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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斯亮:我家和我家对门
作者:陶斯亮      时间:2020-10-13   来源:“ 天道和圣”微信公众号
 

  1969年的深秋,差不多树上最后一片枯叶也跌落下来的时候,父亲抱病被逐出北京,40天后含冤惨死合肥;母亲带着刚刚1周岁的外孙被下放到粤北地区,隐名埋姓地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则早已被贬到大西北的荒山野漠之中。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天各一方,那份伤痛真是难以言表。1972年,母亲实在难以忍受南方那潮湿多雨的气候,便上书周总理,要求改换一处离我较近些的北方农村。总理一个批示,就将母亲和我调到了陕西临潼的一个部队干休所定居。我被分配到附近的陆军26医院继续当医生;两个幼小的孩子接来身边;表妹小敏也来帮助操持家务。至此,苦苦分别了五年的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又大体归拢起来,过了一年田园诗般怡然自得的日子。

1972年3月,陶斯亮与母亲、儿女一家在陕西临潼团聚。

  1973年,病重的主席念起了井冈山时代的旧部,亲嘱“让曾志回北京吧!”于是母亲带着陶铸留下的不完整的家,又回到久别的北京,落户南长街一座小四合院里,并且一住就是十年。

  我们住的胡同叫小桥北河沿。名字真是好听!顾名思义,这里原先也许是小溪潺潺,河沿青青,小桥弯弯。但我们所见到的仅仅是一条小小短短的盲道,就像是南长街上甩进来的一条小尾巴。

  这条“小尾巴”北边是民宅,南边则是一排灰色的大高墙,威严厚重又神密莫测,令人敬畏,那里面便是中南海了。

  我家那油漆斑驳的小红门,直对直的正是中南海的东北门(中央警卫局的大门),两门相距也就十步之遥。我家经历了生离死别的大苦大难之后,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一心一意想像普通老百姓那样,过一种恬淡平静的日子,不受任何干扰地打发时光。可是命运偏偏将我们放到这个伟大的邻居旁边来住。离开西门的噩梦还没忘却,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东北门来了。于是从1973年到1984年这十年间,中国政治上的一切风云变幻,悲也好,喜也好,坏也罢,好也罢,我们家总是无可奈何的受到对门的影响。

  我母亲一搬进小桥来就神经过敏,就为对门那个哨位。那是8341的门卫,岗亭里有部电话机,母亲总认为那岗哨也是监视我们的,我们家的一举一动卫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汇报给海里。有一个时期,对门的两扇门关上了,但门上开了个观察孔,如果有人来按我家门铃,常常会有人从这孔往我们这边望望,于是母亲又疑心这个孔也是为监视我家而开的。这也难怪母亲,那年头,眼珠子瞪错了地方都会被打成反革命,更不用说门口站着个活人大警卫了!不管这哨位有没有监视我家的任务,但毕竟对面是中南海,那里面住的毕竟是与我们“红”“黑”两色的人,并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所以也就难怪母亲为何会如此地惊惧不安了。

  我很怀疑那时有没有像现在这样精密的窃听器,也怀疑人家值不值得对我们这孤儿寡母的一家进行监听,但母亲总是遵从“隔墙有耳”的古训,一到说犯忌话就嘱咐我们(客人也是)将声音压得低低的,有时战友来探望,也互相咬着耳朵说话。那情景,活像地下工作者在接头。

  丁修阿姨(母亲在东北工作时期的老战友)是我家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我最喜欢听她用胶东口音骂“四人帮”,那才叫痛快哩!她不仅心直口快,而且噪门还特大,大有股子不管不顾的劲头。逢到局势紧张的时候,如1976年反右倾翻案风时,母亲就拉她进厕所,门窗关得严丝合缝,两人坐在小竹凳上,为党和国家命运而忧心如焚。十分有趣的是,抓“四人帮”的消息,也是我在厕所里讲给母亲听的,当时8341部队负责人张耀祠的女儿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知道得很早,母亲听后只小声说了一句话:“我怎么心跳得这么历害!”

  观察了一段,对门那部电话机似乎并未为我家使用过,但母亲没有想到,另一件事,从另一个途径,被报进了中南海里。

  那是两个小家伙犯的事,在中组部幼儿园里,3岁的女儿对一位小朋友说:“我姥爷是被坏蛋害死的。”而4岁多的儿子跟随别的孩子瞎起哄时,竟被举报说他喊反动口号!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有体会,这种事情,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黑帮家庭”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果然,幼儿园当作严重政治事件而汇报到中组部核心小组,中组部又作为阶级斗新动向而汇报到当时的中央。当时在中央任要职的×××和×××亲自批示道:这是一个政治性问题,是小孩父母教的,企图搞阶级报复,要对曾志同志进行批评教育并令其做出检查。当时中组部负责人找母亲谈话并责成母亲写出检讨。这份批示被放进了母亲的档案之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清理档案时才将其撤出。其实说儿子喊反动口号是真够冤枉的,因为在我们这个“黑帮家庭”里,我的儿子绝对算个红彤彤的革命大左派!

  1976年元月,北京人民十里长街送总理,那几日,母亲、丁修阿姨和我泪流不断,悲不能禁。儿子却无动于衷,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天安门事件后他刚好入小学(春季班),上学的第一天放学回家,一见我就兴高采烈地说:“妈,我们学校今天听报告,讲反击右倾翻案风,可好听啦!”顿时,觉得我脸上那笑真比哭还难看,后来他又去参加“反击右倾案风”的游行,开心得不得了。我原以为孩子只是好奇贪玩,一时图新鲜热闹而已,但是不久,我便不得不改变了看法。

  1976年7月的一个凌晨,人们还在甜睡时,大地震发生了!母亲拖着我儿子,我拽住女儿,大家都跑到院子中间来,母亲首先想到的是抓起一条毛巾,将儿子裹起来;儿子首先想到的却是抱出毛主席的瓷像来(就是文革中家家都有的那半身像),他将瓷像放在他认为最安全的门洞里,又放了把小凳和一只暖壶,然后“谆谆告诫”我们说:“咱们家什么都可以不要,也要保护好毛主席的像!待会儿再发生地震,我就守着毛主席。”我暗自好笑,心想:一点都不傻,还知道放壶水!

  1976年9月9日,当广播里播出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谁也没有想到儿子会那样地嚎啕大哭,看他伤心欲绝的样子,我们都惊呆了。儿子四处找来花朵,围在毛主席的小瓷像周围,又撒了些花瓣儿,还找来一条黑纱搭在瓷像上,那张稚气的小脸是那么的哀伤,我们都被他那毋庸置疑的真诚给感动了。

1981年8月,陶斯亮与母亲曾志、儿子小亮在小桥北河沿家中。

  “四人帮”倒台后,我们对门成为新建立的中纪委所在地,于是,我们又有幸目睹了世界仅有的大上访的一幕。

  “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解放以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制造了多少冤案!又究竟有多少冤魂在中国的大地上飘荡!中国历史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期,春暖乍寒的大地,刚刚苏醒的心灵,人们开始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到北京上访,于是我家对门从寂静无声逐渐开始人多起来。

  什么样的上访者都有,从干部,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他们往往清晨即来,日落仍不愿离去,执著地日复一日的守着对门。他们个个脸色沉重,目光呆滞,衣着简陋(甚至破旧),行动畏缩。他们几乎个个手里提着一个廉价的塑料包,那里面装的便是生命攸关的申诉材料了。也有在地上摆状子或双手举状子的。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是,有一老农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纸状一包袱,他将包袱打开,里面竟是一颗人头,确切说是个骷髅,上面还沾着腐肉毛发和泥土。这是他儿子的头颅,好惨!若不是有天大的冤,这本本分分的老农,怎会挖出儿子的头颅,怀抱着千里迢迢来京申冤呢?

  这来自对门的沉重,这一群群不幸的人们,这触目惊心的苦难,像铅一般压着我家,不是吗?就在不久之前,我也像这些人一样,为父亲的平反而奔走哀告;一笔一笔地抄写着要求昭雪的材料;满怀希望的将材料寄出,明知毫无结果仍要苦苦地等待……唉,上访者——命运的受难者,又是命运的抗争者。苦难固然可怕,然而人们与苦难的搏斗过程却更是惊心动魄!尽管这一切都在寂静中进行着。

  那时,儿子也就八、九岁吧,是女性家庭宠出来的“贾宝玉”,也是左邻右舍出了名的调皮蛋,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只要他回家(从幼儿园或学校),家里就好像来了千军万马外带各种轻重武器一样,以至有一天邻居老奶奶向母亲抱怨道:“你家有几个孙子啊!怎么那么吵啊?”第二个特点是特别好热闹,家里来客人数他最热情,有时热情得出了格,什么拍人家肚皮、捏人家鼻子、抠耳朵眼、蒙眼睛……凡此种种,让客人直感到受了场不大不小的刑法,弄得有些客人来访时,站在门口先问小亮在不在,听说不在才大大松口气跨进门来,嘴里还喃喃自语,“不在就好!不在就好!”儿子“皮”,开始叫他“皮亮”,后来索性叫“屁亮”,这昵称甚好,我一叫“屁亮”,儿子就会屁颠儿屁颠儿跑过来。

  “屁亮”如此爱好热闹,如今门外这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事情,真是让他目不暇接。我们不让他出去,他就趴在南屋的窗口上往对门看,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渐渐地,在孩子的好奇心中,滋生了人类最基本也是最伟大的感情——同情心!面对这么多的不幸和苦难,儿子那稚嫩洁白、没有一星尘土和皱褶的小心灵,被深深地震动了,他不知不觉地也被卷入到这些人的命运中去。

  一天,儿子看见从胡同口来了位特殊的上访者,一位下肢瘫痪的残疾人,这人跪在一块小木板上,将废了的双腿固定于板,用一根绳子拖起木板悬桂在颈上,两手各抓一个小板凳,用以支撑身体,并代步行走。这种“行走”方式是如此之艰难,完全靠双臂和颈部来带动全身,每挪动一寸,你都觉得会比拄双拐还要难上千百倍。但令你更惊异的是他那顽强不屈的意志力,他拖着这残体已来了几次了。每当暮色将临,他又一次失望地离去时,望着爬在地上挣扎的这个生命,人们不由得深深叹息——既为生命的悲惨又为生命的倔强。

  儿子对这位残疾上访者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开始儿子给他送水喝,到后来从家里拿馒头等食物给他吃,一来二去两人熟了,儿子常常蹲在他旁边跟他聊天。从谈话中儿子了解到他是在“文革”中被摧残的,如今贫病交加,生计无着,所以才来找中纪委。但找中纪委的人太多,他又没有条件去与人家抢先,所以总也轮不上他的份。对这残者的申诉,儿子可能似懂非懂,但他明白一点:此人需要帮助,而且是特别的帮助。可是怎么帮法呢?旁边有小孩起哄说:“你找你姥姥啊!你姥姥是大官!”于是突然开窍的他对那人说:“我姥姥一定能帮助你!”“你姥姥要是不愿意呢?”“那我就不叫她姥姥了!”儿子小脸上一副毅然决然的表情。

  儿子帮他挪到我家门口的台阶上坐下,嘱咐他:“我姥姥一会儿就该回来了,她在门口下车,你就扑上去求她。”

  我母亲当时为中组部副部长,正协助耀邦同志解决大量的冤假错案。这天她下班回家,一下车就见一残者匍匐于脚下,小外孙在一边苦苦求情,“姥姥,他太可怜了,你帮帮他吧,你一定要帮助他啊!”

  母亲立即将此人请进家,详细了解情况,方知这位残者并非一般百姓,他是清华大学高材生,本是国防科委XX所的研究人员,“文革”中被打残成这个样子,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入牢狱。一个截瘫病人,在私设的牢房之中,哪里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可言,那猪狗般的污辱,外加精神上的折磨,真是常人难于想象的,可是他却奇迹般活了下来,并开始了不屈不挠的上访。母亲被深深打动了,在她的直接过问和指示下,这位残者在政治上平了反,回到原单位,分到一居室,工资照发,组织上还派了专门照护的人,并花钱订做了一把轮椅供他使用。这位上访者后来给母亲写信,情真意切地表扬了儿子,说他“不愧是革命家庭教育出来的好后代”。对此儿子哧哧直笑,他觉得这些词儿用得太大了。

  后来儿子慢慢长大,最终走上了一条并不符合我设想的道路,他的种种种种都曾让我气恼、烦心、忧虑,一种母亲的失落使我曾有一刻疏远了他。但是每当想起儿子当年的善举时,又觉得儿子本质上还是挺善良的,心也就随之软软的、慈慈的、暖暖的了。

  时光如梭,中国进人了开放改革的时期,中纪委搬走了,中南海毛主席故居对民众开放,于是我们对门又成了参观入口处。

  这下可好了!往日安静的小胡同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人们三五成群或一家子一家子地拥来,脸上早已扫掉“文革”时期的晦气,个个兴高采烈,神爽气朗,为能进入这往日想都不敢想的禁地,为能一睹毛泽东主席的书房、卧室,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满足。

  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也在小胡同里应运而生。什么卖汽水的、卖冰棍的、卖大碗茶的、卖面包的……比比皆是,生意兴隆。

  我家南墙根下成了自行车存放处。有认识我家的,就干脆将自行车推进家里来。我家的台阶成了人们的歇息之处。有时推门出去,见台阶上坐着好几个“阶级弟兄”,你得见缝插针才能走得下来。

  我们家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从早到晚人声鼎沸,嘈杂声像海啸一样,一浪高似一浪地碾压着我们的耳膜,但我们家的每个人,对这来之不易的快乐的喧嚣,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埋怨。

  1983年,73岁的母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为了照顾我上班方便,举家搬到西郊万寿路一所大院,住进了一栋灰砖的公寓楼。别了,小桥!别了,小四合院!别了,十年来相依相挨的对门!

  凭心而论,十年间我家与对门友好相处,不曾记得它给我家带来过什么烦扰,但它毕竟是太特殊了!你不能不认为,那方寸之中,真包容着中国的大事情哩!

  你看,“文革”时代,这里是中央警卫局,壁垒森严,百姓们噤若寒蝉;拨乱反正时期,这里是上访者的再生之地,不幸的人们纷纷来找中纪委平反昭雪;进入开放改革时代,这里又变成欢声笑语的中南海公园。这不就是十年间,中国从深重的灾难中走向希望,走向光明,并最后获得新生的过程吗!我家目睹并经历了这一切,并因之而使小桥居家十年变成了非同寻常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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