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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淮:学部大院里的文革旧事
作者:徐兆淮      时间:2020-01-14   来源:新三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大凡往来北京的人,只要一出北京火车站向右拐,便立刻会醒目地注意到,在长安街建国门五号矗立着一幢新建的十五六层的大楼。进出大楼的人衣着随意,上下班时间也不那么整齐划一,既不像是政府官员,也不像商务白领,大多倒像是些并不注意衣着打扮的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北京市各种款式新颖的现代时髦大楼如雨后春笋地屹立于长安大街上,建内五号那幢式样简朴、古板的大楼在后建的现代、新颖的大楼映衬之下,便显得格外陈旧和古板了。然而,当你得知出入这幢寻常楼宇的人大都是国内一流的社会科学的精英和国宝级专家学者,相信你一定会对这幢楼宇和出入这幢楼的人群肃然起敬,另眼相看的。盖因时至今日,人们大约再也不会怀疑这些精英和专家们的学术成果和聪明智慧,毕竟曾经并继续地影响着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决策和文化走向。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革”前,它的正式名字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它学科齐全,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史、哲、经、法等十几个社会科学门类的研究所。学部大院和大院里的知识分子曾经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演绎了许多让人怦然动容、悲痛欲绝的奇闻轶事,这一切,对于现今的人们,即使是置身于学部大院里的年轻学者,几乎也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但这一切,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历史。作为一个亲历者,尤其是毕生难以忘怀的。

 

  三四十年前,那时的学部大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的学部大院里,只有七八幢两层的小楼可怜地蜷缩在长安街上,最高的一号楼也只有三层楼,其余的办公室都是两层的小楼。那时的学部虽也聚集着一大群全国老专家、中青年学术精英,但却因文革的到来,而呈现出另一番非同往常的状态。这状态,不仅迥异于当今的学部大院,也全然不同于一向被称为“翰林院”和国家级社科基地的原本面目。而这不同所显示的,正是那段沉重而畸变的历史。

 

  一九六四年八月,大学毕业后我满心欢喜地来到北京建内五号学部文学所报到,实指望苦读十年,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未料想,为十年从“四清”到文革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所累,到头来.我竟一事无成地离开学部,回到了我读书和出发的所在地南京,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职业和人生轨迹。

 

  离开北京文学所已经五十多年了,如今我已年过七旬,白发满头,依旧忘不了在北京学部大院里的那段峥嵘岁月,忘不了发生在学部大院里的文革旧事。我知道,这并非是人老了总爱忆旧的缘故,实在是那段记忆里,不仅蕴涵了我个人的一段非凡经历,而且也牵动着中国的一段特殊历史。

 

大字报的海洋,大批判的战场

 

  一九六五年底,我等刚分配来文学所的年轻大学生,从安徽的四清工作队归来。虽然自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之后,已能感受到弥漫在文学界的紧张气氛,紧接着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随着文艺界批黑线专政论,批“三家村”,学部一些敏感知识分子已能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期征兆了,因而不免从内心常涌上几分不安的情愫,但从总体上说,学部大院里依然较为平静,从外表还看不到狂风暴雨即将横扫学部的征候,至少像我等这样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一帮年轻人,确实无法预料即将到来的运动风暴。

 

  真正打乱学部的平静酿成学部动乱,并引发十年纷争的是学部党组织所主持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原来,自打报刊传媒猛烈批判“三家村”之后,学部被迫组织了一次关于杨述(学部政治部副主任)“青春漫语”的批判会。会议地点借在吉祥剧院,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正是在这次批判会上,发生平生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会议按原先计划安排发言不久,忽然有哲学所部分青年学者打破惯例,冲上主席台夺话筒,强行发言,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党组书记关山复、刘导生等人搞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戏,一时间会场搅成一锅粥,争吵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人高喊冲击会场者:“滚下台!”有人则支持冲击会场强行发言者。我和大部分人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蕕,只好呆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主持者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更让人意料未及的是,第二日在学部大院即贴出第一批大字报,一部分人反击冲击会场者,维护党组领导;另一部分人则揭批党组,揭批“保皇派”。记得以哲学所和《新建设》杂志为首的一批年轻造反派造反行动最为激烈而学部机关一些党员同志则写大字报予以反击。其他大部分人则持观望态度。在一段时间里,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还是做无产阶级造反派,似乎成了不容回避的政治选择。直到六月上旬,《人民日报》发表反击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之后,方才稍有平息。随后,在对各研究所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的造反行动中,谁也不愿再当保皇派了。造反和造反派成了最时髦、最激进、最革命的词汇。

 

  学部大院大批判的第一个高潮始于运动初期对“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权威”“黑帮黑线”等牛鬼蛇神的冲击与批判。这一阶段被揪斗的对象,不但面广人多,而且揪斗的方式,也是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实可称为这个知识分子成堆、专家学者聚集的学部大院里一道道奇异景观。

 

  即以我所在的文学研究所而言,当时被揪斗批判的对象就有:文学所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现代室主任唐、当代室主任朱寨、古代室主任余冠英、理论室主任蔡仪、民间室主任贾芝、《文学遗产》陈翔鹤,罪名大体是“三反分子”“走资派”,另有俞平伯、钱锺书、吴世昌、吴晓玲、孙楷第等则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即使是崭露头角的一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如胡念贻、邓绍基、刘世德、曹道衡、樊骏、蒋和森等人也曾一度被大字报点名批评。

 

  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学部揭批“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动权威”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文学所所谓“黑线人物”、“黑帮分子”何其芳、毛星等所级领导和俞平伯、钱锺书等权威正处于被揭发、被批斗的惊恐之中。于是,在学部大院内常能看到这样奇异的景观:文学所何、毛、俞、钱等十余人在所里被批斗之后,先是由何其芳带队在学部大院敲锣打鼓地游街示众,此时,被批斗者大都戴着奇形怪状的纸帽子,胸前挂着大小不一的黑牌子。其中,何其芳的高帽子最为显眼特殊,黑牌子最为沉重醒目。率队游街时,还要一边敲锣,一边高呼:“我是三反分子、黑帮分子何其芳!”

 

游遍学部大院后,还需一字排开,站立在文学所六号楼前,接受“革命群众”的责问与羞辱。至今我还清晰记得.钱锺书先生当时戴着一顶酷似古钱币式的纸帽子,被学部工人战斗队一水电工单拎出来接受批斗时的情景:严厉责问钱为什么不许他家高声开收音机,收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云云。弄得钱哭笑不得,无以作答。

 

  面对此情此景,我等一帮青年学子大都始则震惊困惑,不知如何是好,旋即就被一篇又一篇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央文件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所迷惑所引导,而进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况,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深深地陷入到现代迷信之中。记得当时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审干运动的朱寨同志曾好心地提醒我们,年轻时他在延安也曾经历过这一切,意谓切不可过于扩大打击面,云云。未料想,好心的朱寨立即遭到我等许多年轻学子的呵斥与批判。从此在很长时间内,便再也听不到类似的声音了。现在想来,真该为自己当年的幼稚轻信而脸红后悔。

 

  直到“文革”结束多年之后,我等中青年知识分子才逐渐醒悟到,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以至头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却不会思考,不善思考,总是期望伟人和先贤代替自己的思考。

 

  按照常人平日对学部知识分子的印象,我觉得不管是老专家,还是青年知识分子,待人接物总是和蔼可亲、文质彬彬的样子,平日整座大楼里很少有高声喧哗与争吵之事,可是“文革”一来,整个学部大院仿佛顿时变成了沸腾的油锅与火场,一向说话低声下气,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好像完全变了样。一时间争吵声、辩论声、铜锣声、口号声几乎充斥在学部大院的每个角落。大字报贴满了从一号楼到各所的墙壁上,会议室里,就连食堂也挂满了琳琅满目的标语、口号,让人连吃饭也难以安静消停下来。

 

  还记得,运动初期,时在《新建设》杂志工作的刘再复来到文学所批斗何其芳的大会上,以浓浓的福建口音,声色俱厉地揭批何其芳的“三反”罪行,他的口才和胆识曾给我等文学所的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大约十年之后,“四人帮”一垮台,刘再复偏又阴错阳差地调到文学所工作,再后,还当上了文学所所长之职。真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着实让人难料。

 

  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曾经亲眼目睹了学部大院里那一幕幕令人吃惊的怪异场面:文学所一位一向文质彬彬的中年研究员曾在全所批斗会上把厕所里的字纸篓强套在所领导何其芳、毛星的头上,一位平素温文尔雅的中年专家竟伸手打人嘴巴,以示革命的坚定态度。而亲手制作高帽子、黑牌子,强行戴在被批斗者的头上、挂在身上,迫使其在大院里敲锣打鼓、游街示众的也大都是些中青年知识分子。然而,大字报的威慑力和大批判的残酷性到此并未截止。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两派群众的出现,对立的增强,大字报和大批判给人的强烈印象只能是:铺天盖地,触目惊心。这是我十年学部生活的最鲜明印象,也是我一辈子政治生活最为强烈的感受。

 

  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总会对大字报、大批判留有特殊的感觉。在我看来大字报本是中国在特定背景下大众表达民主意见的一种方式,大批判更是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重要的形式之一。文革初期当人们惮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是《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鼓吹造反有理的社论,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把大字报、大批判推到更为激烈、更为残酷的地步。于是,学部文革运动也与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大字报、大批判遂像烈火一般燃烧起来,并迅捷形成燎原之势。

 

  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革岁月中,大字报、大批判早已是席卷全中国的寻常之事,但学部的大字报、大批判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面广量大,转换迅捷。如前所言,学部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部里的研究人员又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重点高校的优秀毕业生。写(抄)起大字报来,龙飞风舞,千言万语皆不成问题,参与论辩,则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记得文学所的祁连修用郑板桥体书写大字报,曾引起许多人称许,许志英抄起大字报来迅捷如飞,而哲学所的徐崇温参与论辩,真可谓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那段时节里的学部,从中心一号楼学部机关到历史所、文学所、外文所的各楼内外,举凡从走资派、反动权威的历史、现实问题,到生活作风的细节,直至吴传启、林××等人造反内幕揭秘,充斥了整个学部大院。

 

  消息灵通,新鲜刺激。作为中央的一个部委,学部连接着中央各部委的中枢神经,又直接通向文革的指挥机关——中央文革。学部所贴出的一些重要大字报,每举办一些批斗活动,常能引起首都各派的关注与瞩目,常能反映出来自“上面”的意向与动作。记得文革开始的两三年内,首都高校和社会各界常来学部观看大字报,参与大批判会,了解运动动向,而北京市造反派凡有重大联合行动,必力邀学部造反派参与其中,并名列首位。那段时日里,学部常能爆出轰动京都的新闻,风头真是出足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中央点名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时,学部贴出了一批“倒谢(富治)”大字报,当时我所在的群众组织(红卫兵总队)参与其中,事情过去了四十年,至今我还记得我与其他“战友”,在学部一号楼前所贴出了一张题为《三个变色龙,一条小爬虫》的大字报,引起很大的轰动响应。那几日,学部大院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几乎成了首都众目关注的重大集会场所,学部门前的自行车停得里三层外三层,拥挤得公共汽车站也不得不改点设置。

 

  文人提笔又动口,君子动口也动手。在人们印象里,平日学部的知识分子们好像大都是文质彬彬、气度优雅的谦谦君子,说话做事一副轻声慢语从容淡定的样子。可是,文革风暴一来,白面书生们好像换了个人似的,顿时性情骤变,脾气暴躁起来,大字报大批判几乎搅得学部大院鸡犬不宁,人人难安。那段时日里,优雅的风度少见了,平和的气氛骤减了。代之而起的则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当时学部大院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正是:“贴不完的大字报,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受不完的罪。”平日感情很好的夫妻,因政见不同而反目,交情不错的朋友,转瞬之间便成了仇人。古人所言的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时已变为“君子动口也动手”,武斗、谩骂的现象亦不鲜见。曾见过,哲学部的青年学子严家其曾在辩论会上被揪掉了头发。文学所的陈全荣、张大明因怀疑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而被抄家毒打。文革就这样把书生变成了角斗士,而学部简直成了角斗场。

 

红与黑的角逐,通天的造反派

 

  大凡熟悉学部的人,大约都知道这里曾经流传过的一句话:“学部一条虫,社会一条龙。”这自然不仅是因为这里曾经聚集过一批文化水平高、学有专长的中青年才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这里有一批具有相当革命经历的老干部和学术成就杰出的学术权威。他们与中央级领导层有着现实与历史的联系渠道,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和信息来源。

 

  不消说,学部来自全国各重点高校的高才生们有着多么巨大的活动能量,当年曾经积极写大字报、参与大批判活动的中青年才俊,如美学家李泽厚,文学家刘再复、张炯、何西来、钱中文,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叔莲等人多年后都已成了活跃在文史哲经各领域内著名的学者专家。而那些“走资派”“老专家”们如何其芳、尹达、孙冶方、冯至、刘大年、任继愈等人,还有社科院院级领导人郭沫若、潘梓年、关山复、刘导生及与中央文革王、关、戚等理论新贵有密切联系的某些神秘人物如吴传启、林聿时,则与中央领导层多少都保留着各种渠道的联系。所有这些能量与关系,都无疑增加了学部运动的复杂性、诡异性。

 

  一九六五年前后,自打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严厉批示和林彪委托江青主持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解放后文艺界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论之后,人们很容易就接受了所谓红线与黑线路线斗争的理论,紧接着到“文革”便出现了两个司令部的概念。受此理论的蛊惑,当时的许多人也往往以誓死保卫红线、揭批黑线为己任。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一以人划线的理论与概念实在有悖于马列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常识,但在文革初期,大多数人却是对此理论深信不疑,并要“紧跟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即使学部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理论影响之下,学部一些资深的老干部和名噪一时的学术权威,早在运动初期,已被当做黑线与黑帮代表人物揪斗打倒,而蛊惑全国造反运动的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却异常活跃地或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学部批判“三家村”和杨述“青春漫语”大会上,当哲学所吴传启、林××等人策动部分人会场造反,会后贴出造反大字报时,我和许多人曾感到迷惑不解,直到哲学所揭发有人秘密串联、暗中策划写大字报之际,人们这才怀疑这些人意欲何为,而当人们得知吴、林原与身处中央文革的关锋过去曾合作署名“撒仁兴”撰文,现又相处甚密的背景:原来,吴、林在学部策动造反,是想在全国首举造反大旗,以便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与批示,获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学部“文革”运动如今已经逝去了四十多年,如果说,当年大部分人都对吴、林在学部策划造反的举动持有怀疑态度,那么.随着王、关、戚的垮台,人们已经大抵明白其中的缘由,而二〇〇八年当我读到《文革前十年的中国》(晋夫)中,披露了一九六六年前后“戚本禹、吴传启等后来红极一时的‘左派’也都到了上海进行串联”一段话时,我仿佛这才懂得“通天的造反派”能量和胆子有多大。

 

  正是在这些自称为红线、自诩为“左派”的通天造反者指挥下,学部的造反派从学部杀向北京,一会儿参加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一会儿又成了揪斗陶铸联络站的重要成员。最终,在成立北京革委会时,夺得了诸多实权部门的领导权。哲学所的周××成为北京市革委会的重要领导成员,文学所的涂某也掌管了《北京日报》大权。

 

  作为一个学部运动的亲历者,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在所谓红与黑的残酷角斗中,谎言肆虐、空话连篇,权利欲望的恶性膨胀、人性的极度扭曲。在这里,我也见识了一些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文章写得颇为出彩的“左派”们是如何玩弄阴谋和权术,欺骗群众篡夺权力的。

 

  红与黑的角斗,两条路线的理论曾经毒害过许多青少年学生,也迷惑我等刚入学部的青年学子。直到我在学部目睹了这一理论蛊惑下,一派群众组织的青年学子陈××仅因怀疑中央文革的王、关、戚是学部吴、林的后台,就被打得皮开肉绽,另一派群众的朱××抄家被发现有议论当时流行的某些理论,而被揪出批斗,最终采取迎面冲击火车卧轨自杀的残酷事实。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禁震惊不已,扼腕叹息。及至一九七一年在五七干校,听到林彪折戟温都尔罕时.我与一些青年学子,这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这一理论的正确与否。

 

  红与黑的角斗,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给予了我等中青年知识分子终生难忘的启发和教育。让我们明白,在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中,企望紧跟人头、紧跟路线,不辨是非、不动脑筋走捷径,终究会误入歧途,犯大错误,甚至犯了大错而不知错在哪里。诚实与慎重,仍应是应对人生难题的有益箴言。这当是学部大院文革经历给予我的最大教益。

 

大院军号响,老九操练忙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当学部运动也像全国各地一样进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之际,中央决定,派工、军宣队进学部,占领并领导上层建筑。应当说,这既是运动的需要,也实在是无奈之举。此时的工、军宣队面临的是混乱不堪的一副烂摊子。斗、批、改已无法进行下去;群众组织对立情绪甚浓,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之中。

 

  按理说,此时的学部正需要上级组织派驻强有力的领导干部改变现状.使学部运动和工作步入正常轨道。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最终只能援引北大、清华之例派遣工、军宣队进驻学部。

 

  派遣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和社科研究单位,是文革中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补救措施和权宜之计。时过四十多年,如今看来,用文化层次较低的工、军宣队来占领上层建筑,就如同文革中提拔劳模陈永贵来当副总理,让王洪文担任党的副主席一样,颇像是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其荒谬与可笑自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工、军宣队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学部之后,确也爆出不少让人哭笑不得,又让人不得不深思的奇闻。

 

  首先是,文人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与军营化管理的鲜明反衬。也许文学所军宣队清瘦精明的薛队长和他部下那些来自农村的朴实战士,也许来自轧钢厂的工宣队壮实的丁队长和矮小的老李,还有胖胖的赵师傅和高高的王师傅,在部队在工厂原都是不错的军人和工人,但当他们接受派来领导、管理学部的老干部和社科研究人员,让那些白发苍苍、行动缓慢的老干部、老专家集中在办公室里,打地铺睡在水泥地上,令一向自由散漫的文人们,听命于军号声而早起,集中出操,排队吃饭,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这情景这场面本已显得滑稽可笑了,而透过那些悲喜剧,又怎能不让人悲怆痛心?

 

  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当时的我感到既陌生又新奇。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虽然对于排队吃饭,饭前要唱语录歌,课间要跳忠字舞,颇感不适,要完成听军号声出操之类却并无多大困难,而对于像何其芳、陈翔鹤那样的老干部老专家则就困难多多了。这两位都是年近六十岁、身材矮胖之人,即像睡地铺起夜、听军号出操,也就着实难为他们了。难怪当时就传出,陈翔鹤起夜因难,只好用茶缸接尿,而何其芳则因操练不济,常受到不明事理的小战士训斥。而那些年龄不过二十来岁的小战士,哪里知道年迈尿频本属老人常见病,而早在抗战时期,何其芳就在延安参加过贺龙将军的野战部队。

 

  作为学部的年轻学子,文革中我参加被某些人嘲笑为“鸡”派(机会主义)的红卫兵总队,这派群众组织主要宗旨便是始终反对吴传启、林××等“左派”及其后台王、关、戚。一九六八年前后王、关、戚相继垮台后,我又参加过清查“五一六”专案。大约正因如此,工、军宣队进学部,便让我继续参加专案组工作。既搞历史专案,又参与清查“五一六”专案。正是在专案组期间,我接触了钱锺书、陈翔鹤及王春元等人专案。其间,亦曾发生过一些值得一记的轶事。

 

  关于钱锺书现行言论的审查与结论。对于钱先生的历史与学术成就,即使是文革中亦未有多少异议,当时有大字报所揭发的现行言论却多是置人于死地的现实“罪行”。其一是有人揭发钱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时,曾说过我不把翻译《毛选》工作带回家做,是怕亵渎了我的家。其中“亵渎”二字是用英语一词说的。其二是,有人检举钱说过一段关于厨房政治的话语,大意谓:食客吃菜不要光看厨师端出来的菜肴五光十色煞是好看,你却不知道,在厨房烹饪时是多么肮脏!政治大体如此。

 

文学所凡是了解钱先生为人的人,大都知道钱先生出于留学习惯,平日说话喜好幽默说笑,有时不免失之刻薄,其实并无多少恶意。因此,给钱先生做现行结论时,便以第一条属孤证,无法做结论,拟作推翻;第二条属于错误言论,错误在于未能区别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谁都知道,在当时情况下,第一条属恶攻,是死罪;第二条罪名,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实在算不了什么。政治斗争本就很难离得开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甚至污血与肮脏的。何况,钱先生说此话时,亦只是泛泛而论,并无具体指向和特定背景。

 

  关于陈翔鹤之死。陈原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沉钟文学社的重要成员、《文学遗产》主编兼历史小说家。他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当时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在“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语录风行之后,尤其是在“文革”前夕,却遭到严厉的批判,被视为“影射文学”的代表作。工、军宣队进驻学部之时,陈已年届六旬,身患重病,却要被迫与大家一道住到办公室地铺上,身心既已疲惫不堪,加上所里连续举办批判会,逼迫他承认影射问题。陈终于被迫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致死。陈之死未留任何文字或言语,工、军宣队却无端地为之做出了“服毒自杀身亡”的结论。进而影响到他入伍的子女和家人。在那个野蛮的时代,即使是冤屈自杀,被迫自杀,自杀者及其家人,也会遭到不该有的骂名与待遇。这当是那个非常时代所给予我们的深刻教训。

 

  在专案组,除了参与对资深老专家历史旧案的审查外,我还接触了文革新案——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的清查。文革过来人大约都明白,“五一六”反革命一案是“文革”中历时最久、波及范围最广,又屡经中央下达清查文件的一个大案件,也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谜团。如今时过境迁几十年,作为参与清查的当事人,仍然还有不少难以消除的迷雾,让人看不明白。

 

  首先点到“五一六”兵团的,乃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而我最早听说“五一六”兵团则是一九六七年冬季。该兵团似乎是由少数走极端的青少年学生组成,意在宣扬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思潮。随后听说学部红卫兵总队在法学所办了清查“五一六”专案的学习班,已向中央报送了清查“五一六”的材料。学部俨然已成了“五一六”兵团的大本营。虽然,我所也为涂××、外文所也为兴××办过学习班,但所交待材料,大多仍扑朔迷离,似是而非,一时间委实难以判断真伪。直到工、军宣队进驻学部,接受了有关专案材料,中央紧接着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又发布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部署在全国开展揭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从而在全国形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作为学部运动的亲历者,连我也搞不清,到底是学部误导了中央,还是中央文件误导了学部和全国各地。最终清查“五一六”简直成了一笔糊涂账,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以至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也自杀身亡了。

 

  在工宣队胖胖的老赵师傅的主持下,我与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小张共同参与王春元和张×的“五一六”专案工作。那时节.所谓清查、办案通常不过是背诵语录、政策攻心及轮番上阵、疲劳轰炸。所谓语录无非是毛主席关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语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之类,显然都是一种针对阶级敌人的有罪推定,而非无罪审查。至于政策攻心疲劳轰炸,那就让人难以承受了。一次对王春元连续攻心二十多小时之后,已是深夜两三点钟,我实在吃不消,就找了个地方休憩了两个小时,后来被军宣队小战士小张发现,竟把我找去训斥了半个钟头,大意是清查“五一六”就是对敌战场,你随意离开战场不就是临阵脱逃么?被小战士如此严厉批评后,我心中虽有不平不悦之感,但一想到像何其芳、朱寨那样的老革命、老干部都动辄挨训,我等小子还有什么怨言呢?

 

  拿这套简单化的斗争方式,对待并无实证的所谓“五一六”分子,自然毫无成效可言。王春元和张×都是颇有人生经验的中年人,虽然面对工、军宣队如此强大的阵容,并无惊慌失态之举。大体说来,王春元更能沉得住气,任你发火猛批,他从不硬顶,也不乱供。故而审查后期,审查者与被审者几乎成了要好的朋友,并无多少芥蒂。而张×在清查时则又是另一副架势,他能口若悬河地诉说交代,也能痛哭流涕地下笔千言地写上一摞交待材料,当然,那些材料虽然繁冗,却大都无法落实。以至清查后期,所谓“五一六”一案即将撤销时,反转来还要动员他自己收回、否决那些水货材料。

 

  直到干校后期,一九七一年林彪折戟于温都尔罕之后,我等知识分子这才如梦方醒地悟到,正像运动初期制造的批吴晗《海瑞罢官》、批彭陆罗杨案、批肖、杨、余、傅案、批刘少奇案一样,折腾了三四年之久的清查“五一六”案,原来也是一场历时既久、波及面甚宽的冤假错案。所不同的是,前者整的大都是党内高级干部,而后者挨整的却大都是响应号召参与造反的群众组织。一场打着革命旗号的文化运动,就这样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几乎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整整被折腾了十年之久。是耶非耶,岂不更值得全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深思么?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学部运动正处于斗批改和清队阶段,随着林彪一号战备令下达,我与学部所有人员,扶老携幼、连家带口,全部被疏散到河南信阳地区五七干校。离开学部大院那几日,我常带着留恋的目光打量学部大院里的一号主楼,还有文学所的六七号楼,那里曾经寄寓着我期望当学者专家的梦想,如今我知道再也难以实现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愫不由地泛上了心头。

 

大院里的新角色:木匠与清谈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毛泽东发表了针对广大干部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一年之后,借助林彪发布战备一号令之机,学部统统被赶到河南五七干校。不过,一同被驱赶下干校的,就不仅是轮流分批的问题了,而是包括像俞平伯、钱锺书、何其芳、蔡仪那样的老弱病残。同干部一道前往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与小孩。

 

  当然,当年下干校时,我等一干青年知识分子尚是懵懵懂懂地明事理,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归宿在何方,一切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直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罕,我们才开始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思考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还记得,在明港军营里传达林彪事件时,我们或坐在床边,或坐在马扎上,整个会场寂静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然而,我们的内心却震撼无比,仿佛顿有大梦初醒时的彻悟。

 

  一九七二年夏,我们在干校折腾了两年半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学部大院。然而此时此,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生活秩序已非昔日可比。一九七二年九月前后,随着工、军宣队奉命撤出学部,再也听不到军号和出操之类的军事条令了。整个学部好像进入了运动的间歇期和调整期。没有昔日的喧闹,当然也没有文革前浓浓的学术空气。清查“五一六”行动已陷入停顿,学术资料室、图书馆仍然关闭着。研究工作当然无从谈起,但学部知识分子内心积聚的苦闷终究需要宣泄,长久储存的能量终究需要释放。于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学部大院终于出现了一些与国家级社科研究基地极不相适应的奇异景观。或者可说是在短暂平静的背后,又悄悄刮起了三股异样的风潮。

 

  其一是乒乓健身风。每日清晨,或是午休、晚饭之后,总有一批年轻人聚在乒乓球桌前,羽毛球场上,打球健身,消磨时光。这时候,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大抵已消除殆尽,过去的争执辩论也已不复存在。我素来爱打乒乓球、羽毛球,且在所内一直排名前三强,此段时日里,我的乒乓瘾不仅得到极大的满足,而且还常与对立派的张炯、王春元过招,几乎忘掉了过去的芥蒂。而在羽毛球场上,竟也吸引了像许志英、王保生、董乃斌、何西来等不太喜欢运动的人满怀兴致地投入进来。当然,也有不少人借打扑克、下象棋打发时光。这大约是十年文革中,我度过的最轻松、最逍遥的时光。当然,也是我辈知识分子思想由迷感到清醒的重要阶段。而每每在打球之后的深夜里,总希望能找一二知音诉说心中的郁闷。

 

  其二是打家具风。平日里,人们常把读书人看作是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无用之人。在干校两三年的日子里,人们总算看到知识分子也能学会种田盖房等劳作,现在回到北京实在无事可做,又满腹怨气时,我们终于又找到一种发泄方式。那就是自己打家具,并在文学所蔚然成风,成为一道景观。于是,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那段时日里,我等文学所中青年知识分子又再次转换了自己的角色:由中青年学者变成了能工巧匠。那段时节里,我几乎整日就想着怎样对付斧子、锯子、刨子和凿子、钉子,谋划榫头与榫头的对接,我将所有精力发泄到即将打造的某一件家具中去。那一年夏天,当我在文学所在学部大院空耗、白待了十年之后,我已决定告别学部,调回江苏工作、安家。有时当昔日干校的“战友”应召去开会之时,我一人把自己关在六号楼一间铁皮门办公室里(自干校回京后,我等单身汉无处安身,只好住在办公室里),挥汗如雨地打造家具,以作回宁安家之用。

 

  那一年里,我陆续打制了一个碗柜、一个半截柜、一张大方桌、一个床头柜,还有两个小方凳。我知道,我的手艺不算好,在文学所家具打得最好的无疑当推许志英和裴效维,他们一个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一个是北大的高才生。许打的半截柜,裴打的沙发,真跟家具店里买的差不了多少。如今,我的一本书里,还夹着一张沙发设计图,那便是我临离开北京时,裴效维帮我设计的。如今,调离北京和学部大院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仍保留着一些自己亲手打制的家具,盖因那些简陋的家具里,寄寓着一个特殊年代里我的难忘记忆。

 

  其三是清谈议政风。中国古代读书人中似乎早就流传着一句话,叫做“身居乡野之中,心在庙堂之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学部知识分子虽然因“关心国家大事”而吃尽了苦头,虽然也在一段时期内,被迫当过逍遥派,在玩乒乓、打家具中宣泄了心中的怨气,但大多数人都还不是消极出世者,胸中仍跳动着一颗爱国爱民的红心。即使是在林彪、“四人帮”肆虐之时,他们仍然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国家的命运。平日里,或午后或夜间,总有三五人或七八人围聚在一起,议论学部运动的走向,更议论朝政的得失,甚至中央高层人事的悄然变动,而且往往也大抵分析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

 

  最让人惊奇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前夕,何文轩回关中探亲,临行前,参与清谈议政的核心人士许志英、栾勋等人就预测到,等到何探亲归来,或许那几个红得发紫的人,就要“完蛋”了。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真不出所料。难怪有人称他们时常参与清谈议政者为“清谈组”,也难怪有人说,清谈组的“常委”倘有机会进中央政研室,一定干得并不逊色。

 

  离开学部大院已经三十四年了。如今我还依稀记得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离京那天,北京的冬天已经来临,天气灰蒙蒙的,风沙渐起。想起一九六四年八月满怀心志来文学所报到,蹉跎十年后离京之际,除了自己所打制的几件家具,在业务上,我几乎一事无成、空手而归,心中不免泛起一阵难言的酸楚与落寞。我并不后悔来到学部文学所,十年的学部生活毕竟让我见识了许多,学会了许多,而这一切又是别处别时难以给予我的。

 

  亲历了学部文革运动之后,即使是调离了学部,我仍不时地拷问自己。文革之中,当极左之风盛行、兽道肆虐之际,学部知识分子却在相当长的时段里,陷入集体无意识和集体哑语的状态之中。

 

  这种哑语和哑语背后的怯懦通常表现为初期的迷乱困感,继而是迟疑、探索,最终才是清醒、彻悟。较之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林昭、张志新和学部的顾准等人,我辈青年学子就显得过于懵懂、迟钝,更缺乏坚毅与勇敢。一位当代作家在回顾自己文学生涯时,说过一段充满激情又颇有见地的话语:“有识见容易,有胆识很难;耐得住长夜的寂寞更难。由于怯懦和患得患失而浪掷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以为,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遗憾,更应是我辈知识分子的最大遗憾。

 

一位伟人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而要记住历史,便尤需要不断拷问自己和自己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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