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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林彪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是1971年10月1日
作者:李辉      时间:2020-09-11   来源:微信公众号“孟话古今”
 

  一、"枪一响,上战场,完蛋就完蛋"

  一九七一年深秋,具体日子已经不记得,大约是在十一月下旬或再晚些日子。我们随县一中的学生,按班级列队走出校园,沿城关镇大街前行。这一次,说是去剧场听传达报告。学校离剧场不算远,走过县委招待所、印刷厂,就到了十字街。十字街东北角是商场,西北角是新华书店。沿新华书店右拐,前行几分钟,大街南面就是随县剧场。

  这一年,我十五岁。

1971年送高年级同学入伍。后排中为15岁的我

  学生列队上街,通常都要唱歌,一首接一首,此起彼伏。唱毛主席语录歌,当时最为流行。现在想来,作曲家劫夫先生真不容易,竟能将一段段文字如同歌词一般谱成朗朗上口的歌曲。我们当时熟悉而唱得多的,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等。劫夫不仅为毛主席语录谱曲,也为林彪语录谱曲,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过于林彪所写《<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八百余字之多,他也能将之谱成歌曲,全国一时传唱,堪为奇观。我有好几个同龄朋友,如今仍能流畅地唱出。

  不过,那天我们列队走在街上,唱的不是林彪这首歌,而是另一首。歌词如今记不完整,有一句印象最深,大意是:“枪一响,上战场,完蛋就完蛋……”之所以至今还记得唱过这首林彪语录歌,是因为坐在剧场里,传达的恰恰是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爆炸性事件。当教育局的领导传达至此时,我们坐在一起的几位同学,无不大眼瞪小眼。前来听这一传达,我们却在大街上高唱林彪的语录歌,惊讶中各有后怕。之后,我们当然再也不会唱“完蛋就完蛋……”这首歌了。

  工作之后,才听说曾因为谱过这些林彪语录歌曲等原因,劫夫成为音乐界的一个悲剧人物。据相关资料介绍,劫夫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被捕入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学习班学习、反省期间,劫夫突发心脏病而逝。

  一首歌的巧合,却是历史大起大落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注脚,留存个人记忆之中。

  二、如何告知林彪折戟沉沙?

  林彪“折戟沉沙”的突发事件,在中国由上及下按部就班逐级传达。根据《毛泽东年谱》记录,我略加归纳,其过程大致如下:

  九月十三日,在京政治局成员召开紧急会议,通报此事。

  九月十七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

  九月十八日,该通知传达至省、军级。

  九月二十六日——十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揭发批判林彪座谈会。

  九月二十九日,该通知传达范围扩大至地、师级。

  十月六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等。

  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的通知。

  十月二十九日,向爱国人士、归国华侨和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传达林陈反党集团问题的通知。

  茫然不知的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于惊诧中听到传达,他们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曾被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曾被他们不断高喊着“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叛徒”“卖国者”,走到难以置信的这一结局?

  谜团终于解开。

  十一月二十二日,《时代》报道第一次确认了“叛逃”主角是林彪。该报道的题目为《毛的接班人陨落》:

  两个多月来,历经一连串挫折,外界一直在努力确认北京发生的历史性权力斗争:上个星期,从香港抵达华盛顿的中国观察家,终于为这一神秘事件提供某些明确信息,证实其矛盾的深刻性。与中国的其他渠道的消息来源综合分析后,西方资深专家如今相信,他们已有足够线索得出一系列戏剧性的结论:

  林彪,战争英雄,国防部长,仅仅两年半之前由毛泽东本人钦点的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其政治生命已近终结,而且非常可能已经死亡。

  政治局的二十一位成员,目前仅有九位仍在露面;其他十二位中,有六位自九月的谜团发生之后,完全在公开场合消失。

  周恩来,中国机敏能干的总理,是排在毛之后在北京最有权力之人,领导着多名人员被清洗之后的政治局和支离破碎的政府。

  (《时代》,1971年11月22日)

  虽然确认林彪是“叛逃”主角,但对他是否已经死亡,《时代》并未做出肯定报道,而是采用“非常可能”的这一措辞。《时代》关于林彪罪行的报道,其来源应该不是中共中央逐级传达的通知,而是某些知情者的转述,多有不确切之处,譬如,《时代》仍说陈伯达和吴法宪二人,也在林彪同一架飞机上:

  林的罪行。这场斗争在九月中旬达到高潮。在紧张忙乱的四天时间里,周恩来突然取消大部分预定活动,整个政治局完全不露面,可能因为其成员被紧急召集到北京参加会议。中国军方领导人也销声匿迹,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他的副手、空军司令、海军第一政委,以及至少十二位北京军方指挥中心的高级将领,自那之后,他们不再露面。在一架英国造的三叉戟飞机神秘地坠落蒙古之后,中国空军停飞;直到七个星期之后,一些例行飞行才恢复。

  西方专家根据中国内地消息,并有可能是出自中共高层方面,获知在北京的高层人士,也许包括周恩来本人,已经举行秘密会议,确认林彪的“罪行”。三个星期前,二百名中共官员在广州举行一次类似会议。林的罪行包括在十八个月时间里,至少有三次企图谋杀毛。

  九月,林败露,于是决定逃离中国。他逃往北京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并带上妻子、儿子,还有两个关键的同谋者:一个是毛的主要意识形态的阐述着、秘书、写手陈伯达,去年秋天,他从位列政治局第四的位置被清除;一个是空军司令吴法宪。

  这些可能的叛逃者,乘坐一架三叉戟飞机起飞,飞机装备有特殊雷达,可以超低空飞行,不清楚他们飞往何处,他们从未决定。林的女儿林豆豆,告发这一逃跑企图,三叉戟以不明原因坠落,也可能被击落。

  (同上)

  四个月后,《时代》第一次明确报道林彪死亡的消息,题目为《林在飞机上?》:

  北京从未公开宣布前国防部长、毛的接班人林彪的命运结局。他在去年夏天神秘消失。党的官员私下透露,林死于去年九月在蒙古坠毁的一架飞机上。

  (《时代》,1972年3月20日)

  至此,“叛逃”主角的身份与结局,大致水落石出。

  三、盛也庐山,衰也庐山

  一个世界性的疑惑,不会因此而消散,仍将困扰人们,当然,也充满着吸引历史追寻者的诱惑。

  无法想象,也难以理解,“九大”召开不到两年,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为何爆发如此激烈的冲突,“钦定”的“接班人”,为何竟然到了反目为仇的程度?其间的来龙去脉与错综复杂,有谁能简洁明了地加以梳理、廓清?显然这需要一本又一本专著详加回顾与综述,需要站在历史高度之人超越种种局限深入探讨,或能获得答案,看到在冰山一角下面汹涌不息的幽深大海。

  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由热趋冷的转折点,出现在一九七〇年的庐山——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在此召开,讨论宪法修改是主要议题。按照党史著作和《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所述,直接起因是陈伯达等人,在毛泽东拒绝出任国家主席、也不同意讨论设立国家主席问题的情况下,坚持要在宪法修改时讨论设立国家主席事宜,从而招致毛泽东的猛烈批评,全会气氛顿时紧张,政坛风云再起,在一九五九年彭德怀政治命运急转直下十一年之后,庐山又一次成了历史焦点,成为陈伯达乃至林彪政治生命的滑铁卢。

  不必做太详细、具体的过程叙述,且摘录《毛泽东年谱》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的记载,从毛泽东的一番讲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庐山会议的风云变幻,从中体味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关系趋冷的大转折:

  同日 下午三时,召集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大会,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又说:本来我们这个会议,方针嘛,是开好的会议、团结胜利的会议呢,还是开不好的会议,变成了分裂失败的会议呢?还是要争取开一个团结的会,争取更大的胜利。如果开不成,仍要分裂,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党是经过挫折的,千锤百炼。如果搞不好的话,我就下山,你们去开,开完了会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毛泽东还批评陈伯达说: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你们去当!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

  (《毛泽东年谱》(6),327页)

  “你们去当!”——这句话,显然不是指陈伯达等人,因为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无疑是剑指林彪。按照惯例,“文革”之前,国家主席由党内位居第二的刘少奇长期担任,如今,林彪位居第二,如果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又拒绝担任,那么林彪出面担任顺理成章。

  不过,历史未必如表象所呈现的那么简单。以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如此猛烈批判陈伯达等人,恐怕并不限于这一孤立问题。就宪法修改而言,提出讨论是否设立国家主席,本是宪法的应有之义,一个国家,怎能没有国家元首这一职位?在批评陈伯达、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的同时,又决定停止讨论林彪关于“天才论”的长篇讲话,这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内在因素。“敲山震虎”,这一成语用来描述当时庐山情形,恐怕再合适不过。

  陈伯达——这位自“文革”爆发以来红极一时的人物,走到显赫政治生命的终点。很快,“陈伯达专案组”成立,他有了如刘少奇等人一样的待遇。

  林彪政治生命的起落,注定与庐山有缘。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批判,进而被罢黜,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开始赢得毛泽东越来越多的青睐,“文革”前夕达到高峰。可以说,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陈伯达的出局,也就是林彪出局倒计时的开始。很快,林彪的夫人叶群,连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被视为林彪核心圈的要员,纷纷写出各自检讨,“批陈整风”随即在全国展开。

  正所谓,盛也庐山,衰也庐山。

  四、天安门城楼上的转折点

  走进一九七一年,对陈伯达的批判成为中国报纸的公开报道内容,《时代》据此分析中国政坛局势,将之看作是对“文革”崛起的“左派”的清除。他们没有想到,会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此事,而只是认为出面指挥的人是周恩来。《时代》写道:

  毛应该仍担任党的主席一职,但是,周作为中国无可置疑的主要执行者,依靠大批旧路线——或者说旧时期——的党的官员、军官,管理这个国家。在北京,周与军队首脑、六十五岁的黄永胜合作开展工作,黄朴实,从未出过国,与儒雅、彬彬有礼、经验丰富的总理,少有相似之处。

  毛如今站在哪一边?周与盟友发起持续不断地将左派清除出中国领导层的战役,他们已越来越逼近毛主席本身。江青和陈伯达在政治视野里完全消失。最近北京的报纸上,已把陈竖为靶子,抨击他是“政治阴谋家”和“大野心家”——无疑,这标志着其政治生涯彻底终结。

  会发生在毛身上吗?不可能。因为,他早已被奉为神。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分析,晚年毛已处在精神孤独状态,在众多事件汹涌而至冲击他之前,他已经呈现这种状态。特别是在国内事务方面,据推测,毛主要只扮演一个否决的角色,而“负有责任的人”掌握主动权。过去三个月时间里,他只有一次紫禁城高墙之外的场合出现,这是毛这种年龄(七十七岁)、如皇帝一样超然于外之人的一个明显标志。情况可能是,他还没有选择站在这个国家慢慢趋向缓和的道路上——甚至包括邀请尼克松访问。

  (《时代》,1971年7月26日)

  没有太多内幕消息,中国媒体也少有公开报道,如《时代》之类的国外媒体,只能依据少得可怜的渠道,推测与分析中国政局的变化。虽然提到江青、陈伯达,《时代》无论如何也不会猜测到,“接班人”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此时几乎降到冰点。

  读《毛泽东传》,林彪对“批陈整风”的抵触情绪,显而易见。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他拒绝到会讲话: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指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毛泽东传》(下),1590~1591页)

  最让人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在五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当林彪见到毛泽东时,既不讲话,还匆匆不辞而别:

  实际上,林彪对庐山会议以来开展的批陈整风,特别是毛泽东对黄永胜等抓得很紧的批评,越来越怀恨在心,甚至在公开场合明显地表露出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恰逢“五一”节。这天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在城楼上,他坐在毛泽东对面,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林彪这一举动,引起在场目击者的议论和猜测。

  (同上,1591页)

  一切内幕,一切潜在的冲突危机,外界当然无法得知,它们只属于日后的历史叙述者。

  “九•一三”最终来临。林彪的历史一页,就此翻过。

江青为林彪拍摄的《孜孜不倦》照片

  五、林彪——骤然消失的名字

  一夜之间,林彪的名字在中国媒体上忽然消失了。我查阅一下,林彪名字在《人民日报》的最后一次出现,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按照惯例,这一天开始,陆续发表各国元首的国庆贺电。率先发表的是西哈努克亲王以及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等国领导人的贺电,贺电接收人,分别写着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此时,距林彪“折戟沉沙”已经过去两个多星期。

  第二天,十月二日,继续发表坦桑尼亚、索马里等国领导人贺电,但是, 林彪的名字却不见了。所有贺电,或单独提及毛泽东,或单独提及周恩来。

  一个明显的信号。当然,唯有政治敏感之人,才能从中捕捉林彪身影消失的信息。

  我所熟悉的杨宪益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嗅觉敏感者。这些贺电发表时,他正关押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根据贺电的发表细节,他判断林彪已经“垮台”。他把这视为一生中颇为得意的一段往事:

  得意的事,比如说,“文革”坐牢期间不给我们书看,就给我们一个小红本(《毛主席语录》),还有《人民日报》。那个小红本前面是林彪的几句话,我就越看越讨厌,结果看《人民日报》,觉得有点变化,先是陈伯达下台了,又是林彪的几个大将,黄永胜、吴法宪等一个一个名字不见了,大概黄永胜是最后一个。到了国庆,一般都是根据前一年的情况,林彪出来用吵哑的嗓子喊一顿,这一年不但他没有出来,而且,外国来的贺电也没有林彪的名字。……没有了。毛主席,下一个是周总理,根据前面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从报纸上一个一个不见了,我就觉得大概是林彪垮台了,我就把红宝书的前言给撕掉了。我们被关在里面,当然不知道林彪飞机出事摔死的事情,我们在里面只觉得外面很沉默。忽然有一天,那个管监狱的同志进来了,收我们的红小书,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本,有的他都收起来了。他看我得前言给撕掉了,又翻两遍,觉得很奇怪摆到一边。别人的又翻翻,人家的都有前言,就我的没有,就扔给我了。坐牢的那些牢友们就奇怪了,说我们的红小书没收了,你的一本就不没收,我没多说什么,笑笑:这里面当然有他的道理,你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有新抓进来的人,大概是年轻人吧,打砸抢分子也给抓进来了,那个人还挺知道些消息,他告诉大家说林彪出事了,完了。结果大家就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猜的呗。

  (杨宪益与李辉的谈话,1999年12月11日)

  曾经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林副统帅”,就这样,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连名字也不提及,而是有了一个代名词——“刘少奇一类骗子”。在一九七二年的元旦社论中,这个代名词第一次出现:“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里通外国……”,对于听过传达的人们来说,不言而喻,当然清楚这一表述的具体指向。

  一九七二年,整整一年,林彪的名字未在中国媒体上出现。

  1973年8月30日报道“十大”闭幕消息版面,第一次公开提及“折戟沉沙”的林彪

  林彪名字消失将近两年之后,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公报中第一次出现了林彪的名字,并以下面这段文字,正式向世界公布处理林彪等人的结果:

  大会愤怒地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体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委员会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全部措施。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载《人民日报》,1973年8八月30日)

  不妨将上面这段文字,与一九六九年“九大”闭幕《新闻公报》中的一段文字予以对照:

  在今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投票选举的过程,充满了极其热烈的革命气氛。当大会宣布当选名单,读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载《人民日报》,1969年4月25日)

  仅仅相隔四年零四个月,不可同日而语。

  “十大”主席台上没有了林彪身影。年轻的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位列第三。一夜之间,这位“文革”初期在上海崭露头角之人,如今成为另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也成了我的父辈们那些日子说来说去的新话题。

  也是在那几年,我们这些中学生,在报纸上的不同文章中,常常读到一个词:“折戟沉沙”,它来自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千古名句有了新解——“戟”指三叉戟飞机;“沙”指飞机坠毁之地蒙古国温都尔罕的沙漠,谁能想到,唐朝诗人的咏史之作,一九七一年竟能如此巧妙、相当吻合地派上新用场,令人感叹不已。

  后来才知道,据说是毛泽东本人首先想到了杜牧这首诗。

  年少的我们,熟悉“折戟沉沙”,不过,如何“磨洗”,如何“认前朝”,懵懂不知。

  懵懂中,人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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