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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沈昌文去世:他用出版激荡了一个时代的思潮
作者:张弘      时间:2021-01-11   来源:《也无风雨也无晴》
 

  沈昌文主编《读书》杂志、三联书店期间,有力推动了80年代“文化热”潮流,且引发了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沈先生去世之际,燕京书评特撰文纪念,并附录其撰写的《〈读书无禁区〉及以后》供读者参考。

沈昌文。(来自视觉中国)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于今早去世,享年90岁。人们再也看不到这位相识满天下的文化老人,背着小包在北京三联书店转悠。而许多思想界、文化界的后辈,也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不吝赐教的前贤。

 

  沈昌文先生,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4岁就开始在南洋桥金银首饰店作学徒工。他毕业于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等职。从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其间,出版西方经典著作《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以及蔡志忠漫画、金庸著作,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将饮茶》,巴金的《随想录》,董鼎山的《西窗漫记》,郁风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夏衍、胡风等一批优秀作家的杂文集,等等。这些如今看来是经典出版物,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沈昌文一生的主要事业,其中之一,便是图书出版。这不仅体现在他做三联书店负责人期间,也体现于他退休之后,和俞晓群一起先后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发挥余热”。他不仅创办了《万象》杂志,读者所熟知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等丛书都凝聚着沈昌文的心血。

 

  沈昌文的另一项事业,就是《读书》杂志。1979年4月,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读书)杂志创刊号面世,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激起了无数的回响与激烈的讨论。陈原、范用等先后被上级部门批评谈话,直至1980年沈昌文出任《读书》主编时,《读书无禁区》的余波仍然未休。在1981年《读书》创办两周年之际,沈昌文在看了领导陈翰伯的初稿后,请陈翰伯为《读书无禁区》说几句话,陈翰伯立即表态支持这篇文章,并在以“本刊编辑部”署名的《两周年告读者》中专门加上了一段话:“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尽人皆知,谁也没有不加分析地提倡‘开卷有益’,胡乱读书。”

 

  沈昌文主持的《读书》杂志,被认为是“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先后开设了冯亦代的“西书拾锦”、王佐良的“读诗随笔”、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多个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专栏,使《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在多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的过程中,沈昌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刊思路。沈昌文总结《读书》杂志的办刊思想时提出过办刊的“三无”论:无能、无为、无我。他曾在多种场合下强调:“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对此,作家王蒙解读说:“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既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

 

  正是因为沈昌文的“三无”办刊论,《读书》杂志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俱乐部。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无论是左翼、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读书》都一概兼容并蓄。这种“有容乃大”的作风,使得《读书》也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当今许多知名学者拥有今天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与他们在频频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不无关联。

 

  以自己从事的职业激发一个年代的思潮,沈昌文堪称当代出版史上最重要的出版家之一。而他一生的经历和思考,则可以从其口述自传《知道》和俞晓群等人的回忆文章觅得。从学徒到卓越的出版家,他无疑也是人们励志的榜样。

 

 

《读书》杂志创刊号

 

  沈昌文:《读书无禁区》及以后

 

  《读书》杂志一九七九年四月创刊时,我还没去《读书》杂志,并没有经手这篇文章,但是它引起的震动,却是我感同身受的。这篇名文一直为人称道。所为者何?原因很简单。这里首先分析批判了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禁书政策。“文化大革命”中的禁书,确是“史无前例”,今天的年轻读者绝难索解。三十多年后,仍然禁不住我大段摘抄这篇名文的冲动。

 

  请先读这篇名文中对“四人帮”禁书政策的揭发: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像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像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统统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像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究竟对多少书实行了“专政”呢?《读书无禁区》的作者写道: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了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中国的出版社原就不多,“文革”前只有八十七家,职工约一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经撤销、归并,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五十三家出版社,职工四千六百四十九人。中央级的所谓“皇牌”出版社五家(人民、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注意:三联书店早在一九五三年裁撤,当时早已不存在了),原有职工一千零七十四人,到一九七一年只剩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编辑六十三人)。上海原有十家出版社,职工一千五百四十人(以上据《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六册,六十二页)。

 

  读书人见不到书,怎么办呢?一位朱正琳教授近年回忆他的青年时光说:

 

  记得我兴冲冲跑到离家最近的一家书店时,那景象真让我吃了一惊。书架上空空落落,已经没剩下几种书了。我站在那里,只觉得手足无措。一种失落感渐渐变成一种悲愤之情,我突然做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举动:几乎是当着售货员的面,我从书架上拿了两本《斯大林选集》就往外跑。

 

  这以后我索性退了学,躲在家里读书。自己拟了个计划,系统地读。想读书,书好像就不是问题,我总是有办法找到我想读的一些禁书。后来则更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到各个学校的图书馆去偷书。一家一家地偷下来,我们几个人的藏书种类(限于人文类)就超过许多家图书馆了……

 

  偷书的好处不仅是有书读,而且还让我们大开眼界——许多“内部发行”的读物让我们见着了,这才知道山外有山。

 

  只可惜还没来得及读多少,我们一伙就已锒铛入狱,那些书自然是被尽数没收。不过我们被捕的案由却不是偷书,而是“反革命”。那时候赶上中央有文件要求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于是全国各地都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被捏成一个个不知其名的“集团”,有些地方则索性命名为“读书会”。我们几个人被定为在贵阳“破获”的“集团”(据说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的“学生支部”成员,我们的“地下书库”简直就是天赐的“铁证”。这一坐牢就坐了四年多。待到出狱时,离本文篇首所说的排队买书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排队买书之后紧接着是《读书》杂志复刊,头条文章的标题是“读书无禁区”。从那时起我开始与“饥荒”告别,渐渐地却发现,市面上有越来越多的书让我相见恨晚。(《里面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二〇〇五年七月版)

 

  《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一阵子,有人还认为,此文的宗旨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有人甚至认为,文中在“毛泽东”后未加“主席”两字,就是反动思想的表现。不少人因此到上面去告状。

 

  范用说,“《读书无禁区》原来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他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当时,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麻烦,但是,“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范用说。此前,他有数年时间专门给毛泽东买书。

 

  杂志出来后,上级主管机关先找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范用说,“我当时进行了辩解。估计那位领导没有仔细读完这篇文章。因为里面的内容主要是打破精神枷锁,文章有一段说得很清楚,‘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些玷污人的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他还说,“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他们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

 

  以后,连续刊发了几篇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做公开讨论。《读书》的实际负责人倪子明以“子起”笔名写了赞同的文章。尤其是,当年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曾彦修用笔名“范玉民”,发表了一篇《图书馆必须四门大开》。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过去“图书馆”三个字有一种简写,就是把书字放在一个大“口”字里。“范玉民”从这个字出发,建议图书馆去掉外面的“口”,普遍向读者开放。这表面上是讨论文字,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当时书店不准卖这书那书,连图书馆的许多书也不能外借。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读书》又发了一篇重要文章:《实现出版自由是重要问题》,作者于浩成。文中指出:“一切由国家垄断,统得太死,管得太严,缺乏竞争,是当前的主要弊端,既不能充分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又非常不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不解决,宪法上的有关规定也就是一纸具文,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空的。”这篇文章出自延安老干部之手,上面也无可奈何,但对《读书》自然是更加警惕了。

 

  在一九八一年《读书》创刊两周年的时候,陈翰伯亲自执笔写了一篇《两周年告读者》,重申办刊宗旨,文中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我调到《读书》杂志后,首要的工作就是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做检查。我代表编辑部写过一些书面检查。后来,出版总署通知我去出席一个各出版社领导人的会议,事先通知我要在会上做沉痛的深刻的检查。我花不少时间准备了稿子。到了会场,议程排来排去,一直没有安排我上场。最后散会,我一言未发。以后也不再提这事。那次会议,主持人是杜导正。近年多读此公言论,有点觉得他那时实际上是在故意放我们一马。未知然否。(沈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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