救护过火车铁轨的学生被撞牺牲,已有孕在身。吴祖太守着妻子的遗体坐了一天一夜,满脸泪水,一言不发,滴水未进。没过多久,王家庄隧洞施工时出现塌方,他明知有危险,硬要坚持自己入洞查看,不幸洞顶坍塌,献出了年仅27岁的生命!吴祖太为什么硬要往死亡洞口钻?难道里面无边的黑暗才是他的宿命,走过这黑暗才能到达他与妻儿团圆的天国?

  吴祖太的同事、林县水利局干部刘合锁把吴祖太的遗体送回他的老家原阳,自愿做吴祖太父母的义子。吴祖太双亲先后去世,刘合锁到原阳奔丧,为老人披麻戴孝送终。

红旗渠没有闲官贪官

  荒山野岭甚至没有对第二性网开一面。工地上有不少跟男人一样承担重活累活的村姑。韩用的等12个女青年学会了在井下装药、点炮,被誉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姑娘队。

  好在组织红旗渠工程的林县干部群体,都不是高高在上袖手旁观的闲官贪官。在工地上,干部和村民一样吃糠吃野菜。组织大会战时,总指挥部的干部上工地前都把手表都放在家里,因为手表是他们唯一值钱的“遗产”,要随时准备发生不测。魏家庄大队支书魏三然,知道自己患了癌症,来日无多,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进洞施工,弥留之际把孩子们叫到床前叮咛:“凿通……隧洞……,引水……入村……”他的女儿魏秀花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在隧洞施工,后因罐车故障而牺牲,追随父亲而去。

  红旗渠工程总投资近亿元,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但十年间没有一个干部挪用工程资金,没有过一起请客送礼!渠一修就是十年,其间全县所有干部每月从29斤口粮中挤出两斤支援修渠,连县委书记杨贵也曾饿晕倒在工地。

  那个年代干群间的信任无间,令人动容。全县50万人口,先后有三十多万人上山参加过修渠。“小老虎”张买江的父亲牺牲在工地,母亲掩埋丈夫遗体时倔强地没有掉一滴眼泪,还把13岁的儿子买江也送到修渠一线,沿山点炮,直到哗哗的渠水引到家门口,女人才“哇”地一声哭出来……(《这是一道精神的渠》,2017年6月9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记者2004年采访主持红旗渠工程的杨贵,退休前官至副部级的林县县委书记,直言不讳地问道:当年有人说您主持修红旗渠是搞政绩工程,是秦始皇修长城。您怎么看这种想法?

  杨贵回答得很自信:“工作中不管给我戴什么帽子,我只认准一条,老老实实工作就行了。林县祖祖辈辈缺水盼水,共产党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对不住老区人民!尽管压力很大,但我还是顶住了。而且以后的实践也证明,修渠完全符合群众的长远利益。”(刘维涛、曲昌荣《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谈正确的政绩观》,2004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拷问

  上世纪80年代有部电视政论片,对中国人治水的殊死搏斗,作过一番深刻的分析:正像修筑金字塔使埃及人创立了国家一样,同黄河的搏斗,也使中国凝聚起来,从大禹开始,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生存伟力。

  红旗渠再次印证了中国人对水的渴求。林县五百多个村庄中,有三百多个没有水源。不要说灌溉农田,就是人畜用水,也要翻山越岭去担水。人民日报曾提到:大年三十,一个姓桑的老汉一大早去几十里外的村庄挑水。挑水的人太多,路又太远,黑了天还没到家。刚过门的儿媳妇上半道去接,天黑路陡,没走几步被石头绊了一跤,两桶水全部泼洒。新媳妇觉得对不住年迈的公公,当天夜里悬梁自尽。

  所以,红旗渠工程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口号是:“宁愿苦战,不愿苦熬”。

  从治水引发出一段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审视和反思:“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水平下,这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

  这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观点,恰恰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概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一方面是筚路蓝缕的水土开拓,战天斗地的万丈豪情,另一方面是对长官意志逆来顺受的“不争”和“不幸”。这时候,“亚细亚生产方式”中,黄河这条“母亲河”可能决堤泛滥,清水变成浊浪,孕育变成肆虐,祸及苍生。

  地处中原大地的河南,拥有新中国农村建设的三大标杆:红旗渠,焦裕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兰考,全国最贫困的县之一,在焦裕禄到任前,前任县委书记是一个专横又贪婪的七品芝麻官,超量征购粮食导致兰考人大批饿死。书记非但没有反省,反而推卸责任,把基层干部关进学习班。书记大人喜欢看戏,每次看戏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间,如果书记没到,戏就不能开场。群众讽刺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

  等到这个书记实在干不下去的时候,很多干部也不敢来搅兰考这盆浑水。这才有远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的焦裕禄脱颖而出,作为当地官场的一个局外人,1962年底临危受命。焦裕禄把县委委员带到车站,指着蜷曲在货车上、候车室里逃荒的灾民说: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

  即使清廉勤政如焦裕禄,也受制于当时体制的局限,能做的,就是与因反对浮夸风被靠边站的原县长张钦礼联手,为基层干部平反,并勉撑病体,拄着根棍子,背着干粮,深入荒沙滩、盐碱窝、沼泽地,设法治理风沙、盐碱、内涝“三害”,给危难中的兰考人民带来一线希望。

  焦裕禄事迹名扬全国后,兰考地段上的人祸并没有终结。焦裕禄主政一年另五个月后,任上殉职,身后兰考官场倾轧频仍,百姓生活仍很艰难,焦裕禄地下有知,恐怕不会瞑目的。

信阳:辗转沟壑的村民

  与红旗渠同处河南的信阳,1958年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诞生的地方。人民日报用诗一样的语言报道:“从9月1日那天起,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记载过的——农民领工薪,吃饭不花钱的新的生活,全社四万多社员,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谁能料到,人民公社升起的地方,中原一向富庶的信阳,竟然发生了人间惨剧。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紧跟形势,“反瞒产”“反右倾”,几乎逢会必斗,逢斗必打,逼迫农民缴公粮,很多人被殴打致死致残。饥荒降临后,不准群众外流,各县到处组织民兵设立岗卡,拦路扣留,收容送回。路宪文外出开会,看到沿路榆树树皮被群众剥吃了,叫人通知下边把剥了皮的榆树砍掉;见到死尸,指示各县立即加以掩埋。

  据信阳地委事后的调查报告,全区死亡百余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13%,死绝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牲畜死亡21万多头。王任重从信阳实地调查回来,给中央沉痛汇报说:“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路宪文因渎职罪“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严重损失”而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晚年有悔悟,写下《“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河南的梦魇:吴芝圃

  从兰考到信阳,对于河南的人祸,长期把持河南官场的吴芝圃难辞其咎。吴本是河南省长,因为积极推动浮夸风和“共产风”,扳倒省委第一书记取而代之。他不仅与路宪文狼狈为奸,导致信阳惨案,还对兰考等地的极左路线和坏人当道负有直接和间接责任。

  为迎合“大跃进”,吴芝圃把大灾年当成大丰年,高估产导致高征购。秋收时节,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各地区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议,逼着县长们说假话、报高产。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不让过关,第三天上午吴芝圃亲自上场督阵,发表《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长篇讲话。吴大人手托8顶“帽子”,一会儿驳“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一会儿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每一顶“帽子”都足以把不听话的干部一撸到底。

  吴芝圃一声令下,“不许一家农户烟囱冒烟”,河南加入公共食堂的比例竟高达99%,连偏僻山沟里的农民也赶进了食堂。他还兴致勃勃地推广炊事工具改革,认为在人民公社实现生活集体化之后,原来一家一户所使用的旧式炊具已不能适应公共食堂的需要。

  1925年入党的吴芝圃,是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毕业生,发动和领导了豫东农民武装暴动,为什么对农村的生产潜力失去基本的现实判断,对供养过革命队伍的农民兄弟缺乏起码的同情和责任心?

  体制内也不乏清醒的头脑。1958秋天,长征老人徐特立路过河南作短暂停留,在吴芝圃陪同下到某公社参观。茫茫棉田杂草丛生,大多棉桃儿还没有绽开,当地干部却声称亩产皮棉可达几百斤。徐老打断说:“我不相信,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等我回来还要到这里,看一看到底打了多少斤。”基层干部还说稻子亩产万斤。徐老说:“这不可能!不透空气,稻子怎么能生长呢?这是普通常识嘛。”儿媳提醒在外面讲话注意影响,徐特立严肃地说:“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大话容易,到头还是老百姓遭殃。”(《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徐特立同志晚年生活片断》,1981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从河南刮起的这股“共产风”,灾祸所至,及于全国。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据估算,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万亩,扒毁农民房屋160万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河南人民辗转沟壑的时候,吴芝圃用纳税人的钱在郑州黄河岸边建起一座园林型别墅群,希望中央能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如果司马迁再世,一定会拍案而起,秉笔直书,把吴芝圃这样的书记列入“佞臣传”。

  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一职,他在给中央的检讨中表示:“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其他严重饿死人的省,第一书记都被撤职,如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但都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惩戒。只有四川的李井泉例外,非但没有丢官,反而被提拔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在纪念李井泉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谈到,李井泉“高度重视四川农业发展,满足群众和国家建设对粮食的需要”。李崇禧已因受贿锒铛入狱,贪腐分子的阿谀之词不足为训。另有回忆说:“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央领导要四川调出300亿斤粮食,支援其它比较困难的省份度荒解难。你顾全大局,说服干部和群众牺牲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如数拨粮,帮助国家度过难关。300亿斤粮食的调出引起各方面的责难,有人说你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向中央表功,捞取政治资本……你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杨荫梧《深切怀念李井泉同志》,1990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这几位老干部在“文革”中都曾遭受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大多获平反。但如不能实事求是说明吴芝圃、李井泉等封疆大吏给当地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将置哪些饿殍冤魂于何境地?

红旗渠代表“国家精神”

  就在这样一个错乱的时空背景下,红旗渠横空出世了。经过多年大自然和政治上的风吹雨打,至今还在浇灌农田,运行良好。1974年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纪录片《红旗渠》。

  大禹治水,西门豹治邺,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都是民族精神的光辉。即使在今天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孕育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对于乡村振兴,对于中国人民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自强不息,也有着滋养人心、提振民气的功用。真希望自媒体和网民在议论“夜探林生斌秘造的八卦水井”一类新闻时,也对红旗渠这样“有骨气的生存”和“坚韧的创造力”(安东尼奥尼《中国》解说词)多一些关注。

  林州人把红旗渠上升到“国家精神”的高度。学者秦晖说过一句尖锐的话:“左派宣传假主义,右派回避真问题。”也许不必介意对红旗渠做过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解读,红旗渠代表的是集体经济、人民公社、大跃进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当时的林县政府和农民在跌跌撞撞也实实在在地解决中国面临的“真问题”,在尝试冲破土地的贫瘠、生活的贫困和精神上听天由命的恶性循环。

媒体和舆论的缺位

  只是,令今人忧虑的,是包括红旗渠在内的一批重大水利工程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的功能缺位。

  红旗渠这样涉及林县整整一代人利益的水利工程,是林县县委全体扩大会议在1959年10月10日深夜作出的,没有经过社会舆论的充分酝酿和地方人大的审核批准。考虑到此时彭德怀元帅蒙冤的“庐山会议”刚结束,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书生气了哦!但无论如何,从决策过程来说,这是一个缺憾。

  红旗渠之前的三门峡工程,红旗渠之后的三峡工程,一再重复了这样的缺憾。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旋即遭遇泥沙淤积,水位上涨,淹毁渭河流域良田80万亩,库区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

  红旗渠建设过程中的跨地区合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情谊,令人感动。红旗渠源头有四十里渠线穿过山西平顺县境内,山西省委和平顺县委毅然更改了修建两座水电站的规划,平顺县石城和王家庄两个公社让出了近千亩耕地,迁移了祖坟,让林县人修渠。(《河南林县盛大集会热烈庆祝红旗渠竣工通水》,1966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1983年4月18日也曾刊发经济学家戴园晨文章《评价经济效益的几种方法》,婉转地提出:漳河水流经河南安阳,陆续修建了红旗渠等多座水渠,这些工程耗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可以灌溉耕地100多万亩,而最早建成的岳城水库由于水源被截,已经连续几年无水可灌,使得原来的300多万亩水浇地成了旱地。“这说明要从全流域对消耗的费用和取得的效益作通盘考察,才能正确评价经济效益。”

  一些建设项目,绕过民主决策机制,由行政权力保驾上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压制舆论。在信阳高产卫星到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已告失败后,地委书记路宪文还严密封锁信息。信阳邮局截住了1.2万封发往全国亲友反映饿死人的信件,打击陷害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人。

  到了三峡工程,即使在文革“结束”前,高层对李锐等人的反对意见也不敢轻易推翻。1989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三峡工程第十次(扩大)会议的报道,做出一个中性标题:“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全部完成,两种不同意见依然尖锐对立,工程是否上马有待中央决策”。人民日报敢这么表态,是因为党内明文规定“重大的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的问题经人民讨论”。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三峡工程时,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也就是说多达1/3的代表反对、弃权或未按表决器。

  2011年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在充分肯定三峡工程开始发挥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的同时,承认在“移民、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该工程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有网友忆起当年质疑三峡工程的黄万里、陆钦侃等人,感慨发帖:知识人若不能做不合时宜之言,那基本上就是废品了。当年被斥为书生之见,现在成怀念的对象。

“天下最好的百姓”

  从红旗渠,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激情:群众有了政治觉悟,高山必然低头,河水必然让路,漳河水一定能服服贴贴的听人呼唤与使用。

  从红旗渠,不禁想起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的一段话:

  “也许,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像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或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而且我惊奇地发现,还有些像美国人征服西部:大队人马翻越大山,跨过草原。

  但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在红军长征后的中国,红旗渠是又一个堪与“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美国人征服西部”神韵相通的人类壮举。

  河南人的纯朴善良,不仅表现在响应政府号召以性命相搏改造山河,而且表现在面对饥荒死亡的忍耐和秩序。尽管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但没有哄抢过近在咫尺的政府大小粮库里的一粒米!难怪在那个历史关口,国家主席刘少奇感慨万分:中国的百姓,是天底下最好的百姓!刘少奇感受到了历史的压力,动情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痛定思痛,党领导人民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红旗渠所在的河南,既出了中国最好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也出了最坏的地委书记路宪文、最坏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从红旗渠到大炼钢铁、大放卫星,这个分寸该如何把握?对于红旗渠这样的红色传奇,如果固守传统意识形态话语,难免缺乏现代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的眼光;如果站在自由主义立场横挑鼻子竖挑眼,又无法理解我们的父辈曾经遭受的苦难和苦难中的崇高与伟大。对于过去的历史,我们不能一风吹弃之不顾,也不能一锅煮照单全收。

  林州所属的安阳市,有羑里城,周文王在7年囚禁中推演周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代表着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几千年血脉中的忧患意识。在林州,在安阳,感受最强烈的不是当年的豪迈,而是历史深处的忧患。那中间,有我们的前辈人、同辈人和后辈人无数的血、汗和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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