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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1977年恢复高考——读陈侃章《冬季里的春闱》札记
作者:钱江      时间:2021-04-02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从美国万里归来就到了2021年新年,几天后得陈侃章先生惠赠《冬季里的春闱一一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这部书完整记述了作者和我亲身经历的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的历程。在我读来,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因为这次高考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不单单是我,这部书由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第二个月再次印刷新版,充分表明它获得了广泛的读者认同和喜爱。

《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一书2020年第2版封面

  这部专著的出版,表明对77级大学生的表述和研究,已经走出个例回顾和个人经历的描写,进入了全景化综述和分析的层面,有了丰富的数据化表述。这样的表述具有了宏观的辽阔视野,显示出强烈的历史意识。作者非但是77级中人,而且从历史学专业毕业,由他来执笔描绘恢复高考的全景图画,也是历史的选择。

  刚刚翻开这部书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我的同班同学谢兰荣。

  1.谢兰荣对我说要作恢复高考和77级研究

  2008年9月,我从北京返回母校参加77/78级同学入学30周年庆典。那天来的人很多,活动安排得很紧凑,见到熟人说话都来不及。

  进入礼堂之前,谢兰荣同学突然穿过人群找到我,拉我到人少一点的地方,说:“我想找你征求一个意见,做77级专题研究项目行不行?”

  我当即说,这当然好啊,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专题。

  我确实认为,谢兰荣来做恢复高考和77级研究很合适。她本身就是77级人,后来是教育学教授,担任教育史教研室主任,发表多篇教育史论文,展现出强劲的研究实力。

  谢兰荣打算研究1977年恢复高考的进程,还有77级大学生在中国当代教育中的意义,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对谢兰荣说,这个选题非常好,内涵丰富,值得做。但是有一个难度,就是样本太大,有28万人。样本一大,分析数据很不容易获得。另外需要档案支撑。这个档案阅读量很大。

  她说,你支持这个设想就很好。资料和数据可以一点一点寻找,确定项目,就是确定了目标。

  当时我又说了一句:在开始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题目尽量切小。先做小一点范围的,积累数据和资料,逐步扩大。比如说先从本校的77级学生分析做起,数据和案例就比较容易获得。

  谢兰荣说,那好,我们随后再交换意见。

  说完这些,我们来到会场中心,在那里设置的大型签名板写下自己的名字。我站在谢兰荣身后,她签名的时候,我拍下一张照片,是她的背影。

2008年9月6日,谢兰荣在77/78级学生入学30周年纪念典礼上在签名版上写下名字。

  此后没有再谈,而且从此一别就再也没有见面。6年以后她因病辞世,把期望中的选题也带走了。

  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77级研究做得怎样?我完全不知道。但可以确信,她猝然离去,是中国当代教育史研究的损失。

我的同学谢兰荣教授

  今天,陈侃章的著作表明,恢复高考、77、78级入学这样的重大题材作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学科选题,是必定会出现的。面对这个选题,一定会出现有着真知灼见的研究方案,会有孜孜不倦的钻研者破解谜团,会有条分缕析之笔来完成撰著。今后,这个课题还会有人继续做下去。

  2.恢复高考,回归选拔考试的本来意义

  自隋唐开始科举考试以来,国家组织的考试制度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凡举考试,总体上分属两大类:资格考试和选拔考试。大学招生考试是典型的选拔青年人才深造的考试。中国统一的高校入学考试,是典型的以国家力量组织的选拔考试。

  千年以降,考试规则不断变化,逐渐形成规范。这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规则,按照规则行事。规则决定着人的行为。如果规则经常变化而不规范,人就不会尊重规则,混乱就会成为常态选择。中国当代史上的“文革”就是破坏公正规则的劫难。在这场劫难中,比较规范公正的高考被废止了。

  在选拔考试中,制定和遵循什么样的规范或标准至关重要。公正的社会规则体现出对人才的尊重,并且尊重青年的学习选择。

  1977年恢复高考,从根本上说是恢复了社会的选拔考试规则。具体到大学招生,以什么样的衡量标准为好?以学习成绩为标准,还是以出身(血统)为衡量标准?以何种程度的智力为衡量标准?怎样认识健康权重?或以种族为衡量?以信仰为衡量?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始终存在争论。不同的标准会带来纠葛或冲突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国教育史上,1977年恢复高考已成为专门的研究课题。陈侃章的专著是他长期关注、思考和研究的成果。在我的阅读范围中,这是第一部“恢复高考”专著。此前,对这个命题的论述基本上是以专文或论文的方式来呈现的。

  和专文、论文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专著的篇幅要大得多,更主要的区别是完整性和系统性大大加强了。读者可以由此得到全景式认识。

《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一书作者陈侃章近影

  相应的,专著需要作者持久的思考,具有深广的知识积累,具有敏锐的获得数据和事例的能力,要有周密的构筑系统的组织功力。

  如前所述,1977年秋冬恢复高考似乎不期而至,一举恢复了中断11年的高考,牵动了遍及中国大陆的几千万青年。为期一年之中,77和78级学生近80万人入学,其间演绎出数不清的跌宕起伏的故事,环环相扣,交织成一幅巨大的社会变革场景。全景式地描绘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对作者是巨大的考验。

  陈侃章用这部专著交出了他的答卷。

  3.1977年恢复高考的年龄和学历要求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意见”规定的高校招生对象是:“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

  文下又有3项“条件”:1,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2,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有学校介绍,参加报考)。

  从文句措辞角度来看,这个规定从年龄限制和学历及学力要求上都显得含糊而宽泛,留出了较大裁量空间,而且有相互矛盾之处。

  第3个条件是:“除对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明确的年龄和学历要求外,对绝大多数报考者设立了25周岁和30岁这两条年龄界限。

  但行文中对30周岁的报考者并没有学历证书要求,对25岁的报考者除要求“未婚”一项之外也没有其他硬性要求,这实际上把报名者的年龄上线确定在了30周岁。

  行文有明确的一句话:‘’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

  这句话明显疏漏了在1965年入学,1968年毕业的高中生。

  之所以会有这样明显的“疏漏”,可能是因为文件制定者认为,68届高中生系1965年入学,入学后学习不到一年,即遭遇“文革”,实际上课时间短,受教育质量会低于前两届学生。如果出于这样的考虑,行文中缺失对68届高中毕业生的“注意”是欠周全的。

本文作者在教师节手书白居易诗,献给77级的老师李爱冬、姜择阳教授

  事实上,日后人们广为称谓的‘’老三届‘’,首先是指这3个年份毕业的高中学生。他们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之后入学,受高中教育时间虽有长短,仍是在学历上最接近于高中毕业水准的青年。此后的考试和录取也证明,恢复高考的1977年和1978年,应考的“老三届”高中生(包括68届学生)实力最为扎实,“老三届”是被视为一个整体的。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年代渐渐远去,人们的记忆变得笼统起来,将66/67/68届初中毕业生也归入“老三届”范畴。这和“老三届”的最初概念是有距离的。

  好在招生对象规定得宽泛和含糊,1968届高中毕业生还是能够进入报考大门。他们的年龄亦在30岁之内,“择优录取”对他们是公平的。

  但由于1977年在“招生对象”的表述上存在疏漏,有一定数量的68届高中毕业生在报名和录取中或多或少遇到一些周折。

  笔者的77级同班女同学、北京知青杨向晖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她撰文回忆,恢复高考的1977年,她在内蒙古草原深处插队,在报名参加高考的时候,“在牧场领导的配合下,几乎所有人的报名和政审都得到了通过,却只有我的报名被拒绝了。了解后才得知由于我是68届高中生,而招生文件上指定的是66和67届高中生(原文如此——本文作者注),所以被拒。”

  于是她决心赶到旗(县)里,直面领导要求参加高考。“旗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鼓励我直接去找招办的老师协商。在西乌旗招生的是内蒙古师范学院蒙语系的老师,在得知我冒着风雪步行三百里来参加高考后,为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我在牧场担任中学教师,他告诉我,(自治区)招生文件写了,原为教师的考生报考师范院校,可以不受年龄学历限制。我当即在报考志愿栏填写了师范院校。就这样,我终于在考前那天的晚上9点钟,如愿领到了准考证,并参加了高考。”

  这虽是身边个例,但可以推断,还会有其他人多少受到困扰。事后看来,对报考资格做出比较含糊的规定,倒是可以推导出公平考试后的择优录取。

  1977年恢复高考,只要考生自认为具有高中毕业同等学历,只要所在单位同意,都可以参加考试。对学历的认定基本是虚设的。只要参加了高考,最终以考试成绩为基本依据。考试成绩才是作为基本依据。

  恢复高考的公平性表现在这里。

  陈侃章在新著《冬季里的春闱一一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一书(2020年出版并再版)中有专门的一章《恢复高考与文化大革命期间招生工作意见比较》,采用表格排列的方式,使两者的差异一目了然。

  1.浩劫中的“文革标准”强调了什么

  1973年对招生对象的基本要求是:“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年龄20岁左右,一般不超过25岁,未婚。”

  恢复高考将考生的文化水准提高为“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1973年规定的政审条件是:历史清楚,热爱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注意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对考生家庭出身直系亲属和有影响的主要社会关系都要调查清楚,要有证明材料。

  上面这段文字中,与“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相关的表述占了大部分。这样的强调表述将非普通劳动者家庭出身的青年群体置于不利地位,实质上是排斥的;要求对考生的直系亲属和重要社会关系(即主要亲属)调查清楚,则需要付出工作成本和时间成本。在当时社会环境里,受教育程度上较高的家庭往往社会关系较多,自然会比较复杂。提出“调查清楚”的要求往往使政审者为了“提高效率”和保证自身安全,于是加以放弃。

文革中,“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大学。

  “文革”中乃至此前的高考招生中,国家政策将出身“成分”的作为政审的前设条件,将政审列为报考者必须在第一步就迈过的先提条件。这种政审的依据,并不以个人表现的正直还是虚假,进步还是落后来评判,首先看家庭出身是否为“地富反坏”、父母是否戴上“右派”帽子或属于内部控制的“右倾”人员。“文革”中,在这些“不良出身”中又增加了“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多种“坏成分”。不仅如此,如果报考青年的亲戚中有港澳台及其他海外关系等等,即成为他迈进大学的重大障碍。

  尽管在当时为了平抚这部分难以进入大学的青年的情绪,在政审条件中会使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也有极为少量的“可教子女”侥幸进入大学,但数量微小到可以疏略不计。

  2.恢复高考确立的政审标准体现了什么

  从1958年起,对参加高考的学生进行“政审”——政治审查,主要审查报考学生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政审结论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凡出身“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家庭、或主要社会关系身在海外的,及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基本上归入“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

  1977年恢复高考的政审规范表述为:“考生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

  新的政审标准是邓小平审定的。他本人的表述是:“政审,主要是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总之,招生主要是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陈著引用当年“招生意见”的起草者之一杨学为的回忆说,文件的起草者们把邓小平写的政治标准拿来一看,上面没有写着“拥护共产党”这句话,于是就把这句话加上了。因为他们觉得,不知道是邓小平忘了?还是故意不写?总之起草者们把这句话补上了,“拿去政治局讨论,就通过了”。(见陈著第54~55页)

  但不管怎样,恢复高考的政审文字表述中不再纳入阶级划分和斗争的概念,缓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进步。

  “政审”(即“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实际上主要是看本人品行,若无不良记录则视为合格。政审要求中去除了对“阶级觉悟”、“路线觉悟”的文字表述,这就摧毁了“文革”中“推荐制”的基础,将过去奉行的“觉悟为优”(实际上是以血统基因为优,推崇阶级仇视)推向后去,将高考成绩提到前面。

  恢复高考,关键之举就是确立“择优录取”这个最根本原则。它在确定何者为“优”时,实际上将高考成绩列在首位。

  由此,每个考生首先要全力争取的是优异的考试成绩——通过分数来体现;考生将主要精力用于掌握基础知识,将尽可能高的考分作为能否入学、能否学习自己心仪专业作为最重要的争取目标。国家的重点大学由此录取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在“文革”中不是这样的。当时有一部彩色故事片《决裂》,用镜头颇为生动地表现出“文革”招生特色——电影中的主角一把拉起一位有心上大学的青年的手,手上皮茧甚厚,那位主角大声宣布,这满手的茧子“就是资格”!在后人看来,已经成为一则笑料,尽管是悲苦的笑料。自然,持极端观点视之“艳若桃花”者也有,正所谓“文革”殷鉴未远。

文革中的1975年摄制的电影《决裂》画面

  3.恢复高考后77级大学生中“工农兵成分”

  恢复高考前的1977年里,教育部先后两次召开高校招生工作会议,通过了两份招生报告,有一个共同点是要求增加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

  1977年6-7月间的高校招生会议决定,当年将招收5%(大约1万名)高中应届毕业生。当年10月,教育部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后,向国务院提交的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中,将这个比例提高到20-30%,但有一个附加语:“以选优为原则,可高于或低于这个比例”。

  实际上,1977年恢复高考根据“择优录取”原则,无形中排除了这个比例。分析1977年高考成绩,由于“文革”中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学习连贯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并没有在考场上取得成绩优势,反倒是校外“社会考生”占据明显优势。尤其是“老三届”中多少有过高中学习经历的青年,他们的考分优势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有一些地方提高了在校生的录取分数线,使应届考生的录取人数进一步降低。因此,在77级大学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比例很低,是当年77级学生的普遍感觉。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对77级学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的较具体统计数据。这显然是向进一步研究者提出的任务。

  “文革”中大学生的主体是“工农兵”,因此这些大学生也有“工农兵大学生”之称。

  那么“77级大学生”的主体是谁呢?

  可以肯定地说,77级大学生的主体是在“文革”中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到农村牧区当“知青”的青年人,他们的本人成分应该视为农民。

  77级大学生中包括城市工厂中的工人,其中有许多是已有“上山下乡”经历,此后进入城市工厂的工人们。他们的本人成分自然是“工人”。还有相当数量者,是教育工作者和各行各业的从业者。

  可以肯定地说,77级大学生的主体是农民和工人。这个主体和“文革”中的“工农兵”成员相比,“工农成分”没有减少,只是军人学员减少了。在“文革”中,先后“上山下乡”或“回乡”的知识青年有两千万人之众,他们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被期望走进考场的人。

  作为一个群体的增减来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77级大学生中的现役军人明显地减少了。

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时的一个考场

  本文作者读过各行各业许多77级人的回忆文字,唯独很少见到77级中的军人。广而推之,即便是78级学生中,军人也很少。由此推论,在恢复高考时,军人报考大学可能受到了某种制约。1979年之后,军人学生的人数或有所回升。这个情况是怎么形成的?还有待解题。

  77级大学生中的“工农”成分肯定是占主体的。

  同样是“工农兵”,同为大学生,“文革”中的和1977年大学生中的“工农兵”群体,有了质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77级学生入学,使大学里增加了高质量的、文化程度整齐的青年人。

  这种“质”的不同,主要是通过文化考试筛选出来的。从文化水准衡量,前者平均文化程度为“初中”,有一些仅为小学文化程度;而恢复高考后的77级大学生,具有整齐的高中文化水准,有些甚至更高。

  1977年冬天,580万人走进了高考考场,在他们身前,已有数以百万计的青年被“初试”筛选出高考考场(应该认为,他们也是高考的参加者)。最后,这些人中的将近28万人成为77级大学生。

  4.77级大学生中有两类青年以往难以入学

  既然结束了文革动乱,简化了政审标准,确立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这就大大降低了“文革”中因家庭出身受到制约的好学青年迈入大学的门槛。以笔者从身边得来的感受说,过去家庭出身为“右派分子”和“资本家”的青年,摆脱了“出身不好”的桎梏,可以凭借优异成绩走进大学了。

1978年初春,北京大学的77级大学生开学典礼

  1957—1958年间,约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使过去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扩大为“黑五类”——1957年反右运动后,中央正式文件中将右派分子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称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1959年8月16日通过的庐山会议决议中写道:”:“……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的改造,离完成还很远。”但自当年决定为右派分子“摘帽”、直到“文革”爆发前,各种正式文件及报刊上只提“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文革”中又将“右派”归入,复称“地富反坏右”“黑五类”。

  尽管大部分右派在1959以后先后摘去了帽子,仍被视为“摘帽右派”继续留在“黑五类”范畴中。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进程中,许多地区将“摘帽右派”从“黑五类”中剔除了。这或许可以看作几年后为右派这个群体“改正”的先声。

  55万右派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人受过较高程度教育,他们的文化修养影响了子女。“反右”运动发生在1957-1958年间,到1977年恢复高考,部分被“划右”人员的子女恰好处在报考范围之中。

  笔者所在的77级一个班58人,其中有“右派”(均为“摘帽右派”)子女4人。他们在此前的“文革”岁月里,无论怎么努力也上不了大学。但在1977年,大学之门向他们打开了。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请示报告》。右派的子女可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某种程度上是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改正”划右错误的先声。

  和他们一起走进大学的还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

  临近“文革”的时候,大学录取时对“家庭出身”的政审管控日趋严格。“三年困难”过去之后的1962-1963年两年里,对于资产阶级或可视为“民族资本家”,看作“革命同路人”;资本家出身的青年,如果高考成绩特别优秀,尚有被大学普通专业录取的可能。但从1964年全国范围开展“社教”运动以后,阶级斗争之弦绷紧,“资本家”逐渐被视作革命的敌人。“文革”中,“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之后,资本家排列在“不可录取”的第六位。

  1977年恢复高考时,对资本家出身的青年,没有了“不宜录取”限制,笔者的同班同学中,有3人出身在这样的家庭,均为“老三届”高中学生,都在农牧区下乡多年。

  综上所述,笔者一个班里,有7人在恢复高考时甩掉了久久压抑的“家庭出身“枷锁走进了大学,占全班人数的12%。还有别的学生在这年摆脱了出身株连的阴影,这将在下文中讨论。

  如有更大样本,就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里说明问题。

  77、78级学生走进大学之后约20年,这两届学生对入学经历的回忆和记述文章明显增多了。199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钟岩的《中国新三级学人》,主要记述77/78级学人经历。此后又有多部关于他们的入学回忆录或记述专集出版。进入21世纪,这样的文章和著作增加得更多。这两届学生以专业和班级为中心编辑的纪念文集已经难以胜数。

  这些回忆和记述文章,包括汇集这些文章的专集,大部分是以个体经历为中心的回忆和记述,最大特点是生动准确地记录了这两届学人走过的独特道路。

  陈侃章的《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则是一部包含大量数据和事件分析的综述性专著,以22万多字篇幅,全面叙述“文革”结束不久的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程,阐述和分析了次年春秋两季走进大学的77和78级学人的显著社会特点。这部专著是对1977年恢复高考不断研究的深化,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史和中国考试史方面引人注目的成果。

  对于那一段难忘时日,从1977年的招生会议,到年底高考,再到77、78级大学生走进校园,这一年半时间里围绕恢复高考的各个重要节点,陈侃章的著作都有叙述。这部书,若由77和78级当事人读来,忆及当年,会有惊心动魄的感觉,感慨不已。

  作者陈侃章恰是77级学人,攻读的正是历史学专业,是完成这部著作的极佳人选。

  有感与此,读到《冬季里的春闱》最后一页,当即写成八句,呈作者陈侃章学长——记77级学生入学之时:

  雪化冰消梦作真,

  荆玉生烟春色深。

  书城顿布攻关手,

  学海纷驰竞渡人。

  梳羽鲲鹏思展翼,

  蔵锋笔墨待输诚。

  满天星斗凭栏望,

  浩宇倾闻雏凤声。

  读陈侃章新著《冬季里的春闱》感怀

  1.从个体回忆和记述向总体研究的迈进

  当年入学时,身在庐山中,不知真面目。如今行路既远,视野渐渐开阔,许多当年不知情处渐渐显露。

  回忆、研究和记述,通常是从个体(个案、个例)开始的。个体指需要研究的总体中一个特定的主体。这是研究和记述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总体研究和综述也就无从谈起。经过20-40年积累,在今天回首恢复高考历程,已经进入数据性综合研究和记述的阶段,陈侃章的著作正是这样做的。阅读这部书,会对1977年恢复高考,对77/78两届大学生有整体的了解。

  整体研究有3个特点:一是大量性,需要研究的总体数目巨大。二是同质性,是指总体中的每一个数据(亦即个体)彼此之间有相同性质。三是变异性,是在总体研究中分析各个数据之间的差异。这也是深入研究恢复高考和77/78级学人的方向。

  这个命题充满挑战性。恢复高考进程头绪繁多,起伏不止,各地情况各不相同,色彩纷呈。这段过程中,还有许多人们尚不清楚的地方,需要研究者在采集和钩稽史料中付出艰苦的努力。就目前看来,数据性综述和分析还存在明显不足。这样的研究课题往往需要团队努力。

  做77/78级学人研究和记述,难点之一是样本巨大。两届学人超过70万人,几乎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此后的人生道路则各不相同。衡量他们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人生,需要设立多样的标尺。

  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探究没有穷尽。正是山峰高险激发了攀登者的信念和决心。1977年恢复高考具有开启一代新风的广泛社会意义,77/78两届学人的主体深深地汇入了改革开放历程。这样的题材决定了会被广泛关注,会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

  2.1977年两次”高招“会议为何持续许久

  恢复高考,确立了“择优录取”原则,就会导致录取学生的决定权,从“文革”中的生源所在地转移给大学。这是由高等教育的选拔性和专业设置决定的。

  1977年一年中,为大学招生先后召开了两次招生工作会议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从6月29日开到7月29日,整整一个月。第二次招生会议开得更久,从8月13日开到了9月25日,历时45天。

  按说这两个会议的议题非常集中而且明确,为什么会开得如此之长?

  事后看来,除了第二次会议的后6天,两个会议的共同特点就是议而不决。主要的变化是,第一次会议确定当年高校录取应届高中毕业生5%,第二次招生会议经过一个月的讨论,把这个口子开得更大些,拟为20—30%。

  两个会议都将很长的时间用于声讨“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干扰和破坏,许多会议发言是重复的。但是前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不确定当年恢复高考这个关键;后一个会议不愿意改变招生程序,还要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过去的“政审”方式。简而言之,是有些人不愿意将录取决定权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原则交给接受学生的学校。说到底,是舍不得“推荐权”和“政审权”从生源所在地旁落。因为一旦恢复高考,“推荐权”就消失了,“政审权”也就大大弱化了。

  几年前,笔者曾向当年两次参加招生会议的高等教育考试制度研究专家杨学为先生请教。他说,这两次会议都出了很多简报,他在编撰中国高考文献的时候都看过,选载了一部分,看来选取的少了一些。对这些会议简报,教育部都作为档案资料保存。如果今天和今后的研究者阅读了这些档案,会对当时的情景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他说,但是有一点,这些档案文献中可能没有记录,就是参加招生会议的代表,大多是各省区市教育部门的领导人,或是负责教育事务的地方领导。他感觉到,其中有一部分人的口袋里可能是带着“条子“的,早就有人在打点他们,请求在高校录取的时候高抬贵手。因此这部分人倒不是真的不愿意恢复高考,他们也看到了“文革”中的做法妨碍了高等教育事业。他们是希望把恢复高考的日期往后拖,至少拖过今年。有些人可能存有私心,因为一旦当年恢复高考,已经在口袋里的条子就全都作废无效了。

  本文作者对杨老先生的上述说法,作尽可能准确的记录。待到今后的研究者有机会阅读到比较完整的档案时,今天的记录或有些许参考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所有在1977年排除阻力支持恢复高考的人们,值得送上感激之情!他们将封冻的一堵冰岩撬开了,人们在历史浩劫的长长隧道尽头看到了突然闪亮的阳光。

  3.摆脱桀恶,思想启蒙的光芒升腾

  闯过了激流险隘人们应该心存感激,要知道、要念想有许多同龄人没有得到种种机会垂青,一旦潮头涌过,流水逐波不再重来。

  笔者与杨学为前辈讨论恢复高考进程的时候,向他提及本班同学中有4人的父亲曾遭遇1957年大风暴,他们都为自己的孩子因恢复高考走进大学感到欣慰。

  杨学为先生应声说道:“那要感谢负责录取的老师,他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了!”他说,当年这一届中,也有一些同样情形的青年,因为这个原因被挡在大学门外了。这道壁垒,要在1978年夏天才基本消除。在这一点上,78级学生更幸运一些。

  听杨学为前辈这样说,我分外感谢我的老师谢春明。他是系总支书记、是录取本校77/78级学生的主要主责人之一。他不但录取了本班7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且承担责任地录取了1955年“胡风”一案中胡风的儿子张晓山。

  要知道此时的胡风案还没有平反,胡风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在内蒙古农区插队已届10年,1977年时已经30岁。谢春明教授勇敢地承担责任录取张晓山,已被诸多中国教育史著作引为案例。后来,张晓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在农业经济研究方面卓有成就。

  十载文革写伤痕,

  高考讯来万象更。

  屈指卅年风雨路,

  灵台无语谢师恩。

  2008年8月,笔者写给恩师谢春明的条幅。写成装裱,期待陪同谢老师重返曾经的执教之地、我的母校——现在的内蒙古师范大学。谁知就在9月里,谢春明教授辞世。这幅字没有及时送到他面前,为此深为痛惋。

谢春明教授,摄于1990年。

  由于恢复高考,77级学生的家庭成分较前多元化了。回顾起来,其中有一类青年没有踪影,就是“地富反坏”即“黑四类”家庭子女。不能说这个群体中的青年人就无人有能力闯过恢复高考这一关。这个群体有相当的数量,但是他们命运多舛。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胡耀邦主持制定的《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凡多年来遵守法令的地富反坏分子都“摘掉帽子”,给予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者,本人成份定为公社社员,凡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等“主要看政治表现”。

  此时已在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根据1977年底统计,全国尚有地富分子469万人。这个数字比建国之初明显减少,仍比1957年产生的“右派”群体庞大得多。

  划定地富成分主要起于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1950年前后为高潮,受到这种成分直接影响的青年和幼孩,人数相当可观。由于划定时间早,待到延续至1977年恢复高考,地富子女的“适考”年轮已经在长期“阶级斗争”的激烈跌宕中销磨殆尽。在最强调“阶级斗争”观念的年月里,如果出身地富家庭,上高中都困难,遑论大学,因此在77/78学人中几乎见不到他们。想到这一点,足以感受岁月淘洗的严酷。

  正是改革开放,给所有公民以平等的尊严。恢复高考,则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在知识面前人是平等的。

  4.记住那个冬天和春天里的故事

  经历了那场高考,蓦然回首,才发觉一路走来不易:十余年从未经历考场,不知道从何考起?考场门外积压了13年里的高中生和初中生,至少2000万人之众,最后走进大学校门的,会有茫茫沙海中那个满面尘土的青年吗?没有时间复习迎考,完全靠自身的知识积累,能不能突破考试这一关?政审壁垒还没有完全消除,即便考试过关,能不能通过“政审”?带着这么多疑问,怎么就能冲关过隘闯过来呢?闯过来就是一片新天地了。

  回想亲身经历的1977年高考,笔者总会追忆,顶着12月凛冽的北疆寒风奔赴考场的早晨,前往县城的卡车上,我用一只手紧紧抓住车帮,很快冻僵了,几乎失去知觉。

  那天,从内蒙古西部大沙漠中的乌兰布和农场,开出挤满了人的3辆大卡车,全团(也就是整个农场)有150余名“知青”到磴口县城参加了两天高考。他们的主体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山东、河北、浙江的“知青”。

  几个月后,录取了3名本科、2名中专生。

  那个冬天和春天里的故事不会被忘却。

  自毕业离开大学之后,曾有机会到大学为年轻学生讲课。和教师们讨论我们身后一年复一年走进大学的青年,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说77/78两级学生,还有79级学生,总之是7字头的,是学习最为刻苦的“三届”。是不是这样?确实应由长期在校园中生活的过来人印证。

  其实,发愤攻读者代不乏人,77/78两级学人努力学习的精神固然可贵,然而回忆起来,最令人心旌飞扬的,还是这个群体在当年展现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心胸,以及在启蒙思想照耀下萌发的对思想禁锢、对“文革”浩劫的批判精神。有那样一种火热情怀,刻苦学习的劲头自然会迸发出来。

  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77/78,还有79级学人,自然是复杂的事情。看起来,应该是设立多维评判标准,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等多方面出发加以考评,这是教育史学科应当设立的目标。

  应该以跨世纪的眼光来审视77/78两级学人,在他们的绝大部分人已经走出工作舞台之后尤其应该这样看。

  阅读陈侃章的著作,当年情景会一遍又一遍在眼前浮现,晨读夜读,课上问答,课下激辩,还有深长的思索。

  1978年10月初,78级学生在北京大学报到。这张照片是左1女生彭艳向笔者提供的。她撰写文章叙述了这张照片的产生过程。

  77/78学人们,还记得那时的火热情怀和理想吗?

  走出了校园的日子里,遇到摧折这火热情怀的力量,你尽力阻击了吗?

  在世态纷繁的环境里,还坚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吗?

  这也是在今天言及恢复高考和此后三个“7”字头学生时不容回避的。

  任何群体都不可能完美,那两届或三届学生也是如此。他们身上存在的局限性和缺点,甚至还和时光一道延续,以致在渐渐销磨、掩去他们入学时闪现的光芒。历史的记录者会感到惋惜吗?

  自从历史研究也进入“现代”之后,数据评判变得必不可少,研究恢复高考历程,研究77/78级学人的时候也是这样。高等教育已经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们关心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会成为人们长久关切的命题,每过若干时候总会反复提出。在这样的进程中,人们的认识会逐渐全面和深化,也是必然的。

  人们在进行这样的回顾和研究时,陈侃章的《冬季里的春闱》会被反复提及。希望经历那场“春闱”冶炼的精神长存于世。

  (全文终)

  (202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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