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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邓小平时代:那些公忠体国的共产党人
作者:祝华新      时间:2021-02-23   来源:公众号“党报旧闻”
 

  感念邓小平时代,是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崇高敬意,也是对“文革”劫后余生的执政党团队的感佩,对政通人和时代氛围的缅怀。

  2月19日,又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忌日,伟人驾鹤西去转眼24年了。

  作为60年代生人,我们的人生与小平息息相关。记得“文革”结束后一个初春的早晨,“人民公社”大院内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一时议论纷纷。县公安局局长赶来,拨开人群,走近看了看,忽然掏出一块布擦掉标语,对围观的人群说:没事了,大家回去准备过年吧!人群中就包括正在念初二的我,那一刻,我朦胧地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至今想来,停止风声鹤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个早晨具有象征意味。我想,这就是回归常识、政通人和的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身边有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实干家团队。这个团队从革命战争的硝烟中走来,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伤痕累累、几起几落,沉痛反省传统体制的弊端。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和人格力量为感召,他们的身上洋溢着与民更始的道德勇气,调和鼎鼐的政治艺术,攻坚克难、打开新局面的成事能力。例如,安志文在“文革”前做过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文革”后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安老说:“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诚心诚意地学计划经济,诚心诚意地改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搞计划经济时我一马当先;搞市场经济更要义无反顾。”

胡耀邦的“手舞足蹈”

  80年代在体制内的重要场合,时任总书记胡耀邦说着说着便站起来,或高举双手,或握拳舞动的情景。他的讲话特别有鼓动性,让年轻的我们心潮澎湃。感觉世界正是我们这个年纪,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国家将在我们这一代人及身而成!

  耀邦是走过雪山草地的长征“红小鬼”,经历过战争年代和党内斗争的残酷考验,却依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从没有整过人,也没有防人之心。过来人忘不了1978年耀邦同志在中组部主持工作时,每天收到约500封要求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33封,通过其他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也一一过目;忘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忘不了在耀邦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沉冤22年50多万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获得改正,“61个叛徒”等大案要案迅速得到解决。(1989年4月22日人民日报《11亿中国人民为你送行》)

  当年党内也有人议论耀邦举手投足,激动起来常呈手舞足蹈状,与领导人的身份不符。但更多的人喜欢并敬重耀邦的率性而为、光明磊落,衷心认可他为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同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都有深切的感受,他一身正气、品节高尚。”

杜润生:善于说服老同志

  80年代改革中,有两位锐意改革,又与老同志保持良好沟通,善于说服、凝聚共识的大将,就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

  杜润生做过50年代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与部长邓子恢一起,主张合作化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邓子恢被指责“右倾机会主义”,靠边养病,杜润生被调离农村工作部。“文革”后杜润生复出,以66岁高龄重返农口,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带着年轻人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奔走农村做田野调查。

  人民日报记者吴长生1985年初春曾随杜润生到浙江考察,前后近半个月。杜润生问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你能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概括一下温州成功的经验吗?袁书记略略迟疑,吐出两个字:不管。大家还没缓过神来,杜老已经频频点头了:好个不管!搞商品经济,我们都不懂;如果管,只能是胡管乱管,或者是按我们熟悉的老一套去管,那只会限制农民创造。不管,好啊。

  吴长生认为,杜老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灵活的运筹能力,周旋于蓬勃的改革冲力与僵化的体制障碍、“正统”思维之间,缓和冲突,化解阻力,鼓励创新,引导改革冲破羁绊、绕过险滩,步步向前。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不许”到一年多后的“不要”,又到一年后的“可以,可以,也可以”,最后发展成燎原之大势的。

  杜润生说过:包产到户最大的难点是毛主席生前不赞成。杜润生说服党内老同志的办法,就是对农民的这项大胆创造,用体制内语言进行了包装,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概念。“包产到户”是奶名,还要有一个学名、官名。1981年在国务院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杜润生就家庭承包与集体经济的关系做出了一番精妙的阐述:“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它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了。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中国农民有了一点自由,是能做出很多创造的;不给他自由,他有可能变成你的包袱。选择土地公有、家庭承包,这种半公有、半私有的形式,既满足了农民对家庭经营的偏爱,使小私有者的积极性得以发挥,又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这番话,既保住了当初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面子,又给农民交还了自主经营的里子,在体制缝隙中奋力拓展改革空间,真是煞费苦心。

  据杜润生观察,时任党主席华国锋、老资格的副总理李先念,“文革”后一度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都很重视农业,但“唯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随着农村形势的日益好转,这几位老同志的思想也有变化。曾经给人民日报批转读者来信、试图制止包产到户的王任重,调离国家农委前,与杜润生有过一番恳谈,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提还是应坚持集体化。

  王任重的恩师李先念,曾将信将疑地问过杜润生:“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杜润生回答:“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税费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这位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第三号人物长叹一声:“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党内还有一位老同志王震,做过农垦部部长,听说国营农场也搞起家庭经营,拖拉机下放,大骂你们要把先进的机械化搞掉,是“败家子”!杜润生很会揣摩老同志的心理,从王震将军“带来的兵”生计角度,解释说:“大农场还保持原来规模,只是分散一部分边缘土地给工人家属。你带来的兵都成家了,下一代青年的就业问题非常严重,城市又不好进,不开个路子怎么行?现在实行的‘国营大农场带家庭小农场’,机械还是农场所有,家庭可有偿使用。”王震听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

  据杜润生自述,此后,李先念、王任重、华国锋都不再坚持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李先念这代老共产党人在现实面前的诚恳,以及内心深处对传统观念的固守,令人唏嘘。直到1989年4月,李先念忽然驱车来到毛泽东题写过“人民公社好”的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视察,栽下一棵雪松作为纪念,挥毫写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8个大字。雪松和题词仅仅是一种怀旧,还是一种婉转的表示?

杨易辰:还是尊重群众为好

  1980年9月,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会上发生激烈争议,一些老干部坚决主张“包产到户”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应该明确不准搞。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

  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杨易辰,“文革”后投身拨乱反正并不落伍,曾在全国率先提出“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而不是“黑的”,使一大批老干部回到了一线岗位,但就是不能放弃传统的公有制理念。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急了,打断杨易辰的话头,赌气道出一句惊心动魄的名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这些富有使命感的领导干部,为了放人民群众走上吃得饱、穿得暖的“阳关道”,个人甘愿踏上仕途的“独木桥”,一不小心犯了政治错误、坠入万丈深渊也在所不惜!1956年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全国率先进行“包产到户”实验,就曾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蒙冤二十多年。

  池必卿的后任朱厚泽,记得老书记曾在另一个场合这样自剖心曲:“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出决定。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十字大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无独有偶,万里在安徽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没有阳关道可走,只好走独木桥。”

  做过人民日报记者、万里身边的学者吴象干脆把一篇讨论包产到户的文章命题为《阳关道与独木桥》,呼吁“打破框框”,采取多种多样的经营形式:“不论是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铁索桥,只要是能走人的,我们统统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这样才能走出沟壑纵横的深山,来到平坦广阔的原野,沿着金光灿烂的阳关大道前进。”(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农村改革从万里主政的安徽起步,赵紫阳的四川、周惠的内蒙跟进。到了1982年,除黑龙江省外,所有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省份先后“易帜”。1983年春,黑龙江省委经不住基层的强烈要求,终于放弃反对包产到户的立场。杨易辰告诫下属:不要再坚持领导规定的那种体制了,还是尊重群众为好。老干部的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以人民利益为重,令人感佩。

  80年代党内主流意见是,不能把经济改革的探索当做政治上的异端。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时,赵紫阳总理找到安志文,明确表示:经济领域不存在精神污染。请安老转告有关同志:继续努力搞好工作,思想上不要有什么顾虑或紧张。

陈云:不要以为我保守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原定议题只谈经济工作。陈云率先在小组会上提出,先要解决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列举了所谓“61人叛徒集团”和陶铸冤案、彭德怀元帅的名誉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康生的严重错误等6个问题。这些问题直指“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为邓小平的闭幕会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做了重要铺垫。

  有人和海外舆论相呼应,说陈云“左”了、保守了。他听到后一笑置之,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朱佳木《陈云与经济特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1992年6月李先念逝世,邓小平请陈云写一篇悼念文章。陈云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悼念李先念同志》,1992年7月23日人民日报)朱佳木认为:陈云同志关于特区的意见,如不赞成发行“特区货币”,实质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要不要兴办特区,而是如何使改革开放发展得更好,使特区能够行稳致远。

  据安志文回忆,1986年在杭州,陈云找安志文谈话,表示:我同意你们搞改革探索,我是主张先生活、后基建,怕你们把基建摊子搞得太大。你不要以为就你们爱国,我不爱国,我保守。安志文感慨:这是他的真实思想,只要老百姓生活搞好了,他并不计较什么。80年代有一个陈云摆在那里,对中国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有时候,邓小平说干就干,在这一点上,他和毛泽东有些像。有陈云在,还可以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鲁利玲访谈整理,《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史》,社科文献出版社)

  80年代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1980年彭冲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任13年主持起草制定法律近百部。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民主靠程序,监督靠制度”。早在70年代末,彭冲专门向中央写报告,郑重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召开会议时应该悬挂国徽,而不是领袖画像。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

  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审议破产法草案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委员长、副委员长没有草稿的即兴访谈,被中央电视台摄制成一个45分钟的特别节目。片子能否播出?彭冲表示:“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的宣传人大制度、人大立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节目!”

  1984年,辽宁台安县为一起“强奸致死人命罪”嫌犯辩护的律师王力成、王志双,还有其所属的台安县法律顾问处主任王百义,被检察机关指控为“包庇罪”逮捕。律师界为之震惊。人大代表提出了请求复查的议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在习仲勋副委员长的指导下,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督促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予以复查。”三名律师第一次获释。没想到,到了1987年鞍山市检察院再次认定律师的行为构成包庇罪,第二次将王力成等人逮捕。彭真、万里、习仲勋、陈丕显、彭冲、黄华、廖汉生、王汉斌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同志多次过问此案。最后鞍山市检察院撤案,向三位律师道歉。

  1989年初,北京人民大会堂,台安县三律师将一面绣着“人民万岁”的锦旗送到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会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法律监督表达感谢和敬意。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对这起律师案长达四年的持续关注和监督,表明了“文革”后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

  做过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在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任上,曾将一位惠州干部对自己的批评信批转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借此改变工作作风。人民日报社老社长秦川回忆,1987年在中南海的一次散步中,习仲勋感慨:“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从延安走出的党内老报人

  八百里秦川,有一种黄土地上吞吐八荒的气概。人民日报老社长秦川年轻时曾在这里战斗过,并取了这样的名字。1939年到延安的胡绩伟回忆,秦川当时身强力壮,英俊豪爽,有说有笑,据说工作中常遇女性主动追求。胡绩伟做《边区群众报》总编时,秦川代表边区党委宣传部,从人员调配、经费筹措、社址安排、物资供应,给予多方支持协助。在康生“抢救运动”中,胡绩伟等人曾经遭受怀疑,秦川向边区党委宣传部李卓然部长进言,保胡绩伟安然过关。

  解放后,两人在西安再度相逢,秦川做过西北局宣传部秘书长,胡绩伟任西北局《群众日报》总编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人再度携手,胡绩伟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做常务副总编辑。胡绩伟辞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后,秦川接任。

  这对延安走出的老战友,心心相印,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指引下,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倡导包产到户,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成为思想解放弄潮儿。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一整版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揭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一个月内,报社收到了一万多件群众来信,包括中组部老同志对康生留下的中组部部长的意见,编出内参《情况汇编》报送中央。人民日报所反映的党内外呼声,直接推动了中组部的改组。

  秦川的儿子回忆,老爸在筒子楼的家中接待过许多蒙冤老干部及其子女,为许多人的纠错平反而奔走,累得倒在床上还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刘少奇冤案平反后,少奇的儿子对已是总编辑的秦川沉痛地说:“叔叔,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办完的事,不要留给我们后代!”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老记者姚力文和新华社记者田文喜的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向全党推荐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带领全省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姚力文与总编辑胡绩伟商量为报道写一篇“编者按”,胡绩伟大笔一挥,加上:“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安徽省委这样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个好榜样。”中央党报表扬省委书记,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姚力文小心翼翼地提醒胡绩伟,说万里“好榜样”是否得体?胡绩伟一瞪眼说:“这个不是榜样,什么是榜样?”

  胡绩伟个性倔强,冲锋陷阵但常惹麻烦。而秦川,“读书不多”(陆定一语),“爱讲牢骚话”(胡耀邦语),“一贯的调皮”(西路军将领李卓然语),但大事不糊涂,党内人缘深厚,常做报道善后工作。

  2003年1月,秦川突发脑溢血,陷入深度昏迷。胡绩伟闻讯赶到北京医院,老泪纵横。老胡曾为老秦的八十大寿写过这样的祝寿诗句:“暴雨狂风幸同船,搀扶护卫六十年……”

党内几位老大姐

  80年代老一辈革命家中,有几位骨骼清奇的大姐。她们经历过战争年代的硝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总结历史经验,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殚精竭虑、刮骨疗毒,表现出勇气和担当。

  在“清除精神污染”工作“走了点样”(人民日报语)后,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安抚党外人士:你们不要怕,我们现在的中央下了决心,不能让过去沉痛的、深刻的、带血的教训重犯。难道仅仅是挨整的党内外同志、挨整的知识分子受了伤,流了血?不。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受了伤,流了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呵!(1984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

  共产党员张志新因讲真话惨遭杀身之祸,冤案被揭露后,邓颖超慨然为张志新题词。解放前坐过国民政府南京“模范监狱”的帅孟奇大姐,在人民日报悲愤撰文:“国民党反动派还没有想出割气管的酷刑,我们的先烈在赴刑场时,还能高呼口号。就我所知,有的人就是听了烈士临刑时呼喊的口号,深受感动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四人帮’竟用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手段切断张志新同志的气管,怕这声音唤起更多的人反对他们。”

  做过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邓颖超晚年增加了两条遗嘱:同周恩来共住的房舍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对周恩来的亲属勿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自己无任何亲戚,惟一的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邓大姐强调:“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

  “文革”中7年坐牢、3年流放的帅孟奇,1977年回到北京时已是81岁高龄。当她拿到“文革”中被扣发的两万元工资后,毫不犹豫地把这笔钱全部捐给了国家。

  90年代初海湾战争爆发。第十一届中央纪委副书记章蕴的孙子天天,接受组织安排奔赴战火纷飞的伊拉克使馆工作。天天的父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祖母章蕴住院,他是两代单传的独苗,按说完全可以去纽约、东京、巴黎,但不避艰险到了巴格达,父母、妻子和祖母也都支持他去艰苦环境中磨练。(彭龄《遥寄章蕴老》,1991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这些老大姐以温婉的人格力量,成为新时期党风民心建设的压舱石。

  这就是激动人心的邓小平时代。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以胡耀邦等为优秀工程师的执政团队奋发有为,具有独立的思想品格和勇猛精进的群体人格。中共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中国文化古有的民本思想,现代世界民主法治意识,在他们身上熔于一炉。怀揣着对国家、民族和黎民百姓的一份庄严承诺,完成了诸多震惊世界、彪炳历史的伟大成就,也留下了不少尚待完成的真诚而悲壮的努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更懂得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深情地谈到:改革开放创造了发展奇迹,今后还要以更大气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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