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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生:任仲夷:改革先驱的本色
作者:黄金生      时间:2020-11-16   来源:“新三届”微信公众号
 

1966年,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被戴上高帽子批斗。右为本人在照片一侧的签名

  2014年是改革开放的闯将任仲夷诞辰10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岁月留迹任仲夷》大型画传,来缅怀与纪念这位智者和勇者。

  在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评选中,任仲夷名列榜首。不仅在广东,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也必将记下任仲夷这个名字。

  他是勇者,敢于突破禁区,为张志新平反,顶住重重阻力,引领广东的改革开放;他是智者,其思维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即使退休后,也一直没有停止对改革的思索,并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真知灼见,隽言妙语。

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前左)与任仲夷(前右)在辽宁本溪火车站

为张志新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乍暖还寒。这时,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任职。辽宁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当时的辽宁,受“文革”极“左”路线影响很深,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任务非常繁重。

  据原沈阳市委党校俞朱平回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当时中宣部主要负责同志到了辽宁,所到之处的几次讲话都避而不谈真理标准的讨论,而是大谈“砍旗”“丢刀子”“非毛化”等,觉得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似有批评、否定毛泽东之嫌。

  身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不仅没有避谈,而是旗帜鲜明地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着手撰写《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刊登在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坚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文革”中辽宁积累了大量冤假错案,任仲夷都一一为其平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张志新案。张志新原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女干部,因同“文革”中的错误作斗争,被毛远新批准“杀掉算了”。押往刑场前,因害怕她再说什么,竟被按倒在地割断了喉管。她在割喉前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党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

  任仲夷在了解情况后非常气愤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变了质,就会成为法西斯!”根据任仲夷的提议,经省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给张志新平反昭雪,授予烈士称号。

  平反张志新案需要政治勇气,因为张志新曾对毛泽东的错误坦诚地提出尖锐批评,比如她认为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一条左倾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从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发展过来的,她还反对对毛的个人崇拜。而这些在当时仍是理论的禁区。中共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还明确规定:“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当时华国锋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华国锋为张志新案表态,华国锋就没有表态。张志新案平反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华国锋)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

  “按省委的决定办”,掷地有声!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时说:“我们现在搞解放思想,她(张志新)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学习她那种‘五不怕’的精神。”

  1979年7月,任仲夷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曾上门看望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及其儿女。他对张志新的母亲说:“您为党生了一个好女儿!”而张志新批评毛泽东和“文革”的那些言论,直至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才被承认是正确的。

  任仲夷在主政辽宁期间,还首先提出要给被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捆绑得死死的国营企业“松绑”。他大胆提出农村要敢于“抓富”,并恢复了过去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农贸市场。

  这一时期,“文革”重灾区的辽宁不仅政局平稳,其经济发展更是跃居全国第三位。任仲夷还提出要在大连办特区,但遗憾的是,没有得到中央批准。

  1980年,中央提出任仲夷调广东任职。据任的秘书李次岩说,中央提出工作调动时,曾有多个去处,但是,任仲夷选择来到广东,就是因为他有“特区情结”。

  广东是任仲夷政治生涯上的高峰,正是凭借其政治勇气和智慧,他在广东“杀出了一条血路”,唤醒了这片沉睡的热土。但,这些辉煌的背后,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980年11月,任仲夷(站立者)在广东省府礼堂与省市干部见面,表示将与广大党员干部一道,贯彻中央特殊政策

始终有人盯着

  到了广东,任仲夷虽能放开改革手脚,但也充满了政治风险。临去广东前,一位老战友对他说:“仲夷同志,此去广东,你不是立个大功,就是犯个大罪。”

  据任仲夷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任在广东期间,“始终有人盯着”。那时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非常严峻,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

  任仲夷特别关心特区问题。刚到任的任仲夷就到深圳调研。他针对特区提出“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的要求。在其后的讲话中他还提出办特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把视野放宽一些,步子迈得更大一些”,“要敢于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打交道,敢于和跨国公司打交道。允许外国金融资本到我们特区来办银行”。

  1982年1月1日,特区土地管理法规出台,允许外商参与开发特区土地和缴纳土地使用费,使用特区土地兴办企业。这项法规的出台,引起了国内震惊,一时间“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言论此起彼伏,中央有关部门甚至还专门下发了一个《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白头文件!在高层会议上,某领导人甚至说“要收复失地”“要砍一批人头”。

  在改革最为关键的时期,任仲夷在1982年2月2日、2月18日和3月6日,一个多月内竟三次来到深圳。他旗帜鲜明地说:“办特区是否有损主权,是不是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地回答:不会!恰恰相反,只有掌握主权才能办特区。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他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说:我们“少谈点主义,多谈点实际”。

  在他的支持下,短短几年内,深圳就由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变成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亮丽的名片。得风气之先的广东思想开始逐步解放,人们的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1982年,任仲夷陪同小平同志在广州考察

  1983年11月,第一批“香港游”从广州出发到香港。同时,香港歌星也到广州来演出。香港歌星在舞台上边跳边唱,摇头晃脑的台风一下引来舆论大哗。很多报刊批之为“资产阶级腐朽台风”。任仲夷听后则反问道,难道站着唱就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

  广州的东方宾馆开设了一家音乐茶座,青年男女在闪烁的霓虹灯里唱歌、跳舞、喝咖啡。广州街头,男的穿喇叭裤、留长发、戴墨镜,女的则穿高跟鞋、烫波浪头、涂香水。一些外省高官到广州出差,见此情形,捶胸顿足、痛心疾首,认为广东早已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汹涌的反对声浪滚滚而至,连到广东视察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都不无担心地劝他:“仲夷,还是管一管吧,北京议论很大啊。”任仲夷则半开玩笑地说:“万里同志啊,我们要管大事,这些生活小事还是随他吧。留胡子,我们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就是大胡子。穿喇叭裤有什么不好?我们老祖先在唐朝就开始穿了。至于迪斯科不就是蹦蹦跳跳扭扭屁股吗?男女并不贴身。我们过去跳交谊舞,可都是男男女女搂在一起的。在延安时,我们党的领袖们不是每个周末都举办交谊舞会吗?”

  白天鹅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由香港霍英东先生投资,但从开工的第一天起,国内就议论纷纷:“共产党怎么能和资本家签约呢”,媒体更是口诛笔伐。据霍英东回忆:“搞白天鹅,搞得自己体无完肤!”连宾馆工作人员穿丝袜都被说是有意识形态问题。他于是想出了一个转移压力的办法,请任仲夷吃饭。

  接到请柬后,任仲夷身边的人员劝他不要去,以免人家说你与资本家穿连裆裤,是把兄弟。任仲夷则风趣地说:“广州和香港不是把兄弟,而是亲兄弟,不仅合穿连裆裤,还同吃一个奶(珠江水)。今天亲兄弟请客,又是一个出名的好机会,我为什么不去?况且,谁规定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不能去五星级酒店呢?”饭后又应约为宾馆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场者深感意味深长。

  结果,白天鹅宾馆开业那天,竟有一万多人到宾馆参观,白天鹅被称为“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之作”。

1983年11月,任仲夷(前左一)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前左二)视察深圳经济特区

“二进宫”向中央作检讨

  任仲夷在广东的所作所为,使得一部分中央高层频频震怒,甚至严厉责问:“任仲夷还是共产党员吗?”

  1982年,伴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沿海县市走私问题多了起来。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走私现象又最多。于是,借走私问题,一部分中央高层想借机调整改革开放政策。

  2月上旬,中央专门召开“两省(广东、福建)会议”。会上,有中央领导严肃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从而明确指示广东要查处一批,杀掉一批。某领导在讲话中说:“广东已经变了颜色,经济特区就像当年的租界。广东这样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熟门熟路,不应当用思想解放的人,必须用金刚钻。”还说,“广东出了那么多的事,任仲夷为什么见怪不怪?”他甚至提议免去任仲夷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会议结束后,任仲夷一行回到广州不久,突然又接到胡耀邦的电话,指示任仲夷一个人马上再次回京。因为主持这次会议的书记处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后,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思想还是不通,需再次进京面谈。这就是传说中所谓的“二进宫”。

  进京后,胡耀邦代表政治局常委希望他明确表态,并要求他给政治局写一份书面检查。对此,胡耀邦无奈地做了一个两手摊开的姿势,说:“我都检讨了啊!”当时国务院的领导也和任仲夷谈了话,要他认真地解决问题。

  连总书记都做了检讨,可以想见,任仲夷是带着多大的压力回到广东的。他要如何向全省传达会议精神呢?若自私一点,他完全可以按中央的旨意,清查队伍,人人过关,查处一批,杀掉一批。自己不仅能够顺利过关,没准还能高升一步。可那样,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就会出现严重倒退。

1982年5月13日,任仲夷(右一)在广东海丰县海边与海丰县负责人研究打私活动问题

  任仲夷心里非常明白:广东退一步,全国就退一百步!几天之后,全省三级干部大会召开,各级官员早已风闻中央会议内幕,预测这将是一个“杀气腾腾”的会议,有的已经做好了接受审查的心理准备。

  没想到的是,会上任仲夷首先肯定了各级干部为国家建设和改变广东面貌所做的贡献,并为近年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责任在省委。”“在省委里面,主要应当由我对这些问题负责。”在检讨对“走私犯罪”重视不够并申明将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仍强调“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同时提出“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会后有的领导好心地对他说:“仲夷同志,到什么时候了,还讲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最近中央报刊都不讲了。”任仲夷说,反正中央文件的提法没改。针对各地的领导干部,他说,只要没往自己腰包装钱,而是按省委部署抓改革开放的,即使出些问题,也应由省委负责,主要由我负责。

  原本以为应该“杀气腾腾”的会议变成了一个“热气腾腾”的会议。这次会议保护了广大干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没有因为出现走私贩私歪风而错失历史发展机遇。但在这年秋天召开的十二大上,任仲夷因非议过多没能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1982年6月,任仲夷(左一)在深圳蛇口听取袁庚(中蹲者)关于蛇口发展规划的汇报

为私营经济正名

  陈志雄是广东的一名普通农民,1979年他承包了8亩鱼塘,第二年扩大到141亩,因为夫妻俩干不过来,只好雇人,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第三年,陈继续扩大经营,承包面积达497亩,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

  这件事引起了广泛争议,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并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了一个专栏,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讨论。尤其是围绕雇工问题的讨论最为激烈。因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明确划分的“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允许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新华社某记者为此写了一份内参,引起高层重视。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批示:“按这个材料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做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任仲夷在组建调查组后认为,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同时强调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并上报中央农委,算是平息了一场风波。

任仲夷游泳

  任仲夷明白,对于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如果不正名的话,个体经济头上则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还怎么发展?当他正苦思冥想之际,正好看到当时还是一位在读研究生的郑炎潮给他寄来的一篇文章。郑炎潮在对广州市超过8个雇工的个体企业做了大量调查后,为这种新兴的经济形式起了一个新名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任仲夷见后,立即召见了这位年轻人,并接纳了他的意见,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私营经济。

  邓小平在1984年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看”了6年之后,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才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等内容,1987年中央文件中,终于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

  1985年,任仲夷从广东省委书记位置上退了下来。当时的通常做法是,新班子上任后,仍请老书记参加常委会。他主动提出不参加,说:“别人都说扶上马,送一程,我不那样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工作,究竟谁负责?”

  他退下来的1985年,广东的经济总量已经从1978年的全国第23位跃居全国第一位。

2000年,江泽民在李长春陪同下,在深圳与任仲夷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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