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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1976—1978中国社会的演化 兼论华国锋时代政治环境的变动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作者:程美东      时间:2021-02-23   来源:公众号“党史研究资料”
 

  今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王沪宁同志代表党中央称“华国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本基地网站特意重发十几年前程美东教授撰写的有关华国锋时代社会发展情况的文章,以纪念华国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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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个别人人为造成的突发事件,它是文革后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变化趋向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渐变等综合因素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文革”结束后国内政治力量的结构发生了新变化,文革中的积极力量到此时在中央层次非常有限,而消极力量和反对力量却得到了发展;二、华国锋时代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选择与治国政策的转型,即一方面开展造神运动以塑造克里斯玛型领袖形象;有限度地解放、使用老干部,积极地抓经济建设、努力提高生产力以增强政府绩效性,等方式方法。但是,华的这些做法从内在的逻辑层面与其预期的目的存在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只要遇着合适的环境就必然要爆发;三、社会控制的渐渐松动,为发扬党内外民主、冲破教条主义的藩篱提供了优越的外在环境。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 华国锋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20世纪的中国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所具有的极其伟大的划时代意义,已经在全世界、全中国得到了公认。这次会议的历史转折意义就在于它把1949年后中国大陆所长期忽视的经济建设问题(经济建设始终服从于政治、阶级斗争的需要)放到了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且从思想上、组织上对“文革”的路线作了更彻底的清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统一了认识、指明了方向。但是,任何历史过程的发展,都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一定时期的历史因子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爆发的。现在对于学术界来说,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后中国发展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但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何以能召开的历史前提条件的研究却显得不足,多少给人留下了这次会议的内容有点突发的印象。

  “革命是不能‘造成’的,革命是从客观上(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历史危机和历史变革中发展起来的”[1]“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各国军队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挥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2]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个别人人为造成的突发事件,它是文革以后党和群众长期反思的结果,是文革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力量变化趋向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渐变等综合因素积累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拨乱反正意识的老政治家们积极地把握了这个时机的结果。

  一、“文革”结束后国内政治力量的结构变化

  “文革”中中国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以下几种:高校学生造反派(以蒯大富等造反派学生领袖为代表),工厂工人造反派(以王洪文为代表),执行支左任务的解放军力量,执行支左任务的工人,被打倒的文革前处于各级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地位的牛鬼蛇神,文革前在党内地位并不显赫但在文革中积极响应的那些政治掮客(如康生、陈伯达、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野心家、阴谋家[3]),一些虽不赞成文革却又不敢公开对抗、虽遭受过一定的冲击却还能享有一定自由甚至领导权力的老干部派(以周恩来为代表),对文革迷惘困惑反感的逍遥派。中国的农民虽然在人数上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但是在政治上他们从来不是一个自觉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建国后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具有感恩的朴素感情,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强力社会控制、社会动员、城乡分割使得农民对自己各种权利的应然性无法理性地加以判断和反思,因此对于文革这场文化大革命就谈不上什么积极的赞成或反对(一个广东的农民被当地政府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后,由于怕耽误农活而主动取消党代表的资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4],他们的积极性最多也就是表现在对地方干部特权的不满上,很有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味道(国外的两个文革论就是据此现象而立论的)。因此在讨论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时,本文没有将其纳入考察的视野。

  在这些政治力量中,其中对文革持积极态度的是高校学生造反派,工厂工人造反派,政治掮客派。但这些文革派力量在文革历史中所承担的任务、所扮演的角色、所面临的命运也是不一样的。学生造反派(主要是大学生)在文革初期大闹天宫、打乱既有的社会政治秩序起到了决定的破坏作用,各级政府、单位主要是在他们的冲击下瘫痪的、解体的,各级老干部也主要是他们打倒的。但他们从1967年底开始就逐渐地淡出了文革权力场,尤其是1968年毛泽东派驻工宣队进驻学校、大批青年学生被下放到农村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这股力量基本上完成了他们在文革中的历史使命,这股力量到了文革后期多数激情消失,甚至有上当受骗的感觉[5]。此后,工人全面地控制了文教战线。这些工人中既有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也有怀抱理想和纪律的中间分子,这些人在文革中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都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满足,尤其是各级革委会中都强调工人成员,更加重了他们在社会影响中的砝码。因此,这一派力量从本能上是不会自觉反感文革的。但他们参加文革之初的动机和农民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反干部特权,崇尚平均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朴素理解)。文革中的政治掮客在运动的过程中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完成,其命运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王力、关锋、戚本禹在1967年8月以后就先后被逮捕,文革中一度为政治局第四号人物的陈伯达在1970年庐山会议后也被打倒、关押,至于文革中党内二号人物林彪的折戟沉沙,则预示着这派力量的根本削弱。此后,此派中虽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到文革结束,但他们既未掌握党权,也未掌握军权,在政府的权力也有限,江青甚至长期在政治局内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毛泽东几次告示她负责研究国内外动态。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到文革后期,当初积极支持文革并且一度获得巨大政治利益的几股政治力量已经渐渐地淡出核心权力。而到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文革中的积极力量在中央层次非常有限,这个格局为后来顺利地清除“四人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奠定了组织路线的基础。

  由于上述几种文革积极力量的式微,所以到“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力量越来越趋向于非“文革”化、反“文革”化。

  首先,从军事力量的政治取向来分析。文革中,虽然全国形势是天下大乱,各地政治人物的变化如走马灯,军事部门内部虽也有造反派,但主要限于机关,野战军不在其中,而且毛泽东也不允许造反派轻易冲击军事部门。虽然,由于支左而使部队深深陷入文革的泥潭之中,但军队的领导大权一直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控制。虽然文革中派别林立,武斗一度成风,但毛泽东却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平定的局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解放军力量的最终制衡。林彪集团虽然一度掌握了中央军委的大权,但没有掌握高级干部的任免权,也改变不了军事指挥的传统格局,影响不了毛泽东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任用叶剑英、李德生来主管军队,这两人都不属于文革的积极性力量,尤其是叶剑英在文革中还一度被视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到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成立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成员有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组成。这些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的军界元老,只有王洪文、张春桥是文革的坚定派,而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逝世。中央军委的情况是如此,各大军区、各兵种、各有关军事单位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同年 8月30日中央军委下发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要领导的名单得到证实:

  总政主任张春桥,副主任梁必业、徐立清、傅钟、黄玉昆、田维新;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副部长张震、贺诚等;空军司令员马宁、政委傅传作,第二政委余立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第一政委苏振华、第二政委王宏坤;炮兵司令员张大志,政委张池明;二炮司令员向守志,政委陈鹤桥;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政委莫文骅;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政委王六生;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吕正操;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政委陶鲁笳;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第一政委粟裕、第二政委肖华;军政大学校长肖克,政委唐亮;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第一政委张春桥(兼),第二政委彭冲(兼),政委廖汉生。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曾绍山、毛远新(兼);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第一政委韦国清(兼);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刘建勋(兼);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第一政委刘兴元(兼)、第二政委李大章;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周兴(兼)、刘志坚;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第一政委白如冰(兼),政委肖望东;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委李志明、廖志高(兼)、江渭清(兼);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委冼恒汉(兼)、李瑞山(兼);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第一政委赛福鼎(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第一政委纪登奎,第二政委秦基伟,副司令员傅崇碧等(此军区的改组是10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改组通知的)。同时,中央军委还批准罗瑞卿、谭政、陈士榘、谭政、王建安为军委顾问。杨成武、张才千、向仲华、李达、王尚荣、伍修权等人被任命副总参谋长[6]。

  上述军队高层人事格局基本上持续到1980年前后,虽然个别部门领导、个别人的职位有所变化,但多属于调动,如秦基伟、刘兴元、张廷发,也有意外死亡的,如皮定均;中国的军队高层基本上由上述人士组成,而这些人很多在文革中都受到过冲击、迫害,有的被长期关押,叶剑英、徐向前、罗瑞卿、谭政、杨成武、韩先楚、陈再道、杨勇、肖劲光、许世友、秦基伟、傅崇碧、吕正操、张爱萍等都在文革中受到过相当严重的迫害或者靠边站,有的人虽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但由于长期的革命经历的缘故,他们对于文革造反派大批迫害老干部的现象从骨子里反感,对于文革中突然冒出来的新权贵是不以为然的。张春桥、毛远新等文革新权贵在军队中虽然挂有职务,但一来人数太少,二来职权、影响也非常有限,只有丁盛、冼恒汉等极个别的文革前高级军事将领后来被中央认定与“四人帮”有联系。也就是说,到了文革后期,军事领导权基本上回归到那些党内曾对文革持消极态度的甚至是反对态度的人手中。正是有了这股力量的存在,中央粉碎“四人帮””后才没有出现混乱,而此后这股力量则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发展,只有那些在长期的革命时期形成的老领导才能引起他们真正的敬畏,所以在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元老们对凡是派发动批评,军方自然不会支持凡是派。军方的这个政治取向,决定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否定文革不会有大的风险,更不会出现政局的不稳定。

  其次,从中央高层的人员构成来看,三中全会之前党内老同志在高级干部中所占的比例占有绝对明显的优势。在中共十大上,文革的新权贵派中央委员人数比较九大有所减少,但还有不少新面孔,尤其是王洪文的突出位置格外引人注目,多少反映了文革的政治色彩。这种状况到了十一大就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虽然在思想上中央主要领导强调两个凡是,但是在组织上却没有遵守两个凡是,而是坚决地清除了与“四人帮”相关联的重要人物。我们先看看十一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人员构成情况,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委员:韦国清、乌兰夫、方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不包括常委);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在政治局委员里,当时活着的四个元帅,全都包括在其中,叶、邓、李都是文革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迫害,现在又都是常委,其中隐含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些人中只有倪志福、陈永贵属于在文革中突击提拔起来的,但他们一个是农民代表,一个是工人模范,属于劳模,与王洪文似的造反派有着根本的区别。至于纪登奎、吴德这样的在文革前只是地方大员而在文革中被提到中央领导层的中老干部人士,他们和华国锋、汪东兴一样,一方面是文革的一定程度、一些方面的利益获得者,另一方面又与“四人帮”有矛盾,而在根本上他们与“四人帮”斗争的决心是大的。在政治局内部大的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在其中无论是人数还是影响上都占有优势的老同志的力量就显得举足轻重。他们在当时虽然真心真意地拥护华国锋,但这个思想主要还是从希望继续其粉碎“四人帮”的拨乱反正的政治逻辑出发的,一旦华不能将这个政治行为的逻辑延续下去的话,这些老革命家就不可能在思想上真正地支持华国锋,而只是从维护政治稳定的大局出发采取的一种高姿态。而华刚刚清除了曾经为毛泽东信任的文革派“四人帮”,现在如果得不到老同志的真心支持,其政治地位的稳固必然受到影响。所以,华国锋只能按照既有的政治逻辑走下去,这样方能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

  如果我们细细地考察十一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则更可以看出老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总体地位。在全部201位中央委员中,只有19人是建国后入党的:于洪亮(1935年出生,1959年入党,长期在工厂工作)、王秀秀(1932年生,工人出身)、巴桑(1937年生,藏族,1959年入党)、邢燕子(1941年生,1956年入党,知青模范)、吕玉兰(1940年生,1958年入党,农村劳模)、朱光亚(1924年生,1956年入党,科学家)、汪礼银(1933年生,1960年入党,铁路工人)、吴全清(1937年生,1960年入党,大庆工人)、吴桂贤(1938年生,1958年入党,纺织工人)、江明章(1939年生,1960年入党,钢铁厂工人)、张福恒(1931年生,1960年入党,机床厂工人)、陈福汉(1936年生,1959年入党,曾任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长)、林丽韫(1933年生,1963年入党,台湾籍党员)、宝日勒岱(1938年生,1958年入党,蒙古族,三八红旗手)、赵志坚(1936年生,1953年入党,拖拉机厂厂长)、饶兴礼(1925年生,1951年入党,长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劳动模范)、樊德玲(1933年生,1960年入党,矿山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薛金达(1929年生,1956年入党,炼油工人出身)、戴光前(1934年生,1960年入党,浇铸工人出身)[7]。而这19人中有12人是产业工人出身,2人出身少数民族,1位是科学家,1位台湾籍代表,3位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劳模。这些人都是在1966年前入党的,跟文革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他们在文革中得到重视并不是主要因为自己的革命行动,而是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们对于文革不一定都很反感,但肯定不会特别钟情,不会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文革的表现,如此一来他们不会因为在文革中受到严厉打击迫害的大批老干部们的平反要求由于与自己利益攸关而感到震动、恐惧。

  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的人员构成也反映了与上述一样的文革前老同志占据主体地位的状况。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出叶剑英为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乌兰夫、吴德、韦国清、陈云、郭沫若、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女)、邓颖超 (女)、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等为副委员长;1978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席,乌兰夫、、郭沫若、、沈雁冰、许德珩、欧阳钦、史良(女)、朱蕴山、康克清(女)、季方、王首道、、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建人、庄希泉、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等为副主席。

  上述两个机构的领导人有哪个不是文革前党内外的名流?有几个没被文革所冲击过、迫害过、摧残过?这些老同志的复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外围绕着拨乱反正的呼声而展开的争论减少了党内的阻力,使得这种呼声能够为人们无所太多畏惧地在公开场合得到表达,从而容易形成广泛的共鸣,产生巨大的磁场效应。

  本人以上的这些分析说明,文革后由于中国政治高层领导结构的中心越来越倾向于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迫害的党内外元老,因而解决与这些元老有关的历史问题是这个政治力量格局发展的逻辑必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自然是顺应党心、民心的历史必然结果。

  二、华国锋时代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选择与治国政策的转型

  按照社会学家韦伯的见解,一个政府的被公认(也就是合法性问题),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传统型统治,即依靠对古老规则与权力之神圣性的信仰,如中国古代在君权神授、皇权世袭、嫡长子继承制观念的支配下所形成的传统社会就属于这种类型;个人魅力型统治,也称克里斯玛型,即依靠个别领袖人物的特殊魅力来吸引民众,如宗教领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而法理型统治,即按照一定的法律规则以及得到法律授权的行政管理人员所发布的命令来行使管理社会的权利,这种类型的统治在现代社会最为普遍,那就是民主制国家;事实上,还有一种类型韦伯没有讲到,那就是绩效性政府统治,即一个政府是否合法主要看它是否能给所统治下的民众带来好处,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能得到切实的提高,使他们的某些关键性的利益得到满足,以及政府的官员的道德品质等是否让民众欣赏。

  华国锋走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他行使政治权利的合法性在哪里呢?严格说来,华国锋政治身份的合法性来源不是单一型的,而是多元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先来分析一下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着的两大政治挑战:一是国外的非毛化评论的压力;一是国内对文革的控诉情绪的泛化。这两种倾向都会影响到对华国锋等人政治地位合法性的认同。

  (一)关于非毛化的议论,“四人帮”刚被粉碎就已经出现了。1976年11月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会议,认为“华国锋主席不维护毛主席的路线”。西德有些人打出拥护“四人帮”的大幅标语。1976年11月20日,《华盛顿邮报》外事记者马休斯也报道:“人们看到华(国锋)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

  英国英中了解协会会刊《现代中国》1977年一月号刊登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现代中国》主编德里克·班以安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在向右转吗?》,文章称:很多人在试图解释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以及“四人帮”如何下台时,都认为中国是向右转了,因为与文革关系最密切的人被推翻了。很多人还认为这意味着毛泽东革命政策的结束,而一个“稳定、妥协、弹性”的新时代开始了。中国不再成为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榜样了。[8]

  1977年5月11日,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特兰发表了颇有影响的《辞职书》,称中国是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并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他还写了《大跃退》一书,对新时期中国的政策作了全面的攻击,认为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1978年3月22日,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主席阿瓦基安在报告中说:“中国发生了修正主义政变,无产阶级及其革命领导人遭到了严重打击。走资派……已经篡夺了最高权力,并且正在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明确指出中国“推行这条路线的是邓(小平)、华(国锋)等人”。

  这种来自国际的舆论评价事实上是对华国锋执政合法性的直接质疑,对于国人来说,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江青、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属,虽然由于国人对文革造成的困难反感而对他们的倒台一时表示了轻松的快感,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迟早是人们需要关心和希望能得到满意解答的问题,国人会不会认为这是“非毛化”,实在不好绝对地否定。这个“非毛化”问题直接影响到华国锋执政的合法性,不独华国锋很忌讳它,就是其他中央领导成员从维护政局稳定的角度也同样忌讳之。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为了向党内外、国内外说明粉碎“四人帮”的合法性,特别“强调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叶剑英在以后数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9],邓小平到1978年11月还专门为非毛化辟谣:“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画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0]华国锋、汪东兴则搞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这也是为了回应“非毛化”,只不过说得绝对化了,对当时的拨乱反正大局不利。

  (二)关于国内对文革控诉情绪的泛化,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大量政治运动中受过处理人员的上访、申诉,其中多数属于文革期间发生的,这个现象的潜在逻辑公式就是文革的功过是非的评价。

  建国后中国有太多的政治运动,由于长期“宁左勿右”的阶级斗争思路的影响,每次政治运动都会有一定数量的人遭受冤屈,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更是数不胜数。据1977年底中组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脱产干部约有1700万人,历次运动中立案受审查的约占17%,加上被株连的同事、亲属、共殃及到1亿多人。[11]有冤就要申诉,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思维传统,虽然在左的年代里,告状无望,也还有人通过其它渠道来反映、表达自己的平反诉求。“四人帮”的被粉碎,使得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们从那个年代正常的政治思维出发,认为申诉冤情的成功率大大增加了,于是从写信到个别上访,再到大规模的上访,还加上由于文革中一些特殊政策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引起的上访,如1500万知青要求回城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大规模上访、罢工等。这些都需要当时的中央迅速作出有效的回应,否则这些事件的积累会严重地影响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为了满足民众的这些诉求,历史要求华国锋必须要拨乱反正,重新寻找自己的合法性政治资源。

  华国锋的上台,从宏观上来讲,这个合法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从微观上来说,来自于毛泽东的威信。这个方式还是属于传统型政治合法性,类似于帝制时代的太子登基,“你办事,我放心”的神话开始洒向人间,华国锋的印象一段时间深深地刻在了普通中国民众的脑海中就是属于这种类型政治合法性资源充分发挥了效用的结果。应该说,采取这种方式在当时迅速解决党内、国内出现的政治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顺利地确立华国锋政治地位的合法性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但仅靠前任领袖遗诏的光环只能解决过渡期的合法性问题,要使这种合法性长期保持下去,则必须要寻找新的政治资源。对于华国锋来说,可以借用的新政治合法性资源无外乎以下两种:其一,增加个人魅力,确立在党内、国内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的地位;其二,迅速地出政绩,获得党心、民心的拥护,确立绩效合法性。围绕着以上两种政治合法性资源,华国锋等作了一系列的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方法。

  1、关于增加个人魅力,确立魅力型领袖方面,重点是宣传、神话华国锋。当然在当时宣传华国锋也不仅仅是为华国锋个人地位的巩固着想,也是从全党、全国的大局着眼的。正如叶剑英在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中所言:领导要稳定。这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宣传华主席,拥护华主席的领袖地位,这是革命赋予我们的责任。[12]《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指挥者》等文章,狂热地吹捧华国锋“不愧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愧为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终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善于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华国锋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长期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华国锋同志对党忠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华国锋同志远见卓识,英明果断,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既耐心稳重,又坚持斗争”,声言:“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13] 于是,全中国的宣传媒体展开了空前的宣传华国锋的高潮,文艺界也出现了不少的相关作品,一场新时期的造神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应该说,这场造神运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取得了宣传者们所预期的效应,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形象开始深入到亿万普通民众的心中,对于稳定局势、聚合人心,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党内的多数老同志也从大局出发,对于已开始的这种做法也是理解和支持的,正如胡耀邦所言:“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华国锋同志的。”[14]当然,这个宣传由于后来做得过分了,演变成个人崇拜,以至于成为继续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障碍,就为广大的党内资深老干部所不满了,从而为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2、在增强绩效性,获得党心、民心的支持方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举措:一是在组织路线上,有限度地拨乱反正,解放了一些老同志,甚至被迫重用了一些老同志;二是注重经济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人民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好处。

  (1)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始于林彪事件之后,仅1972年后的1年多时间,就解放了175位将军。但由于文革理论上的合法性,“四人帮”等文革中起家的人士还在各个层次的党政部门担任要职,因此未解放、半解放的干部占有在这期间被打到的绝大多数,如果加上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因蒙冤受屈而被打到的,其人数就更多了(据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的发言,到此时1938年前的干部,剩下大概7万人,1937年以前的,有1.8万人[15],这些人很多都在文革中受到迫害) 。“四人帮”的被粉碎,则在形式上宣告文革的破产,大批未解放、半解放的干部都感到了政治新生的希望,他们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了“英明领袖”华国锋的身上。应该说,这是华国锋获得人心、增加绩效的一个重要渠道,华国锋本人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也采取了一定的回应措施。在粉碎“四人帮”之初,当时的中央就下发文件,要求把直接涉及到因为直接攻击“四人帮”而被打击的人员解放出来,但这个范围毕竟有限,因为很多人是一些具体的工作问题被诬陷、打击的,还有就是很多人的问题不可能是简单地直接反对“四人帮”,而是涉及到多个方面。这自然给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带来了困难。但华国锋等人还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是肃清林彪、“四人帮”集团后,文革派骨干被清除,干部党内干部奇缺的客观形势所造成的必然要求。所以,他开始了适度解放、启用老干部,尤其是与“四人帮”有矛盾的干部,而且在这方面还很积极。在得到胡耀邦向他转达的“冤案一理,人心大喜;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生产狠狠抓,人人乐开花”的治国方略后,他没有生气、怀疑,还亲自到胡耀邦家,劝说其出来工作;他亲自找胡绩伟谈话,任命其为《人民日报》社长,在胡绩伟委婉拒绝后,他用激将法使胡绩伟答应了这个任命。这些都说明,对于老干部政策的落实,华国锋还是有积极态度的,尽管有限。正如胡耀邦后来所言“我当组织部长之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1978年以后,确实没有过”[16]。甚至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也不能简单地说他是在阻挠。据吴德回忆,1976年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常委就议论过邓小平的复出问题,“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作好群众工作”[17]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初,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不明确表态,他反复解释,总是强调“水到渠成”[18]。华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的确有可能出于巩固自己的位置的考虑,正如胡耀邦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国锋同志……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顾虑多端,顾虑重重?……我看有这么两点:这一批老家伙总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这些人出来以后难领导”。[19]但在当时一下子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确从当时的政治角度考虑也是有难度的,因为这两个问题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关键是离中央下的有关通知还不到半年,一下子推翻这个世人皆知的毛泽东生前钦定的政治案件,华国锋的确担心党内、国内的人士的大脑能否接受转得这么快的弯子[20];同时,他粉碎毛泽东信任的“四人帮”的最充分的理由,就是毛泽东晚年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现在却对尽人皆知的毛泽东严厉批评的邓小平(比批“四人帮”的口气要严厉的多)又这么快地加以平反,群众会怎样看待他呢?国外已有非毛化的议论,“四人帮”一伙则公然叫嚣华国锋是在搞政变,这个时候立即平反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复出,对于一贯谨慎处事的华国锋来说,不能不说有相当大的顾虑。所以,这种因素也加重了他不敢主动积极地平反这两个案件的心理。

  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的认识上,与对邓小平的被打倒的认识一样,华国锋在当时也是知道其冤情的,否则他怎能在1976年10月在听取宣传口的汇报时明确指出“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对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生前钦定的案件却不敢理直气壮地宣传,只能说明华国锋本人在内心是不赞成那种处理结果的,而从多种因素考虑,又不得不先维持现状。

  其实,华国锋在1977年3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已经很明白地说明了他在处理上述两大问题感到棘手的真实心态, “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21]最后一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因为这是毛主席定的,所以明知冤情,也不能一下子平反。否则,何必要求人们看的远一点、站得高一点干什么?同时,在这次讲话中,他也同样表示了被人非议“非毛化”的担心: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 所以,他一方面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另一方面又要求党内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一方面准备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另一方面又认为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当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的考虑,华国锋没有积极主动地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在客观上是不利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大业的进行的。不过,他毕竟主动解放、任用了一批老干部,对于后来胡耀邦主持的大规模平反活动也没有直接设置障碍,因此平反冤假错案活动在客观上对于华国锋的政治绩效性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起码他获得了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的好感。华国锋后来的下台,并不是因为他失去了民心,甚至也不能说是去了党心,而是失去了了解事实真相的党内高层老干部的心。

  (2)在发展经济、搞好工农业生产方面,华国锋是充满了激情的,具有极大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可以说有雄心壮志,也可以说是带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这与华国锋一贯的工作作风有关。他从基层做起,了解民生的重要,人又比较实在,所以对当时中国经济严重落后的现状他是担忧的。因为他太重视具体问题,对政治动向关注不够,毛泽东在1971年还批评过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顿工作中,他也是积极的。粉碎“四人帮”后,无论是出于自己本能的思维惯性、工作惯性的作用,还是出于增加绩效、获得党心和民心拥护的考虑,他非常踊跃地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实践当中。他的务实的风格也可以从“四人帮”派别分子的攻击得到间接的证实。“四人帮”死党张铁生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攻击华国锋是“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22]

  从粉碎“四人帮”,一直到他主动辞职,他虽然在别的方面也许有摇摆不定的地方,但在事关经济建设的问题上,一直主张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一直主张开放的,反映了当时以他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治国方略已较毛泽东时代有了巨大的转变。在1976年12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胡耀邦1975年科学院汇报提纲中的论断)”,认为“四人帮”的被粉碎,使被“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在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要求“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动群众,下大决心,花大力气,首先把农业搞好,也要把轻工业搞好,把市场安排好……把工业生产的全局搞活..”[23]在1977年4月的学习毛选5卷的大会讲话中,他重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革命都是为了使生产力得到解放”,还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它使我们能够在生产增长的速度上超过资本主义,用比较短的时间实现国家工业化,而且能够逐步做到在劳动生产率上超过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快地发展生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得到满足,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愈来愈充分的物质基础……没有高度的国家工业化,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24]5月1日他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讲话中又讲了更具震动性的话:“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发展方面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定能够更加光辉灿烂地显示出来”[25] 华的这些讲话中有几点跟后来邓小平的一些观点非常雷同:一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二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三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体现在要比资本主义更能解放生产力。

  在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虽然为了粉饰这次运动的合理性而提出以后还将进行这样的革命,但是他又明确宣布党的主要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20世纪末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事实上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引到经济建设上面。此后,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了搞四化建设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华国锋不但主张要搞四化,而且更主张快搞。由他主持制定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这个目标基本达到,1986年中国钢产量突破5000万吨,粮食产量1984年就达到8000亿斤)。主张搞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气田、30个大电站、5大港口。1978年7——9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他提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四个“再一点”(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惊人相似的地方)。他的这些言行后来被指责为“洋跃进”,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坦率地说,至多算是方法问题。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些设想也并非全是空想,在实践中也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危害,而且在当时中央高层主张高速发展的不是少数人。邓小平、李先念都有这个想法,有些方面比华国锋还要解放、大胆。邓小平在复出不久就提出同外国人做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它500亿。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期间,他又提出要在几年内引进800亿美元的资金的想法。李先念在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26]在经济建设的思路上,可以说华国锋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基本没有大的分歧,都主张要解放思想,加快步伐,大力引进外资,邓、李甚至比华在这方面走的还要远一些。所以,小平同志后来在批评华国锋的错误时,主要针对“两个凡是”,在《邓选》中几乎找不到对所谓“洋跃进”的批判。

  从上面的分析我可以看出,华国锋在政治合法性的治国思路上一是不再继续打击、迫害老干部,还有限地使用了一些被迫害的老干部,以稳定党的队伍;另一方面,虽然没敢在理论上否定阶级斗争,但这不过主要针对“四人帮”而言,在实际工作中却十分注重经济建设,几乎放到了中心的位置。华的这两个做法在实践逻辑上会产生以下结果:他对老干部只要重用一批,就必然更多的老干部的申诉,因为他们的老同志、老战友的解放使他们既看到了理论逻辑上自己无错的希望,更有已经出山的老朋友的同情、帮助使他们看到了组织处理的希望。所以,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势在必行。这些蒙冤的老同志的重新出山,就必然要对文革中的那些荒谬的理论多多少少地加以否定,对文革中起家却仍然高踞党政部门位置的人士逐渐公开或私下表示出自己的不满;华国锋主张抓经济建设,这无疑是正确的治国方略选择。但是,他不知道经济建设的成功有赖于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他以为只要假借毛泽东这面旗帜来稳定政局,就可以实现全国人民的同心同德,就可以汇聚成强大的人力资源,再利用更多的外国资金、技术,四化就能指日可待了。这事实上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很有点“中体西用”的味道。当然,如果遇到强有力的政府或者克里斯玛型的领袖,这种方式的现代化不是不能在实践中实施和取得一定成效的。无奈乎,一方面他的资历不深,党内资深的老同志对待他不可能像对待毛泽东那样可以不计个人得失地忍辱负重,如此则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若出现一些曲折,出现一些损害一些人、尤其是高层既得利益的事情,华国锋的威信就不足以稳住阵脚,就不可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不受任何干扰地前进;另一方面,虽然有舆论工具开展对华国锋的人为造神运动,但要想这种造神运动能真正地深入人心,被造神者能够获得预期的绝对权威,一般都伴随着严酷的政治高压甚至是血腥的屠杀,而这个条件在当时不可能具备、也不可能人为地制造。所以,华国锋这种打“左”灯往“右”行的做法很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中被人抓住把柄而加以批评,如此,则华国锋似的现代化方案只能胎死腹中。[27]

  综上所述,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为了确立自己的合法性,采取了造神运动以塑造克里斯玛型领袖形象;有限度地解放、使用老干部,积极地抓经济建设、努力提高生产力以增强政府绩效性,等方式方法。但是,华的这些做法从内在的逻辑层面与其预期的目的存在诸多的矛盾。造神运动与一定范围的解放思想、解放老干部存在矛盾;经济问题上的相对激进化与“两个凡是”所造成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相对保守化、僵化之间也有矛盾之处;华国锋、汪东兴等在文革后期发展起来的政治力量与文革后相继解放、半解放的资深老革命家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也有着根本的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只要遇着合适的环境就必然要爆发,十一届三中全会恰恰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遇。

  三、社会控制的渐渐松动

  邓小平同志这样评价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中国:“粉碎‘四人帮’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作了准备”[28]也就是说,从1976——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前这两年,虽然出现了“两个凡是”,但总体上来看,是往健康的轨道发展,除了对经济方面的重视之外,尤其是党内外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在当时客观形势的逼迫下,最高领导层在社会控制方面比较过去已经有所松动,这对于激发党内外民主的发展,自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粉碎“四人帮”之后,虽然华国锋仍然强调要“抓纲治国”,即不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但是由于揭批“四人帮”及林彪等的需要,在实践中必然要涉及到对文革中若干错误的批判,也必然涉及到林、江一伙利用国家专政工具在舆论上控制、在组织上专断、在作风上粗暴等等方面的罪行。对于这些错误的揭发,表面上看来是针对“四人帮”、林彪等个别党内的坏分子,但潜在的逻辑就是对当时过于严密的社会控制表达了不满,只不过当时大家不敢公开去谈论宏观体制问题,只是从传统的奸臣祸国的认识出发来表达不满。这种浅尝辄止的批评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问题,但在全社会的声讨浪潮中,也直接间接促使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们大都反感那种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本能地呼唤结束专制、建设民主。处在最高领导层的人士如汪东兴在当时已经感到这种揭批“四人帮”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带来的冲击,所以他强调要继续批邓、批天安门事件,甚至认为广大群众在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当时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认为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撰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也不能批,因为那是毛泽东批准的。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华国锋、汪东兴推行两个凡是的结果,而骨子里则是害怕全盘否定文革中的做法而导致社会控制的失序。但在当时深入揭批“四人帮”已经高于一切的背景下,汪东兴等所能做的也就是在个别的问题上延缓一下过去实行的严密控制的方式而已,想恢复到过去如文革时代那样一言九鼎、无孔不入似的控制已经不可能了。

  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 1977年1月,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当时中央还在号召深入批邓,而在当时的天安门观礼台下却出现了这样的巨幅标语:“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着这么高的工资不工作不行咧?”这种近乎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当游戏的举动竟然可以出现在全中国最核心的地带,且没有人立即采取制止的措施,就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政治控制确乎松动了许多。而各地的批邓活动基本开展不起来,也不过是走走场而已,甚至连报纸上也少有这方面的文章。

  对于四五天安门运动,前面我已有叙述,华国锋知道其冤情,只不过从政治稳定等多种角度考虑而不予公开平反。所以,他虽强调当时确有个别坏分子在其中攻击党中央、毛泽东,但并没有像最初的定性那样将之视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更没有采取继续严密的控制、打击相关手段,而是基本上在1976年底前后将相关的受打击、关押的人员释放出来了,只不过没有从正面对之进行鼓励、宣传。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时,华国锋也没有表现出激烈的反感或者政治打击。陈云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讲话,华国锋等虽不赞同,但也没有为难陈云等人。他的这种冷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方法,就为其他的有相同见解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场合用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提供了相对安全的氛围。话剧《于无声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心理条件下产生的。

  《于无声处》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热情讴歌了1976年清明天安门事件中的勇士。当时中央和各级党政部门都还没有对这个事件进行平反。但1978年9月23日,《于无声处》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学习班首演于该文化宫小剧场。演出结束后,观众们久久不肯离去,长时间热烈地鼓掌。10月12日,《文汇报》对该剧进行了热情讴歌。10月28日晚,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韩折一陪同当时的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观看演出。胡乔木看完演出后非常高兴,走上舞台与编剧、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会见并合影留念,他还对作者说:这个剧本写得很好。[29]北京市委是在11月14日才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在此之前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的一些领导,还有部分群众能对这个敏感的政治事件表示出明确的支持、赞赏的态度,除了这些人有一定的勇气和正义感之外,就是他们感到了当时的政治控制已经相对松动了许多,人们不再太担心在这个问题上被过分打击、报复。

  这种社会控制松动的结果,使得党内高层领导人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就敢于议论文革的是非,敢于议论毛泽东的成败。1977年秋,当时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在被人提问“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时,直言不讳地说道: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思想还是光辉。但是“文化大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的走资派?整人、内蒙搞“内人党”整死那么多人,十三年农业大丰收,哪有那么回事?经济很糟糕,困难得很。[30]

  三中全会前中国社会控制的松动突出地表现在西单民主墙的长期存在上。西单民主墙的突出不在于它公开用大字报的形式讨论时政,因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作为群众民主的形式是文革中通用的做法,还被写入了1975年宪法。问题在于,民主墙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当时最高层的领导人和最敏感的政治问题。西单民主墙的引人关注主要起源于在当时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1978年9月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的背景下,有人竟然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的人行道旁那一排矮墙上,随后在这个墙上又贴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的大字报。而且很快,这里成为中国公众谈论政治的舞台,他们不仅粘贴大字报,还组织了民间团体,出版了民间刊物,发表政论性演讲,公开抨击时政,主张民间办报、民主办报,要求言论自由、废除“恶毒攻击罪”的问题,赞赏推崇西方民主的问题,公开评毛泽东的功过问题。这种直接把矛头对准党中央副主席和党和党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做法即使在文革时期混乱不堪的局面中也是不可饶恕的,是典型的反革命行为。但这次西单民主墙不但没有被迅速取缔,却存在了1年多时间,且得到了党内高层的同情和支持。邓小平在1978年11月底和12月初在分别会见日本、美国客人时还明确表示了理解的态度,“中国副总理表示赞同当前人们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贴大字报和提出各种要求的运动”[31]。1977年10月,北大教师王贵秀等人贴出大字报公开反对北京市委于1976年10月16日制定的关于北大、清华在文革中作用的文件《关于当前运动的意见》,认为其不符合客观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32]

  另外,从当时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人数情况和政府对待偷渡者的处理态度,也可看出当时社会控制松动的迹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指人次),逃出14.68万多人。其中,严重的群众性的偷渡外逃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2年,当年全省共发生偷渡11.79多万人,逃出3.97万多人;第二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33]从1976年至1980年,前后四年,约有30——40万人非法从珠三角各地奔香港而去。在1978年,共发生“逃港”事件9. 7万多人(次),逃出1. 8万多人,到1979年上半年,仅1至5月间,同样的数字便达到11. 9万多人(次)和2. 9万多人。[34]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建国后偷渡到香港人数最多的时间短是1962年和1976年——1980年两个阶段。对于第一个阶段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主要是受饥饿的威胁和生存本能的驱使;而对于第二个阶段的原因,总体看来当然还是香港和内地经济水平悬殊造成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人们敢于大规模地偷渡且成功率比较高呢?与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环境的开始松动有关,与地方和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偷渡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对待阶级敌人的简单化、严酷化方法有关。邓小平在1977年针对偷渡问题就说过:“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35]如果当时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特别强硬,对偷渡者施以特别严酷的措施,偷渡者不能不有更多的顾忌而在数量上有所减少。

  在宣传舆论方面,虽然有“两个凡是”的束缚,但比较起文革期间要松动的多了。报纸上偶尔能看到个别的闪耀着思想解放光芒的文章。《人民日报》在1977年下半年先后发表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等洋溢着新气象的文章,胡耀邦在1977年6月专门布置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创办《理论动态》,其宗旨就是“作为反击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一块阵地……做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和思想勇士”,其从创刊开始,就发表了很多带有反思性质的文章,这个杂志每期都送给中央高层领导阅读,但是在相当长时期内并没有引来上面的责备,反而多次得到华国锋的表扬,胡耀邦在1977年10月12日下午曾明确向该编辑部人员说“《理论动态》是华主席表扬过的。” 12月30日,华国锋又表扬了第34期上的文章,认为“这一期写得很好,观点也是好的,提出的问题和观点都是好的” [36]

  总之,从1977年3月华国锋在公开会议上表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开始,到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到1978年4月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到真理标准问题的公开讨论,再到西单民主墙的出现,这些都表明了党内、国内都在呼唤着民主,也说明在文革十年中发展到极致的社会控制开始了松动。正是有了这样相对松动的社会环境,所以到了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才敢于突破预定的议题,才敢于作出一系列出格的行动。

  首先是对汪东兴的批评。在11月12日,吕正操谈到天安门事件时就说:少数人进了政治局,“一入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王必成说:中南海修房子,不准下面搞,中央为什么带头搞?李强说:要人家不要大兴土木,而中央却在那里大兴土木。下面处理,中央不处理行吗?黄新廷说:有人兼职过多,现在党内有党,军内有军。刘震接着说:现在还兼警卫局长,能否不兼?王平说:兼中办主任、警卫局长与中央副主席职务不相称。耿飚说:有的中央领导不敢出门,一出门就警卫森严。张爱萍说:中办要搞揭批查,政治局内要有批评自我批评。李人林说:建议整顿中办、中宣部、《红旗》杂志社、“毛著”办公室,这四个部门问题最多。[37] 这些发言都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党内历史上这种由下属自发地直接批评党中央常委的做法在延安整风之后几乎是罕见的。而且,批评者不仅限于是党内、军内的老资格,还有像于光远这样的资历不算太老、甚至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士也直言不讳地批评汪东兴的种种错误[38]。

  其次,扭转了原定的会议主题,使得会议由原定的经济工作会议变成了落实真理标准、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工作会议。原定的议题一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议题二是讨论1979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议题三是讨论李先念前一段时间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是在会议开始不久,大家开始把主体转移到政治问题上去了,尤其是12日陈云在东北组所提到的平反“61人叛徒案”、彭德怀的政治待遇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以及追查康生的罪责等问题引起了全会的共鸣。此后,民主问题、真理标准问题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如果没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甭说由下面来改变会议主题了,就是提也不敢这么直白地、尖锐地提,提了也不会被接受,反而有可能被组织处理。

  最后,人民日报在发表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时擅自作主加上“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标题。1978年11月14日《北京日报》上有一个关于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长篇报道,其中提到“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革命的行动”,这一段话并不醒目。而《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新华社社长曾涛却联合商量了一个特别瞩目的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在14日以新华社发出电讯,并发表在15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这实际上多少是在专空子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制造更大的声势,与凡是派的想法是不一致的,以至于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在得悉该标题不是最高层人士的决定而是新闻部门的独家行为时,还专门向华国锋作辨无的说明。但曾涛等的行为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欢迎,以致有的地方党政负责人如江西省委书记的白栋材、新疆自治区党委树的汪锋直接对曾涛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了,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39]。如果没有宽松的政治环境,谁敢许诺接受一个被中央处分的人呢?即使真正的同情,也恐怕不敢直接说出来,甚至违心地加以批判。

  总之,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直至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整个中国的社会控制明显减弱,无论党内各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由于鉴于文革无法无天的教训,对于刻意整人的把戏已经厌倦,特别渴望民主,从而形成了一定开明的氛围,没有这个氛围,人们自然不敢畅所欲言,那么要想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转变是不可能的。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页。

  [2]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

  [3] 文革期间各级党委中炫目一时的红人中除去出身下层的造反派之外,那些曾是体制内各级领导层成员的人原来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赫,这一点只能从同级层次的领导班子成员来做比较而得到认识。比如,林彪在文革前虽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但在这个核心层次他并不是居关键位置的。他虽然主管军事,但日常事务却由罗瑞卿长期负责,至于军事之外的诸如党务、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事务他既不愿意关心也无从合法渠道去关心。康生、陈伯达虽也分别贵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在文革前刘邓主持一线工作的时候,他们在党内的地位相比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分量明显地要低一些,不独与各位元帅相比、与彭真相比要差,就是与李先念、薄一波相比也要逊色不少。至于张春桥、王力这样的副部级干部在文革前虽也为高干,但在2000多名部级干部中实在无法显山露水,属于真正的晚资辈。像姚文元这样的本属于党内干部沧海中之一粟的处、科级干部而在文革中一跃而起为政坛明星的,在文革中的确是遍地开花,尤其是在初期。这种文革中干部升迁的背景格局决定了老干部被迫害的严重程度的必然性,非如此,那些低资历的造反派不可能获得既得利益的巩固。

  [4] 九大召开前夕,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小岛宾馆学习、培训,“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参见: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载《炎黄春秋》2003年3期43页。

  [5] 林立果等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高潮后的红卫兵群体心理失衡状态的集中概括。

  [6]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157页。

  [7] 该段资料本人根据刘金田、 沈学明 :《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389页整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8] 《参考消息》1977年1月27日第四版。

  [9] 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245页、251页。

  [10]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页。

  [11] 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12] 张树军、高新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3] 《解放军报》1976年10月29日、11月8日。

  [14]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6页。

  [15]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5页

  [16]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9--740页

  [17] 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18]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19]《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0页

  [20]最近发表的熊向晖的女儿熊蕾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后也主张邓小平晚一点出来工作,因为邓被罢职和遭受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处分是毛泽东提的,政治局通过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个过程,不然真成了一场政变。叶剑英还指出,华国锋正在主持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过去凡是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就全部删除的编辑方针,而是将凡是讲到邓小平好话的地方,一概保留,就是为邓小平复出做舆论准备。这可以说是国内公开出版物中罕见的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上华国锋持主动、积极态度的文字,同时也表明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当时党和国家的核心人物叶剑英与华国锋持有相同的态度,而不是过去流传的那样,叶剑英的态度积极,华国锋的态度消极。叶的这种态度不能不反映出当时党内相当一批老同志的共同心理。参见:熊蕾:《1976,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载《炎黄春秋》2008年10期第8页 。

  [21]转引自郭德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22]张树军、高新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3]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24] 《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

  [25] 《人民日报》1977年5月13日。

  [26] 魏加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历程》(一),载《百年潮》2008年5期第8页。

  [27] 胡耀邦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华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有实用主义的倾向,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里的批评出现于特定的背景和场合,具体的观点不可能都准确,但我觉得用实用主义概括华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有一定的道理。华的真实想法是在中国实现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毛泽东的理想似、甚至带有乌托邦情节的社会主义。他自知本人暂时没有最高领袖所必备的合法资本,于是只能借重毛泽东。所以“两个凡是”的出台是必然的,虽然在主观上他不过是出于一种情感的归依和工具理性出发而采取的措施,但作为一种思想路线其危害性的确很大,因为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都会以其作为自己路径依赖行为的依据,而新的实践形式和成果却无法在理论上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则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在上世纪80、90年代得到彻底的合法化。没有华国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在1976年后即能很快打开门缝;而没有邓小平,则这个门缝无法在当时能大大方方、坦坦然然地开成180度的大门洞。

  [28] 《邓小平文选》2 卷,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9]张金才:《胡乔木调话剧<于无声处>进京演出》,载《百年潮》2008年2期第55页。

  [30]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出版,第290页。

  [31] 《参考消息》1978年12月1日。

  [32]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33] 卢荻:《习仲勋与广东反“偷渡外逃”》,《百年潮》2007年10期20页。

  [34] 东山涛:《文革前后粤港偷渡风潮》,《检查风云》2007年12期67页。

  [35] 东山涛:《文革前后粤港偷渡风潮》,《检查风云》2007年12期68页。

  [36]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9、64页

  [37]朱佳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若干情况——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下)》,载《党的文献》1999年1期40-41页。

  [38] 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16——117页。

  [39] 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80---90页。

  (作者:程美东,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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