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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国有疑难可问谁
作者:祝华新      时间:2020-08-24   来源:财新网
 

  我们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口,这时候,也需要体制内外更多的有识之士感时抚事,“多建睿智之言、多谋务实之策”

  【财新网】(专栏作家 祝华新)周瑞金《我的报人生涯撷珍》,新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值得一读。周瑞金在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任上,见证了党和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波诡云谲的国内外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推动改革开放和两岸和平的艰难努力。

  “皇甫平”背后的复杂博弈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1991年皇甫平系列评论。本书交待了围绕皇甫平评论背后的复杂博弈,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乱云飞渡中的高瞻远瞩拨乱反正,体制内有识之士奋力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的英勇无畏。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相继发生政权更迭。1991年岁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诞生74年后宣告解体。据罗点点回忆,朱德遗孀康克清面对突然的事变十分痛心,每天要花大量时间读书看报,劳累过度,才发病住院。

  中国改革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凯歌般前进的浪漫十年后,到“八九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面临沉闷的拐点。万里在学潮后到首钢表示,有的人想把改革一风吹,或走回头路,都是不行的。你们要旗帜鲜明地说:“不改革开放中国就没有出路。”(198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坐不住了。以往他来上海过春节,是在西郊宾馆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1991年再到上海,他密集参观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上海航天局新中国机器厂,还在新锦江饭店顶楼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规划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谈话。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亲自动手,记录整理了邓小平在上海的一系列谈话,如:“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副书记把周瑞金叫到家中,拿出邓小平考察上海的谈话记录。领导并没有直接布置写文章。周瑞金联想到当时报纸上一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意识到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非常有针对性。

  “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周瑞金产生了带头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最新思想的强烈冲动。2月13日小年夜,周瑞金找来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并请来上海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三人意气相投,一起构思评论,如何传递和呼应邓小平的谈话精神。

  2月15日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开篇即让人耳目一新:“12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当是一个‘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惟一出路。”

  “改革年”的提法出自朱镕基,是在上海市委传达中央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时提出的。“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就是朱镕基化用曹操的诗句。周瑞金暗想,这可能是针对当时国务院提出的1991年是“质量年”的说法。要知道,自“八九政治风波”后,国内媒体已有19个月没有对改革开放作出如此鲜明的正面评价了。

  3月2日,《解放日报》刊出皇甫平第二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披露了邓小平石破天惊的想法:“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皇甫平大声疾呼:“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周瑞金特意回避了80年代批“左”的常用语汇“思想僵化”,但锋芒所向仍然是阻碍改革开放的传统教条。

  3月22日,根据社外一位理论工作者沈骏坡来稿改写而成的皇甫平第三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见报,里面一句话引发了铺天盖地的非议和争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4月12日皇甫平第四篇评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干部问题讲话精神撰写,引用了战国思想家荀子的一段话,直指某些顽固地站在改革开放对立面的人是“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皇甫平文动神州。吴敬琏看到文章后很兴奋,后来告诉周瑞金:一看到皇甫平,就知道有来头,一定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发话了。

  而一些左翼杂志如《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站出来,责难《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批判“庸俗生产力论”,批判“经济实用主义”,矛头指向邓小平理论。1989年6月底接任人民日报社长的高狄不自量力,悄然来上海找周瑞金打探“皇甫平”的背景。

  周瑞金给市委领导写出书面汇报,解释说:按照惯例,党报的社论、重要的评论员文章送审,但没有规定署名文章、署名评论也要送审,皇甫平评论按惯例是可以不送审的。更重要的是,我担心送审会让你们为难和被动,如果由此产生什么问题的话,我愿意承担个人责任。

  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把这组评论通过邓楠送给了邓小平。周瑞金估计,老人家对皇甫平事件知道得还是比较早的,在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着这场思想交锋。

  1992年春天,邓小平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南下考察,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他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围绕皇甫平的一场争论,就此划下句号。

  闻鼙鼓而思良将

  熟悉党史的人知道,过去在一些重要历史关头,我们有时会作出糟糕的选择,令人扼腕叹息。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接着发生了波匈事件,苏军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党很快放弃了八大的正确方针,转而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还有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都是纠正极左路线的难得机会,却终于功亏一篑,国家沿着错误的方向一路狂奔,终于坠入“文化大革命”的深渊。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坠机,宣告“文革”路线破产,周恩来谨慎地纠左却被最高层制止;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试图趁着毛泽东在世收拾残局,被“四人帮”反扑,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那些变幻莫测的政治季节,总有报人挺身而出,试图发出党内清醒的声音。如1956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急于求成,经济过热,刘少奇安排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来降温。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亲自审定了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明知高层对这个问题认识不一致,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择善而从,硬着头皮安排社论见报,迅速纠正了各地左倾冒进之风。但邓拓因此被批评为“死人办报”。一年后,吴冷西空降人民日报做总编辑,邓拓被架空。

  林彪集团覆亡后,周恩来趁势提出批左。人民日报理论编辑王若水心领神会,1972年10月14日,趁着张春桥、姚文元不在北京,推出一块反无政府主义的专版。外媒解读是为老干部讲话、批评“红卫兵”。“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发出内参,质疑人民日报批判到了群众头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王若水不服,斗胆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请求裁决。结果,“四人帮”占了上风,王若水和理论部党支部书记胡绩伟被视为人民日报内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受到整肃。

  这是在传统体制下有识之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努力。

  经过“八九政治风波”,改革开放能否继续?分管新闻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到人民日报,参加国内记者会,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能变,也变不了。中国经历了10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群众确实得到了实惠,且不说沿海开放城市,整个中国都在进步变化,因而这个总趋势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90年4月30日人民日报)

  上海市委指示解放日报:对有关皇甫平的争议,淡化处理,不要正面交锋。对恶意攻击文章一概不予回应。对于高狄找周瑞金了解情况,市委负责人指示:此人来沪并无背景,纯属个人行为,随机应变对付一下。

  皇甫平文章,在北京得到了一些部门和人士心照不宣的支持。新华社《半月谈》杂志1991年4月发表评论,明确表示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片在刘国光主持下召开座谈会。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来说,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

  1991年8月高狄安排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很多省市党委机关报转发,但解放日报没转。上海市委中心组学习时,有位市领导提出明天补登一下。周瑞金说,文章谈的是反和平演变重大问题,但是与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原市委书记陈国栋提出:反和平演变这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不应该靠人民日报发一个评论员文章,还不是社论呢,评论员文章怎么来谈这个?曾经主管市委新闻宣传工作的老领导陈沂,1958年在部队被错划成“右派”、下放黑龙江劳动21年,此时走到周瑞金身边表示支持。

  上海与经常发生左右缠斗的北京不同,政治氛围求稳,但基本的价值取向依然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后,解放日报没有转载人民日报这篇评论员文章。这就是党内人心所向。

  两岸对话的突破和遗恨

  周瑞金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应台湾中央通讯社邀请,1998年率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书中介绍了1998年前后,海峡两岸围绕和平统一议题的隐秘互动。

  在蒋经国逝世后,中央负责台湾工作的杨尚昆选中佛学家隐士南怀瑾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这是因为南先生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人脉关系,与李登辉能够谈得上话。从1990年12月31日开始,两岸密使在南先生香港寓所重开国共两党会谈。谈了几次,未获进展。于是,南先生提议大陆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许鸣真二人为密使,参与会谈。由此,提升会谈分量,促成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被江泽民主席委任为会长。

  1992年6月,南怀瑾先生亲笔为两岸密使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提出“和平共济、祥化宿怨;同心合作、发展经济;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三原则。此建议书由汪道涵送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失之交臂。后来两岸密使又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汪道涵贯彻中央意图,以“温和、理性、富有创意的和谈风格”,努力化解双方的矛盾分歧,1992年10月双方在香港终于达成“九二共识”。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两岸关系又中断了。南怀瑾以探望病危的许鸣真先生为由,来上海与汪道涵会面,详述台湾政情党情社情,强调攻心为上,文化统一领先。

  10月14日台湾海基会辜振甫到上海,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会见,汪道涵接受邀请将适时访台。

  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启程访台前,周瑞金到上海向汪道涵请示访台注意事宜及应对方略。正在瑞金医院疗养的汪老引用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叮嘱多与台湾新闻媒体交流沟通,一起做推动两岸关系改善的“春江鸭”。他还建议争取台湾当局同意两岸主流媒体互派常驻记者。

  在台北市台泥大厦,辜振甫告诉周瑞金,自己与大陆的关系很复杂。盛宣怀的女婿是他的舅舅,沈葆桢的媳妇是他姨妈,辜鸿铭是他的堂伯父。辜振甫感慨“访问大陆我有惊世之感”。

  周瑞金结束台湾访问后,绕道香港,拜见南怀瑾先生。周瑞金曾在上海一家杂志上撰文《奇书、奇人、奇功》,介绍南怀瑾,由汪道涵推荐给江泽民主席参阅。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周瑞金询问他对这次“汪辜会晤”的看法。南先生哈哈一笑,心直口快说道:“现在两岸都说好,我看不会有结果。李登辉这个人你们都没有看透。他在执政初期,权力基础未稳,利用密使会谈,缓和两岸关系,取得大陆对台湾地位的认可,得以腾出手来将李焕、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敌消除掉,巩固自己权力。现在,李登辉不同了,他会容忍汪道涵去台湾讲统一吗?”

  周瑞金回到上海,给汪道涵报告说南先生不看好两岸关系的改善,认为汪会长回访台湾机会渺茫。

  南怀瑾一语成谶。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汪道涵台湾之行终成泡影。汪辜二老对隔海峡,无缘再见。辜振甫2005年1月3日病故。汪道涵在上海分别会见来访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后,经历了一次大手术,卧床不起,也于当年10月24日辞世。正在闭关的南怀瑾先生,在关中超度老友,撰挽联一副“海上鸿飞留爪印,域中寒尽望春宵”,由周瑞金献到汪老灵前。

  周瑞金在书中写道: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之行,最难忘的就是与三位推动两岸关系改善的历史老人汪道涵、辜振甫、南怀瑾都有机会接触、交谈,留下极富历史价值的史料,今天回首,弥足珍贵!

  审时度势把握国际大势

  上海出了“皇甫平”,与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李泓冰(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在本书序言中注意到一个现象:从民国的《申报》《大公报》《新民报》,到皇甫平系列文章搅动全国,引起争议,上海媒体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为什么屡作奇峰?

  上海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官和民都痛切地感受到上海的落伍。1980-1990年,上海在全国各省市GDP排行榜一路下滑,直至跌出前十名。《解放日报》曾在头版历数上海的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邓小平在上海提醒说,浦东对面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

  如果说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是北京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冲破旧有的思想框框、推动思想解放;从传达邓小平1991年上海谈话精神的皇甫平评论,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则是放眼世界文明大势,推动我们的体制进一步开放。

  周瑞金作为人民日报分管国际报道的副总编辑,提出记者编辑不仅要有三项技能——熟练操作电脑,掌握一门以上外语,会驾驶现代化交通工具;还要有三门基本知识——现代经济、现代科技、现代国际关系与法律。周瑞金认为,当时具备三项技能的不少,掌握三门知识的还不多。他希望,加强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研究,提高审时度势、纵览全局的水平和能力,力争培养几个像李普曼、赖斯顿这样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和专栏专家。

  体制内的人格纠结

  体制内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在历史时空中,每个人身不由己地扮演某种角色,留下了或光彩夺目或悔恨终身的一幕。

  比如人民日报老同志普遍不喜欢的鲁瑛,从解放日报调来人民日报,在“四人帮”覆灭前担任总编辑,积极配合“四人帮”整治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力量,一股邪气”,而且因为文化低,水平差,被华国锋称作“草包总编”。鲁瑛闹得最多的笑话是念白字,报社里流传不少关于鲁瑛念白字的打油诗,曾被收入批判“四人帮”内部学习材料。有一次,鲁瑛在一个会上见到考古学家夏鼐,打招呼叫“夏鼎同志”,周围人愕然。

  有诗云:“夏鼎同志你可好?夏鼐听了吓一跳。偷我头上一个乃,还来同我打交道。”

  鲁瑛在“四人帮”垮台后被开除党籍,接受审查,后到人民日报图书馆任管理员、人民日报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

  周瑞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这位鲁瑛,是解放日报总编室主任。周瑞金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到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包括鲁瑛在内的老同志给予了宝贵帮助。1965年春,华东局指示宣传“华东的大寨”山东下丁家大队,鲁瑛带队,年轻记者周瑞金参加,进行了2个月的蹲点采访。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鲁瑛、周瑞金等四人联合署名的长篇通讯《下丁家人创业之路》。在当时农村“四清运动”左的做法盛行的背景下,鲁瑛牵头的这篇通讯没有写抓阶级斗争推动改造自然的观点,也算十分难得。

  在周瑞金记忆中,鲁瑛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不整人,没有心计,业务水平能力差些,但也不像后来挖苦得那么不堪。周瑞金到人民日报后,与鲁瑛常有交流。人民日报在“文革”后待鲁瑛不错,他心存感激。

  再比如徐惟诚,做过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分管理论评论,曾是周瑞金的顶头上司。徐惟诚要求周瑞金每逢周日一早,到中百一店门口,待商店一开门,仔细观察顾客跑向什么柜台,哪些人最早进去,购买什么商品,以了解社会动向。不了解社会,就编辑不好评论。后来徐惟诚北上,担任北京日报社长、总编辑,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他笔名“余心言”的杂文自成一派,多与青少年谈心,却因为价值观念陈旧,不大受年轻人待见。90年代初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上了人民日报图书排行榜。据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回忆,徐惟诚几次给报社领导打电话,批评与中宣部导向不一致。

  据周瑞金在本书记载,皇甫平评论刊发后,分管新闻的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来沪出差,周瑞金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一同看望他,“感觉他当时并不认为皇甫平有什么大问题,反而说,中宣部决定今年进一步宣传思想解放,要我们关注这个动态”。

  当代思想解放和经济改革过程经常一波三折,每个体制中人的功过得失,都交付历史评判。这里,最重要的恐怕是顺应历史潮流,对主流民意的一份敬畏之心。

  “官无诤友,民无诤言,是报人的失职”

  习近平总书记曾精辟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提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总书记要求:多建睿智之言、多谋务实之策。

  建党建国以来,体制内从来不缺乏为践行党的初心而仗义执言的的真诚努力。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共产党人的这份赤诚和担当。

  周瑞金2004年秋办理退休手续后,还曾在舒立女士主编的《财经》杂志发表《改革不可动摇》,在陈小川任总编辑的《中国青年报》发表《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解决好“特殊利益集团”和“维稳”两个时代痛点,引发体制内和知识界的共鸣。周瑞金说:工作可以退休,我的笔是不能退休的。

  周瑞金访台时,参观过《中国时报》,对创办人余纪忠坚持每晚审改甚至亲自撰写社论感到敬佩。余纪忠认为:“报纸一定要有自己观察新闻事件的视角,要有独立发声的勇气。关键时代不能成为缄口金人,如果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那是我们报人的失职,也就不得不为国事前途慨叹了。”周瑞金很欣赏这样一种道德勇气。

  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给全球化致命一击,加上中美关系大滑坡,我们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口。这时候,需要深切地体会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也需要体制内外更多的有识之士感时抚事,“多建睿智之言、多谋务实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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