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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五讲四美三热爱”溯往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21-02-24   来源:公众号“ 八十年代”
 

  “五讲四美”是:“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是:“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后简化为‘热爱党’)”。

  这是两组语汇,是叠加形成的。最后连在一起,时间跨度有三年。

  这场轰轰烈烈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尤其是青少年,没有人置身事外,都不同程度地成为这场活动的“一分子”。这个词,也成为那个年代的广泛流行术语。

  然而,这又是一场虎头蛇尾的活动。1981年,这场活动算是局部行为,1982年3月,由中央发力,推向全国,到1985年2月,却戛然而止。何以如此?给正在读大学的我,曾留下诸多想象空间。

  “精神文明”催生

  1979年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副院长的李昌,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概念,胡耀 邦对此“热烈赞同”,“两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980年12月,李昌在致邓小平的一封信中,对“精神文明”予以系统阐释:

  它既包括教育发达、科学昌明和文艺繁荣等实体部分,同时也包括道德、传统、风尚等意识形态部分。比如:有理想,即有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理想;讲道德,即个人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遇有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民主团结,勤劳朴素,学文化,重科学,讲卫生,有礼貌等。前者(实体部分)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们可以努力推进的,而后者(意识形态部分)则是广大人民都能出力参加建设的。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动员工农商学兵、男女老青幼参加这个建设,从而把广大人民的思想集中到一个明确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目标上,更有力地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工作。

  这封信,应该是这次讨论的一个体现,就“意识形态”层面,已经有了“五讲”雏形。讨论的结果,也写进了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

  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表述,第一次进入中央文件中。

  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予以强调:

  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略掉了“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一句,把精神文明的范围框定在“科学文化”和“文化生活”的提高上,更实在,更接地气。

  1980年2月12日至13日,胡 耀 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讲话中,把“精神文明”概括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达不到这三个高峰,不能叫四个现代化。”

  1980年3月3日,胡在全国科协代表大会讲话中说,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需要组织亿万人民群众一步一步来做。要抓住突破口,把精神文明建设变为人民群众的实践行动。

  “三个高峰”是“精神文明”的远大目标,“人民群众的实践行动”则是当下应该实实在在做的事情。上着天、下着地,精神文明建设就有了方向。

  “突破口”在哪里?在胡看来,就是扭转 “文革”结束后道德滑坡的社会现实,建设社会新秩序。

  打开国门,民航系统的服务水平,是展现中国的一个“窗口”。民航向乘务员提出了讲文明礼貌、讲秩序纪律和语言美、行为美等要求,胡耀邦认为这些要求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来说也是应当具有的。他指导中宣部和共青团中央等有关单位加以研究,如何在全国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文明礼貌活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

  无锡第34中学开展语言、仪表、行为美的审美教育活动。1980年6月,中央领导同志看到了他们的经验总结,予以肯定,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社会风气上要来一个“五讲”。

  在对精神文明的宣传中,“五讲四美”的内容,呼之欲出。

  团中央提炼成“五讲四美”

  此时,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的高占祥,从青年工作自身的特点,动了一个念头:“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既适应于今日社会又能深入千家万户的道德规范呢。”

  这个念头,源于《论语·尧曰》篇中“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一语。高占祥还认为,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还有许多易读易记的准则与规范,如“三法三行”、“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三纲六纪”等等,虽然“其中也渗透着封建文化中一些消极过时的糟粕”,但可以“旧瓶装新酒”。高占祥在湖北省武汉市搞了试点,首先提出了“三美三讲”。

  此后,高占祥找到了团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一起研究,根据武汉和无锡等城市的一些经验,还有在“文革”前的五热爱,加以凝练。这其中,就有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现今仍然健在的魏久明。

  据魏久明回忆,讨论中,先提出了“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后为照顾青年人爱美的特点,又提出了“五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仪表美、环境美。”

  据高占祥回忆,“五讲五美”提出后,提交共青团中央在江苏镇江召开团省市委书记扩大会讨论。与会者对“五讲”没有意见,但对“五美”中的“仪表美”有激烈的争论。

  那时,国门初开,喇叭裤、牛仔裤这类“洋玩意”,在青年中流行,并被穿惯了中山装、草绿军的人认为是“奇装异服”。现在还提倡“仪表美”,在有些人看来,是助纣为虐了,就被上纲上线到“这到底是要把青年引向何方?”的高度。最终,“仪表美”被删除,剩下“四美”。

  “五讲四美”提到中央层面讨论时,“心灵美”也差点被DEL。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对这一“美”有意见。黄说:“心灵美”是基督教的语言,我们何必搞这套东西呢?

  听到反馈意见,高占祥只好引经据典:“心灵这种说法,革命导师用过——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

  有人再质疑:列宁提到心灵可能是翻译得不准确,毛主席有没有提到过“心灵”这个词?高当时一下子没想出来毛在哪里用过“心灵”,但他想到毛用过“灵魂”这个词——“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他说:“灵魂比心灵还要有宗教色彩。”如此,“心灵美”保住了。

  那时,已经公开批判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那是政治层面的子之矛、子之盾的需要,思维方式上的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至此,“五讲四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得到广泛的认可。

  1981年2月25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委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9个单位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倡议》指出,这一活动“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

  1981年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宣传、教育、文化、卫生、公安等部门,“积极支持各群众团体开展文明礼貌活动,把它作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抓好”。由此,以“五讲四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

  “全民文明礼貌月”

  1982年2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 活动的报告》,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并规定:1982年的“五讲四美”抓好三件事,搞好环境卫生,解决一个“脏”字;整顿公共秩序,解决一个“乱”字;提高服务质量,解决一个“差”字。

  2月28日,国务院总理发表电视广播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都来积极参加这项活动。同日,北京党政军民学200多万人走上街头,打扫环境卫生,维持交通秩序,宣传文明礼貌,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以浩大的声势和扎实的行动,揭开了“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序幕。

  1982年4月24日,胡 耀 邦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讲话中说:

  有些工作则要及时总结,比如全国开展的“文明礼貌月”、“五讲四美”等活动就要及时总结,研究一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有什么典型,有什么问题,今后怎么办。我看,各级宣传部门都要根据工作的进程和人们思想的变化,一年要抓一批题目,研究解决。

  于是,4月26日至5月4日,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座谈会。总结了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成果和经验,着重讨论了如何经常地、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问题。

  5月28日,中央转发这次会议的纪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五讲四美”活动,以及“全民文明礼貌月”等活动,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创造的具体形式。这些活动已经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充分肯定,不断充实和提高。这些活动本身,也要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长期进行下去。

  1983年3月,形式如同1982年,依然是国务院总理发表讲话;1984年3月,“格”有点低,由常委李先念发表讲话。1985年,则突然停止了,原因下面再说。

  叠加“三热爱”

  在“五讲四美”后面加上“三热爱”,是胡乔木的意见,时在1983年3月。

  自1979年开始,随着思想的解放,经济学界开始讨论社会主义的阶段分期问题。既往的认识是,进入社会主义后,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或者说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可是,于光远、冯兰瑞、吴江等等参与讨论的人,则先把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放下,讨论我们走过了近30年的社会主义。讨论来讨论去,比较一致的共识是,社会主义也要分阶段,目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1981年6月,这一说法,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9月1日,又出现在胡耀邦的十二大报告中。

  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秉持的还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的既往认知,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同。他认为,这场讨论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怀疑;他公开讲:共产主义就在脚下。为此,他在不同场合对“初级阶段”论者提出批评。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吴江、于光远、冯兰瑞、温济泽等人的回忆。

  从后来的十三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为主题看,也可反衬出当年的讨论中,胡乔木多少有些势单力孤。不过,到了1982年3月,胡乔木很快有了“吾道不孤”的欣慰。

  1982年3月23日,邓力群在北京一个理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旗帜鲜明地支持胡乔木。那时,邓力群正准备接任中宣部长。

  1982年4月初,邓力群上任。同在4月,王震任中央党校校长;胡绩伟离开《人民日报》;杜导正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这个4月,可以看作是前3年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紧接着,媒体开始了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胡乔木主持起草十二大报告,把精神文明加了多处共产主义的内容,并与邓力群一起,在十二大召开前就确定了十二大宣传的主题: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十二大后,这一主题的宣传更被强化。

  1983年3月1日,以中宣部名义发了一份名为《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研究提纲”。“提纲”说: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以后,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我国的共产主义实践,已经是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实践。”

  “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提纲”为了让干部们明白,特别说明:

  这不仅是个名词和用语问题,而是要有科学的概念来表达我们当前的社会性质和我们从事的实践活动。共产主义好比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大厦的门外,而是已经进入了大厦的门内。进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已经不仅是一种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现在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政策,也就是共产主义在今天的实践。

  在形成这个“提纲”的过程中,胡乔木认为,“五讲四美”提法有缺点,就补充了一个“三热爱”,把十二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进去了。于是,1983年第二个“全民文明礼貌月”后,“五讲四美三热爱”就成为一个固定语汇,在全国盎然起来。

  3月30日,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万里任主任,邓力群、黄玉昆任副主任。各地与中央“对表”,也都相应地成立了此类机构,统称“五四三”。中央叫“委员会”,地方多数叫“办公室”。

  1984年,第三个“全民文明礼貌月”,阵势也强大,李先念发表电视讲话;“五讲四美三热爱”进一步被强化。

  主任万里叫停

  为了迎接1985年第四个“全民文明礼貌月”,中央“五四三委员会”很早就发出了《一九八五年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要点》;2月下旬,中宣部等相关单位,召开筹备工作会议。

  2月27日,是最后一次会议,“五四三委员会”主任万里要来讲话。快散会时,万里匆匆赶来,就几句话:“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礼貌月”活动搞了几年,看来各地走过场、搞形式主义一阵风比较多,效果不好。昨天我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了这个事,定下来今年就不搞了。

  与会者立时目瞪口呆。

  为何会突然叫停?参加会议的亲历者也不知道。请知情者教我。

  第四个“全民文明礼貌月”,不仅中央在筹备,地方也在筹备,突然叫停?怎么向地方解释?

  想来,中央“五四三委员会”应该有个文件下发。我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但看到了辽宁省的刊物《宣传动态》,刊登了“省五四三办公室供稿”的《要正确认识今年不再单独组织“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决定》,内容应该是根据中央“五四三委员会”文件精神来的。

  如何“正确认识”?“决定”说:

  自从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以来,全国文明礼貌月已经举行过三次,起到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各地治理“脏、乱、差”已经逐步走向经常化、制度化。因此,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决定,今年活动的方式要作适当改变,不再单独组织“文明礼貌月”活动。要从今年第一个月开始,就扎扎实实地抓,一年重点抓几次。

  “决定”又说:

  决定不再单独组织“文明礼貌月”活动不是要求低了,而是更高了;我们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对于这一点切不可有任何松劲情绪。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把这一活动落到实处。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经常化、制度化”后,慢慢地淡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现如今,只成为镌刻在脑海中的1980年代的标志性记忆。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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