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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挽孙长江老师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20-06-24   来源:“八十年代”微信公众号
 

  2020年6月19日下午3:22,孙长江老师去世了。

  我看到这个消息比较晚。20日凌晨两点多,我看到首都师大的老朋友程广云教授给我发来我的母校官网关于孙老师去世的消息;学校另一位年轻才俊梅剑华也给我发来信息。他并说:他第一次见孙老师是在我组织的饭局上。念及以往,不胜唏嘘。

  凌晨三点多,我给史义军电话,了解孙老师去世的情况。孙老师和老伴孙伟老师在燕郊的老年公寓住了快两年了,他也不愿意我们去看他,有关他的情况我是通过义军沟通,而义军则来自于张显扬的夫人张靓文老师。

(史义军拍)

  我跟义军说:我们是否可以去趟燕郊跟孙老师告个别。义军说:现在是疫情状况,我们去不了;而且,孙老师的女儿滞留在美国,何时举行告别仪式还得取决于这两个因素。我说:那我们写点东西吧。义军说:目前心境下,也写不出什么文章来。我听了也有同感,就说:那就把你以前发表的一篇我先在我的公号“八十年代”发出来,你能写的时候再修改。不能让老人就这么寂寞吧。

  我也想写,可是,坐在电脑前一上午也写不出一个字。于是,我分别向杜导正老和吴江老的儿子吴家英兄通报了信息。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吴江和孙长江都在中央党校,是上下级同事,在改革开放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们二人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密切配合。先是吴江安排孙长江写作《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孙老师写作修改过程中,刚离开党校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拿来一篇《实践是检验整理的一切标准》一文,这是该报理论部王强华向南京大学胡福明约来的稿子。吴江要求孙长江把二者“捏在一起”,题目就用孙原来的。根据胡耀邦的安排,这篇文章先刊发在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上,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

  文章发表后,遭遇到“砍旗”的指责。在这场讨论被压制并有可能导致流产的情况下,吴江迎风而上,与孙长江合作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文,得到罗瑞卿和胡耀邦的支持,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在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陈述中,人们对后一篇文章重视不够。其实,正是这后一篇文章才把这场大讨论的闸门完全打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才勃然兴起。

(2005年4月11日,听吴江老谈历史。照片是我拍的。)

  吴江在2012年去世了,他生前我几次去拜访、采访过他。我的感觉是,不管是吴江还是孙长江,他们二人一直心心相念。吴江的夫人邱晴老与孙老师也相熟,吴家英兄更不用说了。

  邱晴老年事已高,她通过微信发来了一段语音,变成文字如下:

  孙长江同志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有思想的好同志;他在和我老伴儿吴江同志相处的过程中,是很好的合作者,也对我老伴儿有很大的支持。他特别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过程当中,他是贡献最大的。在党校的工作中,他对我老伴儿帮助也很大。惊闻他去世,我感到十分痛惜!因我身体不好,也不能去看望他的家人,希望接受我深切的悼念!

  在疫情期间,我相信对孙长江同志还会有更好的怀念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他的思想和他的理论贡献,能够在未来加以发扬光大,并为更多后人所了解。

  孙长江同志安息!

  吴家英兄并发来一副挽联:

  魏阙离群,半生烟雨;

  春潮夹岸,千古长江

  ——怀念孙长江同志!邱晴偕家人共挽

  邱晴老语音挽词不够,家英兄又特请拟挽联,足见吴江和孙长江感情至深!

  杜导正本来与孙长江没有个人交往,但1984年杜老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的一次评奖活动,却把这篇文章署名权归给胡福明,也使杜与孙扯上了关系。此后20多年来,孙老师一直耿耿于怀。

  关于这场公案,我长话短说。

  1984年,为纪念建国35周年大庆,《光明日报》举办了一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优秀论文”评奖活动。按理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在1978年5月11日,在三中全会以前,本不在评奖之列,但《光明日报》把它纳入序列,并颁发“特别奖”。这也没有什么。但是,“有什么”或者说蹊跷的是:第一,在1984年10月11日公布的获奖名单中“特别奖”一项(首项):“《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胡福明”,并在名单左下角加注说:“《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这等于首次公开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胡福明”。这种不顾历史事实的作法,不但把主持其事的胡耀邦的功劳给拿掉了,也把吴江、孙长江和杨西光的功劳给抹杀了。第二,公开的消息抹杀了他们的功劳,但私底下还是有一点过意不去。名单公布第二天,孙长江接到《光明日报》的一封信和300元稿费,信中说,1000元奖金,700元给作者胡福明,300元“给参加修改的你们二位(即吴江和孙长江)”。第三,杨西光是前任总编辑,按照胡耀邦商量的意见主持了这篇文章的发表,他也无缘出席评奖会。但是,在该报见报的与会名单中却赫然写着杨西光。至于吴江和孙长江,当时该报的一名熟知情况的编辑就说,应该邀请他们二人来,但得到的回答是“来不及了”;这位编辑再要求:“来得及,我骑车送去请柬”,得到的答复是“你别管了”。

  吴江和孙长江当然不接受。孙长江代表吴江修书一封给“光明日报社杜导正同志”,退回300元。杨西光呢,表达不满的方式是,1984年11月12日,他写出《关于“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的思想背景》一文送有关方面。

  不过,吴江的不接受,还不是所谓的作者之争。他生前谈到此事说:《光明日报》评奖之举,可以说是一个笑话。《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是有组织的政论性文章,也是在历史上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文章。在我党历史上,有组织的政论性文章,不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还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都是群策群力的结晶。有谁非要去争这个作者呢?所以,《光明日报》搞评奖是个笑话;后来又扯上了“作者之谜”的争论,也没多大意思。历史研究者应该分析这次评奖背后的东西。

  吴江是党内“大秀才”,从《红旗》杂志到中央党校,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部门,参与过多次这类组织性政论文章的起草,他对“作者之谜”的争论不感兴趣。因此,他和杜导正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为《炎黄春秋》写下很多有分量、反响很大的重头文章。

  再说孙长江。《光明日报》和杜导正都没有给孙长江回信。这事就成为杜导正和孙长江之间的“疙瘩”。我在离开首师大去向孙老师告别时,他给我讲了这段公案,也把《光明日报》给他的信和他的复信给我看了。临别他说:老杜以前比较“左”,但这份杂志办的挺好的,主题鲜明。看来,他经受了那一年的洗礼,醒悟了。

  说实在的,我一直从事很古老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学习和研究,对孙老师讲的这场公案当时根本没有认识。后来,当我转到1980年代的思想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后,才开始关注这段历史。到2004年,王强华交给杜老一篇《真理标准作者之谜》的文章,杜老交给我编辑,我才认真地梳理这段历史过程。我觉得,王强华的文章没有道理,孙老师说得是事实,杜老欠孙老师一个道歉。

(2008年10月3日,杜老和孙老师握手言欢,照片是我拍的)

  为此,我才开始问杜老当年评奖会的情况。杜老说:我对《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产生的过程不是很了解,评奖是当时的副总编辑分管理论的王强华同志具体操作的,当然是经过我同意的。那时,我对邓小平有了某种崇拜心理,觉得胡乔木和邓力群能够比较好地贯彻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跟着他们俩跑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老杜是“左”了,伤害了一些人。这包括孙长江、吴江等同志。

  杜老这个态度,我很高兴。为此,我把王强华一万三四千字的文章压缩到三两千字(王是杜的老部下,不发不好,只取我认为的事实部分)发表了。后来,王把文章交给《纵横》杂志全文发表(该刊主编是我朋友许水涛,我们哥俩为此专门喝了一顿,聊了聊这段历史)。王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孙长江、沈宝祥的质疑,又有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作者之谜”的争辩。杜老是我的领导,我也拜访过王强华,又与孙长江这边熟悉,不经意地也就身历其中。关于这段过程,先按下不表,容下回分解。

  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10月3日,企业家张秋实先生召集一些思想文化界的老人座谈,杜老和孙长江都参加。我一直想让杜老给孙长江还上一个道歉。杜老晚年对历史有深刻的反思,可谓大彻大悟,这一点,人们通过读他尽心尽力操劳的那份杂志的风格就可以看出来。他也答应了。这次正好是机会。于是,我去接了孙老师并告知他。我知道孙老师福建人的脾气,特意说:杜老这样做,是他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您也别再扔您的倔脾气了。

  座谈会后的宴席上,我陪同杜老端着酒杯来到孙老师这一桌,两位我所敬佩的老人终于握手举杯。杜老对孙老师说了一番话,内容就是我前边引用的杜老对我说的那段话。所不同的是,杜老是含着眼泪说这番话的。看到他们二人拥抱在一起,我眼圈也湿润了。

  20日,我通过王彦君和明明兄向杜老转达了孙老师去世的消息后,杜老写下了挽词:

  深切地缅怀孙长江老师:

  你的同志杜导正

  二〇二〇·六·二十北京

  彦君兄告诉我,杜老说,他拿不动毛笔了,只能用签字笔写了。再看他的题词,他既把孙老师视为“老师”又视为“同志”。老人家已经97岁了!我能理解他的深意!

  谨以此文,哀悼孙长江老师!

2020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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