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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不清理“左”的东西,中国改革的步伐快不起来
作者:马国川 田纪云      时间:2020-11-19   来源:共识网
 

田纪云

  近日《田纪云文集》三卷本出版,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因为田纪云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重要人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南海工作,直到2003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退休,田纪云一直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文集里收录的文章反映了他多年来对改革开放的思考,为深刻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程提供了宝贵资料。

  据透露,田纪云很看重两篇文章,一篇是1982年的《农村改革调查报告》。当时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田纪云率领12人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四川作了近1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最终形成了这篇报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田纪云一直分管农村工作。所以,他看重这篇文章可以理解。

  另一篇则是1992年4月25日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问题》。从题目看是似乎谈农业问题的,其实细读全文,主要是阐发邓小平南方讲话、加快改革步伐的重要性。为什么20多年后田纪云对这篇文章如此看重呢?

  这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改革完全陷入停顿。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在权威媒体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市场化”乃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于是,1989年后的几年里,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和旧体制的回潮。民营经济(包括乡镇企业)受到压制,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被强化。这造成了严重后果,最突出的就是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降和就业的困难。如1989年和1990年,GDP增长速度只有4.1%和3.8%。这对于一个依靠增长速度来支持繁荣甚至统治的正当性(legitimacy)的国家来说,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正像邓小平所说,“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是一个“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问题。

  为了避免出现经济和政治上出现新的危机,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南巡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的系列谈话最初并没有被公开报道,直到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所做的重要谈话才在社会上公开。5天后,人民日报才全文转载。这些时间差耐人寻味。事实上,当时对于邓小平的观点,支持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无论在“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反对改革开放的都大有人在,追问“姓社姓资”的声音仍甚嚣尘上。

  在这种情况下,田纪云几乎是第一位公开站出来表态的中央高层领导。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久,田纪云就先后在山西、国家经贸部,然后到广州、深圳,大力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性。回到北京后,4月25日,田纪云在中央党校作报告,阐发邓小平南方讲话、加快改革步伐的重要性。当年《星岛日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从北到南,到处巡视、发表讲话,积极地为邓小平南巡讲话做注脚。四月底,田纪云经一番转徙南北后,返到北京,作了一次重要的、纲领性的谈话。”

  作为高级官员培训中心,中央党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不容小窥。田纪云的讲话先是在党校学员中引起很大震动,随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激起了极大反响。人们纷纷找录音或录像来听来看,有人还托人复制了好多盘磁带,分送给朋友。

  那么,田纪云在中央党校到底说了什么呢?

  首先,田纪云回答了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中央党校讲话八个月前,存在了69年的苏联解体,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比苏联还大,许多国内人士认为罪魁祸首就是背叛了苏联共产党的戈尔巴乔夫,因此在国内大搞“反和平演变”。但是田纪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田纪云反问道,“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其次,田纪云抨击了“左”的老毛病。他说,“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老毛病。”

  田纪云指出,“‘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12岁就参加工作,在50余年的革命与战争年代里走过了的田纪云深知,“左”是中国的祸根,也是思想解放的大敌。在1990年代初围绕在农村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把农民重新纳入集体化轨道的争论中,就有人击田纪云是“新形势下的‘小脚女人’,犯了‘恐合(合作化)症’”。

  田纪云直言不讳地说,“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再次,田纪云提醒人们警惕政治上的“风派人物”。他说,“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

  田纪云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呼应邓小平南方讲话,也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左”倾思潮的猛烈反击和犀利批判,深受改革者欢迎。万里对田纪云说,你在党校讲话讲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气!邓小平看了田纪云的讲话后也充分肯定。

  田纪云在党校的讲话,得到了当时中央党校校长乔石的支持。这位政治局常委在当年3月党校开学典礼上引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防止‘左’的问题。”田纪云与乔石观点声气相求,互相呼应,不过和沉稳庄重的乔石比起来,田纪云说话更为直截了当,锋芒毕露。

  在社会各界要求重启改革的呼吁下,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整套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方案,意味着中国改革终于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正是由于这一轮市场化改革和中国加入WTO,才使得中国在新世纪里持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假如没有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讲话,中国改革将会怎样?假如邓小平讲话后没有田纪云、乔石等高层官员的呼应,中国在1992年是否有可能重启改革呢?从晚清以来的历史来看,中国改革并不是没有半途而废的可能!“疾风知劲草”,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反击倒退,推动改革,这或许就是田纪云看重这篇文章的原因吧。

  24年过去,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不过,它不应该只是历史研究者的研究资料,也值得关心中国改革走向的人们认真读一读,抚今追昔,田纪云所批驳的现象是否还存在?中国改革如何顺利地推进下去?

1986年12月24日,田纪云(前排左二在湖南长沙参观岳麓书院)

  《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节录)

  1992年4月25日,田纪云,中央党校

  “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

  ‘左’的东西的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些沿海地区、边境地区的人往外跑,为了阻止外逃,什么措施都采用了。但还是堵不住。现在那些措施都没有用,而想回来的人却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这边比他们那边还好些了。这才是真正的钢铁长城!离开物质这一基础,离开经济的发展,离开人民生活的改善,整天领着大家去唱“社会主义好”,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巩固不了的。‘文革’时不是天天唱‘社会主义好’吗?心里真觉得很好吗?未必。后面加上‘就是好,就是好’,强词夺理嘛!怎么好呀,我们想想那个时候怎么好呀?我长时期搞财贸工作,没有为多而发愁,都是为少而发愁,什么都少。逢年过节都要考虑怎么为大家搞点肉,搞点豆制品、黄花木耳之类。这些东西都是凭票的。豆制品还要粮票的。一个人一个月三两肉,北京是首都是半斤肉,一个人每月一斤蛋,大部分还是臭蛋。一到周末就要与老婆商量,肉票还有多少,这周吃了下周还有多少,早上起来不干别的,先去排队。见队就排,与苏联现在差不多。排上之后才看卖什么,一看不合适再排另外一个去。我那时虽然也是厅长,早上起来照样和老婆一起去排队买吃的。”

  “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

  总之,‘左’的毛病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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