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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鑫:1966年5月,邓拓的最后时光
作者:曾纪鑫      时间:2020-05-21   来源:《同舟共进》2016年06期
 

邓拓

  【“书生办报”】

  1949年8月,邓拓奉命调任《人民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由张磐石担任。建国初《人民日报》社长频繁更换,张磐石、胡乔木、范长江曾先后担任该职。邓拓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他与前几任社长分工不同,各有侧重,都能相互协作,和谐相处。

  1952年6月,邓拓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作为中央党报的第一任总编辑,邓拓虽是一介书生,但不得不具备政治家的头脑、眼光与卓识,与时事政治、社会发展紧密相联。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思想上与组织保持一致,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及重大问题的批评,亲自安排记者采访,亲自处理稿件,核查真实性与准确性,谨慎地按照中央的指示与意图办事。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同日,该报栏目“党的生活”刊登文章《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要求“对武训、《武训传》以及有关武训各种赞扬文字的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这是建国后思想文化界第一次大规模批判运动,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不得不卷入其中。

  其实,《武训传》只是一部文艺作品,不能用政治的标准规范与衡量。邓拓想尽量将其纳入正常的学术讨论、文艺争鸣范畴,《人民日报》曾在“读者来信”的“编者按”中写道:“我们认为,武训和《武训传》问题的讨论,目的既然在于解决思想问题,就应当采取发展讨论追求真理的方法,就应当使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有被讨论的机会。”但随着批判范围的扩大与升级,他不得不开始调整思路。5月29日,邓拓以“丁曼公”为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四千多字的文章《武训的真面目·评〈武训传〉的影片、武训以及孙瑜先生的检讨》,加入到批判的行列之中。

  截至8月底,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报纸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已达九百多篇。以此为开端,文艺领域的正常争鸣与探讨,逐渐为政治运动与思想批判所替代。《人民日报》第七任总编辑(1983年11月至1986年3月)李庄在《难得清醒》一书中写道:“批判电影《武训传》确立了一个模式:以阶级斗争囊括一切社会现象,事先选靶子、定调子,通过组织发动,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以主观结论定于一尊。以后对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批判,对所谓胡风思想的批判,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从运动的领导来说,大体上都是沿袭这个模式。这些思想批判运动,声势大,火力猛,一面倒,强词夺理,可以逼人缄口,绝难令人心服。”

  尽管已紧跟时代,但邓拓还是经常受到质问与责难。高层常常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甚至是两条不同的路线。过去,只要是中央的部署与决定,哪怕难以理解,或一时难以接受,邓拓总是从大局出发,无条件地服从与执行。而当中央高层出现分歧之时,邓拓处于两难的窘境,“服从也错,不服从也错”,令他无所适从。

  1953年、1954年国内农业减产,粮食紧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放慢农业合作化速度,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这一建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提出“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但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全面推进,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害。经济建设领域的浮躁冒进,如扩大投资规模,追加增产指标等,引起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供应严重不足,加剧了国家在资金和物质供应上的紧张形势。为此,1956年5月,刘少奇在一次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参加的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既要反保守主义,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并要求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人民日报》起草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以贯彻这次会议精神。6月12日,陆定一将拟定的社论清样送交刘少奇审阅,在清样空白处写道:“少奇同志:嘱写社论,已由本部王宗一同志写好。我认为可用,特送上请审正。”刘少奇看过,又作了多处修改,其中四处特别强调反对冒进。

  当刘少奇修改后的清样呈送毛泽东审阅时,他在清样上批道:“不看了。”社论送到了《人民日报》社,邓拓对此左右为难。他犹豫再三,决定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社论照发,但将发表社论时惯常使用的四号字改为五号字,字号缩小了,就不会那么醒目,也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1956年6月20日,社论一见报,不论字号大小,都等于公开了中央领导层的分歧。为此邓拓遭到了领袖的严厉批评,说他没有政治觉悟,缺少党性原则,是“书生办报”。邓拓感到十分委屈,但他没有辩解,也无法辩解。

  【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

  1956年5月2日,中央提出了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指导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时间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195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部队干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合写的文章《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反对“鸣放”。他们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很少人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产生了动摇与怀疑,自“百花齐放”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子底,改编旧的东西,个别人甚至为了名利,将老祖宗留下的优秀遗产稍加整理,就署上自己的名字。

  就在文章发表当天,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此文给政治局、书记处以及来京参加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代表。此后在几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这篇文章错误估计形势,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想阻止“双百”方针的执行与推广。但他又说陈其通等同志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党的事业,对党是忠心耿耿的。

  就在其它报纸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展开争鸣与讨论之时,《人民日报》却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表态。其实,作为一位诗人、学者,邓拓是赞同“双百”方针的,对陈其通等人不尊重文艺规律的教条化观点并不认同;但同时他又认为文艺方面的争鸣,有《光明日报》《文汇报》等知识分子的报纸介入即可,《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一言九鼎,对争鸣中的观点应采取慎重的态度。自提出“双百”方针以来,各报纷纷展开争鸣,党外人士提出许多建议与批评,思想之开放,态度之激进,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邓拓根据长期办报并负责党内宣传工作的经验,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人民日报》的同事见其它报纸的“大鸣大放”开展得红红火火,也想效仿,邓拓冷静地劝道:“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人民日报》的沉默态度受到了严厉批评。邓拓压力很大,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他想先从报社来稿中挑选相关文章予以回应,挑来挑去,总算找到一篇陈辽的批评文章《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虽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的观点,却没有站在维护“双百”方针的角度立论。于是,邓拓又请文化部部长茅盾站在这一理论高度,写出了一篇颇有分量的文章《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安排报社理论部编辑王若水赶写了一篇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刊于4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社论再次批评陈其通等人的观点,认为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文章指出:“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结尾,《人民日报》对陈其通等人文章发表之后的表现与反应,进行了自我批评。

  但这些回应没能让高层满意,被认为:“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面旗帜。”两个多月后,中央正式决定由吴冷西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继续担任《人民日报》社长。

  然而政治形势瞬息万变,《人民日报》在接下来的整风运动中虽遭批评,但正因为“鸣放”不够,发表的“毒草”不多,使得报社及许多人免遭厄运。回想当初情景,邓拓不无后怕地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如果《人民日报》也被打成右派报纸,不仅大大有损于中央的声誉,不知报社还会增加多少右派呢!”

  中央免去邓拓的总编辑职务,留任社长,明白人一眼就可看出,邓拓离开报纸版面第一线,实际上是靠边站了。

  1958年1月,邓拓接到参加南宁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初始重提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一个时期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反冒进”的口号。领袖指出,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是错误的。回到北京,邓拓像患了一场大病,妻子丁一岚关切地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摇头沉默不语。事已至此,邓拓决定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

  一天,邓拓约了副总编辑胡绩伟,一同到潭柘寺散步谈心。邓拓比胡绩伟年长4岁,这些年来,胡绩伟不仅是邓拓的得力助手,也是他的知心朋友。胡绩伟得知他的决定,再三劝说。邓拓回道:“难呀!难呀!”胡绩伟劝他不要一味忍让,要奋起抗争。邓拓闻言,不禁长叹道:“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

  邓拓的老上级、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很了解他的尴尬处境与苦闷心情,关键时刻伸出了援手,想给他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经过一番努力,1958年9月12日,中组部发文通知,中央决定邓拓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冷西全面负责报社工作。

  1959年2月12日下午,《人民日报》编委会召开全社人员大会,欢送邓拓。北京市委办公楼与《人民日报》办公楼不过一箭之遥,但同事们还是依依不舍。欢送会由吴冷西主持,轮到邓拓讲话时,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讲话结束,邓拓还朗诵了一首临别赋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胡绩伟听着邓拓一字一句的颂读,心情十分沉重,后来他回忆道:“这首诗令我终生难忘。离开这样的好领导、好师长、好战友,我感到困惑和茫然。我反复琢磨,他那句‘文章满纸书生累’的‘累’字,很可能最先是个‘泪’字,可作‘滴滴血泪’来解释,以后才改为‘累’字。”

  【致命一击】

  借由《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将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是“文革”拉开序幕的一大标志。邓拓成为“文革”中自杀的第一人,既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又有一定的必然性。

  1963年,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的江青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对所谓的“封资修”进行批判,她将矛头瞄准“三家村”,首先向廖沫沙“发难”。邓拓时任北京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副书记刘仁为了保护他,有意不再让他分管报纸。适逢北京市委创办一份理论刊物《前线》,便让他兼任主编。

  当时,邓拓应约在《北京晚报》开辟了一个知识性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反响,好评如潮。《前线》杂志编辑见状不禁动了心,也向他提出约稿请求。作为行政领导,邓拓身兼数职,“燕山夜话”每周固定两篇文章,只能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完成,再开一个专栏,身体恐怕吃不消,时间也安排不过来。但他是《前线》主编,部下想将杂志办出影响,他得支持、鼓励才是,怎能拒绝呢?于是,他想出个办法,邀请吴晗、廖沫沙加盟,三人共开一个专栏,轮流“坐庄”。

  1963年5月,江青在上海组织文章批判昆曲《李慧娘》,正好廖沫沙写过一篇捧场的评论文章《有鬼无害论》,也被拉进来一同批判。廖沫沙因此被撤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职务,下放京郊顺义李遂公社参加“四清”运动。继廖沫沙后,吴晗又因《海瑞罢官》成为攻击、批斗的靶子。

  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甫一发表,邓拓就有一种预感,对吴晗的批判暂时不会停息,很有可能会殃及自己。1966年3月下旬,邓拓不得不作好最坏的打算。他一丝不苟地审读《前线》1966年第6期的社论,认真批改。他心里明白,这很可能是他审阅的最后一期《前线》杂志了,于是还设计了这期刊物的内容和形式。然后,他就待在家中写检查。

  1966年4月,北京市委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公开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4月16日,《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以三整版的篇幅和通栏黑体大字标题,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邓拓。从这天开始,邓拓停职在家不能外出。警卫员也换了,实则成了监督员。

  此后,有三件事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一是高级干部阅读的《大参考》被收走;二是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三是戚本禹发表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一本“大参考”,在许多人眼里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而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无疑透示着某种更为严峻的信息。

  4月28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在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斗争中邓拓同志扮演了什么角色》,文中道:“吴晗胆敢对姚文元等同志的批评顽固地抵赖,甚至疯狂反扑,也正是由于有邓拓同志给他做后台老板。由此可见,在这场斗争中邓拓同志完全与吴晗穿着一条裤子,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合伙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邓拓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方面,比吴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于是,政治批判的“火力”由批《海瑞罢官》转向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邓拓成为主要靶子,而此前受尽攻击与批斗的吴晗与廖沫沙则成为捆绑在一起的“陪祭”。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矩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将攻击的目标直接对准北京市委,指责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同一天,《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

  邓拓一天到晚待在家中,哪儿也不能去。他虽然没有资格接收《大参考》了,但公开发行的报刊还是可以阅读的;那时没有电视、网络,但广播电台还是收听得到的。外面世界的发展与变化,无不牵动着他的心弦。

  家里的孩子们发现父亲很少外出了,整日坐在桌前或沉思或写着什么。他们上学念书,早出晚归,有的还在学校寄宿,平时已经习惯了父亲的繁忙。4月中旬的一天,邓拓将他们叫在一起,严肃地谈了一次话,说:“报上就要点名批判我写的文章了。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因此就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了错误,就要允许批判么!这也是为了使我更好地为党工作。”他要求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老师、同学们一道讨论分析,不要怕,要勇于批判我的缺点、错误,帮助爸爸改正错误。”

  对这个时期,邓拓的妻子丁一岚曾回忆道:

  我们家的孩子一直受党的教育,都非常热爱党,相信党。可报上说他们的爸爸是“反党集团分子”。在孩子们眼里这可是最坏的人,是最肮脏的。可他们又不愿意相信……每次孩子们走过爸爸的书房都踮着脚,轻轻地,轻轻地,怕碰见爸爸,不知说什么。邓拓一向非常爱孩子,他怕孩子们为难,也尽量避着孩子,装做没看见他们。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他多想像从前一样和孩子们说说话,聊聊天。

  邓拓的五个孩子,女儿邓小岚、邓小虹、邓岩,儿子邓云、邓壮,最大的不过二十二三岁,最小才只有十一二岁,一夜间都成了“狗崽子”,备受老师的质问与同学的辱骂。学校要求他们跟父亲划清界线,和父亲“决裂”。1966年4月17日,即北京报纸公开批判《燕山夜话》的第二天,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学生邓小虹在教室的壁报上贴出了一篇批判文章:“尽管邓拓是我的父亲,我也要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坚决进行批判……”

  邓拓去世前几天,孩子们回家不进他的屋子,不敢正视他一眼,不想跟他说一句话,谈话里不愿叫他一声“爸爸”。陷入深渊中的邓拓,又增加了一层新的自责与痛苦。

  而给邓拓致命一击的,则是5月11日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不仅指责邓拓是“‘三家村’反党小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还指出:“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对此,老作家袁鹰曾这样评说:“邓拓作为老党员,很清楚‘叛徒’和‘反党’之间的本质区别,被定性为‘叛徒’,就永无翻身的可能。”

  妻子丁一岚在单位也看到了《人民日报》转载的这篇文章,下班一回家,她就急切地问邓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邓拓大声说道:“诬陷,纯粹是诬陷!我两次被捕的情况,抗战初期就在太原向黄敬同志讲了。被捕以后,我的组织联系人和我领导的支部都没有受到牵连和破坏。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这是组织上早就调查清楚,下了结论,写在档案上的嘛!”

  可他内心十分清楚,无处可以申辩。邓拓想到了死,一种“自觉的牺牲”。

  【邓拓之死】

  其实,自杀也是需要勇气的。

  经过一天的考虑与煎熬,邓拓终于作出决定。5月17日,他开始伏案写遗书,也是他最后的“申辩”。

  在这封长达四千多字的遗书中,邓拓表明态度,对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表示理解,愿意承担责任、错误以及由此导致的损害。他说:“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他对自己抗战前两次被捕的情况以及党组织的考察加以详细说明,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申诉:“因此,我过去并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自己一直认为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革命的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努力奋斗。”

  丁一岚回家,见邓拓伏案写着什么,这种情况早已司空见惯,没引起她太多的注意。见天色已暗,她走到书桌边,帮邓拓扭亮台灯。邓拓说:“看你今天一天都没有回来,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为防家中监视的警卫偷听,丁一岚赶紧用眼神示意邓拓到书房过道说话。邓拓说:“一岚,我想了好久,你和孩子们还是同我分开一段时期的好。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这样对大家都好。”好一会,丁一岚才开口:“好吧,我带孩子们先避开一阵。”邓拓说:“最好明天就走!”丁一岚答应下来,并说他的问题解决了,就和孩子们一块回来。邓拓闻言,凄然一笑:“你太傻了!”当时,丁一岚半点也没有听出这句话背后隐藏的意思。

  吃过晚饭,邓拓又开始书写,断断续续一直写到深夜。在遗书结尾,邓拓写道:

  但是,无论如何,我已被报上点名说是叛徒了。我的妻子、儿女痛斥了我,离开了我。当然,他们做得对。这些日子,他们已经为我受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我希望今后再不至于因为我而刺伤他们。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写完,没有搁笔,又给妻子留了一封遗书,写在一张很小的纸片上:

  一岚: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患有失眠症,平日处理完手头工作或写完文稿,吃上几粒才能入睡。自停职以来,安眠药已没有多大效用,他几乎彻夜不眠。

  写完两封遗书,邓拓搁下笔来,决绝地拿起早就准备好的安眠药瓶……

  丈夫的死让丁一岚悲恸欲绝,而最让她痛心的是,逝者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里才最安全,红卫兵随时都可能来抄家批斗。最后,她和邓拓的哥哥商量,把邓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里。邓拓的哥哥当时在中科院,邓拓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们将二老的骨灰合在一个坛子里,空出来一个藏邓拓的骨灰。经过一番伪装后,邓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过十年浩劫。

  回顾邓拓的一生,他几乎从未利用手中权力整人,对友人、同事、部下更不会落井下石,而是特别关心与照顾。他为人诚恳厚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作为《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邓拓从不以官自居,跟人说话或布置工作时,“请”字差不多是他的口头禅。遇到过失,不抱怨,不推诿。比如1942年《晋察冀日报》在宣传、解释一个重大口号时出现失误,受到上级严厉批评,邓拓主动承担责任,认真检讨。回到报社,对处理稿件出错的人员,邓拓并未追究,只说了一句“我们共同总结经验就是了”。哪怕自杀前的遗书,也将所有过失揽在自己身上:“目前斗争的焦点是‘三家村黑帮’。这个责任全部应该由我来承当。因为我是负责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的,许多文章又是我写的,别人怎么能够,也不应该为我分担责任。市委的领导,从彭真同志、整个书记处、常委会以及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内,没有什么错误的。如果说有错误,那只有一条,就是你们错用了我,是我在工作中闯下了乱子,给了党和首都的荣誉带来了意外的严重损害。”

  1948年邓拓在中共华北局工作时,毛泽东身边缺少秘书,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彭真觉得邓拓各方面都很合适,便考虑推荐他。这一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的机会,却被邓拓主动放弃了。他虽然对马列主义坚信不疑,但对政治与权力却并不感兴趣,骨子里保持着难得的清醒。

  1966年5月14日,邓拓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文中特别强调:“人人都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得邓拓站在了思想的高点,即便今日看来,仍具振聋发聩之效。故此,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杜导正在《〈才子邓拓〉读后感(代跋)》一文中对他予以高度评价:“如果中国60年代初没有邓拓的声音,没有邓拓的身影,历史将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

  任何个体,都无法逃避时代的冲击与裹挟,必须有所抉择。而一旦作出决定,命运就将他(或她)与所选择的一方绑在一块,荣辱与共。这样一来,另一方自然将其视为另类,而如果又被己方当作叛徒,此身何托?

  于是,世间几乎失去了他(或她)的地位与安身之所,这种孤独、凄凉与困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了的。良知之人,不会背叛与反噬,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我了断。这,似乎是邓拓难以挣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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