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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毛泽东周恩来在对美外交上的珠联璧合
作者:胡新民      时间:2020-06-29   来源: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期间,一部首次以全景式地展示新中国的外交历史的电视剧《外交风云》,在观众中引发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这部电视剧以1949年新中国诞生为起点,以1976年毛泽东第二次会见尼克松、指明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方向为终点,艺术化地勾勒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开创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杰出贡献,讴歌了他们为推动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使新中国开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功。

  《外交风云》的编剧马继红在接受记者一次采访时谈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她说:“我写毛泽东,主要写他的睿智和胆魄,他看世界,总是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悟得透。我写周恩来,主要写他的风度和魅力,总理是被世界公认的外交天才,他虚怀若谷的儒雅气质,他接人待物的彬彬有礼,他绵里藏针的谈判艺术……都凸显出超强的人格魅力。”

  周恩来参加革命以后,逐步认识到毛泽东领导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因而在遵义会议及其后推举和支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从此,他自己尽心尽力地处处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外交领域,周恩来所擅长的外交才能,保证了毛泽东的每一个外交决策的顺利实施。这一点,在他们晚年的外交生涯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

  1958年,毛泽东在接见我驻外大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一向所想的是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送上门来,使他们感到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后会承认的。”(孔冬梅著:《改变世界的日子》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第52页 以下简称《改变》)

  毛泽东的晚年,特别关注新华社每日编发的摘自外国报刊和广播的两大本《参考资料》,简称“大参考”。1967年秋天,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尼克松耐人寻味地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这篇文章的中文译本在“大参考”刊登。毛泽东看到后,认为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于是就要周恩来也看这篇文章,意在提醒周恩来密切关注美方在中美关系上的动向。

  1974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周恩来对客人说:“现在我把我们方面的事情告诉你。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论文。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基辛格博士说了公道话。他说,打开大门的,在美方说还是尼克松下的决心。基辛格没有想到,而且当时还有相反的想法,他是后来才跟上的。当然这不是要贬低博士在恢复、发展中美关系中的贡献。他是有一功的。”(《改变》第46页)

  中美关系僵持的20余年,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解冻的迹象。但是到了1969年的时候,毛泽东有一次无意地说了一句:“美国可能要派基辛格来中国。”(《改变》第51页)

  那几年时间,基辛格作为美国的外交专家,后来又成为了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大参考”上。《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中也常出现他的名字。毛泽东为什么会认为美国政府会派基辛格访华,至少有一个因素是不可否认的,即从大量的资料中条分缕析出来的。尼克松上台后,出自于对美国国家利益考虑,迫切希望改善美中关系。但面临国会强大的反华势力和国务卿罗杰斯对改善美中关系不甚积极的态度,他所能依靠的只有在对华问题上与他意见一致的基辛格。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对于这篇演说,《人民日报》写文章点名抨击并报送中央。毛泽东心领神会了美方发出的信息,他就此评论说:“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的滋味。”他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上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尼克松的就职演说。

  1969年12月3日,奉尼克松和基辛格指示,美国外交官在华沙设法接触中国外交官,传达美国欲与中国会谈的最新意向。当事人之一,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翻译景志成后来回忆:“据说美国国务院曾给斯托塞尔大使下达过一个绝对执行的指令,要他务必利用一切场合尽快地把美方要求恢复中美会谈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中国人到卫生间里也在所不惜。”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老朋友、美国记者兼作家斯诺先生,并与他站在一起观看国庆游行队伍。这种姿态表明:中美关系已经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视。正如斯诺所说:“中国领导人从不公开做无目的的事。”毛泽东也说:“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及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年12月,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善中美两国关系。

  1970年10月12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关于毛主席接见斯诺的安排建议”上写道:

  “建议在最近几天,主席接见斯诺一次。斯诺原定10月15日外出,如主席同意在最近几天接见,也可推迟斯诺夫妇外出。主席哪天接见,是否让他夫人参加,哪些人陪见,可否照相,均请主席决定示知。”(《改变》第63页)

  12月13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周恩来接见斯诺的情况。其内容透露:中国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一战线并不排除美国人。这篇文章被新华社编入“大参考”,立刻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这里说明一下,这个统一战线,指的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线”思想,即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国际战略抉择。

  12月18日清晨5点,毛泽东通知安排斯诺马上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来。

  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和斯诺谈了五个小时,其间边谈边吃了一点简单的餐食。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会见一结束,参加这次会见的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迅速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将这条消息,精心安排在12月25日毛泽东77岁诞辰前夕,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同时还配发了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这天报眼的“毛主席语录”选用的是“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所以,几乎就在这个时期,尼克松对《时代》杂志记者说:“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乒乓外交:一来一往

  毛泽东一直非常倚重周恩来的外交才干。在战争年代,周恩来就成为了毛泽东在外事方面的主要助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访苏,当涉及到双方的有关条约、协定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表示:“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周恩来到莫斯科以后,毛泽东又告诉斯大林:“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后来尼克松来访,毛泽东只和他谈哲学问题。当尼克松提到中美之间的具体问题时,毛泽东要他和周恩来去谈。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善于从战略高度来理解毛泽东的每一个决策,有时也参与其中,同时更善于作为一个忠实的执行者以高超的技巧处理好每一个环节。

  1971年4月10日至17日,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邀请访问我国,打开了隔绝22年的中美交往的大门,被国际舆论誉为“乒乓外交”。

  到1971年初,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坚冰即将打破的时刻。但是对这两个在20多年中处于敌视和对抗状态的国家来说,由于各自国内的情况和两国长时间的隔阂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哪一方都不愿意在和解的过程中表现出过多的主动,都担心自己方面作出的主动表示得不到对方的相应回报。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将微妙的僵局突破,就成为中美关系破冰的关键。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60人从香港登机,启程前往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谁也没有料到,中美之间的坚冰就在这个时间点打破了。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说:“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六卷》(以下简称《年谱》)记载:

  3月21日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参加于28日开幕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每天把各通讯社对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给他讲。( 第373页)

  4月7日 晨,让身边工作人员给外交部打电话,告知邀请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此前,“4月3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4日,周恩来对这个报告批示“拟同意”后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于6日圈阅退回。7日,毛泽东作出新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周恩来立即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8日晨,周恩来在请示报告上批注: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第374页)

1971年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体育代表团。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载明:

  “4月7日本日,根据毛泽东作出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嘱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晚,接见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和援外工作会议代表,就对外政策问题发表长篇讲话……从1971年开始,开展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乒乓球队开始。我今天请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胆子大一点;但胆子大,不是搞极左。”(第449页-450页)

  为了保证毛泽东的这个打乒乓球的效果,周恩来在百忙中付出大量精力,多次作出指示,涉及到接待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环节:从美国代表团入境后的第一餐饭,第一个晚上的文艺演出,直到中美乒乓球队友谊赛的鼓掌,还有在参观游览项目的安排,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周恩来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掌握。这一切都要达到一个目的:让美国客人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让他们亲眼看看中国人是不是西方媒体经常渲染的那种“青面獠牙”的样子。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高潮是4月14日同周恩来的会见。

  周恩来对美国客人来华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请他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周恩来指出:“中美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

  周恩来以非常理解的态度回答了美国代表团成员科恩关于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的“嬉皮士”运动的提问。当时“嬉皮士”运动在公众眼里基本上可以和“放荡不羁”划等号。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和宽容谦和的语气,使美国客人亲身感受到了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和而不同”基因,他们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的这番话在十个小时后传到了美国。身在洛杉矶一家花店工作的科恩的母亲同样深受感动。她随即决定向周恩来赠送一束玫瑰花表示感谢。两天后,一束红玫瑰花通过国际鲜花组织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处。

  美国的舆论界反应热烈,例如《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标题“周(恩来)会见美国队成员;中国人的欢迎十分热烈”。美联社驻东京分社记者罗德里克在随代表团访问后的报道中提到,“普通民众显示出强壮、健康和满足……1971年的中国是激动人心和轰轰烈烈的,而且是一个友善的巨人”。

  毛泽东的当机立断的大手笔,周恩来的高超外交艺术的精心安排,使“乒乓外交”完美地起到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作用。

  4月7日傍晚,当尼克松获悉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后,“又惊又喜”,因为他“从来没有期望中国事务的启动会以乒乓球队的形式来实现”。4月16日,美国代表团结束访华前一天,尼克松发出了更为强烈的信号,暗示在他离任前将访问中国。4月2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队团长斯廷霍文在美国宣布,中国乒乓球队已经接受了美国的邀请,将在不久访美。随后两国就官方高层的接触很快达成一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成功秘密访华。7月15日,尼克松公开宣布,他将在1972年5月前访华,并最终在1972年2月成为现实。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这是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在机场握手。

  尼克松结束访华后,1972年4月12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这是作为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回访。周恩来亲自点将被毛泽东表扬“会办外交”的庄则栋担任团长。中国代表团一抵达第一站底特律,就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然而,这次访问的重头戏,即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会见,差一点就被夭折。

  《年谱》记载:

  “4月18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给美方的紧急口信。周恩来在送阅报告中说:美国有意在16日轰炸海防、河内,使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18日会见尼克松感到为难。现与外交部研究商定,以口信通知美方,拒绝见美总统。上午,毛泽东约见周恩来,说:我乒乓球队访美系民间来往,去年美队来华时我政府领导人接见,今年我队去美如拒绝美总统接见,会给美人民以失礼印象。美轰炸南北越,矛头指向苏修,实际是撤兵前的争取面子的一手。美人民对此反应也不强烈。我方表态已够。故我乒乓球队在美日程和赠送熊猫,代表团可按原计划进行。乒乓球队安全美方自会照顾,不必再提。周恩来随后修改了外交部致黄华转美方口信的内容,指示立即电告我乒乓球队,18日各项活动包括尼克松接见照常进行。”(《年谱》第432页)

1972年2月,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华盛顿时间1972年4月18日,尼克松如期在白宫会见了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在会见时尼克松对中国客人说,在乒乓球比赛中会有输赢,但“由你们开启的两国民众之间的接触有一个最大赢家,那就是美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周恩来的卓有成效的执行能力,再一次为中美关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增添了新的能量。

  从基辛格的访华公告到上海公报

  “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71年4月,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生活》杂志发表了斯诺1970年底同毛泽东的谈话,从而使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的姿态公开出现在大街小巷的书报摊上。美国白宫发言人和尼克松本人也通过记者招待会再次透露出访问中国的愿望。

  经过一番仔细的考虑和斟酌,尼克松最后决定派遣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访问北京,为他的访问做准备工作。

  《年谱》记载:“7月 9 日一 11 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基辛格进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安排等进行磋商。”

  《年谱》还记载:围绕这次会谈,9日午夜零时和晚10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两次;10日阅读周恩来的关于会谈的请示报告;11日上午9点20分与周恩来谈话;14日晚同周恩来谈话。

  这次会谈一开头,基辛格就说,尼克松总统仔细阅读了美国《生活》杂志刊载的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尼克松有一个信念,强大的发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的任何根本利益都不构成威胁。周恩来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中国。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明证。

  几轮会谈下来,焦点集中到了关于宣布尼克松来访的《公报》的措辞上。美方强调的是“中国邀请”,中方强调的是应该是“同意邀请”。尼克松说,如果那样,就像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会谈暂停后,中方代表黄华(周恩来另有重要活动不在)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当毛泽东听到基辛格的“就像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后,大笑着说,要改要改。

  如何改?最后还是由熟悉英文的周恩来找到了破解之法。他提出用“获悉”(英文为 Knowing of)这个词。这样就避开了谁主动提出访华的问题,使美国客人面子上更好看,尽管后来一些历史学家称是尼克松到北京是“朝圣”。基辛格投桃报李,主动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前加上“愉快地”这一表示心情状态的副词,变成了“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经周恩来修改的联合公报草稿。

  黄华回忆,“当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公告》最后定稿,谈到尼克松5月以前来中国时,毛主席说,《公告》一发表,就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此后事实果然如此。”

  1971年10月20至26日,基辛格再度飞赴北京就尼克松访问及联合公报等问题同中国方面会谈。在短短的6天时间里,基辛格与周恩来进行了1O次会谈,在双方团队的艰苦努力下,事先议程只剩下最艰难的一项,即确定尼克松访华时和中方的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的草案。

  基辛格来中国前,早已集中了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草拟出一份公报初稿。为了突出尼克松访问的成就,这份初稿竭尽全力地要把中美之间的分歧含糊过去,同时用一系列外交辞令凸显所谓的共同点。

  据《年谱》记载,从10月18日到10月26日,毛泽东几乎每天要和周恩来谈话,有时还有中方谈判团队的其他人员参加。

  对于美方事先准备的那份公报初稿,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同意。

  基辛格解释:“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周恩来回答:“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周恩来指示参加谈判的章文晋起草中方自己的草案,并提议采用在国际场合前所未有“各说各话”的方法,即在“联合”公报中各自阐明自己一方的观点。草案完成后,章文晋即送呈毛泽东审批。

  10月23日晚,毛泽东把周恩来、姬鹏飞、熊向晖和章文晋等人找去。他先表示不赞成搞公报。周恩来说明这是美方提出的,他们需要,不搞不好办。毛泽东接着说,他觉得章文晋的草案“一点精气神也没有”。周恩来立即解释说:“这个草稿我们还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先送主席审阅,然后按主席指示修改。”毛泽东随即说: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大乱嘛!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主要倾向是革命。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基辛格。

  毛泽东讲完后,周恩来就说让熊向晖按照主席的精神改写一下。毛泽东说好。

  10月24日下午,毛泽东看完熊向晖的修改稿,对周恩来等人说,这一稿改得好。写了我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

  在当晚的会谈时,中方提出了这个草案。美方开始以该草案“用词尖锐”等理由,表示难以接受。周恩来作了耐心的解释工作后,宣布先休息一下,请基辛格等美方人员不妨再考虑考虑。复会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写法,但要求在文字上不要火药味太浓。

  25日,美方同意采用了中方写法的新方案。基辛格原计划25日启程返美。但为了达成协议,推迟到26日协议达成才动身回国。

  这种周恩来提议的“各说各话”的联合公报,顺利地排除了尼克松访华的又一个大障碍。这个被基辛格认为“前所未有”的外交文书,创造了国际外交文书的新风格。

  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下午两点,周恩来通知他去见毛泽东。在毛泽东住所寒暄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 在众人的笑声当中,毛泽东的这句话奠定了他与尼克松会谈的基调,同时也指明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所应着眼的基础——从“哲学”的高度、从着眼于长远的宏观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发展中美两国关系。

  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尼克松同周恩来进行了5次会谈。据《年谱》记载,周恩来每天都到毛泽东处汇报。他陪尼克松去杭州和上海的那两天,就通过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讨论联合公报问题时,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辞大部分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为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基辛格之间,在北京进行了十分紧张和艰苦的谈判。最后终于达成一致,毛泽东和尼克松都予以批准。

  但是,接下来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据负责尼克松访华安保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回忆,在公报已经定稿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国务院专家,突然对即将于第二天(2月27日)在上海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发难,要求再做修改。

  1973年2月17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享利·基辛格博士。

  “这件事当时在杭州听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说: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节外生枝。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过公报后一肚子意见,要求尼克松进行修改。尼克松迫于压力,让基辛格转达他的意见。乔冠华只好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总理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毛主席听了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毛主席停顿片刻,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之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武建华:《尼克松总统访华安保揭秘》《世纪》杂志 2013年第4期)

  2月27日下午五点五十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联合公报》(由于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称为《上海公报》)。在招待会上,基辛格透露: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参见《年谱》第428页)

  著名党史专家、《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的作者金冲及,在1993年接受采访时谈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他说:

  “周恩来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他的内心确实钦佩毛泽东,相信毛泽东考虑这些更大的问题要比自己高明。也就是尼克松讲过这么一句话: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个人。”(《说不尽的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第529-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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