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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八角亭编书记
作者:李新      时间:2020-09-15   来源:《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
 

  近代史时期的划分

  1956年,中国科学院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哲学社会科学部(今社会科学院前身)因此也要制定自己的十二年规划,在学部的领导下,历史学科也在制定规划。这一规划后来写成两大本,一本白皮的,人们戏称之为“白皮书”;一本蓝皮的,戏称之为“蓝皮书”。范文澜拿着这两本计划书曾风趣地向大家说道:这两本书多好啊!大家照此努力去做吧!将来千万别只拿这本书来交卷啊!范老说笑的话,虽未完全言中,可也相差无几。因为自1957年“反右”以后,两本计划书中所列的大部分著作,因其主编或重要编著人员都被打成了右派,因此大部分落空。所幸我们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竟能于1962年最后完成并全部出版。虽然随即遭到批判,但比起别人来,我们毕竟幸运得多。这是怎么回事呢?是由于曲学阿世才幸免于难吗?还是有什么大权威庇护或支持我们呢?都不是。这其中有许多很复杂的因素,我们当时也并不清楚。现在事隔30余年,应当探究一下,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来。

  1956年,我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管教学行政工作,同时兼任点革命史课程。一天,接到高教部来文,要我校编写中国现代史提纲,供十二年科学规划(历史学科)讨论。因为胡华养病去了,我就找彭明商量,随即决定由我们两人草拟提纲。高教部来文中所说的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而时间却是1919~1949年。这虽然是当时社会上的习惯,但我反复考虑,觉得它不科学,我主张把1919~1949年的中国历史仍称为近代史。因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1949年,这一情况才得到根本改变。1919年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了,但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才能称为中国现代史。于是我们即按自己的思想写提纲,写成后把它称为《中国近代史(下)提纲》,提到科学规划会上去讨论。

  在近代史科学规划的讨论会上,我们很孤立,绝大多数研究近代史的人都反对把1919~1949年的历史纳入近代史的范围。尤其是科学院系统的如近代史研究所的与会者,几乎没有人同意我们的提纲。只有荣孟源对我们的意见表示同情,但我们在高等学校系统却有几个坚定的支持者。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真、山东大学的孙思白、中山大学的金应熙,他们都在讨论中坚决同意我们的意见,毫不动摇。而且讨论愈深入,愈显得我们的理由充分,反对的意见愈站不住脚。但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彼此相持不下。怎么办呢?高教部的人“和稀泥”,说先编书吧,提纲暂且勿论。但由谁来编书呢?谁也不肯承担这个责任。最后高教部指定我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来完成这项任务。

  进驻八角亭

  1956年秋,我约请北师大的王真、山东大学的孙思白,各带助手二三人来人民大学,并把彭明和冷超等从系里调出来,集中到桃条胡同人民大学的几间宿舍内,开始编书。本来还约请中山大学的金应熙,但他没有来,后来又从湖南和东北调来几个人。桃条胡同挤不下了,又从人民大学借到张自忠路的两间大屋子。因为我们用的资料,大部分在近代史研究所,为了工作方便,最好住到近代史所去。我于是去找近代史所的所长范老(文澜)商量。我说:范老,我们要编的这部书按规定是由科学院和高教部两方面负责的,现在高教系统已经调集人来了,住在人民大学,已经开始工作。你看,科学院方面(也就是近代史所)出多少人呢?能否挤出点房子来?商量的结果是:人,没有;房子,东山上的八角亭和旁边的几间小屋可以借用。这样,我们便于1957年春搬到了近代史研究所,正式建立起一套编书的班子,由我担任编书组组长,并请高教部二司的副司长胡沙来担任党支部书记,整个机构都归高教部直接领导。

  近代史研究所的地址在东厂胡同。东厂是明代皇家的重要机关,类似近代的特务组织,东厂胡同就是因为东厂设在这里而得名的。到了清末,这里是权臣荣禄的府第,八角亭就是荣禄接见宾客的地方。袁世凯当政时,买下了这座府第来送给黎元洪。后来黎元洪当上了总统,这里便成了总统官邸。日本占领期间,在其中东北部临街修建了一座图书馆。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接收了这个地方,其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设在这里。胡适也住在里面,他为了留取五四运动的纪念,特意从电话局取得“54”这个号码(他的电话号码是“5.5400”,前面那个“5”是电话5分局,后面两个“0”,是故意空着,以凑足五个字的号码)。北京解放后,范文澜领着他的历史研究室驻进了这个地方,胡适的住室便成了范老的住室。从此,范文澜辞去了华北大学的一切职务,专心写书,后来这里便成了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1946年范老在邢台担任北方大学校长时,我在中共邯郸中央局工作,因工作关系我常接触范老,从此建立了友谊,成为忘年交。1948年后,我们都在华北大学,都参加学校党委,关系更为密切。进北京后,吴老(玉章)常有事找他,我因而也不断去向他请教。我们见面时无话不谈,情谊深厚,所以我提出借房时,他慨然应允了。

  我们搬到近代史所后,便以八角亭为工作间。孙思白、彭明、王真和我还有两三个助手,在里面都各有一张书桌。八角亭建筑在人工堆砌而成的一个小山包上,虽已破旧,但修得精致古雅,而且周围花园里遍植名贵的花木,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我们去的时候,丁香花香溢满园,随后牡丹盛开,格外鲜艳。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的工作进展也很顺利。但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全国的政治空气都紧张起来了。工作单位在北京的要回本单位参加运动;从外地借调来的,也有被催回去的。例如山东大学就一直催孙思白回校,高教部无法,只好让他回去一段时间再来。好在反右派期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所以工作进度虽然受到一些影响,但毕竟还在进行,没有完全停板。

  谁知到1958年,我们这里却发生了问题。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我的助手冷超查资料时,在《蒙藏月刊》上发现一篇反共文章。他回过头来对我说:这个研究边疆问题的刊物,怎么刊登这样与边疆问题毫无关系的文章呢?我因为分工写少数民族问题,所以让冷超给我找这方面的资料。他现在发现这篇奇怪的文章,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拿过来仔细揣摩。这时王真正在我旁边,也留意到这件事。晚上,他来找我谈话,说这篇文章是他写的。他30年代初曾被捕,被捕后没有供出任何人和组织,但必须写一篇反共文章才能出狱。为此他化名写了这篇文章,投在不引人注意的研究边疆问题的刊物上发表。他谈话时表现极为悔恨。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胡沙,他随即向高教部党委作了汇报。高教部让北师大把王真调了回去。这时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王真的问题也不是右派问题,但北师大党委却把王真补划成“右派”分子。这样一来,我们的编书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

  历史研究遇上“大跃进”

  1958年,全国“大跃进”。北京各机关也都修起土高炉炼铁炼钢。人民大学嫌我反右派不积极,现在要我参加炼钢。我去问范老:我们编书的怎么办?到哪里去炼钢呢?范老说:就在我们这里炼吧,东山下不是有个高炉吗?原来近代史所和考古所合办了一个高炉,许多人到那里去炼钢,都不过是做个样子罢了。我们更是隔岸观火,眼看炉火通红,引以为乐。炼钢虽然应付过去了,但编书也要“大跃进”,就不好办了。高教部二司司长李云扬一再催我们的“跃进计划”,我们说两年完成,他说,不行!一年半,也不行!最后定为一年左右,而且寒假前一定要把初稿写出来,以便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来讨论。

  大跃进的时候,举国若狂,北京也红火得很。修十三陵水库,由周恩来总理扛着大旗,带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全去参加。我们也去了。田汉因此写成了一个《十三陵畅想曲》,并在报上公布了他写作的“跃进计划”。一时,人人写诗,个个作画,各机关学校晚上灯火辉煌,还准备夜餐,让大家夜以继日地

  创作。《人民大学周报》出特刊,用大红字登载该校的“十、百、千、万、亿计划”。我拿着这个计划去见范老,范老笑道:这算什么!你看,我老家三年便要进入共产主义,这才是宏伟的计划呢。他顺手拿出山东范县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彼此看后大笑不止。其实范老虽姓范,却不是山东范县人,而是浙江绍兴人,他把范县称作老家不过是谈笑而已。范县地处黄河故道,穷苦得很,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简直是异想天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高教部要我们“跃进”,否则就是“右倾”、“观潮派”,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先答应下来,随后再说。

  那时史学界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论带史”,“突出红线”。社会各界也都反对“白专”,谁如果强调业务,就可能被扣上“白专道路”的帽子。研究历史的,如果认真搜集资料,追求历史真实,就被认为是烦琐考证,脱离现实,违背马克思主义。当时,以论带史的著作真的出现了,而且受到吹捧。我们编书组也有人很崇拜这种东西,把它拿给我看,要我们学它的样。我看这种作品,空洞无物,史不像史,论不像论,不伦不类,不忍卒读。但这是权威之作,怎能反对呢?于是我说:人家是权威嘛,理论水平高,好比西施一样,无论浓妆淡抹,都很适宜,我们是东施,怎能相比?如果去效颦,那就更丑了。

  当时写历史还有一种风气,说什么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其实就是要根据政治需要去改写历史,把历史的真相弄得面目全非。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我去问范老,范老说,写历史嘛,就要写成真史、信史,史而不真、不信,怎么能以史为鉴呢?他那时正在写隋唐时代的历史,就是不管环境怎样,都坚持按照这一精神写下去,这有他的《中国通史》第四卷为证。我接受了范老的教导,也按照写真史、信史的精神写书。

  在大跃进的压力下,我们改变原来先编资料后写书的计划,改为搜集到资料就写书,等书写成后再编资料。我把这种做法向李云扬说:这是“倒行逆施”,你看可以吗?他说:可以嘛。先倒行逆施,以后再颠倒过来不就行了吗?于是我们又作了分工:人民大学写第一卷(1919~1927);山东大学写第二卷(1927~1937);北师大写第三卷(1937~945);然后再集中起来写第四卷(1945~1949)。并且要加快速度,一定要于1958年底以前把前三卷的初稿写好并打印出来。

  贴满大字报的讨论会

  1958年寒假期间,高教部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专门会议来讨论我们的初稿。开会之前,就把前三卷的打印稿(第四卷没有写出来)发到一些学校去讨论,还特别发给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北师大三校历史系的学生,要他们讨论提意见,并且把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到我们开会的会场。这次开会的会场设在高教部花市大街招待所。学生们的大字报不但贴满了会场,而且从招待所大门口一直贴到了招待所最后的房间,红绿纸相间,大小字不等,真是琳琅满目,招引了无数宾客前来观看。

  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批判,批判我们没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贯穿红线,甚至说我们是贯穿了白线(写了许多国民党区的事情)和黑线(写了不少敌伪统治区的事情)。又说我们没有厚今薄古,把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写多了,而对后来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写少了(其实那时还没有把解放战争写出来,只写出了个提纲)。如此等等,意见很多、很尖锐,而且都上了纲,提到了原则的高度。按照这些意见,我们的书稿一无是处,就该付之一炬,而且作者都该挨板子。编书组的同志们看到这些大字报后,都很泄气,特别是对孙思白和彭明所写的部分大字报最多,因为他们两人承担了写国民党区和敌伪区的任务。

  在大字报的声势下,会场上也是一片批评责难之声,说我们关起门来写书,两耳不闻天下事,完全是学院派的模样,成天在书本中讨生活,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反映不出时代精神。但是来开会的代表都是教师,有的同志不仅学识丰富,而且在旧社会已经历过世变沧桑,在新社会又经历过不少运动,所以他们能力排众议,提出不同意见来,请大家认真地冷静地展开讨论。他们说贯穿红线并不是不要写国民党区和敌伪区,厚今薄古是指整个历史而言,五四以后都是今,并不是什么古……由他们讲出了真理,而且讲得很策略,平心静气,低声细语,不伤人,不刺激,所以得到了多数人的赞赏。于是,会场的空气逐渐和缓下来了。最后大家认为初稿还是比较好的,并同意以初稿为基础,进行修改,将来即把它作为各高校的教材在几位“稳健”的发言者中,以蔡尚思和陈旭麓最为突出。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们,就是在这次会议中我们交上了朋友。

  意见逐渐一致,会议可以收场了。按照惯例,会议需要作个总结,何况会上虽然大体上解决了问题,但各学校和社会上“左”的风气依然很炽烈,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总结意见,以后的编写工作才好进行。由谁来作总结呢?我去找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杨部长一见我就说:“你们的会开得不轻松吧?”我说:“现在轻松了,可以结束了,所以来请你去作个总结。”他已大致知道了开会的情况,我又向他作些补充说明,并表示我个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但不愿去作总结。在我一再的坚请下,他诚恳地对我说:“我坚决支持你,高教部坚决支持你,但当前情况下,有许多意见,都不宜由我去说,而由你去说最好。因此,这回的总结要由你去作,我看就这样定了吧!”杨秀峰过去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我们同在太行山打游击,老关系,很不错。他现在把真心话都和盘端出来了,怎好再勉强他呢?我于是转个弯请求道:“总结,既然有你撑腰,那我就大胆去作吧,但高教部总要有位负责人来主持会议才好。”最后商定请刘皑风副部长主持总结会,因为他是主管计划财务的,他主持会议,表示不介入学术和政治问题的争论。

  总结会在高教部礼堂举行。由于李云扬的提议,别人也不好反对,参加会议的人,除招待所的代表外还从北京各高校请来了不少的人,其中有不少学生代表,有的还是大字报的作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总结很难作。经过反复地考虑,我终于写成一个详细的提纲。

  总结会开始时,刘皑风只讲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马上就说:“现在请李新同志作总结。”我一下怔住了,心想,你怎么连一句表态的话也不说呀!但我很快就镇定下来,非常严肃地作我的总结报告。我首先对那些针对我们的书稿提意见的人,特别是贴大字报的人表示感谢。接着对许多具体的意见(列举了出来)表示接受。随后我说道:“凡是我们认为好的意见,我们都有明确的态度,即接受下来,并在修改稿中吸收进去。凡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意见,我今天在这里也要明确表态,如果含糊不清,我们下一步的修改工作就无法进行。”我于是从如何才算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起,说写历史一定要写成真史、信史,才算得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整风运动中不是首先反对主观主义吗?写历史不真不信就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谈到贯穿红线时,我说:“贯穿红线是要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叙述历史、分析问题,而不是说只写正面的,不写反面的。如果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头,写正面的也不一定是红线。反动派不是也写共产党、红军,写八路军、新四军吗?请问:他们那些东西贯穿的是红线,还是白线?黑线?至于写国民党、写敌伪、写一切反动派,只要坚持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照样可以贯穿红线。请问:陈伯达写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他贯穿的是什么线?”当时人们把陈伯达视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我举出他为例,谁还能不服呢?我看这时全场鸦雀无声,于是接着说:“写1919~1949年这段历史,我们能不写北洋军阀吗?能不写蒋介石吗?能不写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吗?如果不写、不敢写,那算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是怎样写,如果我们把反动派写成了革命派,同志们说我们没有贯穿红线,骂我们贯穿了白线、黑线,我们是罪有应得;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只不过写了反动派,而且揭露了他们的反动罪行,分析了其所以反动的原因,这样就说我们没有贯穿红线,甚至说我们贯穿了白线、黑线,那我们怎么能承认呢?如果我们承认了,我们以后应怎样写?同志们!如果谁有办法按照那样的‘红线论’来写这段历史,我一定五体投地,向他请教。”这时我的劲头来了,痛快淋漓地大讲一通。刘皑风一再向我使眼色,我明白他的好意,但我还是把我的意见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说也奇怪,全场惊讶地但认真地听我讲完了意见,而且讲完之后,竟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通过这次讨论会,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影响,并找到一批支持我们的人。在会议期间,我曾单独和蔡尚思、陈旭麓深谈,希望他们俩也能参加我们的工作,两人都欣然同意。随后报高教部批准,1959年初,蔡、陈二位被借调来京。陈旭麓还带来了几个研究生做助手,从此八角亭更加热闹了。陈旭麓、蔡尚思、孙思白、彭明都住在八角亭旁边,每人一间屋,工作和睡觉都在其中,倒也非常方便。我仍在八角亭工作,编书组的秘书和主要助手也在这里办公,这里还是我们的会议室和书报室。孙、陈二位带来的助手和研究生多数住到北师大去了,人民大学研究班来的人则仍住在人大,开会的时候才来八角亭。这时编书组总人数已二十有余,极一时之盛。除过去按卷分工外,又按内容作了分工:蔡尚思负责思想文化;陈旭麓着重经济史;国民党区和敌伪方面仍由孙思白与彭明负责;至于一般政治史和革命史则大家都分担,只是其中需要看机密档案的部分由我负责。此外,由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规定,只有司局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参阅他们提供的材料,所以关于少数民族史那部分的责任也落到我的头上。

  为了争取早日出版,我们首先集中力量抓第一卷的定稿工作。每人按分工去修改初稿。修改稿完成后,逐章逐节集体讨论。然后在由我、孙思白、彭明、蔡尚思、陈旭麓五人参加的定稿会上,逐字逐句地宣读,一段一段地通过。有不妥之处或不同意见,经讨论取得一致并修改成文后再通过。这样做看起来似乎很烦琐,但经验证明,这样做起来速度反而快些。我们第一卷的定稿工作五一劳动节前就完成了。

  书写成了,但出版却发生了问题。本来1956年开始编写时,人民出版社就来商定由他们出版,并派编辑应德田专门与我们联系,还为我们印了特别的稿纸,供我们改稿使用。1957年后应德田不来了,换了别人。我们第一卷定稿后他拿回出版社研究,结果是不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可由三联书店出版。当时三联专门出资产阶级的书,把我们的书给它出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了都非常气愤。我到高教部去找蒋南翔,他说:“把我们的高校教材,归入资产阶级那一类,真是岂有此理!你拿来,我们高教出版社出。”就这样,我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于1959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了。我写了序言,其中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不把书名叫现代史的理由,同时无法叫中国近代史(下),因而取了这么一个长长的书名。我把这篇序言送给李云扬审阅,他没有表示意见,转呈杨秀峰,杨部长表示同意。书的作者署了个编写组的名义,而不署人名,这是当时的风气。因为1958年大反资产阶级法权,所以我们也声明不要稿费,但高教出版社还是先给了我们一些补助,后来又按低标准付了稿酬。到1960年第二卷出版,不仅稿酬较高,而且连第一卷的印数稿酬也补发给了我们。第二卷是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因为这时高教部与教育部合并了,两个部的出版社也合并了。

  反“右倾”大关

  1959年我们正在编写第二卷的时候,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无情的批判,随即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这次运动来势凶猛,人民大学大部分系主任(包括何干之)都遭受批判。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去的副校长邹鲁风因受批判感到委屈而自杀身亡。我们编书组当然也要检查“右倾”问题。好在全国性的讨论会刚开过不久,人们记忆犹新,虽有个别人煽动,终未掀起大的波澜。这时我倒觉得在那次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我所采取的彻底展开说透的办法是做对了。那次如果不说透彻,那么这次加在何干之等人头上的帽子,什么“白专”呀、“不贯彻毛泽东思想”呀、“不贯穿红线呀”,以及什么“厚古薄今”之类的大而不当的帽子,一定会往我们头上戴。可见风险来了,如果能顶住还是顶住的好,因为顶住了小风险反而能避免大风险。当然,如果风险太大,那是谁也顶不住的。不过也应想别的方法,最好能在不失原则的条件下加以应付。无论如何也不能像邹鲁风那样,总应该看得远些嘛。这次反“右倾”的错误,不是到1962年就得到了部分的纠正吗(彭德怀等少数人例外)?

  编书组顺利地过了反“右倾”大关,但第二卷书怎样写呢?还是个问题。彭德怀在第二卷(1927~1937)中很重要,但不能正面出现他的名字,一出现就不能出版。不单彭德怀不能出现,连平江起义也不能写。因为当时有人把建议写平江起义的历史看作是阴谋,是为彭德怀想夺权服务的。怎么办呢?真伤脑筋!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彭德怀的名字不写,那么相应地在平江起义中滕代远、黄公略的名字也不写,到第三卷抗日战争中,不写彭德怀的名字(他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只写总司令朱德的名字。相应地,一一五师只写师长林彪、一二〇师只写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只写师长刘伯承,副师长一律不写。新四军也是只写军长叶挺,不写副军长项英,这样正好把项英这个难题也解决了。但平江起义却不能不写,不写它,那红五军从哪里来的呢?后来红一军团又怎么写呢?想来想去,决定写红一军团时,说它是由红四军、红五军合编而成的。红四军前面已经写得很多,这里可不再写。对红五军则采取补叙的办法,从平江起义一直写下来,顺理成章,只是像古代史书那样,加一个“初”字,表明是倒叙。这样读者一看也就明白了。我把这一办法向编书组的同志们一说,大家都赞成,甚至鼓掌称善。不知哪一位下来对我说,你真是“用心良苦”啊!是的,我的心是苦的,也是良的,不管怎样想方设法以求出书,总不能连良心也丧失啊!唉,怎么在历尽千难万险才缔造起来的新中国,写书竟是这样的困难呢?我们在革命中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么到今天成了这种情形呢?我感到痛心,但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由于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全国都在挨饿。不知饿死以及由饿而病死了多少人!北京各单位都有不少浮肿和肝炎患者。所幸我们编书组没有一个浮肿和得肝炎的,因为我们把稿费全拿来吃了。东厂胡同的对面便是华侨饭店,同志们很早便去排队领牌子,到开饭的时候才能去吃饭。开始还有肉菜,后来便只有鲍鱼这样的海味一两样了,而且价格非常昂贵。为了活命,为了写书,忍痛吃饭!我们五位主编(孙思白、彭明、陈旭麓、蔡尚思和我)的情况好一些。我在人民大学吃小灶,便厚着脸皮去请示人民大学的实际领导人,把他们当作客人也让其吃小灶。为了吃饭,我们每天从八角亭到张自忠路来回走四趟,至少也有七八里路程。不过几人同去同归,好像青年时代过学校生活,也很有趣。有时晚饭后皓月当空,我们踏着月色,边走边谈,其乐融融。

  大概从1960年开始,我们当主编的,还得到一点“特殊供应”,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本子,每月持本可以到指定的商店买到一些肉和鸡蛋、糖果,还有两条烟。当时群众对这种特殊供应和高价出售点心糖果就很不满意,流行着一首顺口溜说:“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太太上茅房,手里拿着高级纸,拉了一泡高级屎。”在街上听着小孩们不断念着这样的顺口溜,心中实在难受。

  编书组最满意的一年

  196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一个教材办公室,统一组织和管理高校教材的编写。胡沙仍是我们的支部书记,同时又在教材办公室负责,这样,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得多了。因此,我们编书的速度也就加快,不但出版了第二卷,并且把第三卷也编成了。事实证明,只要把条件准备好,办事的速度是可以提高的,而不顾条件人为地去推行什么“大跃进”不但“欲速则不达”,反而会把事情搞糟。这年暑假,高教部规定,参加编教材的人可以去北戴河休假。我们几个主编都怕拖长了编书的时期,夜长梦多,对编书不利,因此谢绝了上级的好意。同时,山东大学和上海复旦、华东师大又不断来信催促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返校。尤其是山东大学,说孙思白已经借出去几年了,怎么能老不回去呢?难道是刘备借荆州吗?好在胡沙善于从中斡旋,并站在高教部立场上要三校顾全大局,三个学校也只好服从。我怕他们三人回校后不能再来,决定暑假中把他们三位的夫人接来北京。蔡尚思的夫人好像是因病未来,孙、陈二位的夫人都来了。为了凑热闹,我和彭明也把夫人请出来作陪。

  这个暑假,过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城内好地方都游遍了不说,城外的颐和园、香山、八达岭以至十三陵,到处都有我们的踪迹。而且游兴很高,时而在茶座上浅酌吟诗,时而在小船上引吭高歌,不亦乐乎。蔡尚思是爬山专家,彭明是划船好手,他们各显其能,令大家赞叹不已。孙、陈二位诗兴大发,吟出了许多好的诗句。我也追随其后,即兴赋打油诗不少。事隔多年,孙思白的《游颐和园遇雨》里的佳句“天恐豪情收不住,故遣微雨送轻寒”,我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一天,大家登上长城,都说不可无诗,要作诗比赛,看谁先作成。我一时兴起,即刻得七律一首:“秦皇汉武建奇勋,近世空余万里城!粉黛江南长袖舞,风云塞上大刀横。一轮旭日山河赤,满眼春光柳麦青。蒙汉弟兄手携手,长城内外尽欢声。”大家称我“才思敏捷”,我不过主张“诗言志”,欣赏“打油体”,不守规律,所以来得快。而孙、陈二公则是精雕细刻,“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能有佳作。他们当时咏长城的诗,比我的强过了不知多少倍,令我十分佩服。只可惜如今年老,竟然记不起来了。

  我们编书组,在1960年时,无论工作和生活都很让人满意。但国内和国际局势却都很紧张。国内形势自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以来,“左”得更加厉害。例如农村大办食堂,认为食堂里充满了阶级斗争,结果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河南信阳地区有一首顺口溜这样说:“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里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由于饥饿和疾病,非正常死亡达到惊人的程度。同时在国际共运中展开了反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把苏联称作“苏修”,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当作新沙皇来批判。记得一次在中南海听报告,碰见潘梓年(当时他是社会科学部的领导),我问他看见我们的书没有,他说“拜读了”,“很好”。又说:“不过你们无论叙事和评论是不是太客观了些?莫搞客观主义啊!比如对胡适,你们的评价就和中央的精神不太一致。现在又要反修了,请注意点!”我知道他是个大“左派”,因强调逻辑的阶级性而特别著名。我“唯唯地”听他讲,没有做声。这样的人谁惹得起?回来我也没有把原话告诉大家,只说学部要我们积极参加反修,写书要防止客观主义。

  好在紧张的国内外形势对我们编书组的影响还不很大,我们倒可以借此动员大家加紧工作。在大家一致努力下,到1960年冬,我们把第三卷也写成了。本想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第四卷也写出来,以竟全功,但这时各学校都纷纷来信要人,高教部也无话可说了,只好答应寒假后各校的人都回去。至此,我们又作出规划:第三卷于寒假前发稿,第四卷由彭明带着助手到华东师大去写,陈旭麓和他的研究生也帮着做些工作;我随吴老(玉章)到上海,帮他写辛亥革命回忆录,同时照顾写书,解决编写过程中的问题。至于编资料,等写完了书再说。大概是放寒假前夕的一个晚上,所有参加编书的人齐集八角亭话别。

  人们都说,我们在八角亭大学毕业了,有的是四年制本科,有的是二年制专科。八角亭同窗生涯将毕生难忘。于是有人唱起了《毕业歌》,众人继起相和,歌声雄壮激越。之后,又有人唱起了《离别歌》,这时却没有人和着唱了,这人唱完最后一句“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也颓然坐下。许久没有人再说话,各有所思。当然,最后还是打破了沉寂,转为欢笑,直到深夜才散。我回到家里,久久不能入睡,无限惆怅中提笔写下了一首五言律诗:

  一曲骊歌声,怆然八角亭。

  书成百万字,人别几多程?

  纵有音书至,终无朝夕亲。

  何当重聚首,载酒泛昆明?

  谁知从此一别,别说全体同志,就是我们几个主编,也再没有在北京重新聚齐过。人生聚散无常,本无足怪,但八角亭数载同窗,却永系我心,至今犹未淡忘。

  1961:大功告成

  1961年春节过后,我随吴老到了上海。经过一百天的奋战,帮吴老写成了一本《辛亥革命回忆录》。同时,我们的第四卷也进展顺利,基本完成。吴老对我们在八角亭编书,一贯支持鼓励,现在听说我们四卷书都写成了,他非常高兴,特邀我们几个人(蔡尚思、陈旭麓、彭明和助手桑咸之,还有我)同他一起到西湖去游览。

  到杭州后,有人把我们接到刘庄。这时省委特派一个同志来对我说:“刘庄是只供中央领导同志住的,你可以同吴老住在这里。其余几位同志安排在对面的杭州饭店,这是新修的一座高级宾馆,很不错。请你向他们解释一下,希望他们谅解。”随后,一辆轿车把他们送到了杭州饭店,每人一间客房,的确很好,而且那辆车就专门配给他们游览时用了。此后,我每天吃罢早餐,即乘一辆车到饭店,然后几个人分乘两辆车出发去游览。有汽车之便,就不像古人骑驴游西湖,需要多少天才能游遍。不几天,我们游遍了西湖内名胜和围湖诸山如南北高峰等地,以及湖外的九溪十八涧和更远的地方。

  他们在饭店,每天按菜谱吃,不多日子把菜谱上的菜基本吃过来了。这时他们担心饭后算账,恐怕谁也负担不起这笔开销,准备赶快回程。我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问一声负责人怎么算账呢?”他们说:“不好意思。”我说:“是省委把你们安排到这里的,他们不会按饭店标价收费,只能像我们那边一样,按供给制收粮票菜金而已。”我劝他们多住几天,他们怕不保险,随即到会计室结账,果然只收粮票菜金。算账回来,彼此相视而笑。但既已清账,就不好再留下了。

  西湖之游,淋漓痛快,但意犹未尽。不过这样也好,正因为未完全尽兴,所以今天回想起来才格外有味呢。从这次游西湖,使我对“特权”增加了理解。当时困难时期尚未完全过去,到处都能见到“民有菜色”,而我们这些沾边特权的人,却能优哉游哉地尽情游览。名义上按规定付账,实际上还是高档免费。而我们却安之若素,视为当然,可见要享受特权者来打破特权,实非易事。如果说“浮夸风”、“共产风”是由于领导人头脑发热而受了欺骗,那么这些在困难期间修建起来的高级楼堂馆所,领导人亲自住在里面,能说什么也不知道?一面三令五申地反对修建楼堂馆所,一面舒舒服服地住着高级馆所,而那些主持修建这些的人,不但未受罚,反而升了官,这便是楼堂馆所所以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类似这种现象的事情,今天依然存在,我们能不警惕吗?

  1961年,四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全部完成了,我们如释重负,非常高兴。这时人民出版社派人来找我们了,说我们的书应由他们出版,因为这部书政治性很强,以国家政治出版社出版为宜。我问他:“过去为什么要在三联出版呢?请问那是什么政治性?”他说:“过去让在三联出版是错误的。现在上面已决定由人民出版,并已与教育出版社谈妥,第三、四卷由人民新出,第一、二卷由人民重印。”

  为什么人民出版社现在那么积极地要出我们的书呢?因为第一、二卷发行后,很快就卖光了,而且各校在教学中对我们的书反映都很好。其实并非我们的书写得好,只因许多学有专长的编者都被打成右派,他们主编的书夭折了,而在大跃进中应运而出的书,又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于是我们的书便成为仅存的“硕果”。对此,我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在前言中,明确声明我们这部书是过渡性的,既不成熟,更不完善,诚心期待有佳作出来,像阳光那样代替我们的烛光。同时,出版社的同志还告诉我们,上级规定,从今以后,不用“编写组”之类的集体署名,而必须署作者个人的名字。如是几人合著,则几个人均须署名;如系集体编写,则署名应为一个主编或几个主编。根据这一规定,我们商定这部书(四卷)的主编为: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五人。本来第一卷的主编应有王真,但因他没有参加后面的工作,而且他的问题那时尚未解决,不好列名。这样,北师大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既多又早,却没有一个主编,在当时就感到遗憾,到今天仍感到不安。世事难平,古今如此,希望后之来者能有法避免才好。

  四卷都印出来以后,分别送中宣部、高教部和学部的领导人每人一套,请他们提意见。高教部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由蒋南翔副部长在鸿宾楼设宴招待我们所有在京的编写人员,并发表了一通热情的讲话。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在广州遇见我的时候,说他只粗略地翻看了一下我们的书,对其中文艺方面的评价,表示赞成。特别是对鲁迅的评述,他认为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入。1962年春,我由广州回到北京,收到了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一封信,说我们不应在书里公开批评冯友兰和贺麟的学术观点,并说冯、贺都是政协委员、学术界的知名人士,我们这样做有碍统一战线。

  看了这封信我感到很奇怪,前些时候你们不是随便就批判人,任意给人家戴上右派、“右倾”的帽子吗?怎么现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竟连学术批评(而且是历史上的)也不能进行了呢?要就是一团和气,要就是把人打倒整死,这算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我于是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明统一战线主要是政治上的,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应随意斗争,扩大打击面;至于学术问题,无所谓统一战线,而是追求真理的问题,应该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管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名家,都可以平等地进行讨论。听说他看到我的回信,很不高兴,可是当我见到他,问他我回信的观点是否妥当时,他却乐呵呵地回答说:“好嘛!”虽然笑得有些勉强。

  陪绑的毒草

  1962年夏天,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刚刚稍微轻松一些的政治环境又紧张起来了。康生说《刘志丹》是株大毒草,毛主席同意,由此说借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于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这时有人写信给人民出版社,对我们的书提出了一些意见。出版社既不分析这些意见(其实这些意见都没提出什么重大问题,而且有的意见并不正确),也不将意见转给我们,就背着我们组织批判。从此我们的书被停止发行了。我们作为作者,对这些情况,竟然全不知道,只不过有些风闻而已。

  出版社的这种做法,连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也闻所未闻。不过这在那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又何足怪哉!我们这部书的遭遇,只是其中的小焉者,又何足道哉!你看,那些批判我们的人,那些组织批判的人,后来不是也都受到更严重的批判吗?按理,这些人是应该觉悟了吧?但奇怪得很,至今还有人认为他们当时批判我们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对他们的批判错了。据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多么神奇的马克思主义啊!我为这般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垄断商感到可悲、可笑亦复可怜!

  本来,1962年,高教部为了教学的需要,还要我们编写一套1919~1949年历史的资料。正如我先前所说的,这是“倒行逆施”,但毕竟是件好事,所以我们答应下来了。高教部还为我们调了几个人来,并开始展开工作。但不久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件事也就吹了。1964年,近代史所大部分人员到甘肃张掖去参加“四清”。我和我的助手们也都“踊跃参加”,于是八角亭人去楼空,只好用一把大锁将它锁了起来,怕的是许多资料失散,将来难以寻找。1965年回京,范老要我去帮助他写通史,并强给我加上了个通史组组长的名义。这样,八角亭依然锁在那里。

  谁知不过一年,“伟大的”“空前绝后的”(我认为它会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一开始,我即被打成“三反分子”、“牛鬼蛇神”,并且当上了近代史所的“黑帮队队长”(第七、八班联合班长)。毛主席虽然保了范老,使他免于被批斗,但他的书还是受到批判。

  一天,我的孩子回来告诉我,范老的《中国通史》被当作毒草在美术馆展览,我们的那四卷书也“陪绑”在那里。我对孩子说:这下我可真要出名了。孩子莫名其妙。我说,这道理很简单:范老的书好比是千里名骥,我们的书在那里奉陪,岂不是真的“附了骥尾”?这真是一次太好的机遇呀!我还对孩子说:你知道我的教授头衔是怎么来的吗?是在困难时期,高教部要给我们一点特殊供应,但必须有学衔的才能领。蔡、陈、孙、彭诸位都有学衔,唯独我没有,怎么办呢?问杨秀峰部长,杨部长说:给他个教授吧。于是我便成了教授。你看我这人运气多好!杨部长一句话,我便成了教授。现在革命小将把我们的书和范老的一起展览,岂不是把我们的书也看作权威之作了吗?(而且还没有说是反动权威呢。)孩子听了,都大笑不止,觉得爸爸真开心,受批判毫不在乎,是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

  蓬蒿满目八角亭

  1970年,我到了河南干校。1971年回北京探亲,到近代史所一看,呀,八角亭完全变了!亭内空无一物,四周杂草丛生,满目凄凉景象。原来在文革派斗期间,两派都争八角亭,因它是制高点,可以用作司令部。因此亭内的资料,被全部烧掉或扔掉,把家具拿去作了防御工事。后来造反派也被赶下干校,八角亭无人管理,遂致破败不堪。见此情景,我不胜感慨,回家写成《风萧吟》一首,其中有这么几句:

  上东山,蓬蒿满目,萋萋八角亭边。

  见亭中饥鼠,窥人无惧,竟自盘桓!

  ……

  难堪!自都门一别,到而今白发苍颜!

  倩谁挥采笔,似龙蛇飞舞,再续长篇?

  林彪事件之后,形势有所好转,学部搬回北京。从1972年秋天开始,我们又开始编写民国史。我设法将孙思白调来北京,彭明也来参加了一部分工作,只是陈、蔡二位仍在上海。而八角亭因其又破又脏又乱,无法再用。当年的盛况已一去不复返了!后来,在上级的支持下,近代史所修建高楼,按计划是只拆近代史所的房子,八角亭作为典型建筑物,要保留下来。有一天,我经过建筑工地,见东山及西面的房屋都已拆光,而八角亭巍然独立在那儿,心有所感,即兴作诗一首:

  划却东山好,独留八角亭。

  当时人尽老,遍地草丛生。

  四卷书犹在,重刊事未成。

  ……

  这里所说的“重刊事未成”,是指1972年人民出版社的范用来约我编民国史后,又提出要重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事,当时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还是不印为好。“四人帮”垮台后,高等学校恢复招生,为应付教育部门教学的需要,范用又来找我,希望重印这部书。于是我和彭明两人又重新校订了全书,并请原来编书时担任秘书的萧滋生编成一个简要的大事记附在第四卷后面,并于每卷前面都写了前言,说明各卷编写、出版、重印及这次校订的情况,然后交给了人民出版社。从1979年至1981年,四卷书重印完毕,距离1959年初次出版,恰好20年。这20年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呢?真不堪回首啊!

  书重印了,但八角亭却拆了。原来保留八角亭的计划行不通。因为施工地方太小,大卡车来往不便,不拆掉八角亭,高楼就盖不起来。是要新的高楼呢,还是抱着破旧的八角亭不放?权衡得失,八角亭便因此作了“牺牲”。建设一座楼房如此,建设一个社会恐怕也有类似的情况,一味守旧复古总是有碍社会进步的。因此,我对八角亭虽有特殊的感情,但对它的拆毁,不仅不感到痛惜反而感到庆幸。对我们的书也一样,它本是为完成过渡任务而编写的,老是重印它,就说明过渡还没有完,这并不是好事。只有用新书来代替它,才证明过渡已经完成,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了。

  但是,人毕竟是富有感情的动物,尤其是老年人更充满怀旧之情。80年代我每到一处,碰到当年一同编书的同志,他们对八角亭那段同窗生涯,都不胜怀念。他们说:在一个学校里同学几年,但能同在一个班、一个宿舍共同学习和共同生活的人并不多,时间也并不长。而我们在八角亭时期,大家在一起,同学习、同工作,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少则两年,多则四年以上,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是少有的事情。何况师生同志之间,已形成一种共同的学风和精神呢。是的,我们几年之间,在惊涛骇浪中同舟共济,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和作风维系着,恐怕这只船早已翻了。

  文革中批判我们为“八角亭学派”,是“三反”学派。“三反”倒不是,“学派”也不敢当,但我们确有一种共同的学风。这种学风主张“论从史出”,要写真史写信史,少发空论,反对以论带史,而要把历史事实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翔实地写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史论结合。我们这种学风是从范老那里学来的。

  大概是1985年吧,我在上海先后见到陈旭麓和蔡尚思。陈旭麓当时感慨颇多,提起八角亭编书的事,他建议由我牵头,每人写篇回忆性的文章,并最好能把当时的诗词收集起来,留作纪念。我说现在大家正忙,恐怕还不是时候。随后,蔡尚思邀我夫妻到他家吃饭。席间,他谈起八角亭一段,颇动感情。谈到批孔问题,他说我们书中的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文革期间的所谓批孔,那是别有用意。而现在有些人在那里提倡什么“新儒学”,也不是味道。他提议我们写文章批驳,并希望我们八角亭的那些人能有再聚会的机会才好。谁知1988年我大病一场,几至不起。而陈旭麓以其非常健旺之身,忽然先我弃世而去。看来诸人重聚已不可能,每人写篇文章也成泡影。为此,我写这一篇“编书记”聊以塞责,并借以寄托对故人的思念。八角亭当年一起编书的同志,倘见此而引起怀念,那么,请你也提笔来写一篇吧!我年老体弱,记忆力衰退,错讹之处必多,望诸同志有以补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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