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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历史上的吹哨人
作者:祝华新      时间:2020-03-09   来源:新三届
 

  摘要:邓小平说: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一发现问题不对就赶快改

  1984年10月26日,中顾委主任邓小平会见马尔代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小平同志说:“我们建国35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大的,但中间经过了一些波折,耽误了一些时间。最大的波折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波折,中国的面貌肯定不一样了。但五年多来,我们改变了过去‘左’的一些政策。现在我们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

  加尧姆赞扬说:“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邓小平说:“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

  加尧姆接着说:“我们都是人,不可能不犯错误。”

  邓小平说:“是这样。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一发现问题不对就赶快改。”(台海出版社《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本书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员根据音像资料、历史文字及史实图片整理而成)

  邓小平所言建国以来经过的“一些波折”,在党内外也曾有一些忠勇正直的有识之士提出预警,可惜由于传统体制的局限性,他们的声音未能被倾听和吸纳,终于铸成历史大错。但令人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秉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以大无畏的魄力,给这些历史先声以公正的评价,极大地提振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大众中的威望。

  彭德怀的“万言书”

  由于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狂热,“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本是决定国家和人民能否避免“重大损失”的关节点。开国元帅彭德怀给党主席呈送了一份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私人书信,敏感地提醒中央和全党直面即将到来的灾难。如果这封信得到尊重和重视,如果中央能够明白全国形势的严重性,及早采取措施,纠正“左”的政策,本可以力挽狂澜,避免出现那场过来人不堪回首的悲剧。

  彭德怀是如何发现“大跃进”的致命伤的?他在农村考察中,记下了一首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鼓咙胡”,《古诗源》注:“不敢公言,私咽语。”

  人民出版社的《彭德怀自述》记下了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场面:信件送达后——“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高层对形势和彭德怀的用心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封信被冠以“万言书”,导致彭德怀罢官,全党进行“反右倾”斗争,让党内所有意识到“大跃进”偏差的同志三缄其口。

  1978年12月,中央为彭德怀平反,补开追悼会。邓小平在悼词中虽然没有提及庐山会议的是非,但赞扬了彭德怀“耿直刚正”“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文革”前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从秦城监狱出来写出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其中一段话应该是他在长期监禁中痛苦思考后得出的结论:“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陆定一文章于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出。见报前一天晚上,陆定一特意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打来电话嘱咐:“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老部长敢写,秦川就敢发。解放初在中宣部任科学处副处长的秦川,在庐山会议后竟然把彭德怀的“意见书”推荐给全国妇联作为形势报告材料,被康生赶出中宣部,因而对陆定一的见解站得住脚胸有成竹。

 邓子恢:力保自留地,主张包产到户

  土地革命时期最早的苏维埃政府(闽西)主席邓子恢,1952年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主张,农村“合作化”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现实出发、切实尊重农民利益;合作化运动应与国家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1955年,面对高层要求短期内把合作社从65万发展成130万,他坚持认为“冒进”了,从半夜争到天亮,谁也说服不了谁。

  1958年6月“大跃进”高潮中,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遇到邓子恢,问能不能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因为它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邓子恢听了,心中一惊,连忙说: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

  游泳池没法深谈,邓子恢回家后深感事关重大,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详述保留自留地的理由,第二天急送中南海。他在信中痛切陈词:“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毛主席阅信后,感到邓子恢言之有理,从此不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邓子恢力保的一小块“自留地”,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求生的“救命地”。

  1961年春,邓子恢带一个工作组回到家乡福建做调研,得知当年的闽西根据地饿死了很多人。在自己出生的村里,邓子恢带着从龙岩城买来的面条,煮了几大锅招待父老乡亲。几位老人吃了面条对他说:“绍仔(邓子恢的小名),面条我们吃了只是一顿饱,回去又怎么办?帮我们大家想想法子吧。”

  近40天的闽西农村调查,邓子恢把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呈送中央,提出粮食包产、允许社员开荒、停办公社食堂。邓子恢还针对各地崇尚公社核算,建议把生产队变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公社化后盛行的平均主义。这些意见在刘少奇主持讨论修改《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时,被悉数采纳。

  从福建回北京的路上,邓子恢在合肥短暂停留,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交谈中,对当地出现的“责任田”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派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组南下安徽调查。在此基础上,邓子恢下决心向中央报告,建议在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到户”。好心人苦苦相劝,政治形势不明朗,看看再说。邓子恢激动地说:“有些人就是怕丢乌纱帽,却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为了个人得失而放弃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哪还是共产党员?!”

  可惜,邓子恢提出的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当作“修正主义纲领”,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严厉批判,干脆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

  1972年,邓子恢健康恶化。老战友和老部下闻讯,赶往医院探望。病榻上的邓子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与战友们回忆往事,谈得最多的,除了当年的红军生活,就是“包产到户”,甚至预言包产到户迟早还会实行。弥留之际,喃喃细语的他一字一顿,费劲地吐出:“包—产—到—户—没—有—错……”两天后,邓子恢离开人世。(许人俊《邓子恢至死不忘包产到户》,《百年潮》杂志2002年第2期)

  直到1981年,“包产到户”在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的时候,人民日报郑重地为邓子恢拂去“历史的尘污”,宣布:“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强远淦、林邦光《我国农业集体化的卓越组织者邓子恢》,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我忍不住想,如果邓子恢的主张当年就得到落实,我们的父辈会早日告别“文革”中上海发明的半两粮票、辽宁的“陈三两”(居民每月三两油三两肉每日三两蔬菜),早一点圆丰衣足食的梦。

  我们党在总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特意提及“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

 马寅初:“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马寅初,著名人口学家。1956年周恩来在中共八大报告中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1957年6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了书面发言《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

  高层起初对人口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没拿定主意。“大跃进”开始后,不断传来粮食高产卫星的报告,才倾向于“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康生质问马寅初:“你是哪家的马?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

  马寅初是出名的犟脾气,傲然宣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79年6月,陈云看到新华社内参《马寅初的家属希望尽快为马落实政策》,批示给胡耀邦:“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如何请酌。”

  1979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往日静悄悄的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宅院顿时热闹了起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来到这里,拜访了98岁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

  会见是在马老的卧室进行的。马老坐在单人沙发上,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和儿女。

  李贵副部长说:“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

  马老兴奋愉快地回答说:“我很高兴。”“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

  二十多年的是非终于澄清,冤案终于平反。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真理在他一边。(1979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报道马寅初平反时,用了一个标题《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后人意识到,从1959年马寅初“新人口论”被批判,到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二十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约三亿。

  其实,在为马寅初平反前的1970年,中国已经开始提倡计划生育。

  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如何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人口控制是一个需要严肃讨论的课题。马寅初的观点可以在学术场合展开商榷和讨论,但不能贴上政治标签简单否定,一棍子打死,甚至殃及学者本人。他从专业角度出发的独立思考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

  我们的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与时俱进的党。那些历史上的吹哨人,体现了共产党员和公民的勇气和智慧。拨开岁月的迷雾,为吹哨人平反,彰显了党和政府顺应民意的历史担当,无损于党的光辉形象。

  像彭德怀在批斗中写出的交待材料,“文革”后结集出版《彭德怀自述》,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代大学生,增加了我们对彭老总和他的战友们赤诚坦荡的人格敬仰。

  在新中国70年大庆“致敬方阵”礼宾车上,出现了彭德怀、邓子恢的画像。而马寅初先生名列新中国成立70年“最美奋斗者”名单。今天想起他们,过来人心头涌动着历史的沉重和温暖。

  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郑重提出:“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如实地向党反映情况”。“不可看领导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报喜不报忧,更不许可弄虚作假,骗取信任、荣誉和奖励。不准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名义纵容、暗示、诱使、命令或强迫下级说假话。凡是弄虚作假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凡是说假话骗取了荣誉地位的;凡是用说假话来掩饰严重过失或达到其他个人目的的;凡是纵容或诱迫下级说假话的,都必须绳以党纪。”

  “听不见科学家的声音很危险”

  上世纪80年代,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在一次会议上,从马寅初的经历,谈起倾听科学家意见的重要性。

  宋健说,马寅初先生50年代从科学的理论出发,呼吁中国适当限制人口的增长速度,社会并没有理解他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关于经济综合平衡和新人口论的经济理论得到了全面肯定。我们希望各级政府的领导同志都能认真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采纳那些经过充分科学论证又符合国情的意见。即便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科学家的意见一时不能被采纳,科学界也不要误以为自己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意见没有发生作用。

  宋健说,处于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当代科学知识和系统的科学分析。科学界的声音高了、强大了,中国的事情就大有希望。相反,科学界的声音听不见了,那就很危险。在科学决策上的失误将导致几代人的损失,后来人将要付出数倍的代价,才能把失误纠正过来,也可能永远不能纠正。(1989年1月19日《宋健在水资源会议上倡导发扬马寅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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