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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关于孙长江的两篇文章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20-07-29   来源:
 

  孙长江同志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五年中,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两篇文章发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至今是非不清,或存在争议。在这期间,我们是同事,而且是密切合作者。这两篇文章,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参与者。现将我知道的情况,记述如下。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作者问题

  1984年10月,《光明日报》在新任总编辑主持下,评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优秀文章。他们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排在得奖文章的第一篇,并写明“作者胡福明”。吴江和孙长江立即向《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表明,不认可他们这样定《实》文作者。《实》文作者之争由此开始。

  2018年,在评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杰出贡献人物”时,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建议》,将胡福明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主要起草人”。我给他们写信说,“很不妥”。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不再用“主要起草人”的定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撰写者,究竟是哪几位呢?

  其实,弄清这个问题,并不难。下面简要梳理一下。

  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在拨乱反正中遇到阻力,促使他思考什么是正,什么是反,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问题。他悟出了实践标准,并独自撰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他于1977年9月将此文稿投给了《光明日报》。

  1978年2、3月间,吴江和孙长江发现,中央党校学员中存在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糊涂观念(这正是“两个凡是”的思潮)。针对这种情况,吴江提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让孙长江为《理论动态》撰写文章。

  《光明日报》直到1978年1月14日,才对胡福明的文稿修改印出小样,以后又多次修改加工。在1978年4月4日第五次修改时,将文稿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并以此为文章基调,强调要“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地彻底地肃清‘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造成的种种影响和流毒”(提出“一切真理”,旨在强调毛泽东思想也要接受实践检验,但这样表述认识论是否确切?)。

  1978年4月20日,《光明日报》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要求理论研究室修改后先在《理论动态》刊登,然后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理论研究室请示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同意这样的安排。

  吴江让孙长江把两个文稿“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原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月24日,《光明日报》又送来一个修改稿,题目已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文稿基调未改变,仍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孙长江于1978年4月27日改写完成。

  吴江将孙长江的完成稿修改后,于4月底报送胡耀邦审阅。耀邦同志审阅后于5月初退回。吴江让孙长江征求校内外专家的意见,特别嘱孙长江要听取龚育之的意见,再作修改。孙长江听取意见后再作修改,吴江又作了许多修改。

  1978年5月5日上午,理论动态组开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孙长江参加,

  1978年5月6日,由本人将这个最后修改稿带去参加理论动态组会议,请耀邦同志再次审阅。5月8日,我将耀邦同志审阅的定稿交孙长江,孙长江即签字送中央党校印厂付印,作为第60期《理论动态》(1978年5月10日)。

  以上情况表明,胡福明、孙长江都是独自撰写有关实践标准的文稿,最后由孙长江将两个文稿“捏在一起”。孙长江说,最后文稿吸取《光明日报》送来的文稿不到三分之一。我统计约2700字(全文6600字)。

  迄今为止,人们没有看到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的原稿。但他多次讲过这个原稿。

  胡福明先是说,“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深入揭批‘四人帮’。(《实践之树常青》,197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

  过了若干年后,胡福明反复说,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两个凡是”。他对记者说:“‘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未来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持‘文革’路线,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人民将陷入苦难深渊,中国真的要万劫不复了;要么改弦易辙,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当时还没有“平反冤假错案”这个语言),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2008年3月24日《北京晚报》、广州《羊城晚报》)在几天之内,《解放日报》、《文汇报》、《北京青年报》、《广州日报》,都刊登了胡福明类似的谈话。

  胡福明先是说,他写《实》文是为了揭批“四人帮”,后来说,写《实》文是为了反对“两个凡是”,并准备坐牢,让人有点糊涂。

  我们如果能看到胡福明文章的原稿,就很容易弄清楚胡福明写这篇文章文章的初衷。

  好在《光明日报》的编辑看过胡福明文章的原稿,并有评论。

  曾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的王强华,在一篇文章中对胡的初稿作了如下介绍:

  1977年9月,胡福明给哲学专刊同时投寄两篇文稿,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我出差在外地。哲学组人员认为,第一篇没什么理论可言,决定不用,第二篇是“纯理论”文章,也决定弃置不用,但等组长回来最终决定。

  1977年12月,我回京后,同意不用《女人也是生产力吗?》一篇。我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尽管理论色彩浓厚,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但毕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符合报社理论部和《哲学》专刊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于是我自己动手删去了一些我认为重复的文字”。把它发排了。(《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90、92、93-94页)

  光明日报编者肯定了胡福明文稿的主题,但对文稿本身的评价是:“理论色彩浓厚,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联系实际不够。

  光明日报编辑第一次修改的小样,最接近胡福明的原稿。这个修改稿约5200字,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第二部分讲革命导师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第三部分批判王明、林彪、“四人帮”否定实践标准,着重揭露了林彪、“四人帮”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这篇文稿(第一次修改小样)提出并阐述了实践标准,强调马克思主义也要经受实践检验,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否定实践标准的行径。文稿说:“不仅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而且已经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也不是今天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与任何盲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哪里有盲从,哪里有迷信,哪里就没有科学,哪里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些论述和语言相当精彩。在当时来说,正如王强华所言,“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是,人们确实看不出此文有批判“两个凡是”的针对性,更看不出,发表这样一篇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文章,会有坐牢的风险。王强华说,我作为此文的约稿者、发排者和责任编辑,我得坦言,当时我感觉不出来这篇文章是批判“两个凡是”的。(见《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书中王强华文)

  我们再来看一下《光明日报》送中央党校的《实》文第六个修改稿,即《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个修改稿基本上保持过去修改稿原貌,但在最后一段增强了现实性。文稿指出:心有余悸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倾向依然存在。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碰到了问题,往往不是去研究实际而是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寻章摘句。这些论述,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将孙长江修改加工的完成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上述《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加以对照,除了结构改变,许多文字重写外,从思想观点上看,主要的差别有三点:

  (一)孙长江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文章题目和主线。“唯一标准”四个字,十分鲜明,引人注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完整的提法,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给人以新鲜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同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不同于“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切真理”与“唯一标准”两个提法,似乎相差不大,但含义不同。“一切真理”的提法,强调的是实践标准的普遍性;“唯一标准”的提法,强调的是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正是当时争论的焦点。当年《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说:“唯一”二字,颇关重要。因为,有人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却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见马沛文《放言集》上册第3页)著名学者于光远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他认为,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他地提出实践是“唯一”标准,有很强的现实性,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见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3页)

  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文章的题目,不但使文章的主题明确了,而且,使文章上升到了新的境界。这句话精确、简练、鲜明、通俗,成为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语言。这场大讨论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却被历史留下来了。

  (二)孙长江阐明,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如何检验和判断党的政治路线,是当时最重大的实际。

  (三)孙长江在文章中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文章在结尾着重指出,“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正是这些尖锐犀利的话,击中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体系的要害,也刺痛了“凡是”论者的神经。这可从那个著名的电话得到反证。

  很明显,经过孙长江的改写,经过吴江的修改,这篇文章才达到在《理论动态》刊登的水平,才达到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的水平。

  行文至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作者就很清楚了。

  形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首先应归功于吴江。正是吴江,提出并坚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吴江又是这篇文章的主要指导者和修改者。这篇文章的送审稿是吴江修改敲定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撰写者,应是孙长江和胡福明二人,而不是胡福明一人。

  其实,光明日报社早在1985年1月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1984年11月,《光明日报》原总编辑杨西光提出建议,要调查《实》文写作情况,写出材料。《光明日报》由评论部主任陶铠(原任杨西光秘书)主持此事。1985年1月,评论部写出并印出了调查材料。这个材料说:“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这个表述不完全符合事实(孙长江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写了初稿),但否定了《实》文作者是胡福明一人的结论。

  光明日报的有关负责人,没有据此采取措施,纠正评奖的错误,并加以弥补,而且一再错失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机。这就使他们越来越陷于被动,令人遗憾,也为他们感到惋惜!

  以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形成和撰写者,我想强调一下,是胡耀邦同志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依据哪个文件、哪个人讲话,要看实践,他有针对性地表达了唯一标准的思想。他审定了这篇文章,并同意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在《光明日报》发表,他承担这篇文章的全部政治责任。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最后,经再三考虑,本文还是将多年前孙长江同我交谈的一件事录下。

  1978年夏,天气很热,那时中央党校还没有寒暑假,我们的办公室都敞开了门。有一天,我突然听到孙长江在靠近我办公室的走廊里大声说:这个胡福明,真不像话!我走出去,孙长江递过我一张纸说,老沈,你看。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孙长江参加大连的一个毛泽东思想研讨会的一期简报。我看了一下,是胡福明的发言,大意是,我的文章己被改得“面目全非”,报纸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实际上已不是我的文章。我记得很清楚,那简报是打印的,只一片纸,用蓝油墨印的。简报的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但“面目全非”四个字,却给我留下了很的印象。后来,我到江苏调查,江苏的同志谈到此事,也对我说,胡福明在南京的一些会议上,也是这样讲的。

  二、撰写《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一文的有关情况

  由于撰写《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这篇文章,导致孙长江被“作为正常调动”,离开中央党校,到了一所“小的大学”。这篇文章被说成是反某某。

  这真是“莫须有”!

  《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理论动态》第282期,1981年6月10日。

  本人也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参与者。

  有关《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这篇文章的情况,先将吴江的记载抄录如下: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批评华国锋并决定将他的辞职要求交六中全会去讨论之后,大约在一九八一年二月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党校副校长冯文彬,突然向我提出建议,

  《理论动态》要写一篇文章反驳一种议论。冯文彬不负责《理论动态》写文章,也从来不过问《理论动态》的事,这次要求《理论动态》写文章,并且是要反驳一种议论,是甚么议论呢?据他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中央批评了华国锋,华国锋准备辞职下台,有人对此抱不平,因此流传一种说法,说华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未可厚非,而现在上来的新领导人(主要指胡耀邦)倒不够谦虚谨慎,说话随便,很有可能把事情搞糟。冯文彬说:这种说法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也可能别有用心。书记处议论了这个问题。冯文彬特别说,陈云同志的秘书王某也认为需要写篇文章批驳这种议论。冯说,文章要求说明,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谨慎谦虚,现在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是一种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甚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我对写这样一篇文章持保留态度。因为一则,华本人已主动提出辞呈,按情理不宜再写此文;再则,文章不能指名道姓,一般化的批评反而容易阻塞言路,显得没有器量。因此我颇费踌躇。但冯文彬几次直接催促“动态组”写这篇文章。我于是请研究史学的孙长江执笔试一试。

  为了选择适当的角度,文章停停写写,一直拖了几个月。勉强写成后,经“动态组”集体讨论,然后由我审查签发,以《谈谦虚谨慎和实干精神》为题,刊登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理论动态》282期上。

  这篇文章我事先没有向胡耀邦报告,因为据冯文彬告诉我,此事已在书记处会议上议论过。文章刊出,冯文彬又没有同我商量,直接将文章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又转给了新华社,准备报纸刊登后向全国播发。不几天,冯文彬找到我,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一个不祥的消息,说:有人将这篇文章送到上头去了,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因此引起了一场误会。陈云为此直接责问胡耀邦。胡摸不着头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冯文彬说完等我的回应。我甚么也没有说,转身离开了他。对这种事我能说甚么呢?

  事后获悉,这篇文章是被一位经手的大概具有特殊嗅觉神经的人上送胡乔木、邓力群,然后又到达陈云手里。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就此成立。(这里特别提一下,上送文章的人不久果然很快升了官,真可谓“立竿见影”!)”(吴江:《十年的路》第117-119页)

  这是吴江讲的情况。下面讲我接触到的情况。

  先说一下冯文彬与《理论动态》的关系。

  吴江说冯文彬从来不过问《理论动态》的事。实际情况是,冯经常参加胡耀邦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也发表一些意见。每年一次的《理论动态》创刊纪念活动,冯都参加了。这既表明是冯对《理论动态》的关心,也反映了冯与胡的特殊关系。以后,胡耀邦的职务越来越高,工作越来越忙,有时顾不上《理论动态》的工作,而冯又同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几次召集我们理论动态组人员开会,讲一些情况,也提出一些题目。

  我住在中央党校大院北边最后一排房子,房后不远就是围墙。冯文彬住在前面,隔开两排房子,是甲级楼最前一排。我们每天早晨都锻炼身体。我在路上跑步,冯由夫人陪同在路上散步,地方不大,来回都会碰面。大概是四月间(不是吴江说的二月间),有一天早晨碰上冯,他叫住我说,有一种说法,在第一线实干的人是不谦虚谨慎,不干什么实际工作的人倒是谦虚谨慎,你们《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大意)。上班后,我立即向吴江汇报了冯文彬的话。这样,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大概过了二个多星期,那天早上,我骑自行车上班,经过冯家的门口(这是每天必走的路径),他在门口呼叫:沈宝祥!我下车到他那里,他问,那篇文章写了没有?我说,我已经向吴江同志汇报了,写作情况我不知道。冯说,这是陈云同志的话,你们要赶快写。我一听是陈云同志的话,就觉得这事重要,到办公室后,立即给吴江打电话,汇报冯的话。这也引起了吴江的重视,大概很快就将这个任务交给孙长江了。吴江说,冯文彬几次直接催促。他们是否还通过电话,或另有接触,我不知道。我记得孙长江很伤脑筋,来找我们问,这篇文章该怎样写,我们进行过议论。吴江说,“拖了几个月”,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写作还是抓得比较紧的,前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我的日记有记载:

  (1981年)“6月2日下午,小组讨论通过《谦虚谨慎和实干精神》(孙长江写)”。

  当时,我们对中央高层的情况,特别是有什么矛盾,确实不知道,也不敢乱想。平时耀邦同我们谈话中,对邓小平和陈云都是很尊重的。从我个人来说,对他们二位都很崇敬。我们当时的认识是,这篇文章是宣传陈云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是支持耀邦同志。批评陈云,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不可设想的事!这是当时基本的情况。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下讨论和处理这篇文章的。

  《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一文,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讲一些道理,泛泛地接触实际,没有讲任何具体事例,更没有点谁的名,全文不到五千字,是一篇没有什么锋芒的文章。

  如果以坦荡的胸怀看这篇文章,不可能读出这篇文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玄机,有什么特别的针对性。

  吴江2005年10月30日给邓力群的信中,第四点就是专讲这篇文章的。现引其中二段:“后来这篇文章转到了你和胡乔木的手里,又送到陈云同志那里,由此我们才听到‘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这样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怎样形成的?我当然不知道。你在书中指出文章中有几句话使人感觉到是针对陈云同志的,据说陈云同志自己也这么看。”“此事由陈云同志在中央一个小会上向胡耀邦提出责问后,胡当即告知‘没有这回事’,小平同志也没有就此表态,站起来就走了。”吴江提出,他为什么不找我们问明事情的究竟,而要在背地里做文章?

  吴江在《十年的路》书中说到,1982年10月16日,胡耀邦和宋任穷(中组部长)约他谈话时,胡耀邦就《理论动态》第282期那篇文章说:

  “你们可以说清楚这件事,文章让大家看!我看过这篇文章,绝不是针对陈云同志的,没有那回事,我不相信《理论动态》的同志会反对陈云同志。小平同志后来也看了这篇文章,他并没有表态。‘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和中间,这种事可不少,从字里行间找问题,从文字上进行猜测,教训可不少啊!我们不能再干这种事,不能随便立案。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是为了反对毛主席,这个案我当时就认为不能成立。”(同上第121页)邓小平也看了这篇文章,可见这事的影响之大,但邓小平对这篇文章没有表态,意味深长。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确实有人在一旁仔细“研究”《理论动态》。他们采取正面文章反面读的方法,专门从字里行间寻找新动向,从文字上进行猜测。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觉得有人在反对自己,而且,神经特别过敏,今天怀疑这个人反对他们,明天又怀疑那个人反对他们,而不能容忍。他们也习惯了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整人的一套东西,虽然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已通过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但他们也全然不顾,动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利用他们的影响,粗暴地整人。特别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那时,胡耀邦已经被选为中共中央的主席,他们竟背着胡耀邦,无端整他在中央党校任用的一些人。

  两篇文章的风波(另一篇文章同孙长江无关),纯粹是无中生有,打击推进思想解放、积极投身改革的有功之人,但这种事情的发生,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对此,吴江在书中也作了分析。

  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两篇文章的情况,我已经在书中和文章中作过说明。现在再写此文,进一步澄清历史,告慰于长江的英灵。

  2020年7月6日初稿

  2020年7月14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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