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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爱书人俱乐部——《读书》编辑部的故事
作者:胡泳      时间:2021-01-13   来源:《我与<读书>(1979-2019)》
 

  若问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喜爱哪一本杂志,大约不少人会毫不犹豫地举出《读书》的名字来。

  历人生者富学问,有学问者知人生。

  走进《读书》编辑部,会发现一个小小的学术世界,然而这个世界里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故事。

  这些故事很平淡,也不为人所知,但听了之后,你才真正地懂得,什么叫做“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

  不老的冯亦代

  这是一个萧瑟的冬日,我拐进北京的小胡同,去访问冯亦代先生。

  冯先生居住的胡同名称很奇特,叫“三不老胡同”,而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听风楼,不过是胡同里二层楼上一间狭窄破旧的小屋。就在这间面向东方的小屋里,不老的冯先生每日黎明即起,笔耕不已。

  “我夜坐听风/昼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对于冯先生来说,人间风雨,听来已如遥遥一曲“渔樵问答”,喧嚣滤尽,只剩下如水的宁静。

  然而冯公亦有激动时,那是他谈起了心爱的《读书》。冯先生回忆说,一九七八年陈翰伯找到他,要他复出担任某大出版社的行政领导,他婉言谢绝了。但当陈翰伯提出创办一家供读书人阅读的杂志时,冯先生毫不犹豫地应承参加筹备工作。一九七九年《读书》正式出版,冯先生成为副总编之一,至今还担任着杂志的顾问。

  冯先生说,他是“心甘情愿”地投入这项工作的。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锁国十年之后,对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尤其是思想、文化上的变化,国人几乎无知,因此,迫切需要“开扇窗子,让新鲜空气进来”。至于杂志的编辑方针,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仅仅办成书评式的,只满足于围绕出书、写书做文章,而是力求把它办成一个文化性的、致力于介绍国内外最新思潮的刊物。一言以蔽之,杂志的宗旨是促进中国在发扬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国文化。

  冯先生不仅参与制定办刊方针,而且身体力行,自《读书》创刊以来,长期开辟“西书拾锦”专栏,介绍英美文坛的最新动态。

  冯先生说,他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当代英美文学上,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如果说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差距,那么要赶上去,就存在两种方式——是迎头赶上还是跟在后面追赶呢?“我赞赏前面一种,因为跟在别人后面恐怕是要永远落后的,而要迎头赶上,就需要做大量的引进工作。”

  冯先生的话语不多,声调不高,带着浓浓的吴音,很是温柔,让人感觉着从容与亲切,他的文也正如其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绚烂,但其底蕴却深如古井。

  “我的平淡文风,是受海明威的影响,海明威氏作文,从不汲汲于描绘场景或渲染情绪,他只是烘托气氛,”老人说。“我年轻时作文喜堆砌形容词,后来改过来,很不容易。要做到文章写出来就平淡,很累,也很难。”

  老人在文学和出版领域里,已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他静静地告诉我:“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七十八岁的生日。”他为我题词“宁静致远”,坚持送我出门,屋外萧瑟依旧,但我的心却融融的。

  永远的小丁

  丁聪先生,《读书》另一位不老的战士,七十余岁高龄仍自称“小丁”。

  丁先生的漫画声满城中,采访前我心里惴惴,不知他有怎样的威严,见面以后,想不到丁先生是那样一种天真烂漫的性格,童心未泯,毫无矫情。他并不以我是无名小辈为意,坦陈肺腑,笑语世事,果然不愧“小丁”二字。

  采访之日,恰逢丁先生身罹肾结石之苦,排尿发生困难。活人要被尿憋死,其难受劲儿可知矣!然观壁上湘西黄永玉为丁造像,画中丁先生斜倚乱石,好不安然自在!画上题云:“古往今来皆见石就拜,唯此人石头拜他。”(肾结“石”之“石”也)身心的痛苦竟在一笑中烟消云散了。

  我请他谈谈《读书》杂志,丁先生欣然打开记忆的闸门。一九七九年他的“右派”、“特务”问题彻底澄清,廖公(承志)准备让他重返《人民画报》,丁先生得信后溜到上海,拒不从命,待风声过去,他回到北京,几位老友拉他加入《读书》,从此他就与这家刊物结下不解之缘。《读书》出版以来,几乎每期都载有他的漫画,并且一直是他一个人划版样,兼画素描人像。可以说,《读书》的设计风格是丁先生一手奠定的,自问世后它的版式就得到读者青睐,叶圣陶老称之为“色色俱佳”。

  丁先生说,他搞版面设计历来倾向于四平八稳,一点不玩花样,他信奉的原则可以归纳为:大大方方,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老老实实。这种风格开始时就连杂志编辑们也不习惯,认为太呆板,过于素净,后来才逐步领会到它的妙处。其实,丁先生平稳有致的设计风格早在解放前就已形成了,他给我拿出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与吴祖光合编的《清明》,版面经济,图文并茂,令人惊异于那时的编辑水平之高。

  丁先生说《读书》的好处在于甘于寂寞,从不赶浪头,这是他最欣赏的。喜搞舞台布景的丁先生对自己有个评价,平生最怕登台,惯于幕后活动,幕一拉开就找不到他了。

  沈昌文侃编辑之道

  说起来《读书》现任总编辑沈昌文先生与新闻界还有点缘分,四十年代末期他在上海读过顾执中先生创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他的采访老师可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陆诒先生。不过由于他基础较差,他的这门课常常只能勉强及格。“所以我最终也没能成为一名记者”,沈先生说。

  “您是三联书店的老人吧?”我问。沈先生大笑,说他不仅不是老三联人,反而是老三联所不要的人。原来沈先生因为家贫,十三岁即辍学当学徒工,依靠在上海做首饰工人、米店店员为生。所以,他至今还自夸有一个本事:无论什么金银首饰,只要他用眼一搭,就能猜出大概的成色。尽管生活艰难,年轻的沈昌文却十分好学,那时,白天他走街串巷为顾客送米,晚上则到民治学校上夜课。这样辛辛苦苦拿到文凭,一九四九年即去报考三联书店,哪曾想书店的试题里,有一项内容是写自传,他何尝写过这东西,用文言文诌了一篇,结果落选。第二年再试身手,考上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久又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从此就在出版界扎下了根。一九八六年,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中分离出来,恢复旧社,沈先生出任总编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是名副其实的新三联人”。

  沈先生感叹自己“学问不够”。不管学问够也罢,不够也罢,如果有幸听沈先生侃一侃编辑之道,定会让你茅塞顿开。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沈昌文先生在《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二十年纪念研讨会上。胡泳摄

  《读书》的读者都熟悉,这本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有俗有雅,亦庄亦谐,可大可小,且杂且精,呈现一种特异的格调。沈先生说,他和编辑部诸多同仁多年孜孜以求的,正是这种格调。出版《读书》的旨趣,即在于编出一份“不是书评的书评”,“不是学术的学术”,“不是文化的文化”,“不是消闲的消闲”……的刊物。《读书》从不标举定义,宣扬自己“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因为“求’是’的用意,是明确套路;等到套路一成为陈规,要追求的则为‘不是’。把‘是’与‘不是’始终结合起来,参差变化,则编辑之道可能庶乎近矣!”

  沈先生声言,《读书》编辑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稿件,而不是编辑和加工稿件。为《读书》组织稿件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得联系一批过硬的作者,而且更重要的是须掌握调度作者的艺术。编辑需要把握社会的脉搏跳动,明瞭读者的最新需求,然后通过作者把这些摸索出来的东西以一种适当方式在《读书》上表现出来。一句话,就是要善于寻找理论与现实的“切合点”。

  这与其说是编辑杂志,毋宁说是一种学术组织工作。这样是否超出了一个编辑的职责范围呢?沈先生说不,这恰恰应该是每一个编辑的本分。沈先生说,他历来主张,三联书店最好人人都是总编辑,而到外面去组织一批编辑。因为三联又穷又小,只有动员起外界力量才有生机。“我始终认为,一个编辑,只有同时具备上、中、下三手,才堪称高手。所谓上手,他必须结交一批可以随时讨教的先生;所谓中手,指的是一批可以进行平等讨论的朋友;下手不言而喻,指的是帮忙打杂的人手。三手备则编事成。”

  如此高论,闻所未闻,付诸实践,难怪三联书店好书迭出,有口皆碑了。对我的赞扬,沈先生不以为然,他表示,自己虽然忝列这家书店的总编,实际上,至多算个“爱书人”。“干了四十二年出版,我最大的愿望,是退休后组建一个‘爱书人俱乐部’”,把玩书籍,从事诸如自制藏书票、自行装订、自作校勘、搜集版本等活动,“把书真正作为艺术品来收藏、欣赏”。

  三员女将与漏斗

  《读书》这样一本高质量的杂志,编辑不过四五人,这已经是很奇特的了;另一奇是,目前负责日常编务的竟是清一色的年轻女性:吴彬、赵丽雅、贾宝兰,而最奇的,莫过于她们三人都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完全是自学成才。

  爽朗健谈的吴彬,是三人中的大姐。她是六八届初中生,毕业后即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一九七九年回城,待业在家时到《读书》帮忙打杂,接着招工到工厂,由厂里调来编辑部。

  赵丽雅亦是“老插”出身,从北京郊区回城后,供职王府井果品店,拉过平板车也开过卡车,最后自己考到光明日报出版社,从那里再转入《读书》。

  最小的贾宝兰,算是她们三人中唯一有学历的,她中学毕业到人民出版社当了校对,后成为南开大学工农兵学员,主攻经济专业。

  提起他麾下的三员女将,沈昌文先生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按照他苛刻的编辑标准,这三人都已进入了相当高的境界。沈先生说,她们三人是一种互有短长的配合,极其熟练默契。她们在性格和学术兴趣方面,恰好是各有千秋。所以在编辑部里,尽管目前是编辑人数最少的时候,但却是编辑力量最强的时候。

  我笑着问,为什么好编辑都投到《读书》门下了?吴彬答得很风趣,我们属于漏斗里漏下来的,不是最好的,但也许是最合适的。我们都是野狐禅出身,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也因此少点框框,无学究气;我们对文化学术有强烈的爱好,但又没有固定的专业范围,反而在这里如鱼得水。那些真正学有专长的,不一定安于干我们这一行,因为会付出很多而又不能成名成家。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人都没有更多的需求、欲望,却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编一份为文化人喜爱的好刊物。

  吴彬的一番话,让我想起已故翻译家梁秋实先生在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后所发的一段议论:“曩曾公开对人言,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须有三个条件:(一)其人无才气,有才气即从事创作,不屑为此。(二)其人无学问,有学问即走上研究考证之路,亦不屑为此。(三)其人必长寿,否则不得竣其全工。仆于此三条样样具备,故得侥幸完成此三百万字之翻译耳。”

  才气乎,学问乎!《读书》编辑部里的众位新老编辑似乎私下订过同盟,都咬定自己是无才且乏识的,然而他们却都深知,人生宝贵,时间有价,是以不惮劳苦不舍昼夜地为中国的文化基业添砖加瓦。

  走进《读书》编辑部,你会豁然明白托翁的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好像真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评估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分数的值愈小。

  (原载《新闻出版报·周末版》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日第三版,总第643期)

  附记

  我和《读书》的缘分,始于八十年代初的边陲小镇。那时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即后来的黑龙江农垦总局)某师某团的一个寄宿中学念书,每个月跑到校图书馆,眼巴巴地盼着从北京寄来的刊物,计有三种:《新华文摘》、《读书》和《文史知识》。

  中学图书馆的管理员对我很熟悉:来了吗?来了。那个小小开本、总是让人感到沉静如水的杂志,被我抓在手里反复摩挲。

  八十年代初,《读书》杂志上的每一个铅字我都读过,还做厚厚的笔记摘抄。她对那时羸弱少年的我,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滋养。

  我在这远方雨露的滋养下,走出山村,考进了上海、北京,成为了我在中学里就梦想成为的那种人——记者。不过这份工作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浪漫,我的日常事务是跑“部”前进,俗称“跑口”,而分配给我的口就有民航总局,与今日的三联书店仅一墙之隔。日后民航总局在路口修建了气派的大楼,把后面的三联书店衬得似乎甚为矮小和寒酸。

  楼虽小,姿态笃定:用杨绛先生的话说,不官不商,有书香。不过我和三联最初的交集却不是发生在这座小楼上的,因为九十年代初的三联,根本没有自己的楼,而是蜗居在朝内大街166号的地下室内,典型的“寄人篱下”。

  前边说过,我的本职工作主要是跑跑部委,写些不痛不痒的新闻稿,与我自己的新闻理想相去甚远。我不甘心就这样蹉跎下去,于是利用业余时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转悠,去采访我心目中的京城文化名人,给《新闻出版报·周末版》贡献些豆腐块。彼时,这些名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全凭少年之勇挨次打上门去,就这样探入了吕叔湘的“未晚斋”、冯亦代的“听风楼”、丁聪的“山海居”乃至“于其地进酒,天下无双”的“范用酒馆”等等。某次访陈四益先生,他说,你那么喜欢《读书》,为什么不去拜访它的掌门人沈昌文沈公呢?

  我恍然有悟,有范用、冯亦代、丁聪和陈四益诸位背书,沈先生一定不会把我拒之门外的吧?于是骑着我那辆老旧的二八永久车,从安贞门到朝阳门,径入《读书》编辑部的地下室。于是就有了这篇《爱书人俱乐部——<读书>编辑部的故事》。

  小文写毕,我和三联的故事却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九十年代中期,厌倦了外企江湖,我想去三联——犹如范用先生自制的别致藏书票,防止别人借书不还:书架挺立,然书堆中有个空位,边上题云:“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我觉得自己像只倦鸟,希望归巢三联。于是厚着脸皮给沈公写信求职:

  一九九三年我因被“下海”的浪潮席卷而离开媒体,到外企工作了两年,远离了自己的新闻专业,而利用外语特长赚了一些钱。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心中的困惑无日不有,对文字的留恋从未断过,常常感到自己在得到一些表面化的东西的同时,丧失着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这样困惑下去,必须作出一个符合自己志趣的选择……烦请您帮助带我叩响三联书店的大门,我对这家出版界泰斗一向心仪,倘能忝列其中,将不胜欢喜雀跃。

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写给沈昌文先生的求职信(片段)

  这次沈公没有召见我,而是把我推荐给了董秀玉。

  我叫董秀玉“董总”。我在《读书》编辑部的地下蜗居中撞见了从香港短暂归来的她,行色匆匆,没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故此《爱书人俱乐部》中缺少了描划她的一笔。然而真正去拜访她也并不在今日的美术馆东街,而是在永定门外大磨坊——在搬进这座面包厂租来的两层楼之前,三联书店曾经分居五处,这家书店那些年的流离可见一斑。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董秀玉先生在《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二十年纪念研讨会上。胡泳摄

  见时心里惴惴,觉得董总一定不记得我这个小记者了,但董总开门见山,快人快语:我看你学新闻的,也做过媒体,你就不要来做图书编辑了,现在我们新办的《三联生活周刊》正缺人,你去那当个编辑吧!我嗫嚅:可我想做书啊。董总:我们现在最缺的是杂志人,不是出版人,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吧!想做书可以同时做,随时来找我!

  我就这样加盟了初创的《三联生活周刊》,一干就是五年。期间我给三联书店策划了一套“趋势丛书”,却只落实了一本。汗颜。

  然后我由记者、编辑、专栏作家而教书匠,终于由《读书》的读者上升到了作者。看到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读书》的目录甚至封面上,觉得有种进入万神殿的感觉。《读书》以其特有的方式,肯定了那个八十年代从北大荒山沟里走出来的少年。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三联生活周刊》举行创刊二十年纪念研讨会,我遇到阔别已久的沈公和董总。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三联生活周刊》举行创刊二十年纪念研讨会,与沈公合影

  周刊细心的老同事阎琦给我出示了一封信,说是在整理二十年周刊档案的时候发现的,系沈公亲笔所写,向周刊推荐我(我给沈公的求职信也是在档案里找到的):

  从胡泳同志经历看,似乎不错,很适合我们要求。我电话里再三提醒他:来“三联”干,可是苦差使,请他有思想准备。他说是下了决心的。

  这位同志的经历表明,已有的经验比较全面(语言的,新闻的,文学的,商业的,都经历过一些)。只是人品如何,并不了解。如有需要,相信你们可以了解得到。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一日沈昌文先生为我写的推荐信

  时隔二十年后读到此信,忍不住热泪盈眶。在某种意义上,一九九二年深秋的那次“爱书人俱乐部”之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原载《我与<读书>(1979-201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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