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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校园“青涩”君须记
作者:张曼菱      时间:2020-08-14   来源:微信公号冰川思想库
 

  自从有了微信,断续会看到,别人在文章里提到我,有故事。

  我的故事,基本上都出在“北大”,集中在我“上学”的1980年代。

  《南方人物周刊》上,严平回忆荒煤《浪潮里的为吏书生》中说到:

  “当年,北大的学生张曼菱打电话来说要找荒煤,荒煤说,那就来呗。她进门就质问荒煤,你们老了,经历了这么多,可是现在有谁扶持我们?她的口气特别冲。当时我就在旁边。她走了大概两天后,荒煤就把她的信和自己的信发在《人民日报》上,题目叫《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我觉得荒煤他们那种想让年青人出来的精神特别可贵。就像周扬,很多人对他有看法,但谁也不可否认,他在‘文革’后反思的一面。”

  我从边疆来到京城才几个月,冲到文研所办公室里,说话大喊大叫,把想了解青年情况的荒煤,当作“阻碍物”一样去冲击。

  在秘书严平的眼中,感觉唐突,可以想见。

  这不是“边疆”的错。昆明人说话都是细声悄语的,曾被西南联大学人赞叹。这也不是田野的错。我当“知青”的傣寨,男女都性情温和,一听见吵架声就关门。这更不是“家教”,我父母俱是儒雅之人。

  那种喜欢“喊”的脾气,得理不让人、抓住一点就攻击的方式,是我们“那一代人”的脾气。也就是说,我们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依然带着“文革”的习气。这须要更深一层的反思,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我们在做一种不完美的反思,不彻底的反思。但我们意识到须要全面地反攻过去,做“泥沙俱下”的尝试。

  严平的这段回忆,再现我当年的“青涩”模样。谁跟我讲话,谁就会被问责。真令长辈喜欢也不是,生气也不行。

  “小荷才露尖尖角”。那时的社会环境非常爱护青年人才,主张一种高扬的精神。有一个体育上的口号:“扬眉剑出鞘”,成为时代个性。

  我大学时有个男友,是社科院“红学”研究生。他告诉我,别人说他是“周扬的弟子”,其实不是。只是他报考社科院时,过了报名时间,他打电话给周扬,周扬就让下面人给他报了名。于是他洋洋洒洒度过考试。

  当年,一个“萍水相逢”就能遇到“贵人”,改变你的命运。

  真是一个好时代!

  我与荒煤相遇,也是如此。全仗他有心了,是“为国求贤”之心。

  我至今不敢停步,因为想到青年时代自己得到这么多的关怀。

  严平回忆:“1979年到1982年,我认为是最艰难的时刻。”“那是从一个时代转向另一个时代,非常不容易。荒煤5月份来的文学所,7月份麻烦就来了。他到云南开会去了石林,看到阿诗玛,想起了看当年的禁片《阿诗玛》,特别激动,呼吁解禁。写了《阿诗玛,你在哪里?》,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引起很大反响。文化部当时的领导一下就火了,认为他在找茬。胡乔木一次次找他,让他给文化部写信道歉。”

  正是在荒煤这次来云南时,一位采访人员向他递送了我写的两篇东西《驳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驳蓝翎李希凡“评红”》。

  那是我在边寨茅屋里凭着记忆和意气写出的“愤青”文章,流传在知青中,大家解气而已。后来传到了昆明。

  荒煤立即提出约见我,电话打到昆明医学院。可我那年还戴着“四五反革命”的帽子,单位不通知我。荒煤留下了一封信,叫人交给我,说他准备把我的文章推荐到《文学评论》。

  半年后,乾坤翻转,我考入北大,立即写信给他。荒煤很高兴,叫我到北京后去见他。于是有了严平写到的那一幕。荒煤把我的来信“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发表在《人民日报》,一时中文系很惊讶。稿费10元,我办了一个校内刊物《思索》。

  严平的回忆,令我倍加怀念荒煤,现在体会到他的不易了。

  鲁迅说过,“撑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在1980年代,我们抬头所见的,就是这样的父辈,在呵护我们的任性。

  这是一片饱含历史期盼的目光,令我们呼唤回飘逝的青春。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所有回忆中,最美莫过校园时。

  今年(2016年)适逢美国大选,中国人也伴其进程,在心理上过了把瘾。继而中国也开始“普选”,各社区领取选票,实行真实的基层操练。但愿是个“起步”。

  这令人们回忆起1980年北大校园里的那一场民主竞选。

  微信上出现一篇《当年北大竞选时(记1980年北京大学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举)。里面写到了我:

  例外的是张曼菱,她一出来立即轰动。既是一位女士,所以她在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之外还要谈谈女性。张女士指出,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男人弄得不像男人(没了骨气,没了男人气概)。女人不像女人,(又粗又野,张口就能骂人)。张曼菱把这概况为‘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还提出口号,要恢复’东方女性美’。她说的可是人品方面的内在美,像温柔,女人味,热爱家庭之类的,和相貌没什么关系。

  直到看了下面这段,我才明白,当年为什么我这个女竞选者会遇到那么多的麻烦?

  可中国男人毛病太大,精英的大学生们也一样。不少人开始嬉皮笑脸的谈论张曼菱,本来对竞选并不关心的也一口一个张曼菱。很多人根本就没看她的《竞选声明》,对张曼菱的论点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光是津津乐道两句话:“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和东方女性美”。张女士一开见面会和答辩会,立即爆满……这些人脑袋里的“东方女性美”就是东方美女的意思。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年已惘然”。原来他们想看貂蝉,并没有把我当作一个竞选人。

  按说张曼菱不难看,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五官端正,眼睛挺大。可惜当时的张女士一点都不打扮。

  一是张女士一点不打扮,二是许多人主中的东方女性美怎么也得赛西施,比貂蝉。所以一见着张女士都大失所望。

  张女士就这样面对着许多来看东方美女的。

  于是递条子提问,比较客气的类似:“请问你自己够的上东方女性美吗?”不客气的就问:“你是否想在选举中出嫁?你找到对象了吗?”“你这雄化的女人是否找到了一个雌化的男人?”把张女士都气哭了。

  我明明是已经有着一个男友的。他是北京知青,在社科院读研。他正在对我的写作起着指导的作用。为了竞选,这段恋爱发生变化,他坚持到“投票”后,我们结束了。

  这根本不是在选海淀区人民代表,而是用选票表示对候选人佩服不佩服。不佩服就是不佩服,再选十次也那样。

  这篇文字,一看就是当年经历过的同学所作。没有“现代版”的痕迹,就是当年最基础的群众所感受所记得的事情。贵在:其中没有故意地对谁有所褒贬。非常客观。所以读起来余味无穷。

  只是我从来没有穿过“男装”,更没有什么“狗皮帽子”。没有那么寒伧。估计,这是我当年“剪寸头”传下来的改版。

  当年在校园我“剪寸头”,一为方便,二为励志。我心目中的美就是秋瑾、向警予那样的。没想到,北大1980年代男生要的美人是貂蝉!

  正巧从比利时东方研究所传过来我的竞选资料,一个外国学者拍摄和保存的。于是我在北大群发布了当年的竞选照片,以“纠正形象”。校友群里赞:“师姐当年很美!”

  我班女班长却说:“你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

  一位79级师弟说:“那就是基础群众的基本看法。”

  这篇文章对竞选者那都是“原生态”的表现,当时怎么样,就怎么写。非常难得。因为时务的变迁,里面的竞选者们已经是各奔前程,结局不一。写作却能够不受这些影响。这个写法里有一种“大拙”的功夫。

  在那个历史画面里,我像三叶虫被嵌在时间的石块里面了。

  我们各有“青涩”,当年那些不确定性的话题与感知,如今看来熠熠生辉。“青涩”,正是不拘一格的才气与生机。

  当什么都确定了,无疑就是一个平庸的时代。

  记得,我在办公楼大会议厅的讲坛上回答选民问题。递上来一张纸条:

  “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

  我答道:“我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鲁迅说了,幼稚并不羞耻,可耻的是腐败!”

  我的冒失,那个年代的同学们提起来都会意地笑。这笑里有一种亲热与自豪:我们一同走过。没有那个“青涩”的时代,就没有后来的进步。

  朋友发来《岳建一:老鬼其人与“血色黄昏”》,开头就提到我:

  1982年夏,老鬼斜倚北大南大门,挎一鼓鼓囊囊旧布书包,左顾右盼。

  烈日灼人,蝉鸣如雨,老鬼终于等到张曼菱同学。上前拦住,诚恳而稍显笨拙地嗫嚅着,请她阅读自己的长篇作品手稿副本《八年》(即《血色黄昏》)。张曼菱尽管与老鬼素不相识,却当即爽快应允。

  不读则已,一阅了得!整整三天,张曼菱深陷其中。极受震撼,竟致掩卷大哭,失声失态,情难自禁,曾经淋漓写道:

  三天阅读,在热梦之中,又尝到了流泪的痛快。至此时阅毕,到水房洗一把凉水,才意识到这是在1982年夏,美丽的北大。说不清,是在怀念苦难,怀念青春?这是近年来我所见到的最生活、最痛苦、最倔强的灵魂。这是别一种艺术,别一种价值。

  当时我写的评语,经历那么多事之秋,甚至马波出过国,可是还保留着,令我感动。思念起我们走过的岁月,有血色,有泪。青春和友谊,凝结在这部《血色黄昏》上。

  可以说,张曼菱乃是《血色黄昏》第一真正知音!

  老鬼,自是大出意外,大受鼓舞,个中万千感慨、感动、感激,经年难忘。好一个张曼菱,义气大矣哉,此后四外推荐,八方宣传。甚至热忱介绍到巴金女儿李小林处。

《血色黄昏》封面

  今天提起往事,马波说“从来没有忘记你为血色黄昏的拔闯,呼喊”。

  我道:“能够读到撞击灵魂的作品是一种福祉。”

  其实当年在南校门,我与马波还有另一段对话。

  我:“你母亲是杨沫!”

  他:“是。”

  我激动地:“我喜欢她的《青春之歌》!”

  他平静地:“看一个人,还是从远处看比近处好吧。”

  后来,我与马波曾经讨论起杨沫书中关于“异性与革命”的话题。我认为杨沫完全是“混为一谈”的。

  马波说:“你真厉害!”他也认为,异性是杨沫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杨沫逝世,马波将他母亲的一条洗脸毛巾赠与我,作纪念。毛巾不大,白底上面绯紫的花丛,有青春女性的气息。

  2009年我到台湾,在胡适墓前,我为自己,为父亲鞠躬完毕,又再次行礼。我说:“我为作家杨沫向你致歉意。”

  《青春之歌》里点名道姓说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这个,是杨沫的“青涩”。相信她如果活到现在,不会这样写了。

  网上有一个《【大学故事】陆波:文学校园青春祭》。

  陆波当是我的师妹,她回忆了电影《青春祭》到北大放映的情景:

  1985年电影《青春祭》在北大大饭厅上映。所谓‘大饭厅’就在今天‘百年大讲堂’原址,但实际上是一个空阔的没有桌椅的大礼堂,需要自行搬着凳子来此观看。那次《青春祭》首演之前已有三角地海报大肆造势,所以大家对这部由78级中文系才女张曼菱小说改编的电影期待很高。

  想起那天,因为在勺园的房间里接待从北京各处赶来祝贺的云南老乡们,我耽误了“开幕式”。导演张暖昕等不了,宣布电影放映。等我率一伙人走进大饭厅时,已经一片黑暗,刚好看见打出的片名和我的原著名。

  这部影片展开的是动乱年代城市知识青年在遥远落后的边陲傣乡的传奇故事,画面暗淡而神秘,情节浪漫又落寞,以忧伤的情调讲述了一代知青青春的意识,美的觉醒,以及爱的朦胧。影片结束,张曼菱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她讲了什么我没有记住。我只是在努力把她和那个电影里的女知青李纯进行形神对比。

  那天我穿了旗袍。刚好在附近店里做了两身旗袍,店家要我试穿一下,好做修改。我没有作什么隆重的心情准备,也不懂“出场秀”。

  陆波一定在嘀咕:这师姐怎么跑出旗袍来了?和电影这么不搭调。

  带着“青涩”,还没有准备好出场服装,就踏上了事业的成功之途。我是那一代人的幸运儿。

根据作者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的电影《青春祭》

  最近“冰川思想库”发了一篇文章:《钱理群感慨,如今北大已没有像她一样的学生》,令我有点措手不及。

  文章塑造了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代宠儿。

  太溢美了!我都不好意思看。这么神奇,也怕误导青年。其实我的人生,狼狈之时,坎坷之际为多。偶尔发狂言,多数时间“坐冷板凳”。

  作者姚峥华是一位富于诗意的敏感女性,与我在深圳早茶初会。

  她脑子里装了我的种种传奇与引伸。文章里说:“北大本科生,这在她眼里才是真正的北大人,而硕士博士才到北大的,都算杂牌军。不属于根正苗红的嫡系部队。”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引来质疑。中文系师弟说:“这不是你的价值观。”他说的对。我在北大并非‘正统’。我就是受挤压的一族。

  师弟说,不如你趁此讲一下北大精神吧。

  那天我说的是:校友宴请,大会散了有小会,小会聚到半夜不忍散。留到最后的都是“本科”,大家感情深,属于“嫡系”。

  本科生是“嫡系”的说法,也有位老师支持。她说:“我们收的研究生,本科在本校读的与在外校读的,就是不一样。”这是指的学养根基,还是北大学生强些。“招生”是精选,加上学科的“门户之见”,这一说会延续下去。

  但“嫡系”一说,更广大的涵义,应该还是指“大学精神”而言。

  历史地看,“大学精神”的主导方向是按“时代”划分的。

  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起先是一所培养官僚的学校。从蔡元培校长开启了“自由、民主、兼容并包”的北大历史。他召揽全国思想文化风云人物,造成影响时代的盛况。

  火种云集北大,终于爆发出“五四”运动。

五四文学社

  自从北大由红楼搬到燕园,各个阶段的学生、教员都打上那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烙印。差别迥然。

  “兼容并包”就要有历史情怀。燕园和未名湖,是人家燕京大学的遗产。我们享受了,注入了几代人的情思。里面有屈辱也有浪漫。

  现在北大以“五四”为校庆,而注入的已经是各个时代所需的理念。

  “北大”这个精神图腾,其实是一道流变的历史长河。其中有很多不堪,不必略去。坦然面对,才是北大人的气蕴。

  当年聂元梓权倾天下,北大引领中国“文革”。“梁效”文章如“上方宝剑”。套用一句名言:“北大,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其时正是“北大历史精神”的中断。

  禁锢的年代林昭被处死,被今天的人们尊崇为“北大精神”之象征。

  以七七、七八级的“恢复高考”入学,重新划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校时期的七九、八零级也基本上属于同一代大学生。此后风气传袭。

  然而到了八九年之后,大学校园随时代变迁,又另是一种面貌。无论是年龄还是时代,都出现了价值观的替代。

  当然,有一种历史的价值一直潜在地传递着。

  1980年代在校的那一批学子,在精神上衔接蔡元培先生所缔造的北大精神。我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竞选,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任何比喻都不是事物本身。“嫡系”的话也一样,不能“设门槛”排斥人。

  抗战年间,北大南迁于云南。学校困难,曾向校友发起募捐。当年是,只在北大呆过半年甚至数月的人都闻讯而来,把自己一年的工薪捐出。结果大大超出校方的期望。还有人不断从远地赶来。学校只有发通知说:“够了”。

  这些患难中倾囊相助的北大人,能不是“嫡系”吗?

北大俄语班,前排左二为作者,左一为梁左

  2009年,我在台北采访一位九旬的北大学姐。她一句话震撼了我:“我生是北大人,死是北大鬼”,体现出一种终身的精神归属。

  除了学问的高端,里面有很大一块是“气节”之含量。

  北大,像一瓶百年陈酒,在人们的心中,酒底子是倒不干的。

  有一句话:“北大人可以骂北大,清华人可以骂清华。换过个儿,就不行。”

  北大人有北大的“江湖”。2014年我在北大的那篇演讲《压抑的胜利》,局外人以为我“骂北大”,北大人却喝彩不迭。

  正如我们把心爱之景物“一塔湖图”命名为“一塌糊涂”,北大人喜欢用“自黑”来展露自信。口无遮拦,是北大风气的生香活色。没有这个,就构不成北大校园。

  离开北大后,我渐渐地“西线无战事”,传闻没有了。

  那股由母校滋养出的“青涩”风格,在我的作品中,已经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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