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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回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初创的十年
作者:薛暮桥      时间:2020-07-03   来源:《薛暮桥文集》
 

  编者按: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是我国第一个智库,它的几位创始人薛暮桥、徐雪寒等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的体验,又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更由于建国后亲身参与最高领导层决策,而对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有透彻的了解,所以他们对改革方向的把握,对可行性措施的设计,都不是从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型和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总结出来的。经济研究中心作为一线的智库,躬身入局,挺膺负责,参与了许多改革方案的决策甚至实施过程,所处地位极为特殊。

  本文是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在研究中心成立十年时的回顾和展望。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在1980年7月正式成立,到现在快满十年了。1985年起,经济研究中心与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改名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发展研究中心),这是经济研究中心的扩大和发展。前五年和后五年虽然具体情况有些变化,但是作为国务院的一个政策咨询机构,它的性质没有改变。今天召开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我趁此机会,回忆一下经济中心创建以来的十年,作为今后研究咨询工作的借鉴。

  经济研究中心刚成立时,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与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密切合作,组织各部委、社会科学院、若干大学的十八个研究机构,并聘请著名经济专家,分组研究国务院和各部委所提出的研究课题。所以各部委踊跃参加,研究成果比较容易被采纳,产生了实际效果。中心设正副总干事、常务干事、顾问、学术秘书,共三四十人,其中较大部分是兼职(不脱离原机关),少数专职人员也是向机关借调来的。经济研究中心起牵头和组织作用,重要研究成果都是靠各方面通力合作所取得的。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薛暮桥(右)、马洪(左)在中南海紫光阁的合影。

  创建后的最初几年,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的对象,一是调整,二是改革,而以后者为重点,与体改办密切合作。当时有许多重大问题,主管部门一时还拿不出成熟的意见,或者还有不同的意见互相争论,国务院就交给经济研究中心,帮助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共同讨论,提出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供国务院作决策时参考。当时在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财政体制改革问题。1979年起,财政体制逐渐从收入向上交、开支向上要的“大锅饭”制度,改为由地方征收、按比例上交的“分灶吃饭”制度。这一改革提高了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缺点是原来是地方到中央“大锅”里打饭吃,现在变为中央到地方的“小锅”里打饭吃,地方财政有盈余,中央财政赤字巨大。更重要的是税款(主要是产品税)不直接上交中央,交税人就是收税人,弱化了税收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节作用。例如,烟酒是限制生产的,征重税,但因税款由地方征税,各产烟叶的地区竞办小纸烟厂,用一级烟叶制造三级纸烟,上海、天津等名牌纸烟厂则收购不到一级烟叶而减产或降低质量。各地办小酒厂如雨后春笋,浪费粮食,与名牌酒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受国务院委托,与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研究财政体制改革,我们建议变上交利润为上交所得税,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划分税款收入、划分财政开支的财政分级管理制度,当时称“利改税”,经财政部同意和国务院批准后,1983年起开始执行。

  现在看来,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它不但保证了中央的财政收入,而且能使税收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起调节作用。但是,由于价格没有理顺,各行业、企业交所得税后苦乐不均,不得不暂时加征调节税。而且地方政府仍然有权减免税收、减税让利,中央财政收入继续相对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又决定改为财政逐级承包制度,使“分灶吃饭”的弊端重新出现。经济研究中心主张在逐步理顺价格的条件下改用“分税制”来代替承包制,至今尚在讨论中。我个人认为,不建立正规的税收制度,不发挥税收对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作用,深化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

  二、关于建立中央银行,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在1982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与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并存,中国人民银行除经营工商信贷业务外,兼负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责任,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与其它三行矛盾重重,发挥不了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研究中心建议建立中央银行,把中国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业务分离出来,中国人民银行超脱于其它银行之上,成为一个能够控制其它专业银行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来保证信贷收支的平衡。国务院采纳了经济研究中心的意见,命令我们会同四大银行提出具体方案。开始研究时四大银行争论激烈,无法共同讨论。我们与四大银行分别开会,然后综合大家意见共同讨论,开了十二次会才提出具体方案,由国务院批准执行。

  我们明确提出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控制货币发行,其次是保持信贷收支平衡。但是国务院并没有给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发行的权力和责任,1984年第四季度提出以1984年的信贷总额为1985年的信贷基数的错误决策,中国人民银行放任各专业银行送款上门,信贷失控,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1985年国务院决定财政、信贷双紧政策,我们经济中心是全力支持的。但是“双紧”方针执行得并不认真,特别是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降到4.4%时(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因为是同上年同季工业生产增长23.2%比较),许多人惊呼滑坡,主张增发货币来促使生产回升。这时国务院领导人就主张用通货膨胀来保持生产的超高速增长。经济中心反对这种错误决策,受到国务院领导人的冷遇甚至批评。建立了中央银行而不能控制货币发行,致使这项改革未能得到应有的效果。

  三、关于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1983年国务院在讨论外贸体制的改革时,国务院领导人不满意外贸部的改革方案。外贸部要求经济研究中心帮助他们改订改革方案,得到国务院同意。1979年前外贸部对进出口贸易是独家经营,地方企业都不了解世界市场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准许若干地方、部门、企业自己经营进出口贸易,但外贸部没有制定统一的管理办法,以至多头经营,在国外市场上自相竞争,肥水外流。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后,提出统一领导、联合经营的方针,方案制订出来了,但各方面都没有执行这个方案的坚强决心,特别是在外汇分散承包以后,外贸部更难统一管理。1985年、1986年小汽车、家用电器、洋烟洋酒等大量进口,各出口基地的出口产品在海外“大战”,这个问题连续几年没有解决。

  四、关于价格改革。国务院虽然成立了价格研究中心,但偏重“理论价格”。对于如何合理调整价格则另在国家计委设有物价改革小组制订规划,经济研究中心参加讨论。当时对理顺价格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中一种是根据物价局计算,理顺价格要提高许多产品的价格,使整个价格水平提高20%,为着弥补各方面的损失,国家需要拿出200亿元进行补贴,银行存款也要升值20%。经济研究中心认为这是“火上加油”,将要被迫增发货币,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正确的办法是“釜底抽薪”,紧缩货币发行,压缩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物价有升有降,达到合理调整。当然,要压缩社会总需求的增长,执行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几年我们在物价问题上主要限于方针政策的研究,具体建议只是就纺织品价格的调整提出了意见。当时棉布由于棉花多次提价,布价未提,发生亏损,生产困难。化纤布因原料成本大幅度下降,利润过大,产量猛增,产大于销,被迫限产减产。经济研究中心受经委之托,研究纺织品价格调整问题。棉布是生活必需品,多年不敢提价,我们建议适当提高棉布价格,大幅度降低化纤布的价格,使人民多买化纤布来代替棉布,人民的负担并不增加。国务院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使棉纺织厂不但转亏为盈,而且多年来限价供应的棉布可以敞开供应。化纤布因消费大增,可以放手增产。这个改革范围不大,但打破了把稳定物价当作冻结物价的陈旧观念,还是有意义的。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在中南海紫光阁的合影。左起徐雪寒、吴俊扬、马洪、薛暮桥、周太和、马宾、季崇威。

  在这几年,许多省市也设立经济研究中心,要求加强联系。1984年10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在山东济南召开各省市经济咨询工作经验交流会,参加的有21个省级和5个市级的经济研究中心,另有6个省市未设经济研究中心,派相关机构参加。会议指出经济研究中心不是职能机构,而是咨询机构,没有必要建立上下级隶属关系,但应加强相互联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作为联络中心,组织各地经验交流。1986年又在杭州召开第二次会议,发展研究中心同各省市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1985年国务院把三个研究中心合并,机构和干部大大加强,研究范围逐步扩大,与各省市经济研究机构的联系也更为密切。由于工作日益繁重,改由马洪同志任总干事,我退居第二线。前后相比,前五年是处于创建阶段,只能集中力量抓国务院交办的几个问题,1984年前因受到国务院的重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因此后领导者决策多变,这些成果都未巩固,现在又要重新研究。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是意料中的事,年增长8.3%是克服经济过热后的正常状态,出人意料的是市场疲软,并因此而使若干行业、企业处境相当困难。过去几乎公认社会主义经济是“短缺经济”,不会发生市场疲软,这就使企业经营者系上保险带,缺乏竞争思想,不求创新,不重视研究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为此而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国民经济也像一个有机体,需要新陈代谢,而我国很多企业家还不习惯在竞争中求生存。市场疲软对这些企业敲响警钟,并对经济领导机关提出新的课题,我们咨询机关也需要抓住时机做出新的贡献。

  目前的市场疲软不是普遍现象,而是局部现象,有些部门、有些产品(如能源和某些原材料)仍很紧俏(短缺)。就连有些疲软的产品,也是名牌货、高档货仍有销路,平庸货、低档货则积压严重,被迫停产减产。这是过去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和企业缺乏竞争观念所产生的后果。这种现象促使我们认真下决心来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实行经济的大改组,只有如此,才能摆脱困境,找到新的出路。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不是今年才发现的,至少已经提了三五年,但在市场紧俏情况之下,你想淘汰那些该淘汰的企业和该淘汰的产品,是困难重重的。出现市场疲软是企业产品结构改组的好时机。应该淘汰的企业、产品淘汰了,那些短缺的行业、高档的产品才会有必要的能源、原材料,能够充分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也就不致再成空话。当然这里会带来许多困难,如何克服困难,实现调整,希望咨询机构着重研究这个问题。

  若干年来,我们咨询机构在作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时候,常受产值支配,追求超高速,因此在从国外引进时,把人家技术落后而淘汰的一些机器设备引进来了。后进地区为着在速度上追赶先进,把先进地区一些淘汰的工厂搬来了。现在这些落后的产品没有销路,但占用了能源和原料。这种现象,不是什么新闻,五六年前早已有人报道,但是处理这些问题很困难,想处理也遇到很大阻力。原因是还没有吃到苦头,又缺乏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的办法。现在各方面叫苦连天,希望政府、银行再伸出“一只手”去挽救他们。在这时候,我们咨询机关应当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应当为经济的大改组出谋划策。只有经过大改组,才能够真正提高经济效益,使国民经济今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当然,这项艰巨的任务不是单个地区所能做得到的,也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单独所能做得到的,需要通力合作,过去在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时候,各地区往往互相攀比,不但不讲协作,甚至互相矛盾。1988年夏我去烟台休假,烟台市的经济研究中心送来一个战略发展规划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胶东地区有三个(烟台、威海、青岛)开放城市,既然是战略发展规划就要互相协商。后来知道这三个市有矛盾,没有上级机关牵头,协商难以进行。过几天我到威海,那里正在召开沿海开放城市发展战略理论讨论会,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大城市有些著名专家也来参加讨论。但如果中央有关部门不来牵头,也就只能进行理论研究(当然理论研究也很重要),不能做出具体决策。五六年来我参加了近十个省市级的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都是你追我赶,立足本地而未面向全国,因此不能扬长避短,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往往不愿发展原料生产,竞相发展加工工业。沿海开放城市缺乏原料,内地不能供应,只能号召“两头在外”。我国是土地广阔、资源丰富而且人口最多的大国,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只有少数沿海开放城市能够发展外向型经济。西北有些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地区,有必要学习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沿海开放城市合作。都来发展加工工业,竞做无米之炊,是不会有出路的。

  根据过去十年的经验,我想对大会提出几个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搞好咨询研究工作的关键是要抓准领导决策需要研究的问题,使我们的研究切合领导决策的需要。我们接近领导机关,知道领导正在研究什么问题。我们熟悉经济情况,知道经济发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的有利条件,要善于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政策咨询研究工作要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建议的质量,来争取领导的重视。

  第二,要注意保持自己的“超脱性”。咨询研究机构超脱于各部门、各地区之外,可以避免部门和地区的某些局限性,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不但要看到目前的困难,而且要看到将来的发展前途。其次,咨询研究机构不是行政机构,不是上级领导指示执行机构,应当坚持客观态度,提出科学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咨询研究机关一定要善于利用自己的这种超脱地位,总揽全局,坚持自己的超脱性。在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规划的时候,我们的主要责任并不在于去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而应当把国民经济当作一个有机体来通盘考虑,从全局的高度,从把握客观规律的深度,提出科学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超脱决不等于孤立,全局总是由局部组织起来的。从全局考虑问题,还必须从局部解决问题,使局部问题的解决能够符合全局发展的需要。所以咨询研究机构还必须同各部门密切合作,善于组织各部门的力量来共同研究。现在不但是各综合部门都有较强的研究机构,社会上有力量的研究机构也很多。我们是各级政府领导下的综合性的政策咨询研究机构,应当善于组织各方面的力量,通力合作,而决不能孤军奋斗。

  第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同各地区咨询研究机构的联系,各地区也应当加强横向联系。特别是战略发展规划,各地区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就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地区间的协作。对外要统一步伐,对内要彻底消除分割封锁,咨询研究机构对此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没有充分准备,随便提点意见,参加讨论,不妥之处请予指正。希望经过这次会议,大家协作得更好,我们的咨询工作能够更上一层楼。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部分成员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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