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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 电影《夺冠》背后:中国崛起的姿态
作者:祝华新      时间:2020-10-10   来源:“ 党报旧闻”微信公众号
 

  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第二部热门电影《夺冠》,能否给受到重创的电影界带来新的希望?年初新冠疫情来袭前,它的前身《中国女排》曾在网上传出一些不同声音,电影中某些情节被认为“偏离了电影本身想要传达的精神内核和正面价值”(人民网《“中国女排”不应在争议中上映)。

  作为1981年时的在校大学生,更多地关注这部电影带来的80年代记忆。记得中国女排在世界杯首次夺冠的喜讯传来,手头没有炮竹,77级复旦中文系学生温子健(80年代人民日报体育记者)激动地把自己的暖水瓶从宿舍楼上扔下。第二天早上又有些心疼,他到楼下捡回水瓶壳,装上瓶胆还能用。同学们游行到外滩上海市委市政府招牌前呐喊庆祝,深夜坐上政府安排的大巴回学校路上,听到广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即时评论:“我们要欢而不狂,乐而不乱……”

女排是走向世界的第一声呐喊

  《夺冠》里有一个情节,吴刚扮演的主教练告诉女排姑娘们:1966年中国男排拿了世界第九,大家信心倍增,觉得中国排球一定能够搞上去。没有想到之后的十年没球打,心里边憋着一口气。“第一次出国,走进宾馆房间里,我傻了,冰箱、彩电、空调,我没见过,那一宿我真的没睡觉,我望着窗外的高楼大厦,我哭了。中国太落后了,我们怎么办?是坐在这里唉声叹气,还是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现在我们国家搞改革开放,中国体育走在最前边,我们比不上人家的训练条件,只有靠比别人拼命才能赢。我们国家太需要这个奖牌了,我们要证明给所有人看,中国人行的!”

  记得当年袁伟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类似的话。这是80年代过来人一段高度写实的心理自白。

  据“四五运动”英雄曹志杰回忆,1976年初带领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白纸坊礼堂做形势宣讲时,一名工人不客气地质问:“你们说现在的形势是‘莺歌燕舞’、‘流水潺潺’,这符合事实吗?”工人理论组成员无言以对。当时的中国,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一年,年终结算农民还欠生产队的;在城镇,大米油盐,布料,甚至火柴、卫生巾都是“短缺经济”,需要凭票供应。

  当沈阳人因每人每月只发三两油而吐槽主政者陈锡联为“陈三两”,而上海人为自己发明半两粮票、节衣缩食过日子感到自豪时,美国参议院“营养与健康特别委员会”1976年发出警告:营养过剩已成为关系到美国人民健康的首要问题,千百万美国人塞进肚子里的东西很可能使他们患肥胖病、心脏病等“文明病”。

  也是在1976年,比尔·盖茨注册了“微软”(Microsoft)商标,如今微软的计算机成为全世界很多办公室和家庭的标配,比尔·盖茨赚得盆满钵满,富可敌国。

  当我们这个唐诗宋词的古国“文革”中只剩下8个“样板戏”的时候,1976年法国人让·米歇尔·雅尔出版专辑《氧气》,尝试将古典音乐与电子音乐融为一体,创造了累计销售1500万张唱片的法国纪录。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科尔特上世纪60年代访问法国,对巴黎Shopping Mall(大型购物中心)的琳琅满目、流光溢彩赞不绝口。晚上回到大使馆,科尔特喝着闷酒感叹:“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1968年布拉格之春是捷克共产党人真诚的反省和自赎。

  今天想来,我们有权为我们的童年,更为我们的父辈,责问当时一手遮天狂热鼓吹文革的江青等人:“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厦门大学前校长、政治学家王亚南曾经尖锐地指出:前现代社会由三种人组成:骗子、傻子、哑巴。“文革”高峰期,王亚南抚掌叹息:“今天的中国,是几个骗子在统治一群哑巴。”

  哑是哑,但中国人不都是傻子。早在1968年,“文革”高潮刚过的时候,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青年诗人郭路生用“食指”的笔名,感慨他这代人的命运坎坷,写下一首《相信未来》。据说连江青读到这首诗,也为“食指”倔强不羁的个性所震惊: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宋庆龄先生痛心于政治运动给国家人民造成的创伤,1980年给高层写信,殷殷叮嘱:“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妻离子散孑然一身的顾准在临终前对弟子吴敬琏预言:“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神武景气”指日本50年代中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上的经济复苏。已故乒乓球国手容国团有句名言:“人生能有几次搏!”,多次为袁伟民引用勉励女排姑娘。可惜1968年“文革”高峰期容国团31岁时不堪凌辱自我了结,上衣口袋留着遗言“我爱我的名誉胜过生命”。

  1978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沉睡的中国发生历史性转型,打开窗,面对飞速发展的世界。袁伟民、郎平那一代女排人有幸,赶上了到世界舞台上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表现得格外拼命。

(李仁臣、何慧娴夫妇近照)

  记得首都新闻界玉女金童何慧娴、李仁臣夫妇的报告文学《“三连冠”》记载了一个细节:中国女排队长张蓉芳(毛毛)因为胃病,口袋里总是装着几块巧克力华夫饼干,训练间隙喝几口水,悄悄把饼干咽下。这种饼干,0.22元一块,每天得吃三四块,一个月要花二十几元,都由她自己掏腰包。在80年代的中国,大家都不宽裕。然而,就是这个“怪球手”,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挥臂一击,急如流星的排球重重地砸在美国姑娘手臂上,像鸟儿一样斜翅飞出了界外,宣告中国女排获胜,并成功获得“三连冠”。(1984年8月9日人民日报)

(张蓉芳)

  电影《夺冠》捻出一句话:“中国女排没有你,没有我,只有我们!”“铁榔头”郎平被医生断为“60岁的心脏,80岁的骨头”。女排世界冠军队重要成员、杭州姑娘陈招娣,1981年日本那场惊心动魄的夺冠赛中腰部严重扭伤,靠队友搀扶才登上领奖台。2013年病逝时,骨灰盒里发现有几枚钢钉。

(陈招娣)

  《夺冠》上映后,网上有个帖子:“陈可辛说他不仅是拍女排,他是拍一个时代,除了女排还没有一个运动队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男足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甚至是好几个时代。男足能真正地体现时代的精神:什么都没变,什么都不会变,而我们却一直在装出一副努力在改变的样子。”

  与既没有传统举国体制奋斗精神,也缺少市场体制职业规范的男足相比,中国女排穿越时空,女排姑娘的坚韧不拔,刻苦顽强,成为那个时代的神话和寓言,感动了全中国。

中国难忘国际社会的宝贵帮助

  那一代女排队员和球迷,矢志为国争光,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热心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诚意遵守国际惯例谋求国家的进步。

  例如,在1981年击败日本队首获世界冠军后,中国举国称道日本排球教练大松博文。大松博文曾以“魔鬼式”训练带领日本女排创下连胜175场的奇迹,为日本女排赢得了“东洋魔女”美誉。周恩来总理邀请大松博文1965年4月到上海,对中国女排进行了一个月的加强训练。

  有回忆说,大松博文创造的那种滚翻救球,使中国姑娘们摔得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站都站不稳。有的姑娘练到后来头发晕,眼发花,房子也旋转起来了,瘫在地上,但大松还是一边叫,一边将球猛砸过去。一位队员实在忍受不了了,瞪圆了眼睛嚷道:“你这个鬼大松,我跟你拼了!”大松问翻译这个姑娘说什么,翻译机灵地告诉他:“大松你练吧,我才不怕你呢!”其实,大松已经从姑娘圆瞪的双眼里猜出她的意思,因为在日本,那些女排姑娘们也这么冲他瞪着眼叫嚷过。临行前,大松送给每个中国姑娘一条毛巾,意味深长地说:“我送给你们毛巾,是希望你们今后流更多的汗水……”送别晚宴上,大松博文说,中国有这么多顽强好学的女选手,有这么好的观众,有这么关心排球的国家总理,不拿世界冠军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队在世界排坛的崛起后,中国人民由衷地感激日本教练大松博文早年的栽培和奉献。1978年11月24日大松博文病逝时,人民日报特意发了消息。

  在80年代成为体坛双壁的围棋,也离不开日本棋手特别是藤泽秀行先生的悉心帮助。从1981年起,藤泽秀行14次带领“秀行军团”访华,成员几乎都是后来的日本名将,像武宫正树、梅泽由香里等。当时藤泽秀行背负着巨额债务,仍自费组团来华,帮助刚摆脱“文革”的中国棋手进步。秀行军团初到北京,盛况空前,许多棋迷涌进北京饭店听课。中国著名棋手聂卫平、马晓春、常昊等皆受益良多。

  80年代,“现代化”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政治共识和携手努力的目标。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著名讲话中提出:“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挑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1986年笔者作为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出版界引进国外人文社科成果的进展,提到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一个提法:“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介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书籍寥若晨星。就国别而言,只限于苏联、东欧,后来更少得可怜;就门类来说,局限于马列主义理论、美学等少数领域;就出版物性质而言,多为内部参考书,阅读面很窄。这段“书荒”,造成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主流的隔膜、断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界逐步解放思想,拓宽介绍外国文化的领域。从率先涌入的西方文学作品,到接踵而至的国外文艺理论著作,再到国外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著作,出版物内容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近了。这些出版物不“以我划线”,而是兼收并蓄在世界上有一定代表性的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形成多种理论体系争奇斗妍的局面。(祝华新《放胆“拿来”世界文化》,1986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

融入世界文明主潮的大国心态

  早在1981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夺冠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郑重指出:“打球,输赢是常事,但是不能输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输赢而忘掉友谊。对于极少数人在欢庆胜利时感情冲动,做出损坏公物、堵塞交通、对外宾无礼的事,一定要注意防止。我们的运动员为国争了光,而极少数人的这种不文明的举动却损害了国家的名誉,这和爱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学习女排,振兴中华》,1981年3月30日人民日报)80年代,主流媒体对少数边缘人士以爱国为借口煽动排外仇外、自损中国形象的民粹言行保持警觉,政府及时制止。

  1985年末,25岁的郎平在帮助中国队获得第四个世界冠军后宣布退役。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下,众多有志青年带着开阔眼界、学习新知的理想迈出国门,其中就包括郎平。1987年,郎平怀揣着150美元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学习,成为最早出国的体育精英,并在其他国家执教。电影《夺冠》写道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作为美国队主教练的郎平,回到中国,在家门口对阵中国女排。影片中一语道破赛前郎平的心事:你不是担心输,而是担心赢。

  人民日报追踪报道了郎平出任美国队主教练前后,中国舆论场的反馈。2005年2月,美国排协向郎平伸出橄榄枝时,人民日报资深体育记者汪大昭报道,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徐利表示:郎平现在不是中国排协的注册教练员,她旅居美国,在意大利执教,是自由身份,是否执教美国女排不需要中国排协批准。

  “如何理解爱国主义?”针对有些人将郎平是否接受美国排协邀请视为爱国不爱国的标志,徐利说,郎平接受还是不接受美国排协的邀请,都是一种职业行为。中国排协理解一些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感情。美国排协和郎平本人的选择,都会是理智的,不是出于感情。不能说郎平执教美国队就是不爱中国了。郎平如果在做出决定时有所顾虑,可能正是基于国人的上述看法。当今的竞技体育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和广泛交流,中国的乒乓球、体操等优势项目有不少教练员在帮助别人提高水平,女曲、水上等落后项目则请来美国、韩国等国家的高水平教练,难道能说他们都不爱自己的国家吗?(2005年2月2日《如果郎平执教美国女排》)

(人民日报资深体育记者汪大昭)

  郎平在北京奥运上打败中国队,获得银牌后,人民日报“大昭评论”写道:“中国人之所以具有女排情结,很大成分是冲着“铁榔头”去的。尽管美国女排在北京奥运会上战胜了中国队,一些中国球迷难以接受,但是,郎平用自己对事业依然如故的追求,让那些想不通的人放弃了内心的不悦。

  世界排坛如郎平这样成功的人不多,她的这份荣誉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或许还可以把郎平看作中国女排继世界大赛五连冠之后,对世界排球运动的又一重大贡献,别忘了,她还曾执教不同的球队两度获得意大利联赛冠军和一次欧洲冠军。

  比赛的双方是对手,而体育的交流没有国界。运动员、教练员是传递友谊的文化使者,又是共同提高的推动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者。让世界分享中国的力量与智慧,一个在奥运会上成就卓著的民族应当有这样开放的胸怀和气魄。

  在世界体坛,中国有自己的强项和优势,但目标绝不是当霸主。为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多做贡献,是一个拥有众多优秀体育人才的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如此,中国人应当为郎平高兴,为自己体育观念的进步高兴。”(汪大昭《当为郎平高兴》,200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

  汪大昭没说错。郎平带领美国队在北京奥运会赛场打败中国队后,离场时依然受到球迷鼓掌欢送。

  在1995年郎平被“召回”以主教练身份重返中国女排后,人民日报老记者许立群以从容坦诚的笔调写道:“毋庸讳言,优厚的待遇也是吸引郎平归来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网络上流传的300多平方米观景大宅图片以及传闻中的500万年薪推测,郎平已成为国内身价最高的教练员。对此,无论排球界人士还是众多网友都认为,以郎平的能力、影响力和号召力‘她完全配得上这个高薪’。人们欣喜地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往被漠视的个人价值正得到充分的展现和承认,国家和个人利益的兼顾也成为了现实。”(《郎平:从“东南飞”到“凤还巢”》,2009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郎平主教练选中的主攻手朱婷)

  郎平出任中国队主教练后,大胆改革30年前制定的“跟不上历史潮流”的国家队训练方法,实施三项改革:一是“大国家队”模式,以前是12人,上场的六七个队员,现在选30个;30个如果不够,就选50个;要是50个还不够,那就100个。二在全球聘请教练,搭建一个复合型的教练团队。三是国家队不分主力和替补,只分首发和非首发,以便于排出不同的阵容,可以应对不同的对手。郎平还希望队员将来不仅是优秀的运动员,还是一个优秀的人。值得称道的是,尽管存在疑虑,国家体育主管部门给了郎平全盘支持。

  人民日报体育组老记者、后转入市场化媒体的张抒,以“赵牧”的笔名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欣慰地称许“郎平们对世界的新贡献”:恰恰是商业化和职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各国运动员拥有了更多的“自我”,使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得到了体现。比如中国球星加盟NBA,当他们在北京赛场上再相遇的时候,中美球员之间的熟悉程度,中国球迷对美国球员的熟悉程度,甚至是喜爱程度,已经远非闭关锁国时可比了。

(从人民日报走向市场化媒体的体育记者张抒/赵牧)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电影《夺冠》中有个催人泪下的镜头,中国女排7号队员(陈招娣)在病榻上拉着郎平的手说:“我的比赛就要打完了,我需要下场休息,来世咱们再做队友。我们相信你能给中国女排带来新东西,我们大家都支持你,回来吧!”

  当年从1981年女排世界杯决赛的日本大阪体育馆,到1984年奥运会的洛杉矶长滩体育馆,世界各国对中国体育的崛起持欢迎态度。中国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观众的热烈欢迎。2020年,全球化遭遇严重挫折,新冠疫情的蔓延更是雪上加霜,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国家遭遇严峻挑战。正如郎平在《夺冠》电影中所言:“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自己去背。”今天我们谈论电影《夺冠》,就是因为过来人“放不下”,希望并有一份责任帮助年轻的一代,有更开放的心态到世界舞台上打拼。值此环球晦暗时刻,我们不妨重温“知青”诗人食指在“文革”中的诗句: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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