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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康: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作者:张家康      时间:2021-04-02   来源:《人物》2001年6期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各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西风东渐。在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的各种学说,可以在北大自由讨论。履任之初的第一件事是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新青年》因之由上海来到北京,并成为北大同人刊物。民主与科学、文学革命、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乃至中共的创立等,都成为相因而至的必然。

蔡元培先生

  翻阅《新青年》决意聘他

  1916年12月下旬,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为招股扩大为书局的事,联袂来到北京。此时,蔡元培正为北大文科学长的人选而犯愁。当时,沈尹默和汤尔和都向蔡元培推荐了陈独秀。

  多少年后,蔡元培回忆道:“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蔡元培在呈文教育部时称:“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此任。”这份公函的背面备有陈独秀的简历:“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据庄森先生考证,陈独秀并没有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也没有担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就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份假履历。蔡元培之所以如此做,实出于如蔡元培所说北大太“声名狼藉”,太急需“改良之策”,而要选用改革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则是最适当的人选,可北大积弊太深,且对选任又有种种限制,蔡元培这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亦可见他对陈独秀的倚重。

  青年学生们得知陈独秀将来北大,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可教师中则有人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在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针对这些言论,蔡元培态度鲜明,告诉存有疑问的人,陈独秀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一些熟悉陈独秀的人也出来证实,说他在文字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专著。如此众口一辞的美言,总算止息了风波。

  蔡元培对陈独秀尤为器重,评他为北大评议员,这个评议会相对于校务委员会。他还担任北大入校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蔡元培为陈独秀的文科改革,进而推动北大的改革,给予了切实的支持。陈独秀只专心于文科的改革,而无需开课。蔡元培又对他放手授权,有关人事、行政,概由陈独秀主持,校方决不稍加干涉。

  陈独秀的教育理念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正是如此,陈独秀具体地做了这些工作:扩大文科,除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四系外,增设法、德、俄国文学系,世界语也列为选科;哲学系除中国、西洋哲学外,又增设印度哲学等;史学系除本国史、西洋史外,增设印度史、东洋史,考古史、古文字学、美术史等。文科的知识门类增多,其规模也是今非昔比。

  学生可以自由选修各课,再也不用必修全部课程。学生既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听别系的课。文科改革后,校门是开放式的,除了注册的正式生,也有旁听生,甚至还有“偷听生”。这并不等于说文科是松弛的,相反却整顿了纪律。陈独秀发布《文科学长白》,明确学生上课不得无故旷课。上课不得迟到。选修课一经选定,就不得任意更改及旷课。同时,规定学生以成绩为标准,确定谁升级谁留级,学业期满成绩合格者,由学长审阅,上报学校,而后发给毕业文凭。

  《新青年》所激起的新文化运动,使学生既开阔了眼界,又充实提高了知识素养。蔡元培对北大的文科改革十分满意,时隔二十年,他在《宇宙风》发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仍然肯定文科改革的成绩,他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而文科又是在陈独秀任学长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空气,遂大流行。”北大出现的新气象,陈独秀自然是独有建树。然而,如果他的背后站着的不是蔡元培,那么他是很难在北大存身的。1986年,时在北大任教且又是蔡、陈同事的梁漱溟回忆说:“我认为蔡先生萃集的名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名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学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

蔡元培先生

  《新青年》进入北京大学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二卷5号发表蔡元培的《我之欧战观》,文章通过对欧洲战争的分析,倡导科学与美育(即国民道德教育),与《新青年》所鼓吹的科学与民主,本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陈独秀到北大任职,《新青年》也随之迁来北京,编辑部最初就设在陈独秀的家,即东安门箭竿胡同9号。由《新青年》集聚了一批勇于革新的人物,他们是整顿改革北大的中坚力量,蔡元培都一一罗致而来。

  1918年1月起,《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编辑,改为北大同人编辑,他们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后来,高一涵、李大钊替换了将要出国的陶孟和、高一涵。由陈独秀、胡适在《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也就是白话文运动,得到蔡元培的积极支持和提倡,也是他整顿北大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第三件我提倡的事,就是变更文体,兼用白话,但不攻击文言。……在北大当时,胡适之、陈仲甫、钱玄同、刘半农诸君,暨沈氏兄弟,积极的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黄季刚诸君,极端维护文言。我却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曾声明,作美术文,用文言未尝不好。”

  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李大钊又在编辑出版《新青年》的同时,创刊了《每周评论》,作为《新青年》的一个补充。1919年1月,学生们又创刊了《新潮》。有此两支同盟军的介入,新文化运动更加虎虎有生气。

  蔡元培对此积极支持,当年《新潮》主编顾颉刚回忆:“我们学生组织了‘新潮社’,由‘新潮社’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潮》,与《新青年》呼应。《新潮》的影响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至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元培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

  《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所激荡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冲刷着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尤如狂风暴雨般的袭击。如鲁迅所说:“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林纾充当了反对《新青年》、反对新北大的急先锋。林纾、字琴南,清末著名翻译家和桐城派古文家,以逊清遗臣自居,视新文化运动为仇敌。1919年2月17日,他在《新申报》发表小说《荆生》,以古讽今,含沙射影,诋毁新文化运动。紧随其后,他又发表小说《妖梦》,攻击的矛头直指蔡元培。

  小说中有一白话学堂,以此影射北京大学,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小说中的正面人物郑思康当然是他自己了。《妖梦》之梦在郑思康之梦游阴曹,来到一个城市白话学堂的“毙孔堂”,见田、秦二人毁伦常,赞扬白话文,而元绪对他们的言论“点首称赏不已”。郑思康气急败坏而出,这时,一个啖食月亮的罗喉罗王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被食者当是元绪、田恒、秦二世,可见其仇恨的心理。

  林纾决非一个人与蔡元培及《新青年》对阵,他的背后站着唬人的皖系军阀。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林琴南的小说并不只是谩骂,还包含着恶意的恐吓,想借外来的力量,摧毁异己的思想;而且文人笔下辄含杀机,动不动便云宜正两观之诛,或曰寝皮食肉,这些小说也不是例外;前者说作者失德,实在是客气话,失之于过轻了。”

  傅斯年对此也有相同的记忆,他说:“在五四前若干时,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刘半农也回忆:“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

  非但如此,林纾还在《公言报》上发表给蔡元培的公开信,挑起了与蔡元培兼及《新青年》的论战。林纾的公开信主要反对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倡导白话文,认为这一切都与蔡元培有关,并以教训的口吻说:“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针对林纾所列的批孔和白话文的两大罪状,蔡元培在答复信中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又说:“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少仲马(即小仲马)、迭更司(即狄更斯)、哈德(即歌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公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

  皖系军阀控制的《公言报》撰文说:“蔡元培氏自长北大以来,引用非人,败坏士习,有目共睹。蔡氏夙隶国民党,比年复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等邪说,阴为破坏举动,而己则肥遁鸣高,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京师警察总监朱深还告诫同僚:“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栗栗危惧”中的他没有退缩,而是针锋相对,为新思潮辩言。他在《新青年》发表《洪水和猛兽》一文,说:“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仿佛水势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受他,就泛滥到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

  ……

  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的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北大之大的历史功勋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大学之大,就应该为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以营造一个多元的思想、学术发展的空间。他任校长前,北京大学一仍晚清封建衙门的旧习,是旧思想旧文化占领高地的一统天下,可谓陈腐不堪。改革旧北大就要打破这个一统天下,让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春风吹进北大。

  实践证明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是陈独秀和《新青年》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实行北大的整顿和改革。自由办报办刊,自由讨论各种学说和主义,一向封闭、僵化的校园,顿时洋溢着开放、自由的清鲜空气。北大之所以能出现如此民主自由的生存空间,是得益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在忆及往事时,还极富感情地说,蔡元培“这样容纳异已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知识,可以在北大进行研究和讨论。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扩大影响、发展会员,罗章龙草拟一启事,请他批准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他当即同意,还应邀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讲。当他得知研究会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时,便让校务处腾出二间房屋。这样做立即遭到非议和责难,有些人径自向他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天起,便不能见容于当时的主流话语,一直被作为异端邪说受到排斥和压抑,可是,蔡元培却能力排众议,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北大自由讨论。

  众所周知,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作为身体力行的革命家,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在北大集聚了一大批向往科学与民主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李大钊则是在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是在北大进行的。1917年1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又被授于经济、史学系教授。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都是在北大任职时发表的。

  青年毛泽东也曾受到过蔡元培的照拂。1918年8月,长沙新民学会的一些成员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准备留在北大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他原想搞份清洁工就可以了,蔡元培知道后,写信给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青年毛泽东再也不为在京的生活犯愁了,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自学读书、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的机会。毛泽东由此而结识陈独秀、李大钊,从而为他的早期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为此,毛泽东极为敬佩蔡元培,恭恭敬敬地称其为“夫子大人”,并以晚生弟子相许。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在酝酿之中。1920年8月,陈独秀已在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北大学生张国焘带着李大钊的口信,来上海与陈独秀联系。恰在此时,蔡元培也因事来到上海,张国焘出于师生情谊,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看望,告诉蔡元培自己现在住在陈独秀家,很受其影响,并愿意追随共产主义运动,特来聆听校长的教诲。

  张国焘回忆说:“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先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蔡先生平素是很客气的,不愿对人浇冷水,但对自己的学生们则很直率,他这次赞同我所采取的途径,显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话。”

  蔡元培对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他为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所作的序说,社会主义“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当年的北大学生、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在《追忆蔡孑民校长》一文中说:“北大,在我国革命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我国最早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也是我党建党初期,党员最多之地。这些均与蔡先生作校长分不开……蔡先生不聘请李大钊、陈独秀等到北大工作,那么共产党的活动就不会在北大开展;

  北大不会成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不会成为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

  梁漱溟在《忆往谈旧录》中,把北京大学、蔡元培、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一个因果联系的分析与比较,指出蔡元培任校长的这一段,为北大历史上意义非同寻常的一段。

  他说:“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年的北京大学。直截了当地说,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都是从五四运动所开出的社会思想新潮而来的。”

  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党初期的五十几个党员中,北大的共产党员就占了相当的比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高君宇、何孟雄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它的必然合理性来源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受惠于蔡元培博大宽阔的胸怀和容纳异己的雅量,是北大之大的历史功勋。

  蔡先生动了一些火气

  1922年5月,蔡元培领衔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设想。“好人政府”的设想落空后,又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认为:“我国近年来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如果好人都退出政府,那么,这个腐败政府也就自然倒台。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他的改良主义的思想,陈独秀在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文章说:“蔡校长为恶浊政治的空气所逼,愤而辞职,且正式发表宣言,历数政府国会之糊涂、堕落、无人格,他这种高尚洁己的品行,我们当然要承认他比一班仍在北京‘供职的小人和庸才’高明得万倍。”但是,作为“贤者”的蔡元培恰恰有着“消极”和“非民众”的“两个观念的缺点。”文章认为对待恶浊政治的态度,“必须彻头彻尾采取积极苦战恶斗方法,”必须发动“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大民众。”而“好人政府”和“不合作主义”,却“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

  中国共产党的警示和老友的劝告,并没能使他觉醒过来,他还是深信不合作主义。1923年10月10日,他在比利时沙洛埃劳工大学讲演时说:“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劳工与资本的交涉。在俄国已经执行最激烈的办法,为各国所恐怖。也有疑中国的鲍尔希维克化的,但中国决用不着这种过虑。”“决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主义,决没有赤化的疑虑。”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他竟在致北京大学的电文中说:“间闻过激,颇滋疑虑。请纯用不合作主义促对方反省。……言论上务以平等、公道为标帜,避去偏激名词。”显然,他对五卅惨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磅礴于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心中多有疑虑,感情上也难以认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政党,在实行党内合作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陈独秀对这种与国民党“捆绑成夫妻”的做法,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这个富有朝气的政党历有成见,吴稚晖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1927年3月6日晚,吴稚晖和陈独秀相会,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这位率直的中共领袖竟不假思索地说,尚须二十年。于是,吴稚晖便以此造舆论说,共产党要在二十年内消灭国民党,以求得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对其清党反共提案的支持。3月21日,邵元冲告诉蔡元培,蒋介石已决心与共产党分离。

  半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相约邵元冲、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讨论与共产党分裂的实施办法。中国共产党已察觉到国共分裂的暗流,陈独秀为防止老友卷入这一历史是非的旋涡之中,曾约蔡元培相会于亚东图书馆,临别时,陈独秀诚恳相告:“防止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显然,“党外的右倾”,指的便是萌芽中的清党反共的倾向。

  遗憾的是,他没有听从老友的忠告,而是身不由己地往斜路上滑行。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会议,吴稚晖提出《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这个议案指出:“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

  蒋介石正是利用这一议案,于10日后,发起充满血腥气的弥漫上海滩的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终于破裂,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丧身在枪弹刀棍之下。

  在人们印象中,蔡元培乃一至善贤者,国人的历史陈述中难以有其清党反共的心理预期。然而,无情的事实是,他作为一位国民党元老,从维护党派的狭隘利益出发,当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已呈勃然气势时,他已是心有余悸,再加上吴稚晖等人的蛊惑、怂恿,他终于招架不住了。况且,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直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所以,他的清党分共纯是出于思想、政治上的自觉行动,而不是什么受他人唆使、挑拨的被动行为。

1933年2月萧伯纳来华时,与蔡元培、鲁迅合影

  1934年1月9日,他读到香港《平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谈到清党运动时,着意为他解脱,而将责任全诿于吴稚晖,他阅后在报上批语曰,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柳亚子是他的学生,师生情谊亲密,在《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对这段“过节”毫不回护,文章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

  当然,他的清党分共的本意,无非是两党分家。他还试图以“法治”的方式清党分共,全然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大开杀戒,酿成惨祸。他是一个忠厚长者,决不忍戕害和杀戮青年。可是,眼前所见的桩桩血案,已是惨不忍睹,他唯一能做的是尽其所能,保护青年。“四•一二”清党开始,有人向他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他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

  国民党清党后,各省都成立了清党委员会,他为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委员。浙江的清党一开始便十分严厉,凡涉嫌者,抓到便杀。4月16日晚,仅从陆军监狱提出的二十多人,便在片刻间杀尽。他对此惶惶不安,第二天,便将专司此事的人找来,很严肃地说:“我们万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审慎!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

  他毕竟是个重“法治”的人,一向主张保障人权,当然反对“随便杀人”。正是受他的影响,浙江成立了特别法庭和反省院,以防止乱捕滥杀。

蔡元培先生在演讲

  民族伟人学术领袖

  1932年12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总会设在上海,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他和宋庆龄等已将营救政治犯的私人行为,泛化为社会知名人士参与的有组织的社会性行为,并产生出具有影响的作用力。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衍、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都曾不同程度的得到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和关心。

  他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行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33年2月12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委作出决议:“蔡元培、宋庆龄等擅组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保障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实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应请中央解散该团体,并于蔡、宋等以警告。”6月18日上午8时,杨杏佛为国民党特务所暗杀。蔡元培知道后悲痛愤慨,在去殡仪馆处理善后时,对《申报》记者说:“杨先生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命毫无保障。”

  鲁迅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是坚决的。”蔡元培不畏强权,仍为保障人权而斗争。10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禁,他连发两电,要求国民党解禁。次年3月,何香凝之婿、共产党员李少石被捕,他又给最高当局去函去电,要求无罪开释。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他受鲁迅之托设法营救。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瞿秋白很有文学天才,中国不可多得,应网开一面,惜护人才。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浙江最早的共产党员徐梅坤,1927年7月在肖山县被捕后,关押于杭州陆军监狱长达九年,这年冬,由于他出具保状,徐梅坤才走出牢房。

  他已近古稀之年,身体日渐衰弱,加之患有多年足疾,确实难以承负繁杂的社会工作。他发表启事予以婉拒,但只要是抗日的社会活动,他还是要拖着疲弱之躯,勉力担当。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与各大学校长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他还领衔发表全国大学校长、教授宣言,控诉日本破坏我国文化机关的罪行。

  1937年11月27日,他由丁燮林及妻弟周子竟陪同到香港养病。在香港期间,他仍为全民抗战而奔波操劳。次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举办美术展览会,他参观后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他说:“抗战期间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羽扇纶巾’,‘轻裘缓带’,‘胜亦不骄,败亦不馁’,是何等宁静!‘衽金革,死而不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是何等强毅!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员信,提出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9月22日,毛泽东以晚辈后生的名义给蔡元培发来一函,再提中国共产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创议,信中说:“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聚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欣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

  他虽然没有给毛泽东复信,但是,对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却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对前来探望的刘海粟说:“现在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当权者对救国大业是包而不办。”不满情绪已溢于言表。反之,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是心驰神往。1938年4月23日,吴玉章由欧洲回国,道经香港,前来拜访,两人亲切交谈,吴玉章重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题,他听后高兴的对吴玉章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也。”

  鲁迅生前曾对冯雪峰说:“其实象蔡先生也还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己。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愤地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人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确如鲁迅所说,蔡元培对共产党的革命不甚了然,正是因为不甚了然,所以,他才想多了解一些共产党革命的真实情况。1939年8月,他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的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

  中国共产党始终敬仰蔡元培的高风亮节。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和陈云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公推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半个月后,延安举行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会议又通过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团成员。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

  3月7日,毛泽东即发来唁电:“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3月9日,中共中央又发来唁电,并派廖承志专程前来吊唁。4月14日下午,延安各界千余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蔡元培、吴承仕二先生追悼大会,会场悬满挽联,周恩来送的挽联是:“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这是对蔡元培一生精确、崇高的历史评价,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缅怀和纪念这位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哲人和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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