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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我了解的任仲夷——杜导正访谈录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20-09-11   来源:微信公众号“八十年代”
 

  任仲夷于2005年11月15日阖然长逝,享年92岁。老人留下的遗嘱是:(1)不作告别仪式;(2)不写生平;(3)不留骨灰。

  2005年12月初,与任仲夷有多年交往的杜导正老,在北京万寿路家中,接受了我的访问。以下是部分谈话内容。

  坚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

  徐:您何时认识任仲夷的?

  杜:我与任仲夷认识,有一个过程,先是不知其人,后来闻其名,再后来有了接触;接触多了以后,感受也多了,他的见解让我对他有了崇敬之情。

  1977年,我从广东调回北京新华总社任职时,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了,对于各省的领导人大致还是知道的,但惭愧的是,当时我不知道任仲夷在哈尔滨任职,也不知道他到辽宁任第一书记。很快,发生了两件大事,使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感觉到了他的超人胆识。

  徐:您说的两件大事,是不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关键。

  杜:是的。十年“文革”,使我们这些以前盲从的人慢慢地有了些独立思考。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觉得自己不但在生命意义上获得了新生,在政治上也成熟了一些。对胡耀邦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运作的这两件大事,我是衷心地拥护的,并尽自己的所能进行推动。那时候,任仲夷等一批老同志更是这样做的。

  徐:可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中国仍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种思维与力量是萧规曹随,“两个凡是”;一种思维与力量是咸与维新,拨乱反正。两股思维与力量是……

  杜:正因为有两股思维与力量,站在哪一方,就需要有胆识了。我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到任仲夷的胆识的。

  当时,任仲夷从黑龙江调任辽宁工作不久,他毫无顾忌,挺身而出,勇敢地举起鲜明的旗帜,投入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两个凡是”的战斗。1977年7月,也就是在真理标准公开讨论约一年前,任仲夷就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响应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深刻的阐述。1978年6月30日,也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开展思想大论战的当月,任仲夷又立即响应,在辽宁省委信访工作会议上,做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讲话,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

  那时我任职的新华总社国内部是各省领导人言论的“大集中站”,任仲夷这些言论,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产生了好感。

  徐:后来任仲夷是“诸侯大员”中最早鲜明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之一。

  杜:的确。真理标准大讨论发动以后,我非常兴奋,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态度。当时,我们总社国内部给各省和各大军区打电话,敦促“诸侯们”一个一个地表态。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杨易辰首先表态支持,再就是任仲夷。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北京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天,任仲夷就着手撰写一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此文6月写出初稿,经过几次修改,8月定稿,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全文8600多字,刊登在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8、第9期合刊上。该文系统地提出针对“两个凡是”的“三个不要”:(一)不要迷信“特殊身份”;(二)不要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看问题;(三)不要以政治需要为借口反对实事求是。同时,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四个必须”:(一)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二)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组织保证。(三)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路线。(四)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鉴别标准。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在1978年那个特定时期就能在刊物上发表如此尖锐泼辣、针对性强、理论和实践结合较好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除了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头脑外,也确实需要“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勇气。看到他的文章后,我们国内部立即发了通稿,转发全国。这时,我对任仲夷的敬意又增加了几分。

  徐:当时,《光明日报》还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小平到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小平表示赞赏。

  杜:可贵的是,任仲夷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上,揭露“两个凡是”的谬论;提倡解放思想,则是从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这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因此,他从9月起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11月完成了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约一万字,刊登在1978年12月号《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针对性、战斗性更强。与华国锋等同志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任仲夷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这是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极其有力的战斗檄文。

  对张志新案显现出非凡胆识

  徐:您能对任仲夷心生敬意,说明你们是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杜:说志同道合是对的,但是,当时我的思想境界,还达不到任仲夷的高度。这是后来从对张志新冤案的平反这件事上认识到的。

  张志新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她在“文革”中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因而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张志新被捕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长期监禁中,她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并于1975年4月4日被处死。绑赴刑场前,她被割断了喉管。

  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时,张志新烈士已牺牲近两年了。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上此事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于同年3月写出专题报告,随后报省委认真研究,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同样要冒政治风险。因为张志新不仅坚定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同时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尖锐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因此,这样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对于任仲夷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这样做,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同志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同志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华国锋就不题。于是乎,这平反之事便有“行不得”之疑,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

  徐:“按省委的决定办”,掷地有声。这说明任仲夷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决不看风转舵!

  杜:当时,我们新华总社国内部接到了新华社辽宁分社关于这个案子的报导稿,还附了七八张照片。我看到后,感到非常震惊。说实在的,当时我是很犹豫的。报道肯定要报道,但是怎么报?照片中有张志新被处死时的场面,血淋淋的,这是我们共产党自己制造的处死自己同志的大惨案啊!我当时想,报一下可以,但不要大张旗鼓,更不许披露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对我们党的形象太不好了。新华总社国内部当时办有供党内高层阅读的“内部参考”,国内部有一个庞大的“内部参考”编缉组。“内部参考”编缉组同志建议说,新华社不能公开报道,在“内部参考”上发表有关文字和照片可以罢。这样的意见,也被我否决了。那时,我是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包产到户三件工程中,我是大刀阔斧敢冲敢打的,同志善意地送了我一个诨号,叫“杜大胆”。但我心中竟还是这么顾虑多端。这说明,我的境界比任仲夷差了一截。

  徐:其实,看到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会更激起人们对残酷冤案和“文革”的悲愤和反思。有照片没照片,照片大小,效果是不一样的。

  杜:是啊,要不说,我这个号称“杜大胆”的人,思想解放的程度赶不上任仲夷呢。

  徐:《炎黄春秋》今年第五期上发表了纪念张志新烈士殉难30周年的文章,这是任仲夷向您推荐的,可见他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杜:这篇稿子是原在辽宁省宣传部任职的干部写的。任仲夷读到后,给我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该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

  徐:应该说,当年冲破阻力为张志新这样大的冤案平反,任仲夷确也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啊。

(著名画家李斌兄的作品)

  杜:就因为任仲夷在这两件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我“认识”了他,从那时起,在我脑袋里,任仲夷的形象就鲜明起来了,突出起来了,对他的所作所为是引为同道的,对他关注也多起来了。

  广东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徐: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以后,中央希望广东作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这在当时需要有一位坚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发动改革,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我想,中央调任仲夷任广东第一书记,肯定是经过反复挑选和慎重考虑的。

  杜:当然是这样的。当时两个省,一个广东,一个福建。没有任仲夷和项南当政,局面很难打开。前面说过,没有任仲夷这么头脑清醒,这么勇敢的人,广东和深圳特区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当年少数同志对他们两个人的勇于改革,不满意,诸多责备甚至刁难。项南曾遭到不幸。1985年任仲夷退下来时,跟老朋友们说我是“安全着陆”,此话是话中有话,辛酸啊!

  徐:您在广东工作了20多年,是老广东了,对广东当然关注;而任仲夷又是您敬仰的人,想必您是一直关注着广东改革开放的。

  杜:任仲夷到广东的5年,大致是我在《光明日报》任职的时间。有你说的两个渊源,我的确是很关注广东的情况,任仲夷在广东的作为,也大致是了解的。我先跟你说说被很多媒体忽略的一个情况,那就是任仲夷在广东对包产到户的推动。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则从“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如何,是检验我们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实践证明,任仲夷经受得起这个检验,他是全国最先支持“包产到户”的为数极少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后来说,原来中央决定中有不要包产到户的规定,我们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而且,当时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手里有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因此,耀邦同志接受我的建议,于1980年9月为此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万里在会上说:“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和我一起公开赞成“包产到户”比较突出的人物,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就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

  任仲夷到了广东又如何?我的老朋友,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杜瑞芝告诉我:当时在广东,从上到下,对“包”字尤其是对“双包到户”确有一番争论。谁是谁非?谁也说服不了谁。大体上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处于僵持状态。任仲夷调任第一书记仅三个月,他在1981年1月召开的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作总结讲话,用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密切了。强调已实行“双包”的地方,都是符合群众意愿的,就不要改过来了。任仲夷的这一席话,为“包”字之争打上了句号。

  徐:任仲夷1980年来广东工作时,从大背景上来说,不是很有利。1980年12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2003年10月24日,任仲夷与田纪云、杜导正在岭南宾馆交谈,徐庆全摄)

  杜:你说的问题,的确是任仲夷到广东任上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它的起因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任仲夷认为,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他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

  徐:在这种情况下,任仲夷的确面临着如何做的问题。

  杜:这一时期的情况,后来任仲夷跟老同志们谈得比较多。他说,当时他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所以,他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是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后来他多次说的一段话:“思想不解放,特别是领导同志的思想不解放,搞不了四个现代化,工作也不可能大治快上。实践证明,哪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同志思想比较解放,那里的工作办法就多,步子就快。反之,就慢慢腾腾,工作很少起色。有的人老于世故,凡事‘一慢、二看、三通过’,认为解放思想这个头不能带,还是‘稳当’一点好。在新形势下,已有许多事实说明,那种思想僵化、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人,是不受群众拥护的,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同志如不转变,在新长征中,早晚要被淘汰。”

  徐:任仲夷还有句名言,很能说明您说到的这一事例。他说:允许“变通”,不许“变相”。任仲夷的解释是:“变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政策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讲“变通”,不应形成“变相”地违反政策。

  杜:必然的改革开放,未必会有一个必然的开局。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广东试水,示范全国。成则全局盘活,败则时机错落。任仲夷主政广东,不但要思考“变通”的经济布局,还要思考“打通”种种质疑非难的保守思想。那个时候,什么广东“放羊”了,广东“精神污染严重”了,“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獗进攻”了,等等,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老同志从广东回来后,甚至痛哭流涕的说:广东变成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了!……

  徐:那时,也有同志搞点小动作对广东进行责备甚至刁难。我记得当年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发表出来了。当年不懂,现在回头看,文章适时而出,矛头是直指广东经济特区的。

  杜:当年任仲夷的确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甚至是艰难的局面。不过,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任仲夷挨过批评,也写过检讨,但有一条他坚决守住了,就是决不让广东就改革开放的政策搞大辩论———因为那只会导致乱抓辫子、乱扣帽子;对于“加强统管”的要求,则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24字方针;对于对外开放的利弊取舍,更言简意赅地归纳出“排污不排外”的逻辑与口号。在情势复杂的改革年代,这是一份理论与意志的坚定,更是一份能够成全这份坚定的谋略与智慧。他的确是一位改革勇士,一位智慧老人,一位披荆斩棘的行动者啊!

  (题图照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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