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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人民日报记者穆扬与1977年恢复高考
作者:钱江      时间:2020-07-10   来源:《湘潮》杂志2017年第10期
 

  中国大陆于1977年12月间恢复高考,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极为深远。570万青年人参试这次高考,27.8万人被大学(包括大专)录取,录取率4.7%,创下中国自有大学统一高考以来最低录取记录。然而它却在中国历史上久久回荡黄钟大吕之声,它使因“文革”而中断了11年的大学统一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和延续,使“知识就是力量”的声音瞬间传遍中国。这批录取的大学生“成材率”很高,很快成为改革开放的中间力量和领军人物。

  《人民日报》在1977年恢复高考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直接引发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副总理明确了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在这一进程中有出色表现的是人民日报记者穆杨,还有他的同事王惠平,全程参加了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穆扬组织座谈,撰写内参,锋芒所向,是要推翻“文革”中产生的“两个估计”,他写下了拨乱反正历史大潮中精彩的一笔。

  穆扬是本文作者的前辈同事,他的贡献应该著录。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拨乱反正

  中国的统一高考制度于1966年5月被突然爆发的“文革”打断。此后,中国大陆上的高等学校4年没有招生。

1972年,美国记者来华拍摄的北京大学工农兵大学生

  1970年秋,北大、清华两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4000多名。1971年起,大部分高校陆续重新招生,在否定文化考试的前提下,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招生方针,不仅造成入学青年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参差不齐,还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走后门”腐败风气。这样的大学招生方式延续到1976年,使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接续严重断档。

  “文革”中,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提出,要恢复文化考试,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大学生。均受到阻挠和批判而没有得到实现。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了,改变“推荐制”高校招生是万众所愿。但是怎么改,什么时候改?仍然受到“两个估计”的严重束缚——这是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会议“纪要”中提出的观点:“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该“纪要”得到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否定了长期以来实行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晋祠宾馆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会议在招生办法、文化程度要求、政审标准上出现争论,会后决定将在当年招收5%(大约1万名)高中应届毕业生,对原有的“十六字推荐入学方针”没有改动。

  8月4日,教育部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其中的高校招生设计与恢复高考有很大距离。就在同一天,刚刚全面恢复工作、分管科教的邓小平副总理,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座谈。这次科教座谈会一连开了5天,邓小平每日参加半天,亲自主持会议。

  会议开到第三天,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查全性勇敢地发言指出:“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他历数现行招生制度四大弊端,指出应该恢复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招生考试,而且”一定要当机立断”。

  查全性讲话一气呵成,全场共鸣。

  邓小平当场表态:“‘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1977年8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已中断10多年的高考制度

  教育部长刘西尧在一边劝阻:“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

  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33页)

  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举步维艰

  根据邓小平的要求,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一年中召开两次全国高校招生会议,亦属史上仅见。出席会议者主要是各省区市教育部门代表,包括工作人员89人。人民日报科教部副主任王惠平和资深记者穆扬到会,主要报道任务由穆扬承担。

  穆扬是在解放战争中投身革命的干部,原名杨竞武,1926年出生在济南,194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的中国大学中文系。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他很快受到当局注意,即在中共组织安排下,于1946年4月到中共解放区张家口华北联大中文系学习,正式参加革命。他的班主任陈企霞,任课老师丁玲、艾青、萧殷都是著名革命作家。

1949年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人民日报记者穆扬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华北联大撤到晋西北,以后不断转移,于1948年春到河北正定县,并入新的华北联合大学中文系。1948年6月华北《人民日报》创刊,需要增添编辑人员,即将毕业的穆扬即投身进来,从此一生都在人民日报工作。他是一位行政14级干部,自“文革”开始后一直从事科教报道,熟悉情况。

  参加第二次招生会议的人民日报科教部副主任王惠平的经历与穆扬相似,也是行政14级干部。他于1925年3月出生在河北乐亭,1943年至1945年在北平上大学并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46年4月参加革命,1949年10月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在《东北日报》当编辑,1953年调入人民日报。

  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开成了“马拉松”,整整44天。除第一天传达邓小平讲话以后,刘西尧从未到场讲话,也很少到会场来听取意见。会议上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摆脱“两个估计”。会议走向延续着太原会议结论——招生考试开一个小口子招收一些应届高中毕业生,总体上延续“推荐+批准”的入学制度。

穆扬保存的1971年“全教会工作纪要”。穆扬二字是他的签名

  穆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就是不敢突破“两个估计”。他本人参加了1971年产生“两个估计”的“全教会”,知道“纪要“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他坚定地认为,“推荐”入学制度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否则,大批青年人才将被耽误,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将大大延期。

  身为老资格党报记者,他分别和教育部长刘西尧、副部长李琦、雍文涛交谈,表示要写内参,向中央领导人反映这次会议情况。

  刘西尧明确地表示,不能写!“全教会“做出的”两个估计“是领袖批准的,怎么能否定呢?李琦态度不明朗。雍文涛明确地支持说:“你可以写。”

  教育部三位部长和副部长,态度不一样。

  穆扬又征求王惠平的意见,也认为可以写内参反映情况,这就坚定了穆扬的决心。9月3日下午,穆扬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邀请曾经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6位代表座谈,他们分别是:石油化学工业部教育组负责人于文达、吉林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王野平、陕西省教育局副局长文鉴白、河北省文教办公室高教组负责人刘龙祥、浙江省教育局负责人陈惠滋、福建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张惠中。王惠平这天有事,未参加座谈。

  穆扬鼓励参加座谈的当事人发言,他本人发言说:“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一个会议肯定下来的东西,只能管一段时间。过去制订的宪法和党章都是周总理参加的、毛主席批准同意的,每次代表大会都修改嘛。怎么一个‘纪要’就动不得呢?”后来,他还把这个表述写入了内参。

  这天的座谈会上发言踊跃。当事人把“两股估计”的出笼经过做了梳理,指出“两个估计”是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的”,“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至今还是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性的极大障碍。‘纪要’中存在的问题成了教育战线的癌症。”

  他们回顾,当年在开会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就在上海确定基调,到会上只能说“文革”前的17年坏,不能说半句好话。在文件起草上,思想极“左”的迟群主持12人起草小组,很快排斥了其中唯一有过教育经历的何东昌。“纪要”改到第12稿,由姚文元接手修改。发言者纷纷指出:“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在逻辑上讲不通,也不符合事实。”

  座谈会当晚,穆扬赶写出内参初稿,连夜送到报社编辑部,由总编室内参组负责人黄植接手,迅速发到专门印刷内参件的车间排版,印出小样,再送回会场,由穆扬校订。

  拿到排印样,穆扬慎重多了,字斟句酌,用了两天时间。王惠平也回到了会上,对第一页上的文字作了几处校改。其余事务都由穆扬完成。这时已是9月6日左右,他赶回报社,发排印刷。

  没有想到,就在9月6日,刘西尧向与会各省区市教育部门负责人宣布,会议将在15日结束,不作总结。这下引起了与会者极大不满。随着会议进程,代表们对招生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他们纷纷来找人民日报记者,反映情况。这些意见包括:“万万没有想到,竟开了这么一个会,部长连一句话都不讲。本来可以开一个很好的鼓劲的会,却开成了一个泄气的会。”“不利用这个机会把局面打开,反而闭口不言,这是为什么?”有人向穆扬递来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纷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在这个情况下,穆扬放下已经写成的稿件,先完成了一篇急就章,送回报社编辑部后刊登在内参《情况汇编》特第626期上,标题是《招生会议代表对教育部长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王惠平《推翻教育战线“两个估计“》,引自《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20-221页)

  遗憾的是,本文作者在研究进程未能看到这一期内参,只能引作参考,待日后这个文件被披露,将能够更加完整地披露恢复高考的历史进程。

  接着,穆扬改定了座谈会后即写出的内参稿,将标题定为《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送回报社,编发为《情况内参》特628期。按照编辑程序,这篇内参由时任总编辑签发,上送中央领导人。

人民日报记者穆扬执笔写下的1977年特628期内参,对恢复高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份内参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回顾了“两个估计“的产生,对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其中写明,在当时的会议结束后,以徐景贤、徐海涛为队长的上海代表团回到上海后,只传达张春桥的讲话,大肆吹捧说:“‘两个估计‘中的第一个估计是张春桥写的,第二个估计是姚文元写的。”实际上,大多数会议参加者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内参稿后半部分为第二重点,批评了教育部长刘西尧,指出他“在揪出‘四人帮’以后,有责任把全教会和‘纪要’产生时的政治历史背景搞清楚,并报告中央。但是,使人失望的是,刘西尧部长不是这样做,反而长时间死死抱住‘纪要’不放。”

  内参最后写道:大家“对教育部至今还不积极地起来揭发肃清林彪、‘四人帮’在‘纪要’中的流毒,感到越来越不满意。”(引自人民日报《情况汇编》1977年9月15日特628期)

  这份内参的言辞之率直激烈,在几十年后看来,锋芒犹在。

  内参送上去了,一连几天,穆扬的心情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人民日报记者穆扬,摄于1979年

  9月21日,大家得到通知,到教育部礼堂听“传达”,原来是教育部长刘西尧传达邓小平9月19日找方毅,还有刘西尧、李琦、雍文涛谈话的内容。

  传达是依照文稿念的:一开始就是邓小平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

  听到这句话,穆扬的心吊到了嗓子眼。再听下去,慢慢恢复平静,接着兴奋起来。由此看来,邓小平看到了穆扬、王惠平写的第二份内参,前一份则未必读到。

  邓小平接着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邓小平说:“‘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邓小平对教育部主要领导严厉批评说,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斗的。

  邓小平严厉催促恢复高考,强调要从应届高中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他批评教育部负责人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争取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

  他要求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先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邓小平接着批评教育部起草的本次招生政审意见说:“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头,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卷,第66-69页)

  邓小平谈话之后,招生工作会议发生重大转折,确定当年即根据“择优录取”原则恢复全国统一高考。

  9月25日,会议闭幕了。刘西尧在会议结束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我们几次召开的座谈会上,从太原招生会议,一直到这次招生会议,我都没有放开手,让大家揭发批判由于‘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所产生的严重问题。怕这样会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实际上是阻碍了对’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罪行的揭发和批判。”“我仍然抱着’纪要‘和’两个估计‘不放,仍然压制大家不敢讲话。”(杨学为编《高考文献1977-199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56-57页)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1977年高校招生一事,同意当年恢复高考。中央主席华国锋讲了教育问题,指出,高等学校招生这件事很重要,要抓好。在过去的工作中,教育工作者是有成绩的,做出了贡献的。“十七年黑线统治”这种说法要好好批,狠批”两个估计”。(傅颐《引起邓小平关注的一份特刊》,见《百年潮》杂志2003年第1期)

  此后的进程犹如春江放筏。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为标题,报道刚刚结束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消息,宣布当年恢复统一高校入学考试,同一版面上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邓小平亲自审定这篇社论的送审稿。

  中断11年之久的“择优录取“高考制度终于恢复了。将近28万大学生在1978年2-3月走进了大学校园。穆扬亲眼看到了这一代大学生在校园中朝气蓬勃的身影,感到无限欣慰。

  刘西尧晚年回顾与歉意

  邓小平严厉批评在恢复高考问题上的迟缓拖延,最受震撼的人当属教育部长刘西尧。他是1977年1月25日就任教育部部长的,一年半以后被免去教育部长职务,调任四川省副省长。

  离休之后,刘西尧晚年居住在武汉。武汉大学是他的母校,湖北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征战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二机部第一副部长,少将军衔,参与组织领导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试验,是首次原子弹试验的副总指挥(总指挥张爱萍)。对于教育部长任期上的经历,刘西尧在晚年有深深的思索。

2009年3月,本文作者在武汉访问刘西尧

  2009年3月,本文作者在武汉访问了92岁高龄的刘西尧前辈,他依然思维清楚,谈吐自如。他认为,在1977年恢复高考这件事上,他确实拖延了,做错了。事后想起,深感歉疚。他说,他当年的心结确实就是“两个估计”,因为这是领袖定案的。受个人崇拜思想的束缚,他遇事非常怕出错,在当时竟看不准这回复出的邓小平会不会还被打倒?高考恢复以后,他本人受到很大震动,幡然醒悟,此后是坚决支持恢复和完善高考制度的。

  刘西尧明确地对本文作者说:“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了不起。没有他,要在1977年恢复高考是不可能的。在这件事上,人民日报记者也起了作用。”

  刘西尧说:“我本人也希望把事情做好,可以听得进不同意见。人民日报记者批评了我,我不去找他责问他,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为了把教育事业搞好。”

  4年后的2013年,刘西尧在武汉辞世。

  教育工作者的呼声,新闻记者的推动,领袖的决心,还包括教育部领导对改革潮流的顺应,使中国的1977年高考最终在寒冷的冬天里完成了。待到冬天过去,教育的春天就来临了。

  附记:穆扬先生于2017年7月在北京辞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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