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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硬骨头右派、柔情水刘衡——人民日报记者
作者:钱江      时间:2021-04-06   来源:公众号“ 钱江说当代史”
 

  人民日报前辈记者中,刘衡老师——是我的老师,她曾走进教室前来授课,讲授人物通讯写作。

  坐在课堂里,看着讲台上刘衡老师面带微笑声调不高地讲课,不能想象她经受过极端的折磨。她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距离那个难以回首的年代并不遥远。

  她只管从容讲课,从来不提曾经的痛苦,她反复强调:“赶紧采访、赶紧写。”

  这句话,我牢牢记住了。

  没有想到两年之后,我和刘衡经常在一个办公室里相遇。

  从这以后,我才断断续续知道她的经历。不要说她经受这些是痛苦的,我把她的经历写下来也是不轻松的,也需要坚强。

  既然如此,更应该记录。

  刘衡写诗,这首在晚年写下的诗是写给自己的,可以看作是她生命的写照:

  我是一块瀑布,

  有着奔腾的水势。

  我要流、我要响,

  谁也阻挡不住。

  不是我天性性格如此,

  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

  反右派给了我悬崖陡坡,

  给了我险滩巨石。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

  又不愿一天天干枯,

  我生命的长河要流,

  一泻而成瀑布。

1937年在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刘衡,时年16岁

  笔者为刘衡老师写的传记《直立行走的水》,已刊载于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的《中国名记者丛书》第12卷,约3500字。

  下面这些文字是刘衡传记增续版,增加了内容,更接近于刘衡的真实形象。“真实”这个东西,要接近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接近、接近、再接近。

  正文:

  从1957年延续到1958年的那场风暴,将55万人的群体打成“右派”,打入苦难深渊,造成民族思想的极大混乱。只为天降纶音,屈打成冤的人们大都被强迫劳动,被强迫承认自己由于思想错误而有罪。

  但是她没有。她是罕见的饱受折磨却决不低头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硬骨头,因此她遭受的苦难远甚于大部分难友。她娇小,性格是极坚强的,与人相处却是一片柔情,话语轻轻,常带笑容。

  但前来为我们授课时刘衡的心情并不轻松。她后来说:“记者梦实现了,但我已经失掉当年在包头冲风踏沙、斩冰破雪的健康和勇气,只能像候鸟似的南来北往。虽然我写的稿子也曾得过奖,也当选过先进工作者,但比起我应有的高度来那是微不足道的。许多在80年代写的东西不如50年代写的,我感到揪心的疼痛。”(引自刘衡赠送笔者的著作《直立行走的水》)

  走近生命终点时,她和我多次讨论,自己曾经的“坚强”究竟意味什么?

  改革开放年代里,她先是笔者就读时的老师,然后是人民日报记者部同事。她永远是我尊敬的师长、心灵的导师——她是人民的记者刘衡。我们这些学生来到她面前的时候,会觉察到她的关爱、期望,感到她柔情似水,却很难想象,她在一生中曾经历令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1. 投身革命为自由

  刘衡,原名胡宗瑜,1921年12月生于湖北鄂州一个败落的官宦之家。父亲胡复受二哥胡廷翼影响,参加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

  受父辈影响,刘衡从小关心中国的命运,希望打碎封建枷锁,民族昌盛。1937年抗战爆发,16岁的年轻姑娘刘衡积极投身救亡运动。1939年,不满18岁的她加入中共地下党。这年秋天,她考入设在陕西城固县的西北大学物理系。

  西北大学是1937年夏天抗战全面爆发后,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后联合组成的。1938年,该校又迁到陕南城固县。来到城固校园,年轻的刘衡对科学史和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产生了运用文学手法来表现自然科学内容的想法。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这年夏天,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精干隐蔽、保存干部”的指示,刘衡北上进入陕甘宁边区,当过地委宣传干事、《关中报》编辑和师范学校教员,曾到延安鲁迅文学院(鲁艺)学习。她的文艺天赋被激发了。1945年夏,她写下长篇通讯《和荒旱作战的雷庄村》,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引起编辑部注意,随即被调入《解放日报》,是中央党报有数的几位女编辑之一。

1945年,刚到延安《解放日报》当编辑的刘衡

  解放战争中,刘衡转战太行和晋察冀,1948年到西柏坡接受培训,成为新华社“口播部”(以后发展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1951年,她调入人民日报。

  在大学,刘衡的专业是物理学,然而她的文笔别具一格,清新流畅,有着鲜明的女性特点。战争烽火中,她和老资格的党报记者林沫相爱成婚。1954年,林沫奉调内蒙古建立人民日报记者站,刘衡相随而去。

  她奔走于辽阔的草原和沙漠,深入茫茫林海,不时走向兴建中的包钢,纵笔歌颂新时代。然而,看到生活中泛起浊流玷污新时代的时候,她总要真诚地拿起笔来批判。

  2.大风暴前一场预演

  那时她没有想到,将“阶级斗争”概念引入自己的队伍,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很快,她尝受了这种痛苦。

  1955年初夏,刘衡正在大兴安岭林区采访,突接记者部来电,要她回京参加“反胡风”运动。回到北京,刘衡认识了从东北调来的陈副总编辑兼记者部主任,只见他满头大汗地带领大家批判编辑白原,说他和人民日报一位已被打成“胡风分子”著名编辑、诗人徐放关系密切,也要把白元原朝着“胡风分子”的帽下打去。

  刘衡凭着直觉,认为这里有“抢救运动”的味道,觉得陈副总编新来乍到,可能不知底细。白原是林沫在延安鲁艺的同学、老革命。曾在鲁艺学习的刘衡也知道他。她走进陈副总编办公室直言陈述,说白原“比较老实,不会是反革命,你应该从另外一方面去想想。”

  陈主任立刻发怒说:“他最狡猾了!你不要破坏运动。”把刘衡吓了一跳。随后,林沫和刘衡被要求在会议上批判白原。林沫随从了,刘衡保持沉默。事后白原的问题得到澄清,证明原先的指控子虚乌有。刘衡却为自己的沉默而内疚,认为自己没有据理力争,眼看着劳民伤财伤害了同事,浪费了时间。为什么在运动中自己不能和正义精神站在一起,更多说明情况,给白原更多的帮助呢?

  1956年,刘衡和二儿子刘新华,这也是刘衡在“反右”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这时,刘衡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人生道路笔直向前。她没有想到此后20年风雨交加,自己会失去对孩子的监护。在20多年岁月里,她始终精心保存这张照片。

  下一场运动将是一场大风暴,刘衡的厄运开始了。

  3. 我不是右派,我无罪

  1957年春天,刘衡工作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人民日报驻内蒙古记者站由3人组成,站长林沫,党小组长刘衡,还有1956年从《内蒙古日报》调来的蒙古族党员记者钦达木尼。在议论当前“整风”运动的时候,钦达木尼对前两年的肃反运动提出一些意见,认为打击面太宽,误伤了不少好人,自己要吸取教训。

  反右大风暴袭来的时候,刘衡做了两件事,后来成为“罪状”。其一,内蒙古记者站3位记者开党小组会议,小组长刘衡提出,现在把一些在肃反中提过意见的人打成右派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向党支部(当时他们的组织关系在内蒙古党委农牧部)提个醒,以免运动过后平反的牵动太大。

  她还说:“说胡风是反革命,证据不足。”在丈夫林沫支持下,她在写给党支部写的思想汇报中说:“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其二,听说《湖北日报》刊出一个“反党集团”名单,其中有父亲的名字,刘衡马上给父亲去信询问究竟。父亲回信告诉女儿:报上刊登的好些不是事实。他本人是拥护党的。为此,刘衡给父亲回信,请他向单位党组织加以澄清,包括提醒《湖北日报》,刊登的内容有误,应予更正。

  反右进入盛夏高潮,刘衡回北京参加运动,由此引发第三个“罪状”,她在党组织会议讨论当前运动的时候发言说,从本报刊登的葛佩琦发言摘要(已被编辑部歪曲原话原意)来看,他的话说得过激了一些,但不能因此证明他就是反革命。

  当时葛佩琦已经给给报社编辑部写信,要求更正。来信说,他原话为:“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发展下去可危及党的生存。”

  刘衡认为,葛佩琦的话并无大错。

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日报社址

  直到这时,刘衡的问题还不大。她不仅是抗战老干部,还长了一副娃娃脸,激动起来喜欢掉眼泪,同事们说她遇事有点爱钻牛角尖。

  但到了1957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气氛就更加严酷了。接着又有高级领导作报告说,现在对待党内右派有“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克服。”由此,反右的重点转向党内。

  起初,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林韦对刘衡表示同情,曾经对她说:“你在革命队伍里长大,谁不知道你,我们会帮你说话的。”但这时他紧张地对刘衡说:“党中央发脾气了,不好办了。”

  陈副总编辑,还有记者部汪副主任兼支书频频组织批斗,仅在记者部就一口气打出刘时平、高粮、季音等10个右派,其中9人是党员。驻内蒙古记者站记者钦达木尼也被打成右派。

人民日报的蒙古族记者钦达木尼摄于20世纪50年代

  刘时平、高粮是典型的“三七式”干部,刘衡属于“三九式”,他们都是“老资格”党员,但此时一锤定音,不得分辨,均开除党籍,并要求他们本人举手同意。

  在批判刘衡的会上,有人发言说,刘衡的错误是在运动开展以后强调“防止出偏差”,这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有人批判刘衡:“你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轻视群众、污蔑群众。”

  刘衡觉得,这实在强词夺理,她委屈得伏在办公桌上大哭。

  事态不可逆转了,刘衡最后一次在党组织会议上陈述:“我是向党汇报思想,不是右派分子,你们开除我,不能把我吓倒。我以后有什么思想问题,还是要汇报的。”她拒绝举手被开除。

  那天晚上,刘衡哭得死去活来,思考了一夜后去见汪支书,她说:我不同意被开除党籍,“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这句话,她整整坚持了21年。

  4.柏各庄炼狱中的硬骨头

  1958年4月2日下午,人民日报召开全社人员大会,宣布对第1批24名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所有右派,是党员团员的一律开除,大部分人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到这年8月,在反右“补课”中又挖出9名右派,大部分也到柏各庄农场劳动。

  刘衡名列“补课”右派,宣布撤销她的13级行政级别,“留用查看”,属于不定薪的工资级别,每月发60元。没有明确这是工资还是生活津贴。

  来到农场的受难者要填写各类表格,其中有一项“对处分有什么意见”,到农场的各单位百多名右派都填写了“同意处分”字样,只有刘衡一个人在表格上写道:“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

  她写下的文字引来轩然大波,批判加码、干活加重。1959年春,刘衡的处分由“劳动锻炼”改为“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减至26元。

  在宣布加重“处分”的大会上,刘衡发言抗议说,农场违背了党章,“是不是右派与处分轻重没有关系。加重我的处分我不是右派,即使减轻我的处分,我也不是(右派)。”

  如果说,刘衡在20年岁月里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右派”,倒也不尽然,她有过短暂的屈服。那是到了柏各庄农场一段时间后,她收到丈夫林沫来信说,如果你再不认错认罪,那就离婚,“这是你最后的、最后的时机了!”

  面临失去家庭、可能失去3个孩子的打击,那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刘衡短暂动摇了。家庭是她最后的避风港湾,她不能失去自己的家。为了挽回濒临破碎的家,她给报社人事科长成坊写去一信,承认自己“是右派”。

  这是刘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书面方式承认犯下了“右派”之罪,为此她愧悔了一生。10天以后,刘衡向党组织提交思想汇报,纠正此前的“承认”。她说,自己承认戴“帽子”是违心的,这反倒是一个错误,只因为“我害怕家破人亡”。从此,面对任何折磨,她不再改口。

  难道不怕吃尽“眼前亏”吗?事实上身边的人们、包括后之来者的我都向刘衡反复询问乃至质疑。

  当年有许多人劝说刘衡,身边那么多八尺汉子都低了头,你一个普通女人反倒顶了天,那是何苦呢?

  刘衡回答:“我不说假话,是为保持一生真诚。”

  真诚是需要代价的,坚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极高昂的代价。刘衡的家庭最后还是破裂了,她还失去了对3个孩子的抚养权。

  她失去了家,痛苦万分,但是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她认为自己只要活着,就有冤屈昭雪的那一天。

  她娇小的身材干重活换来满身伤痛,来了例假偏被逼着下水。面对叱骂,甚至是越来越频繁的殴打,所有的“眼前亏”都没有压垮刘衡。

  人们,包括身边“劳改”中的右派们,都惊讶这个娇小女人的骨头竟然无比坚硬。她反复声辩:我可以把自己说得很坏很坏,但是我决不承认是右派。

  两年后,在柏各庄劳动的百名右派中,有一部分人先一步摘下“帽子”,更名“摘帽右派”。刘衡没有这份福气,她和作家萧乾两人被当作柏各庄抗拒改造的“一对典型”。

  田兰坡,原名卢兰坡,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日报幼儿园保育员,被划为右派,蹉跎20年。这张照片,是她1957年前拍摄的。

  在柏各庄的人民日报“右派”中只有两名女性,24岁的田兰坡和36岁的刘衡。小田原是报社幼儿园保育员、团支部宣传委员,因响应号召带头“鸣放”了几句,不幸落入“阳谋”行列。她非常懊悔,领导上要她认错就认错,来到柏各庄就以拼命劳作改造自己。监管劳动的头头要小田监管刘衡,她也奉命而行,凭着年轻力强,总觉得能在劳动中将刘衡比下去,因此有“管教”的资格。(对于田兰坡的经历,本文作者写有《田兰坡啊卢兰坡》一文5000余字,发表于2010年第5期《传记文学》杂志)

  刘衡同情和谅解小田,再累再委屈也自己忍着。后来小田怀孕了,怀着至深的原罪感,向农场干部提出要打胎,因为“我是有罪的人,哪有权利生孩子”。

  农场管教干部“左”得极端,农场医疗条件简陋至极,眼看打胎要就地实施,一场血染的荒唐可能发生。

  刘衡挺身而出劝告农场领导:“这事千万做不得!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都有生小孩的权利。小孩没有罪,就是怀孕的罪犯还可以免刑。如果让她堕胎,将来这个账就要算在反右派运动的头上。”回过头来,她极力劝阻小田打消了打胎念头。

  结果,田兰坡回北京平安地生下了女儿王媛媛,这是家中乖巧孝顺的孩子,有了她,母亲有了后半生的平安。进入21世纪,在和生命最后告别的时候,田兰坡一遍遍地感谢女儿照料,感谢帮助她保住了女儿的刘衡大姐。媛媛是刘衡晚年的好朋友。

  5.“三年困难”大饥荒袭来

  大饥荒袭来,渤海盐碱滩上的柏各庄农场周围饿殍遍地,农场的人民日报右派们全部撤回,有的回报社,有的另行分配。这时报社成立了党委,党委书记谭立原先在东北当过高岗的秘书,经历过一番政治风波。他对刘衡加以关照,让她回到报社资料组剪贴报纸,工资从26元升为行政17级、每月99元。

  人民日报记者部记者林钢,1957年先于刘衡被划为右派。早年的林钢是新四军战士,解放战争开始后投身新闻工作。在柏各庄,他对刘衡多有关照。“改正”后的林钢任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刘衡生命中最后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林钢的。

  回到北京稍事安定,刘衡去找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1941年他担任关中地委书记时,刘衡就是他的部下。身居高位的习仲勋没有忘记她,约时间听取了刘衡申诉。听到她饱受父亲问题的株连,习仲勋生气地说:“一些人水平就是这样低、这样爱株连。”但他听到刘衡要求“甄别”平反时沉默了,认为眼下不是时候。没过多久,他自己就被卷入小说《刘志丹》冤案。

  刘衡四处奔走,希望得到“甄别”。她看到“七千人大会”之后,报社受“右倾机会主义”牵连的干部得到甄别,纷纷官复原职。但对“右派”的甄别却遥遥无期。

  刘衡上诉最多的地方是中组部。那里有一位女干部接待了她,耐心听取她的诉说,最后她告诉刘衡,相关领导经过研究,认为刘衡在父亲问题上并没有错误。

  这似乎开了一个口子。这位干部还说,现在上访的人不少,好些从外地来的,在组织部门口露宿,“你比他们强,你有工作、有住的地方,好些人连工作、工资都没有了。”刘衡听出了这位女干部的同情。

  刘衡对她说,上诉的人那么多,处境比我还惨,这说明反右派的甄别需要尽快进行。

  这番谈话以后,刘衡多次给这位女干部打电话督促甄别。终于有一次,女干部答复说:“现在好了,中央决定给右派甄别平反,你等着吧。”但过了些天她突然改口,答复刘衡:“现在决定不甄别了。”

  有一回,刘衡拦住了偶尔走进资料室的总编辑吴冷西。在延安,他们是《解放日报》同事,那时的吴冷西是报社中层干部。但这回是在北京,吴冷西冷冷地对刘衡说:“反右派没有甄别问题。”随后,他生气了,指着刘衡说:“你是没有政治前途的。”

  刘衡上书毛泽东,向他提出:“反右派必须甄别。”她还上书刘少奇,呼吁说:反右派有一个奇怪的开头,必须甄别,以获得一个圆满结尾。

  前一上书石沉大海。后一上书似乎有一点儿回响,已在几年后的“文革”浩劫中。当年将刘衡打成右派的陈副总编辑此时沦为“走资派”,与刘衡一同关进“牛棚”,于是有了一些共同语言。他对刘衡说:“你怎么给刘少奇写起信来了?”而此时的刘少奇正冤沉大海,就要告别人世了。

  蒋元椿,人民日报著名评论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柏各庄农场,他对刘衡多有关照。他在1978年12月获得改正,随后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

  即便领袖没有回音,刘衡还是不断地向党组织请求甄别,结果不断地遭受批判围攻。围攻者都是同事,围攻的主旨总是要刘衡宣布“服罪”,不再继续上书。

  刘衡坚定地反驳:“不,我正是因为对整个反右派(运动)有意见,才汇报的。”

  批判者说,即使是党内会议也不能随便说话,彭德怀的意见书不是在党内会议上提的吗?现在报社没有摘帽的右派只有你一个人了,你要顽抗到底吗?

  刘衡后来回忆,听到这话,她顿时想到了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名言:“真理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你越是想要攻击它,你的攻击就越是证明了它。”

  她放眼望去,普天之下似乎只有自己这一个“右派”还在挺直腰杆否认罪名,不懈地追求“甄别”。

  6. 历经浩劫,宁折不弯

  十年浩劫带给刘衡的最大痛苦是彻底切断了她的“甄别”之路,但是没有折弯她的信念。

  起初,刘衡为“文革”的到来而内心欢呼,曾以为“甄别”也会伴行风暴般的运动而来。没有想到当头而来的,却是她从未遭受的密集殴打凌辱,暴力和屈辱是“文革”的共生体。她被赶到车间超长时间劳作,不时遭受殴打辱骂,身上青紫相叠。

  1968年秋,刘衡被关进设在房山的报社农场“牛棚”,饱受折磨。其中广为人知的一次,是几位“左”昏了头脑的青年人闹出“活埋”一剧。在寒冬的夜晚,3个青年将刘衡生拉硬拽,推搡到一片野地里,要刘衡答应,立刻“在纸上写: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将来永不翻案。”有一个人甚至说出昏话:“写假的也行。”一边说,他们装模作样踩锹挖坑,嚷嚷说要把刘衡推进坑里“活埋”。

  刘衡说:我不信你们敢把我活埋,但“你们这种做法叫‘逼供信’。”

  3个人扔下铁锹,把刘衡紧紧捆在电线杆上,勒得她透不过气来,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才收场。

  这件事不知怎么一来传开了,有人说当时已经把土埋到了刘衡的脖子上,她还在抗争。

  刘衡告诉我,她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用“活埋”来吓唬人。她感到伤心的是,这几个青年人怎么会极端至此,痛下狠手?后来刘衡认为,这印证了黑格尔的话:“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而文革就是“左”的极端者为非作歹的专制年代。

  “改正”之后,刘衡宽恕那几个折磨她的年轻人,不去追究。“他们”中的一位我比较知晓,退休后经常挥毫写字,但从来不写“文革”回忆文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此写出些回忆文字,或辩解或忏悔。如果落笔,刘衡的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可以作为依据。

  为了反抗“低头认罪”,刘衡不知领受了多少拳打脚踢,经常遍体鳞伤。她的父母亲也在磨难中先后辞世,将失去亲人的孤独留给女儿。

  孙乃,20世纪50年代摄,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大风暴中和刘衡一起被划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继续在人民日报工作,他的书法甚好,擅长散文写作。

  刘衡在人民日报的北京房山、河南叶县、北京小汤山的“五七干校”轮转,永远不得毕业。餐风饮渴,挥汗劳作的时光度日如年,刘衡在心情最痛苦的时候写诗《反右派还没有结束》:“我经历了反右派的开头/经历了反右派的中途/我希望能活很久/经历一下反右派的结束/同志们说:‘反右派’早就结束/我说:‘没有,没有。’/反右派既然提出了问题/当然应该有解决问题的时候。”

  她终于等到了“文革”告终的那一天。

  7,上书胡耀邦要求甄别

  “文革”终于结束了,昔日“牛棚”棚友纷纷有了新工作。刘衡上书邓小平、胡耀邦申诉。

  刘衡致胡耀邦的申诉信中写道:

  20年来,同志们对我文斗武斗,没有别的内容,就是要我承认帽子。

  我不能承认帽子,如果承认,我就犯原则性的错误。

  我的惨痛经历在全国是少有的,……反右派有一个叫人奇怪的 开头,应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束。……不这样做,就不能提高党的威信。”(见刘衡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第217页)

  正在处理“反右”遗留问题的胡耀邦收到了刘衡的信,批转人民日报领导:“此人我不认识,请你们酌处。”

  人民日报新任副总编辑秦川经历过延安岁月。抗日战争中,曾在习仲勋领导下的西北局工作,当年就知道刘衡。

  秦川和人事局长成坊马上找到刘衡,通知她,现在,马上就给你“摘帽”。

  刘衡拒绝“摘帽”一说,我从来不承认头上有这顶“帽子”。要摘就不能以我承认有“帽子”为前提条件。

  但这回不管刘衡有什么表示,报社党委马上通知各部门:“刘衡摘帽了。”

  年轻编辑谢荣镇打趣地问前去通知的领导:“给刘衡摘帽子,是她改好了?还是给她戴错了?”

  老同事来找刘衡,对她说,现在你可以重新申请入党。

  刘衡说,我只能接受恢复党籍。

  这回,她的愿望很快得到满足。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召开干部会议,宣布第一批10人“改正”。刘衡是10人之一。

  人民日报党的核心小组在1978年12月7日作出对刘衡“错划”予以改正”的通知,很简短:

  人民日报党的核心小组审查了刘衡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报告,认为1957年人民日报整风领导小组划刘为右派分子是搞错了的,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的规定,对其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应予改正,具体处理意见如下:

  一,撤销关于右派分子刘衡的政治结论,恢复刘衡同志中共党员的党籍。

  二,自批准之日起,恢复原级别,行政13级降级后的工资不再补发。

  宣布对10人的改正通知后,副总编辑秦川走上台去,大声说:“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

  决定宣布时,身边“难友”、也曾有延安经历的裴达对刘衡说:“21年了,真没想到还有改正的一天。”

  刘衡说:“我早就想到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样晚!”

  20世纪50年代初的青年编辑裴达,抗日战争中在西北地区求学,抗战胜利后到延安,投身革命队伍。改正后恢复国际部党支部书记职务,此后投入培养新闻研究生工作。

  前来与会的时候,刘衡有所准备。会后。她在楼道里贴出手写的《向党汇报》。文中写道:“我相信会有这一天,呼唤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

  她在走廊里见到了21年前的汪副主任,她老远伸出手来说:“刘衡,我向你道歉!我在牛棚里的时候,就感到你是表现最好的,我早就向领导提出,你是第一个应该改正的。”

  在她面前,刘衡没有说什么,怕她难堪,刘衡心底里没有私敌。

  此后不久,报社宣布,总共33名右派全部“搞错了”,全部改正。

  沉冤扫去,子女来归,明白了真相的子女和母亲抱头痛哭。

  8. 激情飞溅的刘衡晚年

  57岁的刘衡重当人民日报记者,她马上离开北京外出采访,跑得很勤,很远。所到之处,她住宿节俭,常常低于干部“标准”,以至于闹出许多“真假记者”在当地经受“辨别”的笑话。由于饱受磨难,她的体质很弱,多次在采访旅途中患病。

  刘衡管不了那许多,只盼着多采访多写作。她东山再起之后的第一篇报道,题为《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介绍两眼失明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斌》,刊登在1979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或许与经历有关,她笔下较多出现了饱经沧桑之后依然振作、热爱人生的普通人,尤其是那些献身于理想的科学家。

  尽管20多年没有写新闻、写通讯,她的文笔依然清新流畅,而且善于采用受访者的语言。

  刘衡1983年12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人物通讯《妈妈教我放鸭子》被视为她的代表作,笔下展现出改革开放年代之初,湖北农村水乡出现的一幅色彩斑斓、清新明快的放鸭图。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自述的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一个热爱养鸭的农村姑娘的思想感情,语言简洁朴实,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刘衡新闻作品《妈妈教我放鸭子》,1983年12月12日刊登于《人民日报》。

  作者非但以“口语入文”,而且大胆采用通俗的民谚、民谣,使深奥、听起来枯燥的养鸭专业知识,变得通俗明白、妙趣横生,将叙述融入知识性、趣味性之中。

  刊登出来的报道1450余字,作者的采访却是艰辛的。

  当时作者62岁,带着病痛之身于1983年5月到湖北沔阳县采访养鸭姑娘陈慧容,坐着小划子到水边鸭棚里进行采访。回到县城后刘衡因大病一场未能成稿。当年9月,陈慧容作为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到北京与会,和刘衡相见,相约再次到现场采访。10月,刘衡再赴沔阳(后改名仙桃县)访问陈慧容,终于获得完整的材料,这才动笔,12月刊出,获当年“全国好新闻”奖。

  作者饱受政治风波的磨难,热爱生活之心依然不改,语言清新流畅。她善于在写作中采用极具鲜明个性特征的语言,通俗、晓畅、幽默,因而她落笔状物也好,写人抒情也罢,总是独具魅力。

  她于1981年被评为“人民日报好党员”,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行委员,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在《人民日报》上,她总共发表了190余篇各类文稿,40多篇写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和中期,其余都是她在58岁以后写出来的。

  刘衡此时的心情并不是轻松的,她后来写道:“记者梦实现了,但我已经失掉当年在包头冲风踏沙、斩冰破雪的健康和勇气,只能像候鸟似的南来北往。虽然我写的稿子也曾得过奖,也当选过先进工作者,但比起我应有的高度来那是微不足道的。许多在80年代写的东西不如50年代写的,我感到揪心的疼痛。”

  由此看刘衡的新闻作品,《妈妈教我放鸭子》写得固然很好,人们通常认为它是刘衡的代表作。这样的看法自然有道理,但文章毕竟是小品类写作,在她本人看来则有“不足道”之处。她心中有着更为瞩意的题材。读者喜爱这篇叙述“放鸭子”的文章,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也可能包含了知情者对刘衡经历的同情。如果说,这篇文字就是刘衡的代表作了,那不够全面;或者说,有些惋惜。

  宝贵的青春远去了,只有刘衡才明白青春之殇代价高昂,留给她四方奔走的时日不多了。

  她的写作不如青年时那么快捷了。20世纪90年代,因骨质疏松多次骨折,刘衡被迫停下外出奔波采访的脚步,但是她不肯放下手中的笔。

  她坐下来深长思索,74岁开始学习电脑,很快可以顺畅打字,进而建立了自己的网页 Stand water(直立的水),会检索,会收发邮件。

1998年2月,刘衡在家中

  她回首当年告诉我,已经认识到自己仅仅怀着“苦难真诚”是失之于天真的,远远比不上像顾准那样的思想先驱。和一些同样经历了大风暴的思想者相比,她在历史和哲学思辨上做得不够。她认为自己的不足是,虽然经历了炼狱磨难,但在当时没有认识清楚,是人性中阴暗的那部分包围了人的真诚;当时的自己没有发问并去解析:为什么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

  她告诉我,事过之后,曾想要不要面对汪副主任理论一番。细想之后放下了。这位亦曾有延安经历的领导拙劣执行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希望她有所悔悟。更重要的是要寻找风源和消除风源,这才是消弭悲剧所必要的。

  刘衡要弥补,由此选定将回顾那场大风暴作为晚年写作的最重要题材。她又一次出发了,不仅记录自己,还搜集了报社30余位蒙冤者的经历加以记录。她在描述自身经历的同时,也描述这个群体中各人的遭遇,将一页痛史留在记忆宫殿里。

  在生命的最后10年,刘衡的双腿艰于行走,却依然和时间赛跑。接近2008年岁末,她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修改稿,立即付印。

  这时,她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回忆录印好装订好了,她将我召到床头,将这部书交给我。2009年1月9日,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她,分明感到,她还有许多话要说。她用手指着书,大概是说,要说的大都在书里了。

刘衡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封面

刘衡写在书页上的字迹,左上方是她最后的笔迹。

  第二天深夜,她用足最后的力气拨通我的老师、记者部主任林钢的电话,向老朋友作最后的叮咛。只说了几句话,话筒从她手中掉了下来,从此她永远休息了。

  她写了一首诗《我是一块瀑布》,作为自己人生的写照:

  我是一块瀑布/有着奔腾的水势/我要流、我要响/谁也阻挡不住。不是我天性性格如此/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反右派给了我悬崖陡坡/给了我险滩巨石。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又不愿一天天干枯/我生命的长河要流/一泻而成瀑布。

  直立的水带着一个时代的印迹奔流而去。她经历的一切欢愉和苦难都化为浪花,在现代新闻史的大河中闪现。这朵浪花消失在远方了吗?

  (全文终)

  (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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