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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诗二首(写于1959年)
作者:      时间:2019-11-29   来源:
 

“145号”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调令,从武汉军区总医院调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领导安排我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一个高干病区,坐落在外科楼的四层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那时,我是住院医师,分管六七个病人,其中5床的那个病人叫“145号”。经科室领导介绍,“145号”就是庐山上“跌下马来”的彭德怀。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时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专案组定为“145号”。

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务,我心里不免一阵紧张。然而,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能推辞。科室领导及专案组人员反复对我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有问题按级请示报告;医护人员进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谈话,不应回答与诊疗无关的事情;除有关医务人员及专案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病房;5床的房间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非医疗需要,不让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接班后,我认真地听了交班医生的介绍,又仔细地复习彭德怀住院以来的病历,得知他的详细病情:彭德怀是因便血十余天,且越来越严重,上厕所都起不来,于1973年4月12日晚8时许,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的。初诊为直肠癌。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中央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

4月26日,医院为彭德怀做直肠癌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我第一次进“145号”的病房,是和病区正、副主任一起查房。彭德怀半坐半卧在病床上,看到他稀疏枯白的短发,倔强而消瘦的脸庞,呆滞忧郁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显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英雄。

“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荡阴冷。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

也许看到我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的病历卡对我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

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

此时,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细胞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受尽病痛折磨,很痛苦。他的身体虽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每天数次到卫生间里,自行清洗大便,为假肛换熬料。医生、护士要帮忙,他挥手拒绝,说:“太臭,你们走开!”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倾吐出来。他激愤难平地说:“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庐山,我以私人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还有就是在上庐山之前,我出访了东欧一些国家,因此说我‘里通外国’,搞什么‘军事俱乐部’,这完全是强加于我,我绝不承认,因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嘛!”

他有时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嘛!”他不时流露出有话无处诉说的心态,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念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字,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

每次查房,总听见他喃喃自语:“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怀一生最敬佩的人。我俩在一起三十多载,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说我像猛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儿逆耳忠言了?这样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人们有时喊你一声‘万岁’,是出于对你的敬仰和热爱,如果张口闭口高呼‘万岁,万万岁!’这就让人怀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别有用心。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

在最后的日子里,这些话他反反复复地说,医护人员虽然不便与他交谈,但这些话大部分都记录在病历上。

梦中大喊:“冲啊!同志们”

有时,他会突然变得很沮丧,呆呆地望着窗口投射进来的一束光线发愣;有时,他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或许是沉浸在回忆里;有时,他会独自流下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旧事。

“主席,你什么时候变得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呢?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啊!你过去的宽宏大量到哪儿去了呢?你被‘左’倾路线排挤的滋味难道不记得了?你批评王明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讥讽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难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变了!”

我们医务人员想尽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缓解,他就会不停地说下去:“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了,或让我解甲归田,回家当农民吧!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怀有错,可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总可以吧?但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

“否定我彭德怀事小,否定历史,否定事实,否定真理,否定党的原则事大啊!”

在我负责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帅,但别人都比较安静,只有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的吼声。他不愿回答医生查房时的询问,对如何给他治疗,用什么药,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他有时双眉紧锁,沉默无言。夜深时,我们曾听到他梦中大喊:“消灭敌人!冲啊!同志们……”接着,便是很长一阵无休止的咳嗽。

总感觉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毛泽东诉说,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见毛泽东!”我们医生、护士爱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说什么,只好这般安慰他:“情绪不要过于激动,思想不要考虑太多,以免影响身体。”他反倒把声音提得很高,两眼直盯着专案组人员看守战士手里的笔记本,“你们记吧!就说我有意见,有气。要是把我现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们才是!”

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时候却又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他的声音哽咽了,太阳穴边曲张的血管搏动着,眼睛湿润,两道混浊的泪水流过微显浮肿的脸颊,两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颤抖。他渴望向自己的亲人倾诉衷肠,却说不出一句话。

医生查房时,他很少诉说身体状况,总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绝地说与病情无关的事情。但我们有规定,听到不回答,不外传。

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脚上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他面色铁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插在袖筒里,浑身瑟瑟颤抖,目光呆滞而无奈。

这种万念俱灰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他显然力不从心,知道命运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时常怒火中烧,不停地和看守战士大声争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对着战士吼叫:“我要见毛主席,不然你们也把我开除出党吧!拉出去枪决好了!好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说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战士冲他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

彭德怀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多个部位,肩膀肿得厉害,痛得不能动弹。经医院及科室有关人员研究,拟给他进行“放射”治疗,并报专案组及他唯一的一个亲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后着手实施。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情绪变得更加起伏不定。当我询问他病情时,他常常答非所问,只顾诉说自己的心事;看守战士干涉他时,他也根本不加理会。

比如,我问:“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坚持放疗。肩膀和腰部的疼痛减轻些了吧?”他回答说:“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医务人员推着他通过人来人往、昏暗阴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疗”。他身穿黑棉袄,脚蹬圆口布鞋,头上戴着鸭舌帽,一个大口罩几乎遮盖了整个脸。他已经步履维艰,只能坐在轮椅上,更加显得老态龙钟,没有人能认得出这就是曾经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他常常自言自语:“我还是那句老话,‘是非有公断,事久自然明’,主席说叫历史去做结论吧,我等着历史做结论。”

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当看守战士阻止时,他骂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烦躁不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发绀。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不分昼夜地观察着他的各项生命指征。他终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渐进入半昏迷状态。

11月4日,医院征得专案组及他侄女的同意,给他做气管切开术,以维持最后的生命。此后,他完全不能说话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无人的时候,他常常侧过头去,眼泪默默地流淌在枕头上。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当医护人员给他吸了痰,他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着,张着嘴“啊、啊”地想叫喊。

他顽强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极限上坚持着,可是,他已经筋疲力尽。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心脏,停止了跳动。在那个苦涩的岁月,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护士像对待每一位逝者一样,常规地为他做最后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之后一条洁白的床单严严实实地遮盖了遗体。

附注:杨汉勤,1939年6月生,1966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现广州中山大学)医疗系。曾负责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人的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他一直是负责的住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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