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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一个什么书都想出的人
作者:高林      时间:2020-09-14   来源:《读书》
 

  编者按

  范用先生是著名出版家,他爱读书、爱编书,也喜欢结交作者朋友。20世纪80年代范用动员罗孚以“柳苏”的笔名,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文章。他这种“为书籍的一生”、见到好书稿就想出版的精神,在罗孚日记、罗孚回忆文字和相关通信中有很多记述。作者高林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此文,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范用。我们选择在范用逝世十周年的今天推送,也是对这位《读书》杂志创始人的纪念。

  罗孚在他的代表作《北京十年》中记述了他在北京居住期间经历的许多人和事,其中范用是出现比较多的人物。书中说到当时北京知识界有三个人“什么都敢”,范用就是其中那个“什么书都敢出”的人。后来,罗孚回忆起“什么书都敢出”这句话时说,这当然有些夸张,不可能做什么事情都无所顾忌。日久深思,觉得描述范用,更为适合的,应该是“什么书都想出”。

  《北京十年》,罗孚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来源:cul.qq.com)

  罗孚曾说过,范用看人看事,都像是在读书,都是在谋划出书。他把接触到的人和事都当成一本书,每见一个人、接触一件事,都会千方百计地琢磨这个人能写出什么书,这件事能写成什么书,他们能和出版什么书有关系。这大概是范用不同于其他出版家的地方吧。

  01

  一九八二年,罗孚经历了一大变故。一九八三年六月底,他来到北京海淀双榆树住下,虽没有明确的自由限制,但他还是决定让自己安静下来。作为一个文人,他首先想到的是能够写一点东西,但写点什么却一时没有想好。他以往的写作主要是社评和散文、杂文,都是因时有感而发,有些还是奉命之作。现在赋闲了,写点什么好呢?他在给三联书店编辑周健强的信中说:“由于天热,人事上今昔有异,我不想多走动,只是闭门思想,闭户读书,准备写作——此是后话。”(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日)

  罗孚来京以后,首先要找的是老朋友聂绀弩。但他手边没有了聂绀弩的地址,只好先到三联书店来找经聂绀弩介绍认识的朋友周健强。给周健强写信的几天后,罗孚夫妇在朝内大街166号大楼里遇到了范用。二〇一〇年冬天,罗孚夫妇在北京见到范里和范又,罗夫人吴秀圣说,当时范用那一句“老罗,你住哪里?住哪里?我一直在找你,找得好苦!”我们现在还记着,罗孚则早已老泪纵横。这次相遇,对罗孚的影响至深。

我国著名出版家范用(1923-2010,来源:sohu.com)

  范用和罗孚相遇后,当即在楼下餐馆请客。坐下不久,范用就说了一句大出罗孚意外的话:老罗,你给三联书店写书吧。接着就讨论写什么书,在座的周健强说,写一本介绍香港的书吧。范用立即说,对,香港交回中国是迟早的事,可我们这里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香港,非常需要这样一本书,写这本书的人,我找了很久,今天终于知道,你是最适合的人。

  当时距离《中英联合声明》签订还有一年多,这不能不让人佩服范用作为出版家的眼光。接着,范用又说,为什么你最合适,是因为你能写出香港的风物和文化,不会写成教科书。要按老罗你擅长的风格写成散文,最好有香港报纸专栏的那种杂文味道。要一事一说,独立成篇,这样最好读。最后,范用说,你回家就开始写吧,我会经常给你送些参考资料,但你可别被这些资料左右。

  其实这本书写起来也不容易,对于这个题目,罗孚可以说事先毫无准备,把一些许多年来熟视无睹的事物结合起来,提炼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构思和查阅资料,以及各种必要的适应,花去了大量的时间。罗孚回忆说:“那些短文是想到一篇写一篇,没有通盘的计划。书是一九八四年夏天开始动笔的,十六七万字拖拖拉拉写了一年多,八五年秋天才写完,书出来时已是八七年春天了。”(《北京十年》)

香港资深报人罗孚(1921-2014,此照片摄于2011年)

  这就是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香港……》。书写好了,罗孚当时还有一些权利没有恢复,范用先把这本书介绍到香港的中资出版机构“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待恢复后很快就出了国内版。范用当然不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但书中的许多细节都是他策划和安排的。他邀请擅长风物写生的香港画家江启明画了几十幅插图,又亲手做了全书的装帧设计。罗孚说:“范用有装帧癖,爱设计封面,署名叶雨的就是他。”(《北京十年》)书名原来是“香港?香港!”有一点给读者解答疑惑的意思。范用看后,当即建议修改成了“香港,香港……”一个转折和省略,道出了香港文化的包容和无限,也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九七”回归已定,据说,这本书还成了许多内地到香港工作的人的必读书。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范用拿到样书后,即给曾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夏衍送去一本。夏衍体会到了其中的另一番良苦,他回信说:“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对他们给以友情的慰藉,发挥他们的余热,应该说是‘古道可风’,甚佩。”(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02

  罗孚与范用在朝内大街166号见面之后几天,范用又托周健强给罗孚送书。罗孚在日记中写道:“告以收到《读书》第七期,她看信封字迹,知系范用所寄,并云范曾表示,他日当来我处‘探监’。”(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九八三年七月号《读书》是罗孚在北京读到的第一本《读书》,见过范用,他大概可以想到,不久以后他就可能成为《读书》的作者。一九八〇年范用去香港访问时,在蓝真召集的聚会中,这两位相互“久仰大名”的朋友一见如故。两位同样爱书的人,对读书和出书都有着相同的爱好和相似的兴趣。罗孚在香港编辑并出版的聂绀弩诗集《三草》,也使范用感佩不已。

罗孚(中)和曾敏之(右)探望聂绀弩

  此后,范用每个月给罗孚寄去十本《读书》,两年后逐渐增加到二十五本。在香港担任《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实际上就成了《读书》在香港的又一个“中转站”,罗孚把这些杂志转赠给金尧如、李侠文、陈凡、陈文统等同事,还送给徐复观、牟润孙、舒巷城、查良镛、卜少夫、陆铿、胡菊人、关朝翔、戴天等朋友。范用除了关心这些人对《读书》的反馈意见,似乎还更多地关心这些人能写什么书,哪些书能够拿过来出版。

  不到一个月,范用又和罗孚第二次见面,他又给罗孚交代了一项新“任务”。“上午陪秀圣去民航买返程机票,……同去人民出版社,访周健强,已外出。邂逅范用,小坐一番,商量霜崖书话事。”(一九八三年八月三日)

叶灵凤(1905-1975,来源:sohu.com)

  霜崖,是叶灵凤的号。罗孚和叶灵凤交往二十多年,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范用的眼光是独到的,叶灵凤对书的评论和研究,为许多人所推崇。整理和编辑叶灵凤的著作,这也正中罗孚的下怀。以后,范用就持续给罗孚寄来有关叶灵凤的资料,并不时提出自己对叶灵凤著作的编辑构思。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他给罗孚写信,“从香港带来那大包霜崖简报,拟在稍加整理后送上。看来只能以已出的集子为基础,补充一些另编一书”。一天以后,范用浏览了这些资料,马上又给罗孚写信:

  承勋兄:

  星期天在家将叶翁的几本集子翻看了一遍,觉得可即以“读书随笔”为书名,集《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晚晴杂记》为一书,约有廿五万字,不算少。现打印了一份编目,请酌。删去的几篇多半与性有关,是大忌。有几行现在不适宜再印的话,也作了删节。

  由香港带来的两大包剪报,暇时当淘汰一遍,如有可以编入者,即附在《晚晴杂记》之后,或另成一辑:《霜红室随笔》。先送上四本集子,请先看起来,剪报随后陆续送上。

  将来用复印件发排,这四本书还要保存,因此请以铅笔在书上批注或删节。

  中敏来信说,请夏公写一序,能否办到,不知道。但编后须请我兄撰写,不仅谈作品,而且介绍叶翁之晚年。用一笔名,行文来点魔障法,如有必要,由弟冒名顶替一下也可。

  又选了几幅比亚兹莱的画,似可作封面或每辑之插页。

  即颂

  日安

  范用

  三、廿六

  在范用的鼓励和“督促”下,罗孚开始研究叶灵凤。他的日记里频繁出现“读叶灵凤小品”“翻检叶灵凤文字”“赶编完叶灵凤选集”“范携叶灵凤书十余本来”等字样。一九八七年,罗孚终于编成了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三册,其中三篇“前记”,分别署名为“丝苇”“沈慰”“宗兰”,都是罗孚一人所写。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九日,“送来叶灵凤《读书随笔》上中下三册,盼之久矣”。

《读书随笔》,叶灵凤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来源:douban.com)

  叶灵凤的另一类主要作品,是有关香港历史地理的考证和研究。范用认为,这是以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香港史,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读书随笔》的同时,又有了“香港掌故”。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去范用处,……云香港中华有意出叶灵凤谈港澳掌故文章”。又经过两年多,“香港掌故”也编好了。罗孚在给香港中华书局编辑钟洁雄的信中说:“受范用兄的委托,我整理了叶灵凤先生遗留下来的有关香港掌故的文章。全部约五十八万字,编为四册。”“《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是上海书局出版的,在港要找原书,应比北京容易。手边这一本是范用兄的藏书,就不再送上了。”“全书总名‘叶灵凤·香港掌故集’如何?”

  03

  罗孚在北京期间做的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在《读书》用笔名“柳苏”连篇撰文,以介绍香港作家为主。这些文章从一九八八年一期到一九九二年十期,共二十一篇。一九九三年,这些文章经补充汇编成《香港文坛剪影》,作为“读书文丛”之一出版。

  《香港,香港……》,柳苏(罗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来源:douban.com)

  在《读书》的鼎盛期,柳苏“横空出世”,在许多读者看来是颇有些“惊艳”的。《侠影下的梁羽生》《金色的金庸》《无人不道小思贤》《像西西这样的香港女作家》等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你一定要看董桥》。

  《香港文坛剪影》港版《南斗文星高》出版后,同样在海外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记者来问罗孚,你当年是怎么开始给《读书》写香港作家的?罗孚回答说,是和一两位朋友有关吧,我准备过好长时间……但有些事情他当时没说。

  《香港文坛剪影》,柳苏(罗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来源:douban.com)

  早在一九八四年一月,范用的亲家、当时担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许觉民找到范用,希望为正在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港澳文学”条目推荐撰稿人,范用当即推荐了罗孚,并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罗孚。

  罗孚闻讯当然很兴奋,他在香港文学界沉浸多年,工作需要加自身爱好,使他对香港作家了如指掌,同时也饱含情感。他当即给范用回信:

  范兄:

  听周健强说,你曾有信寄我,但迄未收到;又听她说,你写信是希望我提几个香港作家的名字,供百科全书编写什么条目作参考。我写了一批名字让她转交,想已收到。

  事后想想,那些名字提得太多了,“百科”不需要那许多,其中不少也还不可能上“百科”,除非来日有佳作,那是后话了。因此,这里再浓缩一下,取其“精华”(精华也是相对而言,就香港而言)。

  老作家,还是李辉英一人。

  已故作家,有些可加上老字,有些还不够老(这是就我的眼光而言,在后生小子看来,当然都够老了)。在叶灵凤、曹聚仁、徐訏、徐速之外,我忘了老朋友、老同事唐人(即阮朗),真是疏忽可惊!对他的作品尽管仁智之见各殊,但《金陵春梦》总是影响很大的通俗文学作品,而唐人则是许多人所知的名作家。我以为同是笔名,应以唐人为主,而阮朗为副,这也是为了《春梦》之故。

  此外,刘以鬯、舒巷城、何达、金依、西西、小思、戴天、亦舒、古苍梧、蒋芸、林燕妮、黄俊东、董桥、胡菊人、黄思骋、林以亮、张君默、何紫、陈凡(即早年写新体诗的周为)、黄蒙田、夏果、吴其敏都是需要列进去的。

  我又忘了一个不可少的人,高旅。他是小说《杜秋娘》等的作者,你们三联好像也要替他出一本集子,是吧?

  彦火、李怡、双翼等人,你斟酌吧。

  余光中、施叔青如不算台湾作家,当然就应列进。

  叶维廉是澳门长大的,还有郑树森(比较文学、中大教授)也是香港长大的,两人却又常在美国。

  林年同又如何呢?

  我认为不应排除武侠小说作者,而在一切作者中,金庸、梁羽生的影响属于最大之列,如不说最大。还有倪匡的科幻小说(登在《明报》,笔名我忘了),读者也多。

  匆匆,再供参考。祝新春如意!

  史林安

  八四,二,一五

  谢谢《文摘》《读书》之赐赠。

  范用很快把这封信和名单转给了许觉民。许觉民二月二十一日回信说:“大百科‘港澳文学’条,承罗公慨诺撰写,不胜感激。我们对港澳文学历史和现状却一团漆黑,所以选何人(有影响的)均请作者酌定。条目是概述条,史和现状,以现状(解放后)为主,随附样稿一份,仅供参考。该条目希不超过四千字(中条),三千字上下也可以。望向罗公致意,以后有机会当去拜访他。”

文学评论家许觉民(1921-2006,来源:baike.baidu.com)

  三月二日,范用再次写信给罗孚:“觉老来信说接到了您的信,因不详通信地址,嘱我转达,致意。晚见福建《海峡》杂志刊有一文介绍四十年来香港文学活动,写的很差,可斟酌之处太多,特复印一份供您参考。”

  罗孚很快写了一份初稿,寄给范用。三月二十五日范用回信:“转上许兄一笺,他很感谢您的鼎助。他说,在他们所里(文学研究所),于海外文坛,至今漆黑一团,心中无数,盖长期闭关自大之结果也。”许觉民在给罗孚的信中说:“来示并港澳文学条目稿均收读,写得极好。不想阁下对港澳作家之详情历历如数家珍,至为感佩。条目稿已交该分支主编王瑶先生、朱寨先生,倘有更动,必将意见再就教于阁下。该稿日内先打印若干份,印就后即寄奉。所示‘不必张扬此事’,当尊示办理,即在分支主编方面,我也不张扬,只说托一熟悉港澳文学的友人所写。将来印出,再酌情署一笔名处理,此点可请释怀。”

范用致罗孚信

  以后,罗孚和许觉民也成了相熟的好朋友,他又陆续给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写了一些香港作家的条目。就在他静候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出版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国谊意外买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更意外者,写香港文学部分全未采用,所刊为他人所写”。以后,范用和许觉民都没有向罗孚解释过这个“意外”。对罗孚而言,这个“意外”比起他生平中遇到的其他“意外”,也许并不算什么。

  范用显然没有忽略这个“意外”。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的一天,范用见到罗孚,有些伤感地说,上面动员我申请离休,我有许多事情放不下。转而又颇为郑重其事地说,写香港作家的文章一定不要停下来,《读书》需要,首发《读书》,你要安心写下去。那几年,也正是他们这个“朋友圈”活跃期,他们见面很多,饭局和各种活动不断,范用几乎每次见面都要催问写香港作家文章的事情,还不断提各种相关的建议。一次聚会中,大家传看一本香港杂志,内有一位新闻界前辈的访谈,文中说“新闻标题应炯炯有神”,范用马上对罗孚说,写香港作家的文章也要在标题上取胜,介绍内地读者不熟悉的香港作家,没有别的铺垫,先用标题吸引着读者,再让他们认真读下去。

  范用所著第一本书《我爱穆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及扉页范用漫画像(来源:douban.com)

  罗孚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此君退了就实在可惜!他是能做许多事情的,也特别想做许多事情。”多年以后,罗孚回到香港,他又说:“我用‘柳苏’这笔名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十几篇谈香港作家的文字,在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当中,引起了一些人注意。组织我写这些稿件的人,又是范用。”

  范用出了很多书,读了很多书,藏了很多书,设计了很多书,也点评了很多书,但他本人更像一本书,一本让人看了就不想放下的书。罗孚曾用“无心插柳柳成荫”来比喻范用和自己:“我原来不是去找他的,他却主动找上了我,为我开辟了一条条写稿的路,造就了一个柳苏。我是无心插柳,他也是无心插柳,结果是柳成荫了。这里是借用一个成语,不是自吹,应该说是柳是插了,活了,长了点叶子,成荫就谈不到了。”但是,范用确实是“有心”的。

  《为书籍的一生》,[俄]绥青著,叶冬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来源:douban.com)

  一九六三年,范用在编辑俄国人绥青的回忆录时,把原书名改成了“为书籍的一生”,其实这何尝说的不是他自己。也只有对“书”有深刻的热爱、理解和感悟,才能改得出这样的书名。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出书,都在思考怎样出一本好书,而且不停地“插柳成荫”,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这不能不说是范用留给三联书店乃至后辈出版人的一份遗产。“什么书都想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二〇二〇年一月定稿,纪念范用先生逝世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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